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注：“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大热。2013、2014，它在人民日报上还是冷语，2015，语温为暖，2016，语温为热，到2017猛升为烫语。在人民网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2017年“命运共同体”的出现频率甚至超过“一带一路”，位居最高。这也引起海外的关注。我在德国访学，许多人问我：“命运共同体” 在中文语境里是什么意思？它是何时问世的？语义有过什么演变？我钻进数据库，做了下面的考证。）

枯燥的语词考证，能给人趣味的，是那些意外发现。知道吗？“命运共同体”在5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版物中已有，文革前曾见诸人民日报。不过那会儿，它是被批判、被谴责的负面词语。

且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拆开，重点看看“命运”和“共同体”。

“命运”与领袖

“命运”是古汉语，意为天命运数。东汉《白虎通》云：“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命运时然。”

近现代以来，“命运”一词所含有的听天由命的语义，被人们，首先是被政治人物们改变了。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他说：“我中国的命运，担在我全国国民的双肩”，“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国民本身是不是能够自立自强”。

蒋介石谈中国的命运，毛泽东不遑多让。抗战结束前夕，他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两个中国之命运》。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黑暗，专指独裁的国民党，而光明，自然属于彼时高喊自由民主的中共了。

蒋与毛，在说“命运”时说的都不是宿命。《良友》画报当时有这样的画页：

图片说明是：“蒋总裁为今日率领世界全人口四分之一之人民，抵抗侵略争取国族自由之民族英雄，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业已发动之秋，远东局势乃全人类命运所趋之一大决定因素。”

领袖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无独有偶，日占时期上海《远东画报》刊登过一副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合影，标题是：“轴心国领袖决定欧洲命运 Fuehrer And Duce Mould The Destiny of New Europe”。这里的“命运”（Destiny），也没有宗教色彩和神秘的含义。

信奉无神论的中共，在使用“命运”一词时，语义与古人判然不同。不过它信奉历史规律：人能掌握命运，命运有其定数。这是1947年8月22日和1950年7月26日的两个人民日报版面：

“共同体”是舶来语

“共同体”肯定是现代汉语。它是从哪儿来的？

网上有人说马克思用过。我想起《共产党宣言》里的那段话：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着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联合体”，是“共同体”吗？我请教了南京大学钦文教授和在柏林的朱易女士。他们告诉我，马恩多次用过“共同体”一词，德语是“Gemeinschaft”。“Gemeinschaft”在20世纪曾被纳粹利用，成为其民粹煽动的核心概念——“民众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

不过《共产党宣言》中的“联合体”一词，马恩用的是“Assoziation”。“Gemeinschaft”和“Assoziation”曾同时出现在他们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In der wirklichen Gemeinschaft Erlangen die individuen in und durch ihre Assoziation zugleich ihre Freiheit

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通过联合并且在联合中同时也获得自由

马恩对人类历史上的各种“共同体”，持批判态度（如使用过“虚幻的共同体”的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真正的共同体”，和《共产党宣言》中的“联合体”，用词不同，语义也不能简单划等号。“真正的共同体”和“联合体”，与当今要构建的共同体更扯不上关系——要扯上麻烦就大了。

考虑到《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二书在20世纪上半叶已有中文译本，可以推断，“共同体”一词至迟在那时已来到中国。有另一个例证：我在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检索，发现1925年北京出版的《法政学报》杂志上已有“共同体”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它来自对日文的翻译。所以日文也是现代汉语“共同体”一词的语源之一。至于日文的“共同体”是否也是德语之日译，请方家指教。

“命运”+“共同体”

朱易女士和钦文教授告诉我，德语中有“命运共同体”一词，即：Schicksalsgemeinachaft。它来到中国，和斯大林的一本书有关。

尽管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出现过“共同的命运”（指民族关系），但在有限的数据库中，我没有发现民国文献中有“命运共同体”一语。中共建政后，斯大林的著作被大批翻译，其中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这本书里有“命运共同体”——用这词语的人遭到斯大林的批判。

他叫奥托.鲍威尔 （Otto Bauer）,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理论家。他写了一本《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提出“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被斯大林斥为唯心论。具体的争论，在此不能、也不必展开。话语移植的事实是，“命运共同体”一语在1949年后肯定已来到中国。1953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纪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发表40周年的文章，提到斯大林对鲍威尔的批判，但只用了“共同命运”，未提到“命运共同体”。

人民日报首次出现“命运共同体”，是在1965年12月22日。是日，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 严正宣告“韩日条约批准书”非法无效 朝鲜人民坚决战斗到底把美帝赶出南朝鲜统一祖国》。新闻的缘起，是日韩签订条约，两国关系正常化，要构建“日韩命运共同体”。

此后，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命运共同体”仅出现了两次——另一次是在1970年5月25日，仍是新华社报道，仍是对“日韩命运共同体”的斥责。

文革落幕，画风急转

20世纪，世界上各种各样“共同体”。文革时期人民日报提到过的有：法兰西共同体、中美洲共同体、东南亚国家共同体、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亚洲太平洋共同体、西欧共同体、美国和欧洲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等。背后有美苏两个大国的，中国都反对；和超级大国分庭抗礼的（如西欧共同体），中国态度暧昧，坐山观虎斗；对中国直接构成威胁的如“日韩命运共同体”，中国则坚决打击。

谁也不会想到，文革结束方一年，“中日命运共同体”一语在人民日报上赫然出现了。

文革中、后期，中美、中日关系相继解冻。文革后，中日迅速迎来蜜月期。1977年10月，中国新闻代表团访日。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时说：“日中两国是同乘一条船的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1977年12月8日，《中日友好是历史潮流》）

80年代的人民日报上，“共同体”一词多次出现在国内报道、主要是经济改革报道中。1981年，报道了日本公司+农户的“命运共同体”；1984年，报道了日本企业增强员工归属感，使企业成为“命运共同体”；1986年，报道沈阳试行破产规定，让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命运共同体”（推动者是时年42岁的市委书记李长春）；1989年，连续报道德州棉纺厂的发展变化，“命运共同体”一语上了标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改革为旗帜的邓小平话语体系逐渐成型。毛时代的许多负面词语，语义翻转，成正面宣传口号。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演变可见一斑。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媒体上“命运共同体”渐多。到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人民日报上使用该语的文章达140篇，形成小高峰。它的所指，一是两岸关系（十七大报告提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二是民族关系，三是国内团结（汶川地震后这个词语用得很多，刘云山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巨大地震灾害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一场特殊考验，……全国人民守望相助，实现空前的团结和凝聚，形成了休戚相关、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四是国际关系。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不久，人民日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也呼吁美中两国应该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之后美欧关系的高度”（2009.4.4）。第四点特别值得重视，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发现了最早啼叫的公鸡。

1989年1月，和大胆犀利的《世界经济导报》同属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世界经济研究》杂志，发表杨运忠的《论当前国际关系的新特征》，文中使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语，这是该语在中国媒体的首秀，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作者写道：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使战争与战争目的发生背离。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愈感到战争这种野蛮方式已不是解决当代利益之争的基本手段。这就产生了竞争内容与方式的潜移即由过去主要靠军事交锋方式转向以争夺高尖端科技为主 。

2007年第一期《世界哲学》杂志刊登了署名漆思的文章《“天下”思维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世界责任观》。

作者写道：

……人是类存在物, 必然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 要为人类整体的利益着想, 要体现出全球主义的精神, 这种全球主义意义上的人就是 “世界公民”。

“全球主义”、“世界公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当时媒体上屡见不鲜的“普世价值”属同构。

我猜想国内知识界和基辛格等人使用的这些话语，对中共决策层会有影响。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称：“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共最高领导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奏。

2012年秋，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语。于是我们看到：

对外国朋友的回答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欧洲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交融、衍生的话语。

二，这里的“命运”，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没有神秘不可知、非人力可为的含义。但如因担心转译时携带宿命色彩，而把“命运”仅定义为完全正面、积极的“前途”，则显有缺失。中国语境下的“共命运”，会用“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命运”、“同忧共患”、“甘苦同尝”等语句表达。不能只有“同甘”而无“共苦”。

三，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中国大陆官方所说的“命运共同体”或“共同命运”，所指对象是人类的一部分，如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中华民族、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国家……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扩大到了全人类。应注意到其中本质的变化。

四，毋庸讳言，20世纪的强国（强权）喜欢“共同体”。今天世界上也有朋友和从前的中国人一样怀有忧惧，特别是当此语和“一带一路”等“走出去”战略相配套时。但不宜过早评判。中国至今仍存在着毛泽东（深红）话语和邓小平（浅红）话语的角力，这种角力对新出现的“习语体系”的影响不应小视。从话语色调观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邓而背毛。若在半个世纪以前，这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修正主义口号，必遭口诛笔伐。

（作者为香港大学荣誉讲师，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德国罗伯特.博世研究院魏茨泽克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