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溃败导致中国成为高利贷之国　　

/叶楚华 余治国

据媒体报道，江苏省贫困县——泗洪县的大街小巷遍布宝马、奔驰、英菲尼迪、凯迪拉克、悍马等各种豪车，其辖下的石集乡被称为“宝马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高利贷。其实，泗洪县并非孤例。全国各地到处泛滥着各种集资或套取中小商业银行贷款的高利贷公司——各种地下钱庄，以及以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为名的变相高利贷公司。

清华大学　孙立平　教授曾经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所谓“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高利贷泛滥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很多人总是讲，中小企业贷款难是因为政府与银行的歧视。我们认为，持这种论调的人不是屁股坐的位置有问题，就是脑袋有问题。市场经济的根本是信用。信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只能植根于正常的社会。然而现在，坑蒙拐骗的投机者横行于世，勤勤恳恳的劳作者湮没无闻。信用的缺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中国古代，由于当时金融体系的原始落后，高利贷是普通农民最主要的短期融资方式（想一想“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这句话，古代大部分时期的社会治安状况是十分糟糕的，隋炀帝北征高句丽时，连官军粮草都会被歹人劫持，最近热播的《水浒传》也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如果是在乱世，更谈不上什么信用）。在西方100年前混乱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家们也主要贷款给政府及其由政府支持的产业，具体请参考《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回首十几年前的国企贱卖、私企大跃进时代，当时的国企已被抛弃，私企变成香饽饽。国企根本拿得到贷款，而私企却通过种种内部关系拿到巨额的信用贷款，也就是靠公司信用未用任何抵押物地白拿贷款。结果，在后来执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下，银行借给私企的大量债务难以收回。而执行力低下的国家司法部门对私企债务的追讨无能为力。对于私企老板来说，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跑路，因此无论是银行还是司法机构都没有足够的能力追讨欠账。

即便老板不跑路，私企一破产，银行贷款也将一去不复返，成为死账。根据银行风险负责制的规定，谁贷出谁负责，银行信贷人员放出的贷款若收不回来，其本人要付全责。而私企老板在法院封门之前早就将剩余的资产转移到亲戚朋友等其他人的名下了。根据我国经济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只能由公司资产来承担，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个人财产，包括企业投资者本人。换而言之，银行贷款是以公司资产来做抵押物。公司资不抵债并不能让私企老板跳楼。结果，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过得很滋润甚至可以东山再起，而相关的银行贷款人员将承担最终的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

大型国企与外企在融资方面与中小私企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大型国企始终处于政府的强力控制下，它们在内部形成了一个隐性的信用评估体系，银行本身也属于这个隐性体系，银行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将贷款追回。因此，国企相对私企具有更高的信用，更易于贷款。银行的信用贷款，尤其偏好贷给大型国企和外企，如大众、通用、三星等外资企业。对于这些企业，银行给予整个公司某个授信额度，再按一定比例分给各个分公司或子公司，无须贷款担保。即便国企资不抵债还可以采用资产重组等等各种方法保证企业运转，只要企业还在，银行贷款就不会变成死帐，银行本身就没有风险，而相关的银行贷款人员就无需承担最终的责任。

至于中小企业本身，在经营管理上更是问题重重。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普遍极不规范。中小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末端，本身的经营风险就较高。为了偷税漏税做假账，很多企业有两套甚至多套账本。一套供自己经营参考，一套给相关的政府部门查账缴税时看，甚至还有一套给相关的上级主管部门看。明明年年暴利的企业居然账面上都是年年负利润，好一点的七、八年才才有一年盈利。而银行贷款以现金流为参数，需要检查企业的对账单，以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于中小企业将客户和供货商名单以及合同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很少有人愿意将其公诸于银行。结果中小企业的财务报表与其他的企业纸面信息在银行看来不过是一堆废纸，根本不能作为贷款依据。

在这个混乱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中，中国的银行无法像国外银行一样拥有强而有力的风险控制能力。对于银行来说，绝大部分中小私企风险太高。为了降低风险，中小企想要在银行贷款就必须提供抵押物或者找担保人。通过抵押与担保的方法，银行将风险剥离出去，所有风险由担保公司承担（担保公司本身也可能是为了套取银行存款，各地担保公司破产潮的日子不远了，地方中小银行的好日子也快过去了），银行本身只控制资金并赚取低风险或无风险的存贷差利润。而对中小私企来说，信用贷款只是梦想，唯有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但不是所有的中小企业都有抵押与担保，甚至有些企业连银行信用记录都是空白。尤其在近期国家为控制通胀而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后，少数中小企业依靠人脉关系与自身信用走起票据业务循环的路子，但仍有大量民企转而以高利贷作为融资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形成了全国性的高利贷风潮。

众所周知，不依赖于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其融资方法另辟蹊径。比如有意压款，即拖欠供应商资金，这相当于一个无息贷款的融资工具。最近出事的国美便采用了这种方法。再如大量短期拖欠甚至长期占用员工工资，这不仅是一种面对弱势员工所采取的强制性无息贷款，还可以降低员工流动率，保持企业人力组员的稳定性，同时降低招工成本。真可谓是老板们的一箭双雕，但苦的却是“被”欠薪的员工！“无奸不商”这句古话可称得上是千锤百炼毫不过时，那些不够心狠手辣的人还是远离工商界吧！这种玩钱的游戏不适合你们！（参见《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中对西方金融家们毒辣手段的描述，例如书中谈到，摩根如何在战争中低买高卖假冒伪劣给军队，坑苦士兵，自己却大发其财。）

至于高利贷中的高利息率，和美国高利率的垃圾债券一样，风险越高，利息率越高。这是因为利息率取决于企业的经营风险与金融风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读斯蒂格利茨的信贷理论，如斯蒂格利茨所著的《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一书）因此，在一个社会溃败的国家，秩序混乱，信用匮乏，风险极高，利息率必然随之高涨。比如在印度这样等级极森严、法律如废纸的国家，银行贷款利息几十年来一直高达20%-30%，印度银行宁可将钱借给外国企业，也不愿意借给印度企业。面对中小企业如此之高的风险，那些经营高利贷的人也非凡人。要保证欠账能收到，要么以高利息率借钱给信得过的亲戚朋友，要么通过黑白两道联手对借钱者进行各种或文或武的威慑。当然，一般来说，后者才是追讨欠债的主要保证与手段。

对于个别企业来说，高利贷也许会是企业的救星。假设一个一文不名的私企老板借2千万高利贷，年利息率50%，即每年付给利息1千万，2年后归还本金。该企业所从事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为20%，看起来企业似乎永远都还不上钱。但是，只要资金周转率高，1块钱当10块钱用，举借高利贷的企业仍能赚取暴利。如果企业年资金周转次数为10，也就是2千万的资金在一年中可以当成2亿资金使用，此时资本回报率将达到200%，两年净利达8千万，企业还本付息后，在这种空手套白狼式的净资本为零的财务高杠杆作用下还能净赚4千万。因此，资金周转率与财富杠杆的高低决定了企业与企业老板的生死。

但在实际的市场上，狼多肉少，竞争极为激烈，上面所举的例子纯粹是理想状况。对于绝大多数举借高利贷的中小企业，企业经营变成在赌场掷骰子了，企业与个人都成为试图一搏的敢死队。我国相关经济法规规定，民间借贷利率超过同期法定贷款利率4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除黄赌毒等涉黑行为与稳赚不赔的各种与政府、国企有关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外，绝大部分正常经营的企业根本无法承担如此高的利息，除非企业老板本身就准备赖账不还或席款跑路，比如那些举借高利贷的中小房地产开发商。我们相信在目前的形势下全国95%的开发商都在担惊受怕，晚上绝对睡不好觉。因此，全国性的高利贷泡沫迟早要破灭。

前几年，浙江丽水全民参与的房地产集资就是高利贷泡沫破灭的典例。当时丽水价格高涨的房地产完全靠民间集资的高利贷维持。但最终因当年的房产调控与货币紧缩政策，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纷纷断裂，那些信息通畅的权势者均提前退出。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必将收到惩罚。那些将全部身家都押上去的普通家庭甚至是将养老钱都押上的社会最底层则血本无归。

命里有时终归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来的总会有来的那一天。就在最近几天，泗洪县的高利贷活动也遭到了经济规律的惩罚，当地由高利贷支撑起来的经济繁荣一夜之间崩溃。当地村民形容：“就像一个胀满气的气球，针一扎就破了。那个所谓的“宝马乡”——石集乡则成为损失最为惨重的地方。

总而言之，在社会大面积溃败的局面下，中国已成为投机泛滥的高利贷之国。那种单一的货币政策，只是一刀切的极为粗糙的调控工具。我们更应该从微观视角出发，通过一定的方法来甄别各种性质不同的中小企业，同时降低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便于扶持一些有前景、做实事的中小企业。至于那些一门心思盼着投机暴发甚至因在楼市上火上浇油而资金短缺的企业老板们，相关的主管部门该放手时还是放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