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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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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还是萦绕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的与会者心头的幽灵。今年，他可能会亲自现身达沃斯。如若如此，这将是一次不愉快的会面。他拒绝接受美国过去七十年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信条。而这些价值观为世界经济论坛赋予了活力。它们使该论坛不仅仅是为全世界富豪权贵举行的论坛。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及其伙伴国围绕经济开放、多边机构、安全合作和民主团结建立了一个多方面的庞大的国际秩序”。该体系赢得了冷战。这一胜利反过来又促进了全球向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
然而，如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病了。正如受美国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表的《2018世界自由调查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8)所说的那样，“民主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民主受挫的国家的数量连续第12年超过民主取得进展的国家的数量。10年前看上去代表充满希望的成功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匈牙利——如今正在滑向威权统治。
然而眼下当强大的威权政权挑战民主制度时，美国已经撤走了道义上的支持。特朗普甚至对外国独裁者表示同情。更糟糕的是，“自由之家”认为，他违反了民主治理的准则。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还对国际合作的构成——安全条约、开放市场、多边机构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尝试——提出了质疑。相反，美国宣告打算按照一己利益行事，甚至不惜以长期盟友的直接损失为代价。如今，对美国而言，关系都是交易性的。
支撑世界经济的基础也没有任何好转。世界经济可能正在复苏，但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再未出现过重大的贸易自由化行动。英国退欧也将被证明为“去全球化”的举动。贸易和资本流动增速没有超过世界产出增速。对移民的敌对情绪四处蔓延。作为新的超级大国，中国甚至对思想流动进行了严格控制。
那些相信民主制度、自由的世界经济和全球合作的共生关系的人会发现这一切都非常可怕。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答案包括整个世界以及各国国内状况的变化，特别是高收入民主国家的变化。在各种全球变化中，最重要的是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作为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性下降，同时西方的经济权重不断降低，特别是与中国相比。
很多美国人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理由和能力对昔日伙伴慷慨以待。在国内变化中，高收入国家的很多人认为，国家所致力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对他们没有多少好处。相反，它使人们产生了失去机会、收入和尊重的感觉。它可能给频繁参加达沃斯论坛的那类人带来了巨大好处，但给其他人带来的好处却远不及前者。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水面似乎并没有涨高，即便涨高，也肯定没有使得所有人水涨船高。
正如伊肯伯里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是关于合法性和社会使命的危机。”特朗普的计划（我称之为“富豪民粹主义”）明显是这一切带来的结果。该计划告诉其支持者称他们的利益将不再被牺牲：他们将是第一位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太可能带来此类好处的事实，可能无关紧要。真正听别人指出这一点的人不够多。
对于那些认为植根于民主政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道义上正确、而且是协调全球合作与国内合法性的最佳方式的人来说，这令人沮丧。达沃斯论坛的所有与会者都必须考虑如何从废墟中拯救全球秩序。
或许只要抱着乐观的态度就可以。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人们可能重新恢复乐观情绪。反过来讲，这至少会缓和部分不满情绪。但这只是表面之功。导致各经济体之间出现不同结果的力量是强大的。甚至连金融脆弱性已经被消除的事实都远远不够明显。
我们非但不该自鸣得意，反而需要面对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面临国内政治凝聚力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之间的艰难选择时，哪一个更重要？从边际角度来考虑，前者肯定更重要。经济生活需要政治稳定。政策手段——财政、货币和金融——必须让大多数人感觉他们的利益很重要。否则，民主稳定将危如累卵。
第二个问题时，把开展全球合作努力的重心放在哪？答案当然是把管理全球公共利益和维护全球稳定放在首位。虽然我希望看到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但这一点必须以正确的方法实现，而且它也不再是重中之重。更没那么紧迫的是，进一步向人员自由流动开放边界，或维持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政治毫无疑问是国家层面上的。政治选择的结果必须使本国人民满意。
特朗普不是药方。但他显然是症状之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瓦解，部分是因为它没有令我们社会中的人们满意。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人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不喜欢特朗普的答案——他们也不应该喜欢——他们就需要提出更好的方案。
译者/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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