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近来在中国，大陆一波“社会主义有点潮”议论方兴未艾，给人的感觉是，似乎中国已经在引领世界潮流了。不错，习近平是将中国的实践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来定位的；他把世界社会主义的500年历史分为六个阶段：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探索；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面对人类一系列难题一筹莫展时，中国有信心提出“中国方案”。

的确，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社会主义思潮在抬头。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好处，大多数被顶尖1%的人口攫取了；99%人口的收入要么增长缓慢，要么停滞，要么下降。有几代年轻人没有尝过资本主义的甜头；难怪近些年的民调显示，年轻一代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和他们的前辈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他们成就了桑德斯这样公开打出社会主义旗号的左派民粹主义政客；而10年前，这在美国政坛不啻于自杀。在欧洲，同样的民粹政治也方兴未艾，而且北欧也是社会民主最发达的地方。然而，中国是否能够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潮流，还得看中国是否真的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真谛，真正把握住世界潮流。

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在认真探索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情况和发展新趋势，并提出一些理论创新。然而，在官定的宣传口径下，学术探讨的空间很窄。我们看到更多是沉渣泛起——几十年没用过的陈词滥调，被几十年不得志、几十年没有更新知识的人带了回来。中共的“返璞归真”是他们的机会来了；他们工作非常卖力，但其综合效果让人们常常误以为文革要回来了。中国的政工干部、宣传系统、党校、社会科学院、近年来大批新建的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一部分老文科院系里充斥了大量这样的人；加上学术界和政界的权力结构和根深蒂固的庸俗文化，他们不是事实求是，进行探讨、创新，而是急于迎合“上意”，卖弄滚瓜烂熟的教条，造成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泛滥，把好经也念歪了。误人误己不说，更重要的是误国误民。

资本主义民主正面临巨大的困难，但这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已经准备好取而代之。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和大跃进时代的中国都被证明是过分自信了；资本主义延续至今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发展，也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没有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反思，同样的错误有可能重犯。

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是市场逻辑渗透一切，包括社会和政治；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为本，是权力逻辑渗透一切，包括经济和社会。两者都不是以社会为本，因而都不是社会主义。前者滥钱，后者滥权。

传统社会主义最大的困难是对权力的制约。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栽在这上面。滥权、腐败、脱离群众、特权阶层、对社会和个性发展的压抑、经济没有活力、创新能力低下等，这些是造成社会主义阵营一夜间垮台，被人民抛弃的根本原因。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的路”，不无道理，但他批评的传统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国家主义——更确切地讲，是党国主义，因为它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党和国家，而不是围绕着社会设计和运转的。今天的中国仍然没能够脱离这个巢臼。

中共优于其他执政的共产党的地方是，它下了很大的气力试图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弊端。毛泽东的办法是发动群众造反，通过大批判和体力劳动来改造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和生活作风。很显然，他失败了。目前，中共当局的办法是大张旗鼓地反腐，从制度建设上建立起对权力的监督，以及增强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天下为公的信仰，但这个办法基本上没有涉及群众和社会的参与。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虽然还须假以时日、拭目以待，但历史的经验并不乐观。因为这完全依靠执政党的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不断地遭到权力无处不在的侵蚀。

在中国大陆，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清廉。今天的干部素质并不见得比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差，但他们面临庞大得多的诱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和金钱结合，不仅造成贫富两级分化，也催生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共反腐的勇气、决心、力度和成就都值得称赞，但揭露出来的腐败，其深度和广度触目惊心，不能不引人深思。混合体制造成的滥权和滥钱的夹击，很少有人能够抵挡，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受到抑制。腐败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引起普遍不满，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国家在“维稳”的巨大投入（已超过军费开支），大大压缩了社会发展的空间。如近年来司空见惯的，在社交媒体和日益发达的通讯和交通网络条件下，自发的社会团体和活动不断涌现，而政府则不断地限制、引导或粉碎它们，视之为不稳定的因素。

严密的控制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低，个人也无法充分全面发展，这和马克思原来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正相反：被压制的“公民社会”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而且从根本上讲，高压下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也影响民间的创新能力。历史上所有富于创新能力的社会，都有相当的结社自由和密集的社会组织网络。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社会活力不够。苏联、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是，一旦高压不再，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即刻浮出表面，造成大面积、长时期的社会动荡、民族宗教冲突和国家分裂。政治高压和社会矛盾积累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党国主义体制下，人民有可能受益——如果执政党真正实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话；但这至今尚未有可靠制度保障，因而也常常走向反面，如苏联，成为特权阶层的天堂或腐败的大温床。说到底，民主是绕不过的坎。民主的议题就是社会问题的议题。中共也常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却少有具体行动，因为具体到每一个干部，都希望自己的权力越大越好，都希望为民做主而不是被民做主。一旦他们不为人民谋幸福，转而为自己谋幸福，甚至骑在人民头上做老爷，人民也拿他们没办法。

中国有一种从文革时就流行的观点：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烟幕，维护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因而是虚伪的。不错，西式选举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很容易为金钱和利益集团所操纵，而且决策和执行力都跟不上快速变化的时代，但它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波兰尼（Polanyi Karoly）指出的，现代民主是社会对资本的反抗和制约，是用选票来抗衡金钱的政治壮举，而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废除奴隶制、八小时工作日、结社罢工的自由、义务教育、民权和人权保障、福利国家等。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因为它们关心的是社会议题，与资本发展的逻辑毫不相关。正是在民主政治的制约下，资本主义才没有发生马克思预测的、由社会两极分化、中间清空造成的大革命态势，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往往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多。

但这种民主政治是以主权国家为前提的。在全球化下，资本已经逃脱主权国家的羁绊，因而也逃脱了与之抗衡的民主力量而在世界范围内肆虐。这才是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而社会对资本的反抗则是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有点潮”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以社会为中心，社会的逻辑——既不是市场逻辑也不是权力逻辑——占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的预想中，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会被推翻，国家最终也要消亡，剩下的只有社会，政治和经济都要服从社会需要。以这样的社会为中心来构织个人、政治和经济生活，才能使社会的功能、个人的身心和才干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世界各地那些造成“社会主义有点潮”的民众，要求节制资本、解决民生问题，但绝不希望一个政府来管他们怎么讲话、如何思想、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些在一个健康而发达的社会里，人民自己会处理得很好的。人民应该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而不应该在国家的包办下。

因此，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这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迄今为止基本是个空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必不可少的；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党的领导除了要用来追求国家主义的目标（例如民族复兴、强国强军之类），也必须用来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即社会建设）。过分追求国家主义的目标也会损害社会主义的目标。

中国的社科界应当大力研究健康社会成长的条件和政策选项，如民主参与的方式方法、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产生和发展的机制、自治自律的制度选择和创新、防治犯罪的途径、如何使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而不是资本的需要，以及如何利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逐渐趋向于零的生产成本和日益发达的各种网络来为社会建设服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