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革命带来的潜在失业规模日渐清晰，一群本来没有共同语言的亿万富翁、工会人士及其他人士纷纷呼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认识到这些错位带来的威胁是可喜、及时的，但是转向全民基本收入寻求慰藉并不是个好主意。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容易受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影响，其中制造业、行政和呼叫中心的例常及重复性的工作最容易取代。牛津大学马丁学院(Oxford Martin School)的研究估计，未来20年期间，美国高达47%的就业岗位、英国和欧洲约40%的就业岗位，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更高比例的就业岗位，可能将被机器取代。计算能力和机器学习的指数级增长将加剧工作岗位的脆弱性。

把这场变革当作又一场工业革命、并且因为之前所有工业革命都带来更多、更优质的工作而感到宽慰是误导性的。这一次不一样——无论是在变革的速度还是波及面上都是如此。新工作岗位增加的速度慢于旧工作消失的速度，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新工作的质量更差，因为全职的就业岗位会被临时工作或应急合同所取代。

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地区，也是那些与经历创纪录收入增长和低失业率的有活力的城市在地理上隔绝的地方。随着飞涨的住房和通勤成本降低了就业流动性，移居这些城市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在被变革甩在后面的地区，贫困和不平等的地理集中度不断上升。政治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地位脆弱的工人们的合理关切必须得到应对。但全民基本收入并非解决之道，原因有五点。

首先，全民基本收入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全民”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即便是在最富裕的社会，如果全民基本收入被设定在一个提供适中但体面生活标准的水平，那也是无法承受的，将导致不断膨胀的赤字。填补全民基本收入预算的黑洞，需要进一步提高税率或者从健康、教育等其他领域重新分配资源。

其次，全民基本收入将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其典型的目标是用简单的全民补助来取代现有的失业救济金和其他福利。正如总部位于巴黎的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所展示的，将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如失业、伤残或住房补贴）的福利支出，通过普遍的转移支付重新分配给每个人，结果是最需要的人群得到的补贴减少了。亿万富翁们得到的多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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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民基本收入会削弱社会凝聚力。个人通过工作获得的不仅是收入，还有意义、地位、技能、人脉和友谊。让收入和工作脱钩，同时奖励人们呆在家里，正是社会衰败背后的原因。犯罪、毒品、家庭破裂及其他具有社会破坏性的结果，更有可能出现在高失业率的地方，这一点从美国的毒品泛滥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四，全民基本收入会削弱人们参与社会的动机。更强大的安全网至关重要。任何体面的社会都不应容忍极度贫困或饥饿。但是对于那些有能力劳动的人来说，外界的帮助应该从设计上鼓励个人和家庭参与社会；帮助人们战胜失业，找到工作，重新培训，搬到另一个城市。只要有可能，安全网应该是一条引向有意义工作和社会参与的生命线，而非终身依赖的保证。

第五，全民基本收入为企业和政治领导人带来“灵丹妙药”，反而拖延了关于就业岗位未来的讨论。富裕国家的人口结构压力，以及人工智能对贫穷国家发展前景构成的深层次挑战，增加了这种讨论的必要性。必须有更多的兼职工作、更短的工作周以及对家庭劳动、创意产业、社会和个人护理的奖励。忘掉全民基本收入；要扭转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社会错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思考收入和工作的方式。

本文作者是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全球化与发展教授、《发现的时代》(Age of Discovery)一书联合作者

译者/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