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高调宣布“扫黑除恶”，成果显著，凸显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中央部署，但也引发“运动式扫黑”以及扫黑演变成地方政府“政绩比赛”的担忧。

中国官方高调宣布“扫黑除恶”的两个多星期内，各地至少有6000多名黑帮分子“应声”落网。这份成绩单凸显地方政府配合中央部署的积极性，但更引发“运动式扫黑”以及扫黑演变成地方政府“政绩比赛”的担忧。

中国各地近期先后展开扫黑除恶集中收网行动，公布丰硕的战果。综合中国媒体报道，浙江、河南、陕西、内蒙古、云南、河北、山东等地都抓捕大量涉黑涉恶人员，仅仅是这些已经披露的数据，已经有至少6000多人落网。

一批黑社会分子的宣判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山西前天宣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的首例涉黑案件，其中一人被判处死缓、四人无期徒刑，另有四人被判刑八年至20年。

同日，广州也对一项黑社会性质案件作出宣判。据新华社报道，案件涉及“村霸”暴力垄断工程，共有54名被告、74名辩护律师，刷新广州市两级法院审理的涉黑案件纪录。

各地的扫黑除恶工作都融入明显的地方特色。例如，内蒙古把土地草场承包纠纷、矿产资源开发恶性竞争等引发的涉黑问题列入打击范围。西藏则要求民众举报“与达赖集团相互勾联”“参与实施分裂破坏活动”，以及“向群众灌输‘中间道路’‘保护母语’等反动思想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黑恶势力”。

多个地区也特别把矛头指向“威胁政治安全”的黑恶势力。例如，重庆、浙江、山西等地把“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列为重要打击对象。

中国基层黑势力多年来已从街头流氓的“硬暴力”演变成新形式的“软暴力”。一些黑恶势力在合法外衣的庇护下渗透各个领域，有的甚至通过进入地方政协、人大，直接和官员建立联系，让基层政权“变黑”，原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汉就是黑势力染指政治的典型。

有分析认为，这类渗透到基层政治的黑势力在中国并不是个例，若基层政权持续黑社会化，将阻碍中央推行政策和实施法令，威胁中共的基层统治，这也是中共需要大张旗鼓扫黑除恶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在上月24日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本月2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又联合下发《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要求全国政法战线以“零容忍”态度，依法从严惩治，重拳对付黑恶势力，并确保在今年农历新年前后取得积极成效。

尽管官方指令下达时间不长，各地都雷厉风行加入扫黑除恶斗争，并且在农历新年前纷纷亮出成绩单，让外界形成一场“运动战”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的观感。

受访学者向《联合早报》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黑恶势力，特别是长期以来基层的涉黑涉恶问题需要坚决打击，不过扫黑除恶一旦陷入运动化势态，不仅无助于长远上杜绝黑恶势力，甚至可能形成破坏法治建设的副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受访时指出，扫黑除恶能否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被打的黑恶分子是否得到公正审判和律师辩护，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他担忧，扫黑除恶一旦成为运动，可能成为地方官员的政治工具。“地方政府会不会利用这个，把自己不喜欢的人搞掉？比如老是鼓动人去上访，或是到政府门口示威的人。我不反对扫黑除恶本身，但操作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运动化的扫黑除恶也可能形成地区间攀比政绩，让一些地方官员形成急功近利的心态，例如山东省就被披露为扫黑除恶下达指标，引发舆论质疑。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直言，运动式的扫黑除恶可能导致地方上为了政绩草率行事，在扫黑除恶过程中脱离依法办事的轨道，构成违法现象。他不讳言：“中央的部署很好，就是怕到了地方以后盲目执行，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央的意图。”

地方政府会不会利用这个，把自己不喜欢的人搞掉？比如老是鼓动人去上访，或是到政府门口示威的人。我不反对扫黑除恶本身，但操作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