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10日（瑞典当地时间10月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的日子成为中国很多经济学人翘首期盼的盛大节日。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对诺奖得主做了一系列预测；在诺奖公布的当晚，诺奖相关消息持续刷屏，有祝福，有惋惜，不一而足；在此之后则是相关领域学者对新科诺奖得主贡献连篇累牍的解读。虽然今年的诺奖授予研究非理性行为的芝加哥大学理查德•塞勒教授，但也许我们应该理性地思考，为什么一个来自异域的奖项会如此牵动中国经济学人的心？

不言而喻，诺奖之所以引入瞩目，恰恰来自于它的权威性。而权威性的背后则是诺奖评奖程序对学术市场基本逻辑的尊重和应用。

首先，外部评价高于内部评价。诺奖是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这一学术机构独立组织的评奖程序，这意味着“得主往往事先一点不知道”。正如陈传席教授在《不要培养人格低下的知识分子》一文中所说的，“既不要自己（得主）像乞丐似地把自己科研成果一一上报，也不要填表，更不要自己吹自己的成果有什么独创和高明，更不存在拉关系、开后门等等，而是由有关专家提出推荐，且不通知科学家本人，再由权威专家评判，评判后，发布消息”。反观我们身边的一些奖项，“又是填表，又是上报，又是审核”。为了获奖，甚至“必须自吹自己的成果如何高明，同时还得贬低别人（同行）的成果”。我们看到，诺贝尔奖的权威性一定程度来自获奖者不用像乞丐一样填表和自吹。

其次，历史评价高于及时评价。从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起，至今共颁发诺奖49届，共有79人获奖。79名诺奖得主的平均年龄为67岁，最年轻获奖者获奖时51岁（Kenneth Arrow），最年长获奖者获奖时90岁（Leonid Hurwicz）。进一步考察发现，在这78名诺奖得主中（1988年的得主法国工程师莫里斯•阿莱斯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从学术创作力最旺盛的博士毕业到获奖的平均时间间隔长达39年；从获奖人在经济学五大顶级期刊和金融学3大期刊发表第一篇论文到获奖的平均时间间隔为36年。这意味着诺奖不仅是对得主年轻时学术贡献的事后奖励，而且是对长期学术研究和思考坚持的奖励。作为对照，我们身边一些奖项从作品发表到获奖中间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一些观点和贡献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甚至出现颁奖后被迫宣布无效等例子。

再次，同行评价高于媒体评价。与当年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派”试图打通宏观和微观建立统一的综合的“（‘大’）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在术业专攻的今天，研究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学，其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也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每一个学者仅仅熟悉他所研究领域的文献，而对来自其他研究领域的工作无从评价，尽管看起来似乎都是经济学家。如同权威学术期刊往往采用同行匿名评审机制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产生同样是由同行评议和推荐的。按照诺贝尔奖官方提名规则的介绍，每年3-5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把初选的250-350个候选人的资料，发给各个领域的专家，让他们评估这些候选人的成就。

大学

看待浙大“学术新规”的两种逻辑

刘波：按照学术自治的逻辑看，这确是咄咄怪事，但在中国，这其实只是普遍政治化、行政化的大学现实的冰山一角。

反观国内一些学术机构的学术委员会由于没有认识到上述学术市场原则，而在实际运行中扮演着十分尴尬的角色。有时学术委员会不得不以看似民主的投票表决方式来评价一项学术成果的优劣，然而财政领域的学术贡献显然不是金融背景的学者可以评价的。因而学术委员会此时应该从事的工作是制定学界认同的学术规则，启动外部同行匿名评审流程，并监督严格执行，而不是越俎代庖地“外行”评审“内行”。

最后，多数评价高于少数评价。在评选中客观公正之余兼顾人情，无论在东西方社会亦然。如何尽可能避免熟人的干扰，除了“任何人都不能提名推荐自己”，“提名和提名相关任何信息都必须保密50年，禁止在私下或者公开场合讨论”等制度外，诺奖评奖程序别出心裁，每年送给多达3000个合格提名人来提名。这使得除非“众望所归”，否则依靠简单的师生关系、校友关系能左右提名结果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

颁奖49年来，虽然经常听到诺奖同时奖给两个观点完全相反的经济学家的笑料（1974年的诺奖同时授予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哈耶克和认同计划经济的缪尔达尔），但很少听到有人指责有谁有能力操纵了诺奖的评选，很大原因是诺奖评选采用了多数评价高于少数评价的重要原则。看上去在评审环节付出了必要成本，但上述原则保证了学术的严肃性，从而诺奖的权威性。

除了评奖程序本身很好地遵循了学术市场的上述基本逻辑外，诺奖今天的权威性一定程度还得益于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共同体的爱护。例如，对于获奖人，成熟学术市场对其奖励更多是荣誉性的，至多是一个车位，而不是将其与教授的薪酬直接或变相挂钩。这使得诺奖始终停留在一个“惊喜”（surprise），而非关系身家命运，不折手段孜孜以求的“志在必得”，这反而使得诺奖评奖的组织者得以洁身自好，获得者和没有获得者，甚至观点不同的学者之间兼能心态平和，和平相处。

最近的例子是，2003年诺奖得主法玛在学术观点上与塞勒和席勒以针锋相对著称，但他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举行塞勒获奖的庆祝会上表示，塞勒获奖真是太好了。塞勒则在致辞中感谢了众多学术伙伴和芝加哥大学这片学术沃土后说道，“在这里的几十年里，有法玛这样的人可以‘吵吵架’，争论学术问题也不错”。

同样重要的是，类似诺奖使无数经济学人即使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经济学奖项仅仅诺贝尔、克拉克等有限的几种。而且不同奖项颁奖频率不同，对授奖对象的年龄存在严格限制。其实，这样的奖真得不宜太多，有一两个就足够了，多了反而是场灾难。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