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结束后不久，贵州省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在境外媒体中的知名度突然大增。原因无他，该州中共党委机关报《黔西南日报》在11月10日和14日里两度喊出“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其中10日还在头版头条刊登大幅习近平彩色标准像。这些出位的动作，在十九大后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堪称“先锋”，毕竟在十九大后还没有官媒这样做过。

但这个“先锋”也很快被刹住了，据说是因为中共高层并不喜见“伟大领袖”、“英明领袖”等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称号蔓延，所以赶紧叫停。新华社上周五更发表万字文，将习近平定位为“领路人”、“勤务员”、“战略家”、“统帅”、“总设计师”等，以八个称号来划出框架，定出“合适”歌颂的范围，避免再出现过度吹捧。这说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高层对个人崇拜可能带来的祸患还是很警觉的。

不过，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到位”又“准确”地歌颂最高领导人？尤其在讲究表态、要求忠诚与恪守政治纪律的官场上，这个“中国式的领袖困境”已难倒了一些人，让他们无所措手足，否则官方也无需自定“安全”的歌颂框架。

与“表忠”相关的另外一种困境，是表达“看齐意识”。

十九大闭幕后，习近平10月31日就率领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员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此后的五天，至少12位省级党委一把手，都带队瞻仰参观所在地的党建纪念馆、旧址等，重温入党誓词，传达学习习近平在瞻仰一大会址时的讲话精神。

除了参观革命纪念馆、革命旧址、革命领袖故居，还有人瞻仰树。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就率队到兰考县的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革命烈士焦裕禄当年栽下的泡桐——人称“焦桐”，也凝望2009年习近平在当地参观焦裕禄事迹展时种下的另一棵泡桐——人称“习桐”。

十九大所要灌输给党员的关键词，重点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个96年历史的政党，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坚持，也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路子不会走歪。只不过，现代的政党能怎么样去表达“初心”这类抽象的情感，又不沦为形式主义，而且不会显得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这跟如何恰如其分地歌颂领袖一样，都是难为的事。

今天中国出现的许多变化，让人怀念起一些著名学者多年前的研究专著。经过时间的冲刷洗涤，有的观点已然过时，但也有一些见解依然如在描述现实，凸显中国历史与文化积淀之厚重，还真不是十几二十年即改变的。

美国的政治文化学者白魯恂（Lucian W. Pye）1968年的代表作《中国人的政治文化》（1992年重版）就提出，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发展的过程剧烈侵蚀了中国原有的政权合法性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导致了权威危机。

白魯恂从晚清历史研究至上世纪，他认为，儒家思想所强调的等级观念与服从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因此中国发展中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重新建立新的形式的权威，这个权威既要能满足中国人重构历史自信的需要，又能为组建现代社会提供基础。白魯恂也认为，中国一旦在政治上失去一个主导的权力架构和单一意识形态，中国人就会感觉到不安、不满足甚至受威胁，中国人革命的动力，也是为了建立更强大和完整的权威。

他认为，中国人害怕失序，抑制冲突，形成一种表面和谐与抑制的愤怒同在的现实。他本身并倾向关注的是权力与权威导向的思维，如何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白魯恂的理论被批评为文化决定论，他甚至被指为带有种族主义意识，这无碍于他被另一些人褒奖为先知般的学者。

将镜头转移到今天，人们看到，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政治的突出变化就是再集权，这个结果的形成除了当事人的条件等主观因素外，中国社会对需要“权威”的文化心理或许也不能忽略。

然而，“个人化的权威”怎么样不走上个人崇拜的歧途，中国还需要累积更多成功经验。而随着社会更为现代化、利益更多元，精英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更高，传统的文化心理必然会出现变化，但是彻底变化却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伟大领袖”的称号从媒体上消失多年以后，最近又再次出现。倒过来说，这个趋势如果走到极端，也会刺激反向的意思，演变成再次的失序。因而可以预见，中国的现代化也将是始终波折不断，需要精心把控才能实现的宏伟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