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前的老师回忆起年少的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东德的校园里四处奔跑着，穿着共青团组织德意志自由青年同盟(FDJ)的蓝色衬衫。后来，默克尔在FDJ担任宣传秘书，同时也是东德科学院的物理学家。即使从不信奉共产主义，她也安于当时的现状。

这些对于一位德国总理来说，是很离奇的开端。但仍存在着连续性。从近来的五本传记中可以看出默克尔一贯的形象，这五本传记的作者分别是：德国的斯特凡•科内柳斯(Stefan Kornelius)、法国的马利翁•范•伦特赫姆(Marion Van Renterghem)、英国的马修•奎特普(Matthew Qvortrup)、荷兰的米歇尔•迪•沃德(Michèle de Waard)、以及菲利普•普里克特(Philip Plickert)编辑的一部批判性的、保守的德文集。这位在9月24日的大选中再度当选的女性有一种天赋，能够定位出她所在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中心。其多年的好友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说，默克尔似乎“是她那个时代的完美表现”。默克尔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态度经常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但她似乎很适合领导西方。

共产主义东德塑造了她。她从生命中的前35年学到意识形态是靠不住的；后来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因为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并梦想着自由地实现自我。就在柏林墙倒塌的几个月后，她欣然接受了自己的使命：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总理把她拉进自己的内阁，作为女性东德人的一个象征。

她发现许多男性政治家都自负、啰嗦还孤陋寡闻。他们起初认为她是个无聊的小女人，并低估了她的权力欲。科尔说她“一窍不通”并说她“从来没学会用刀叉吃饭”。1999年她给了科尔背后一击，然后以智取胜，战胜了她的对手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成为总理。她不计前嫌：朔伊布勒成为了她信任的财政部长。

她的总理办公室离她在东柏林的居所只有10分钟的路程；她并没有偏离自己的出身。遇到问题时，她会像一名科学家一样搜集专业证据。2007年，正要去歌剧院时，她收到了一则来自财政顾问的短信：“IKB遇到麻烦了。”默克尔重复着（据迪•沃德写道），“IKB是什么？”IKB是一家德国银行，在涉足美国的次贷资产后，需要数十亿财政援助。

当欧元危机爆发时，默克尔对金融所知甚少。她仅能做出标准的德国人的反应：不信任市场“投机者”，信任企业。她自学金融，沮丧地发现经济学家们——跟物理学家不一样——经常给她错误的分析。尽管如此，她还是喜欢那些关于市场“厚尾”理论的即兴研讨会。复杂吓不倒她。毕竟，她提醒自己，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她精通积分学。

美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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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行动迟缓——在欧元危机中往往太慢了，她将此比作驱车穿过浓雾。但她不喜欢冲动之下做决定。即便在阿富汗乘坐直升机遭到塔利班火箭袭击时，默克尔仍保持冷静。奎特普写道，她学会了在冲突中克制哭泣的本能。如今，恫吓只是反衬出她的平静。1970年，默克尔获得东德俄语和数学中学竞赛的冠军，这甚至让她建立了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工作关系。私下里，她以模仿自恋狂男性领导人为乐。

真正懂她的同事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布莱尔知道，这位离过婚的来自德国东部的路德教徒，领导着党员基本上是西部天主教徒的基民盟(Christian Democrats)，她与自己一样都是本党派中的“外人”。与布莱尔一样，默克尔寻求让自己进入本国的政治核心。她坦然地研究民调。但是尽管布莱尔喜欢冒险，默克尔担心的却是西方的存亡。她从东德垮掉的经历中明白，如果南欧人不增强他们经济的竞争力，就会走上同样的道路。

她的专长是管理扰乱德国平静的外国危机：金融危机、欧元危机、克里米亚危机以及现在的特朗普危机。德沃德将她称为“欧洲的消防指挥官”。默克尔思维敏锐，擅长随机应变。她最初支持伊拉克战争和核能，随后又改变立场。她最初拒绝纾困希腊，随后又同意纾困。2015年9月，她突然允许100万难民进入德国。每次她都会寻找德国政治中心、自己的理性分析和外部世界需求之间的“甜蜜点”。她喜欢妥协——这是德国或者欧洲政界的根本技能。

但每个伟大的政治家都有一个核心，即一两个不会交易的信念。难民终于揭示出默克尔的核心是什么。她珍视个人决定生活方向的自由。2015年10月，当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在欧盟峰会上建议德国建造隔离墙的时候，默克尔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道：“我曾经很长时间生活在隔离墙后面。这不是我希望再次做的事情。”为了欢迎难民，她动用了政治资本。但现在她把它称为一次性的。德国的政治中心不会容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她的职位描述不断扩大：从德国领导人到欧洲领导人，再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以来的西方领导人。与此同时，默克尔依然是默克尔。范伦特赫姆写道，每天晚上，她都会回到位于柏林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附近的简陋4楼公寓住所，那里的门铃上写着她丈夫的名字：“绍尔博士，教授”。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