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擅长煽情的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看起来必将成为2020年民主党打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梦想候选人。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她与所有利益集团对话，直言围绕身份认同的各种政治问题，从“Me too”（我也是）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奥普拉拥有一个电视、电影和杂志帝国，但作为几十年来美国最受欢迎的全能型女性媒体明星，她也与中产阶级对话。奥普拉就和我们的现任总统一样，是一个全球品牌，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级明星经济中，在这样一种经济中，顶尖人物、企业甚至是地理区域掌控着极其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财富与关注度。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们见证了超级明星公司的崛起。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称，自那时起，科技、金融、医疗及医药这三大行业的利润份额几乎增长两倍，占据了美国企业总利润的约45%（这些行业的集中度也在提高，尽管其他富裕国家这些行业的集中度相对较低）。

然而在美国，这种情况越来越不局限于知识产权密集行业，而是遍及整个经济领域。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最近一篇文章解释道，过去20年，美国超过75%的行业的财富和影响力的集中程度都在提高。如果将这些数字与美国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二战后作比较，则会发现惊人反差。1954年，美国最大的60家企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不到20%。而如今，美国排名前20的公司就占美国GDP的逾20%。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当然是全球竞争，全球竞争给美国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迫使企业打破了战后员工、企业与当地社区间较为平衡的资源分配格局。另一个原因是反垄断法的转变。联邦法官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倡导的垄断监管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竞争加剧之际蔓延绝非偶然。伯克坚信只要消费品价格下降，就不存在竞争问题，这种思想令美国当局不再像19世纪末“镀金时代”期间与二战后那样控制企业集中度。

然而，当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行业，其运作方式却和以往的行业大不相同。它们的产品往往是廉价的或免费的，因此消费品价格不应成为衡量竞争的标准。网络效应使那些能够迅速抢占最大市场份额的企业似乎能在一夜之间占据整个行业的主导地位（例如，2017年亚马逊(Amazon)占拒了美国电子商务销售额的44%）。它们庞大的资金储备让它们能够迅速买下潜在的竞争对手。美国农化公司孟山都(Monsanto)在过去十年收购了30多家企业；商业软件制造商甲骨文(Oracle)收购了80多家企业，而谷歌(Google)则收购了120多家。其余各行各业——从食品饮料、银行、包装商品、到媒体——几乎都进行合并，以获得与科技巨头们对抗的必要体量。很明显，广为报道的美国初创企业数量与创业热情的锐减，与少数贪婪企业的权力集中有很大关系。

中国企业转型

中国企业需警惕“跨界”太大的转型

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合伙人陈兆丰认为，企业转型需围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资本充裕下的“买买买”风险很高。

簇拥超级明星企业的是一群超级明星投资者和超级明星员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税赋“转递”(pass-through)实体的兴起，在特朗普的税收计划下，这些企业得到了更特殊的税收优惠。税赋转递实体是按个人所有者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利润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50%（是1980年占比的两倍），并主要代表了那些知识产权密集领域的从业者，如科技、法律和金融业。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学者记录的收入不平等增长中，这些人占40%左右。

这些经济力量的聚合体导致了地域力量的集中并不足为奇。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 201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3000多家公司中75%的公司，占据了所有新增就业的50%。这是一种滚雪球趋势，随着最有才华的千禧一代被吸引到少数几个城市，房价被推高了，任何不属于超级明星俱乐部的人更加难以在社会经济食物链上取得优势。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很喜欢奥普拉，尽管和我们的现任总统相比，我对她的情感处于上风，但对于让她入主白宫，我仍然持保留态度。民主党人花了很多时间担心种族和性别上的权力集中。但冒着听起来像马克思主义者的风险，我得指出真正的行动在于阶级。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任总统是一位深切关注解读和解构超级明星经济的人，超级明星经济正在扼杀一轮更加共享与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我只是不相信一个媒体行当出身的亿万富豪能担此重任。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