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的美国人毛里西奥•利姆•米勒（Mauricio Lim Miller）一辈子都在和贫穷打交道，尽管在别人眼中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曾经有一度，他并不是很笃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知道怎么战胜贫穷。199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在国情咨文演讲中还特别提到了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因为带领公益组织亚洲邻里设计（Asian Neighborhood Design）成为一个全美知名的社区脱贫模范而备受推崇。但当白宫邀请他出席那个活动的时候，出于这样的顾虑，他先是婉言谢绝了白宫的邀请，直到在太太的劝说下才答应下来。

米勒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摆脱贫穷，但是他对自己的工作到底是否有效心存怀疑，因为他不时地看到那些经过他帮助的家庭过一段时间，又出现在他眼前，因为他们又回到了困境之中，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努力。直到2000年的一天，晚餐的时候，他接到了加州奥克兰市市长杰瑞•布朗（Jerry Brown）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本身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但是它直接导致了两件事的发生：亚洲邻里设计项目的终止和家庭独立计划（Family Independence Initiative，以下简称FII）的发起。

而FII的成功，让米勒在去年8月份出版了专著《另一种方法：我们关于贫穷的大部分认知都是错的》（The Alternative: Most of What You Believe About Poverty Is Wrong）。对于致力于帮助低收入群体脱离贫困的专业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因为对于贫穷，我们有太多的误解。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准确地了解贫穷的本质，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对于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迈进的中国，亦是如此。

在电话里，市长对米勒的疑虑表示理解，他深有感触地说：在过去30年里，我们一直在和贫穷做斗争，但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只是让贫穷变得更加可以忍受。现在，假设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让你来做，你会怎么做？米勒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他意识到，其实他自己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为墨西哥移民的儿子，他的母亲，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一路是如何拼命工作并最终把他送进了伯克利大学的校园的。

几天之后，米勒走进市长办公室，对市长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妈妈弄明白了，就是她让我摆脱了贫穷。我想其他的母亲和父亲们也许有他们自己的法子。我要去问问他们，让他们告诉我该怎么做。”

从自身的经历开始反思，从母亲与贫穷苦苦斗争的经验中找到头绪，2001年，米勒发起了FII计划。在他看来，公益领域广为盛行的关于贫穷的核心假设很可能是错误的，比如低收入家庭需要大量的资助、指点和来自专业人士的激励才能摆脱贫穷。FII就是来挑战这些误解的。FII不提供任何服务、不直接提供任何指点。FII曾经解雇过四名员工，就是因为他们违反规则，直接向受助家庭提供了建议。米勒认为脱贫不是通过某个项目来达成的，也没有免疫的疫苗。脱贫的发生一定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推动这个变化的不是外力，而是内在的动力，是每个人心底那种想要掌控自己命运，改变现状，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强烈愿望。

慈善

给孤儿院捐款错了吗？

邰蒂：J•K•罗琳认为西方人做“慈善”的方式、特别是给孤儿院捐款是错误的。一些现象和数据支持她这种观点。

所谓另一种方法，米勒提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关注贫困家庭：控制权、选择权、社群。控制权指的是，那些试图来干扰贫困的外部力量应该尽可能靠边站，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虽然赋予他们对点子和资源的控制，但是这削弱了贫困家庭的主动性。因此，非常重要的一步是让贫困家庭自己建立起一个小目标，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重新恢复控制权。选择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大部分贫困家庭之所以会做出糟糕的决定，就是因为他们缺乏选择，而我们一直无视这一点。那么匹配的资金应该由贫困家庭自己来主导，这样他们可以对自己的选择和承诺负责。最后，社群对于脱贫至关重要。历史证明，摆脱贫困绝不是靠个人的努力，而是需要集体的行动。我们需要尊重、支持贫困家庭组成的社群，让他们在相互支持中找到脱贫的方向和智慧。

关于社群这一点，FII通过技术的手段成功地帮助参与到他们项目的家庭进行连接。FII给每个家庭提供一台电脑，用来记录他们都做了什么并且要求受助家庭每个月和社群里其他家庭做一次沟通。米勒认为数据是一种社会信号，数据就是背后的驱动力。“我们要做的就是收集数据然后再给到你们，你们得自己找法子。”他总是这样说。当人们看到和他们一样的家庭做了什么事成功了，他们也会跟着去做，因为它会让人产生嫉妒，灵感，对错失机会的担忧。此外，FII会视情况提供不超过2400美元的现金资助。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但是这个操作可以让那些贫困家庭发现到底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能赚到钱，一旦找到之后，他们会分享和效仿那些成功的做法。

到现在为止，FII已经和全美十个城市的超过2000个家庭开展过合作。这些家庭的报告显示，他们在收入、教育程度和互助方面有惊人的提高。平均而言，在和FII合作的两年中，家庭月收入增长了23%，从2157美元增长到了2645美元。FII大家庭里，有19%的创业者，而美国的平均水平为13%；90%的学生成绩是优秀、良好或者提高了成绩；相对初始的2400美元投资，FII家庭的年收入增长了2.2倍，资产增长了2.3倍。FII的成功让人们意识到，时下流行的脱贫的做法其实恰恰抑制了人们走出贫困的能力。摆脱贫穷可以有另一种方法，即激发人们的内生动力，并且让它在组织中自发地扩散。

脱贫是他们的事儿，也是我们的事儿，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事儿。米勒会对参与FII计划的家庭说：“我们的作用不是来帮助你，你是你自己生活的专家。”在15年里追踪了数百个家庭之后，FII发现，那些在贫困中徘徊的家庭并不是缺少改变的意愿，恰恰是那些抱着善意出台的政策和慈善活动限制了他们的自力更生。

因为母亲与贫困的不懈奋斗，才有了今天的米勒；因为母亲对摆脱贫困的理解和对人性的洞察，才有了今天的FII。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本书的封面不是米勒领奖的巅峰时刻，而是幼年的他依偎在母亲身边的一张合影。

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不可能真正消灭贫穷，但是米勒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起点：脱贫，从重新认识贫穷开始。

（注：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营销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