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诺贝尔奖项已全部揭晓。不出所料，今年诺奖延续了过去多年的格局，发达国家，尤其美国，继续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优势。

有百年历史的诺贝尔奖被公认为一个衡量国家综合实力、尤其软实力的指标之一。通过这一奖项，可以直观地比较各国科研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效率与优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想要打造创新型国家的政府而言，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无疑是一个反思的机会。

在诺奖发布期间，国内诸多媒体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其中一篇旧文还被再次翻出，这篇“诺奖研究科学，中国人研究诺奖”的文章对中国人的诺奖情结进行了说明。

咋一看，这篇文章似有戏谑成分，但细读后，人们会认同文章的主要观点。例如，诺奖主要是奖励科学研究的，发达国家学者通常会一门心思扑在科研上，他们看重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至于结果，比如获奖，则不是他们最关心的。毕竟，能不能获奖，何时获奖是根本无法预料和控制的。相比之下，中国人更在意获奖，很少或根本不关注科学研究的过程。虽然获奖只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有时是意外）之一，绝非目的，但人们还是更看重结果，这符合人们追逐名利的需要。当然，任何急功近利的想法都可以通过恰当的机制设计得到有效的矫正。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需要耗费学者大量精力，有时还需要具有牺牲和冒险精神。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很多时候，科学研究，比如科学实验，即便穷尽科学家的一生，也未必能做出足以留下印记的发现。但这恰是科学精神所定义的内容，没有这些默默无闻科学家的投入和铺垫，就不可能出现一流的科学成果。

上面提到的只是容易观察到事实而已。实际上，要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地安心工作，大环境即由体制决定的学术生态尤为重要。

政治

自由秩序为世界带来了什么？

斯蒂芬斯：西方自由秩序正在瓦解。然而即使有再多瑕疵，也不应忽略这个秩序在1945年后带来的相对和平与繁荣。

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持续不断地收获诺贝尔奖，那一定自有原因。毕竟，只有强大的、系统性的制度因素发挥作用，才能源源不断涌现可以问鼎诺奖的科学成果。这里的制度既有看得见的法律安排，也有不成文的文化与传统。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常年颗粒无收或偶尔获奖，那这个国家的科研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一定存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诺贝尔奖是一个尺度，是一国软实力的结晶和体现。

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给出的定义，软实力一般指一国对他国的吸引和诱导能力，也包括一国在国际事务中设定议题和制订规则的能力。与通常由物化指标决定的硬实力不同，“软实力”强调的是精神领域的内容。这一概念促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方面，转移到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领域，即“软实力”上。可以说，未来国家之间的比拼，将主要通过软实力来展示。

将“软实力”概念应用到诺奖场合是恰当的：一国软实力越强，就越有能力“吸引”到更多的诺贝尔奖。以美国为例，美国不仅能够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而且还能吸引全世界最有才华的学者到美国工作。这既是美国科研体制优势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能够保持科技领先，在诺奖领域长期独领风骚的关键所在。

美国软实力的展示还有其他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在全球所向披靡的好莱坞大片便是其中之一。通过电影这一形式，美国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被成功地推介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软实力强调的是各国间的相互影响，且这种互动是自愿的，就如同人们自掏腰包去看好莱坞电影一样。这与试图“购买”软实力，如中国宣传机构花重金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广告宣传片的作法，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是愿意受到影响的一方付费，而后者是希望施加影响的一方掏钱。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位，但这只是国家硬实力的一个方面。要把硬实力转换成软实力，远非单纯培植硬实力那样简单，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以科学研究为例，科学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化了的社会制度。要促进科学进步，打造软实力，就必然会涉及一些根本性的变革，而这也正是中国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如彻底清除妨碍中国《宪法》履行的种种藩篱与障碍，落实《宪法》第35条即言论自由，解除对境外网站缺乏法律依据、莫名其妙的屏蔽和封锁，以此建立思想市场等。

当然，改革也有相对容易的部分，一些无需伤筋动骨的改革可以先行。以诺奖为例，这一奖项的一些具体作法可以为当今中国完善各类奖励机制，包括某些学术称号如院士的遴选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例如，诺奖候选人通常由诺奖委员会邀请的专家来提名，然后再由一个高水平的专业委员会从候选人中进行筛选，最终确定获奖者。提名者不得提名本人，相关信息要严格保密50年等。这种无需个人提交申报材料的评奖机制，既可以避免学者为获奖暗中使劲、拉关系，也可让其安心工作。相比之下，目前中国诸多奖励或学术称号中，大都需要参评者自行提交申报材料，这催生出许多有违学术伦理的作法。在中国的科研院所，那些想要获奖的人士，一年到头都有填不完的表格。

应该说，国人对于诺奖的关注，夹杂着复杂的情感因素，有不安和焦虑，也有自卑与无奈。不安和焦虑的是，现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全球老二，仅次于美国，可诺奖就是很少光顾中国人，这好像与老二的地位不太相称。如果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来计算，中国寥若晨星的获奖记录又让人感到沮丧。现实的情形一次次让人感到无奈与无助，因为强大又顽固的体制环境，似乎很难可以撼动。无奈的积聚，要么化为绝望，要么陡增愤懑。

上述消极情绪产生的根源是，我们其实很自卑，也缺少自信。作为一种长期又稳定的心理倾向，自信既源于过往的表现，也与我们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让人产生希望进而自信的体制，即依宪治国有关。

美国时政评论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提到中国的创新能力时，曾生动地说道： “中国一直在拿走美国人的知识财产，但美国人有一件知识财产，中国人还没有来拿，这个东西就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却视而不见，那就是我们的宪法，我们的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把这个也拿走了，那我们美国人就真的要担心了，因为这个地方会变成创新的动力中枢。但在那之前，我并不担心，因为中国所能做的，不过是不停地拿走我们的下一个科研成果，但却永远也追不上我们。”（《纽约时报》2015年4月1日）”

我们可以暂且搁置弗里德曼论调的正确性，也不必争论其现实可能性，仅弗里德曼把美国宪法提升至如此高度加以强调，就说明宪法的极端重要性。宪法不仅保障了美国的科技领先、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而且也为美国打造软实力提供了源源动力。这恐怕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有《宪法》，能落实也很好。尽管《宪法》不大可能包治百病，但履行《宪法》却是中国能否迈向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尺，也是中国打造软实力绕不开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