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组织的这个座谈会，参加者主要是：高尚全、张维迎、马立诚、于建嵘、宋晓梧、江平、陈有西、王长江、吴思、杨继盛、胡舒立……等人，几乎全是全盘西化派的主力，而马立诚等人则是臭名昭著的汉奸。

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a70fab0100w26f.html

http://bbs.mshw.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1

这些人，第一主张搞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全面的经济私有化，让大资产阶级大富豪们完全垄断生产资料，信奉哈耶克主义，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反对搞福利社会，如高尚全张维迎等人。第二，主张全盘实行美国的政治制度，像美国那样，让大资产阶级垄断完生产资料后，去控制媒体、控制军队、控制政府。第三，他们主张只有跟着美国日本走，当美国日本人的孙子才能实现现代化，如马立诚等人，他们主张搞中美国、中日国（中美共荣圈、大东亚共荣圈、）……第四、他们主张彻底否定中国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很多人，如吴思做主编的《炎黄春秋》杂志，是众多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社会主义谣言的始作俑者，比如于建嵘就曾写书，说毛泽东、刘少奇们当年搞工人运动并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夺取政权……

而胡德平对此次座谈会总结说：【今天的会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启发。】

胡德平会上说：【必须守住1981年中共中央全会决议所通过的、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底线。】

胡德平们认为：【正是由于对文革反思不够彻底，所以在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候，社会上才会出现抱怨改革开放、怀念文革甚至呼吁为“四人帮”平反的呼声。】

胡德平们地这种论调，这些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胡说，也是对《决议》精神的曲解。

事实上，80年代开始，主流媒体利用《决议》彻底否定文革的招牌，以否定文革为突破口，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这种否定十分彻底，甚至有点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毛时代失误，如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如文革中挑起两派武斗等等，明明是不是毛泽东干的，明明是毛泽东的对立面干扰毛泽东的意图干的，但都被扣到毛泽东头上。

《决议》对文革的否定已经十分彻底了，但胡德平们还觉得否定的不够。因为胡德平、马立诚、吴思们等人将文革将毛时代形容为史无前例的浩劫，似乎毛泽东时代，文革时代，比蒋介石时代还坏，比日本鬼子统治时期还坏，这本身就是反对《决议》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底线。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胡德平们为了反毛反社会主义试图继续搬起《决议》，但只能砸烂自己的头。

比如《决议》认为，毛泽东时代即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历史是：

【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这个基本结论，基本底线，胡德平及参加胡德平座谈会的高尚全、张维迎、马立诚、吴思等卖国汉奸们是彻底反对的，他们是不敢坚守的。

《决议》还具体列举了毛时代的伟大成就：

【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各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以上这些基本结论，这些基本底线也是胡德平们也是所彻底反对的。

文革时期，中国究竟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按照《决议》的精神，如何看待文革，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改革，如何看待胡德平、张维迎、高尚全、吴思等人的言行？

《决议》认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决议》认为，文革时期，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没有改变。笔者这里质问胡德平等人，以上这些《决议》的底线，你们敢不敢坚守？

胡德平、马立诚、吴思等人恐怕会将文革时期污蔑为封建社会，将毛泽东污蔑为有史以来最坏的暴君。因此他们在整体上是反对《决议》里基本的社会主义精神的。他们其实并不承认《决议》里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就不承认决议里的绝大部分内容，他们和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及民运分子们一样，只承认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对毛泽东错误的否定，而绝不承认决议里客观评价毛时代及毛泽东功绩的内容。他们只是想继续利用决议对文革的否定为突破口，进一步妖魔化文革，妖魔化毛泽东，进而妖魔化社会主义。

《决议》里如此评价文革时期的成绩：

【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这些决议的基本底线，胡德平们，你们是否坚守？

看看决议里承认的文革期间的成就，【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这些内容简直是在扇胡德平们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脸。显而易见，胡德平们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破坏程度远胜于文革。

文革期间还有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文革期间，中国还有氢弹、卫星、核潜艇、运十大飞机、载人航天等世界先进的独立自主的高科技项目和产业。而在胡德平、高尚全、张维迎、马立诚们所策划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破坏下，以运十为代表的高科技项目被人为扼杀。中国的核潜艇、载人航天等毛时代及文革期间进展迅速的重要国防项目，都曾因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而遭受不同程度的干扰破坏。而运十因为是文革期间上海搞成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就污蔑其为王洪文的项目，借口经费不足，借口无法筹集3000万，在美国麦道公司阴谋操作下，运十被强迫下马，彻底被摧毁。因为3000多万元不能筹措，运十已经投入的5.37亿研究经费白仍了，与此同时，我们花了约400亿美元来买外国飞机，这就是胡德平们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了反文革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宁可当汉奸。

毛时代已经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差距，在胡德平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破坏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大大加大了。胡德平们所依附的那些暴富阶层那些大资本家，对中国有什么贡献？他们只会搞官商勾结、侵吞国资产、剥削压迫工人等破坏性活动。

从人均寿命来分析最能说明问题，人均寿命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综合生活质量和发展水平：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为35岁,世界平均水平是47岁。中国人均寿命落后世界平均水平12岁。1949年到1976年，搞社会主义，工农当家作主，许多工人拿的工资远远高于干部，搞全民社会保障，搞了全民医疗保障，搞了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了农村。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高，人均寿命飞速提高。1976年，中国人均寿命65岁,世界人均57岁。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从比世界平均少活12年，提高到比世界平均多获8年。毛时代，中国人口迅猛增加、人均寿命迅速增长。改革开放年代，中国搞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来限制人口总数，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人均寿命增长更快才对，但是2005年，中国和世界平均寿命都是72岁。也就是说，三十年来，中国人均寿命，从超过世界平均水平8岁，下降到和世界平均水平持平，整整下降了8岁，这是由于胡德平、高尚全、张维迎、马立诚们大搞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导致的。

对胡德平们的主子，即那些暴富阶层、新生资产阶级来说，新自由主义改革年代的确是天堂。而对几千万下岗工人来说，改革开放年代他们下岗后，其生活水平生活和生活质量出现大倒退，许多人连肉都吃不上，更不要谈上学、就医、住房等保障，其绝对生活水平甚至远远不如文革时期。

以上这些原因，形成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怀念文革的阶级基础。

《决议》还认为：

【"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也就是说，《决议》之所以否定文革，是认为《决议》认为文革打倒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文革破坏了社会主义，《决议》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才否定文革。也就是说，按照《决议》精神，继续捍卫社会主义，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那么今天真正的走资派、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如胡德平、高尚全、张维迎、马立诚等人，是需要被打倒的，因为这些人正是改革年代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决议》指出：

【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

这些基本的观点、基本的底线，胡德平、马立诚、高尚全、张维迎们要不要坚守？如果你们要坚守，那就选择自杀以谢国人吧！

《决议》本身也是肯定毛泽东防修反修理论、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精神的。也就是说，真正落实《决议》内涵，按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那么必须清算新自由主义改革，清算暴富阶层侵吞国资等行为，那就必须彻底清算胡德平、张维迎、高尚全、吴思等人的言行。

因此，胡德平们才十分着急地跳出来曲解《决议》。

总而言之，《决议》这个历史文件在胡德平们眼里只是他们任意耍弄的妓女，对他们自己有用的，他们就承认，对他们不利的，他们就否认。

胡德平们曲解《决议》，其实是剑指邓小平，他们要报邓小平让其父亲下台这个刻骨铭心的仇恨。这和胡德平让其手下鼓吹【胡耀邦才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胡耀邦们是因为坚持改革开放才被搞下台】等舆论是相互密切配合的。

因为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承认：

【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当前社会矛盾尖锐，公有制已不是主体，胡德平们所依附新生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两极分化出现了，新资产阶级出现了，于是广大干部民众，包括认同邓小平理论的干部民众，认为资本主义复辟了，于是他们才重新认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是正确的。

因此，即便是按照邓小平的标准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使中国变成了附庸性的半殖民地社会，变成了两极分化、新生资产阶级猖獗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即便是按照邓小平理论，新自由主义改革给中国带来的破坏，是远胜于文革的，它使中国面临苏联那样亡党亡国的危机。

最让胡德平们感到害怕的是，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弊端的逐步显现，重新思考文革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以邓力群、马宾、魏巍等文革受害者在经历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目睹中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惨重失误后，开始重新回归毛泽东，承认毛泽东反修防修文革理论的正确性。

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工农沦为社会底层的惨重现实，一些家庭在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的官员，如俞正声等人，也开始重新认识文革。据2011-06-24南方周末报道过俞正声对于文革的新认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正因为这些原因，胡德平们才感到害怕了，于是抓紧时间，狗急跳墙，试图歪曲、曲解《决议》的基本内涵。因为如果考虑到中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灾难、考虑到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考虑到改革开放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训，按照《决议》的基本精神（正如《决议》起草者邓力群一直所坚持的），毛泽东防修反修的文革理论显然应该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经过苏联及中国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检验，今天看来，按照《决议》捍卫社会主义的宗旨及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决议》里的某些具体条文，如对毛泽东及对文革的否定性内容，实际上有点过头了。

即便是邓小平理论也是肯定毛泽东防修反修理论的，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毛泽东防修反修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决议》起草的时候，中国和苏联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悲剧还未发生。如果今天让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薄一波、习仲勋、邓力群等人再组织起草《决议》，对毛泽东、对毛泽东防修反修的文革理论只能是肯定的更多。

可见，胡德平们坚守《决议》底线是假，歪曲《决议》的基本精神是真，剑指邓小平、剑指毛泽东、剑指《党章》《宪法》是真。

笔者完全赞成《决议》的基本精神，及决议对文革的否定。文革时期，连马宾、魏巍这样的人都遭受迫害，所以《决议》说文革打倒了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是很有道理的。

胡德平们如果真想否定文革，应该落实如下相关主张：1、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私有制只能是公有制的补充而不能成为主体。市场经济只能是鸟，而计划经济是笼子。2、清算新生资产阶级的原罪，将其侵吞的国有资产追讨回来，解决下岗工人的生活困难。3、资本家们存在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发展壮大，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行为，将基尼系数恢复到毛时代或改革初期。4、恢复鞍钢宪法，恢复毛时代群众监督干部、批评干部的权力。5、安全部门应加强对高级干部们地监督，尤其是对卖国行为的监督，不能再继续放纵他们的自由了，尤其是卖国的自由。

假如胡德平们主张以上的改革措施，并将其付诸实行，才能阻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也才能从根本上阻止文革思潮的泛滥，才能在实践上彻底否定文革。

假如胡德平们继续扮演毛泽东所预言的走资派，那么他们自己只能成为文革思潮兴起的催化剂。

笔者判断，胡德平们只能沿后一条道路一直走下去。

二、胡德平是个什么样的人？

胡德平被称为中国新生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郎咸平风波引起国资流失、国企改革大讨论之后，全社会不管左派右派只要是有良心的，都在声讨所谓民营企业家对国有资产的侵吞。而胡德平却在2006年11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我们的民营企业真正发展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早二十年的话，就是刘少奇、毛泽东同志在公私合营之后都说过：我们公私合营之后，还是可以发展私营经济。因此我们要问，怎么现在又有人来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呢？对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

我们还要反躬自问的是，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给予民营企业早期的奶水够不够？很多企业确实是在艰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它幼年时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前教育，应该像对待祖国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们。 】

2006年11月胡德平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

【记者：几年前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舆论反映，这表明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上升了；但是也有人担心，民营企业家地位的上升会不利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还是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我们该怎么看？能否介绍一下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情况？

胡德平：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是社会的进步。民营企业的代表人士在各地政协参政议政，发表自己的声音，反映合理诉求，既维权又自律非常好！】

当时，连有点良心的右派闲言也看不下去了，他在2006年11月份评论道：

【与其说胡耀邦之子，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的胡德平，在帮中共“统战”资本家，不如说资本家“统战”了胡德平。资本家能够成功“统战”，当然是因为这样更符合胡德平的个人需要。对此，人们可以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分别从职务成就、个人影响力及实际利益等多个角度予以解读。不如此，就难以理解为什么胡德平领导的工商联每次都站在了为不法奸商“保驾护航”的最前列。从“营救”德隆、顾雏军，到“围攻”郎咸平，工商联乃至胡德平本人，每次都冲锋在前；当是非曲直、真相大白于天下后，胡德平却以一句“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轻轻撇开所有的道德责任。凡此种种，显示出在这类事件上，他早已不问是非，完全由屁股决定脑袋；而他的屁股，早就坐在了资本家的凳子上。他已经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对待民营企业就像对待成长中的幼儿一样”——他就象一个偏袒的父母，对此幼儿溺爱、娇宠、庇护，不管青红皂白。】

最近，胡德平2011-05-12接受时代周报记者访问时又说：

【我们现在发展的民营经济，是不是私有性质的？民营经济的就业人数、产值税收都占了一半以上，这是不是叫私有化？我认为前者回答肯定，后者回答应否定。真正的私有化是通过化公为私的方式产生的利益集团，这才是最可怕的私有化。1994年我们去东欧，那时候，东欧把国有企业证券化、私有化，公有财产都私有化，最后的结局是公司的老板大半都是旧时的党政官员，企业负责人，有的还是政治局委员。在国营企业发展的空白处成长起来，没人来干的产品，没人做的产业，民营企业去做，我们国家的民营经济最初就是这样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这和东欧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

胡德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新生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是因为他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搞出一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理论。

1、胡德平将和他关系密切的的大资本家们称作民营企业家、民营经济，似乎这些资本家就代表民，把这些资本家对对工人的剥削一笔勾销。

2、胡德平认为，中国的新生暴富阶层即大资本家们没有原罪，那么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到谁手里？不就是那些大资本家手中吗？中国的资改派高官其子女及其老婆亲戚，不都是大资本家，即胡德平口中的民营资本家们吗？胡德平在2011-05-12发言中暗示，中国的资本家们是【在国营企业发展的空白处成长起来，没人来干的产品，没人做的产业，民营企业去做】，他认为中国的民营资本和东欧不一样，没有侵吞国有资产。胡德平这话如果说的是在80年代个体户也对，个体户和今天剥削工人的大资本家们完全不同。但胡德平拿二十多年前的历史证明今天的大资本家们地清白，真是为了指鹿为马而绞尽脑汁呀。其实中国的资本家们在80年代就有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等原罪，而今天食品行业的食品安全问题多是私营企业的陈旧弊端长久得不到清算导致的。这些不清算也就算了，对于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这些原罪，胡德平也想一笔抹掉，竟然还想让大资本家们去参政议政，彻底控制国家政权，实在是让人神共愤。

要知道，中国的确有很多有良心、有技术、有实力的、有爱国心的清白资本家，这些资本家也主张清算那些非法资本家对国资的侵吞，以清除害群之马。

可见，胡德平极力否认暴富阶层原罪，关键是他自身的利益已经和非法暴富的资本家融合在一起了。

中国民众习惯于将毛时代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优秀后代称作红二代，比如毛主席之女李敏、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习仲勋之子习近平等人，这些人受革命元老的教诲，不忘革命传统、不忘共产党员本色，不忘共产主义理想，作风清廉心系人民。而把改革开放年代得势的很多高官的子女称作黑二代，这些人大多和他们的父母勾结在一起，大搞官商勾结、侵吞国资、当汉奸当买办，为跨国企业殖民中国充当开路先锋。

胡德平这些改革开放黑二代们的自身利益已经同中国新生的大资本家及西方垄断资本密切勾连在一起。

据美华《辛子陵、胡绩伟、李锐开年又在香港刊物反毛》一文披露，胡德平休老革命女儿，娶资本家：

【胡德平1942年生，已68岁有多，在2005年前已与安黎（安子文女儿）离婚，另与比他小20岁的王豫颖结婚，王现职中国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从事境内外融资，而胡德平目前身兼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是上级单位。　王女士曾是中华慈善总会选出的美女慈善大使。胡德平与安黎的女儿，也就是胡耀邦的孙女胡知鸷，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任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面对全中国还有无数下岗工农，艰困老干部老军人，“富三代”就不汗颜？！“共青城”就那么艰苦革命本色？】

2008年08月05日《东方早报》报道：《瑞信中国投行部晋升4高管 胡耀邦孙女任联席主席》：

http://stock.hexun.com/2008-08-05/107907063.html

【胡知鸷是前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孙女，她于2005年从美林转投瑞信。】

胡家子女的履历：

http://www.hljdaily.com.cn/lnrb/system/2009/08/10/010423389.shtml

【长子胡德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次子刘湖，香港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

三子胡德华，90年代从中科院软件中心下海，1994年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的开发。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子。

小女李恒（满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外企高管。】

联合新闻网提供 (2009.08.11 11:15)：《赵紫阳儿媳任克英 巴黎银登陆先锋》：

【《经济日报》记者林安妮／法国巴黎银行10日宣布，任命前美林中国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任克英，出任大中华区企业融资部主席及行政总裁。她的任命案被视为是外商银行重启中国版图争夺战的一影。

彭博信息报道，任克英履新后，她将向法国巴黎银行亚太区企业融资部行政总裁夏纳恩定期汇报，法国巴黎银行形容，“任克英的庞大人脉网络和对市场的深入了解，将会成为投资银行业务的宝贵资产。”

任克英现年50岁，她是已故前中国总书记赵紫阳的媳妇，她的上一个职务是美林亚太区中国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及主席。上月中，有关她即将跳槽法国巴黎银行的传闻，已传遍中国投资银行圈，但一直未获得证实。】

可见，胡德平们这些黑二代的阶级利益已经和国外垄断资本及国内新生暴富阶层密切地关联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胡德平们声称，第一，暴富阶层（即胡德平联系的所谓民营企业家们）没有原罪。第二，他们极力否认中国宪法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即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阶级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雇佣工人会导致剥削。

三、中国的暴富阶层没有原罪吗？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吗？

对于中国的暴富阶层即某些大资本家们有没有侵吞国有资产、有没有原罪，这个问题笔者这里不再讨论。因为不管左派右派，只要有点良心的人，都主张彻底清算所谓民营企业家对国资的侵吞。

这里重点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私有制、资本雇佣工人真的没有剥削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真的只是平等的市场交易吗？按照胡德平们的逻辑，工人和老板之间肯定也是自由交易、等价交换。工人付出劳动，老板付给工人工资，以外管局的说法，以两者自由签订的契约合同为证。

我们从根本上分析这种谬论：

按照最基本的原则，财富（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从根本上看有两个来源：第一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第二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劳动。人类社会的价值来自于人类劳动的创造。按照公平正义的理念，来自大自然的财富，应该平等地分给每个人；由人类劳动创造的财富，应该根据人的劳动付出分配财富。——这种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就是按劳分配。

从根本上看，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自然资源等财富应该归属于所有人。每个人劳动的成果，都应该全部归这个人所有，而不能被其他人剥夺。

我们再来看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私有制社会里，生产资料都会最终被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劳动者则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按照传统的观点，资本主义分自由竞争阶段与垄断阶段，自由竞争阶段，资本家的数量多些，垄断阶段，资本家数量少些。但是这种划分仅仅是在资本家内部观察的结果。实际上从全社会看，资本家人数再多，相对于工人也是一小撮。无论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还是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都是一小撮人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这一小撮人可以通过这种垄断权力对没有这种权力的无产者进行剥削。资本主义早期的所谓自由竞争，仅仅是资本家间的自由竞争，而不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自由竞争。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仅仅是资本家阶级通过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并通过这种垄断性的权力剥削工人。

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一个社会最根本性的权力。掌握生产资料的少部分人就可以剥削大多数的劳动者，因为前者相对于后者是绝对的强势者。

比如，封建社会，地主或庄园主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农奴们没有土地，双方在经济权力上极度不平等。地主们可以不参加劳动。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奴提供劳动。地主通过收取地租方式，无偿占有了农奴的大部分劳动成果。设想最简单的情况：甲拥有一块土地，乙一无所有。那么甲可以不劳动，而雇佣乙，从而剥削乙的大部分劳动成果。如果甲乙二人共同占有这块土地，那么甲很难再剥削乙。

而在胡德平们看来，假如一个地主有一大片土地，而有10个农民没有土地。地主雇佣农民耕种土地，地主提供土地，农民提供劳动力。地主不投入任何劳动就通过收取地租获得了土地上的大部分收入。而且地主还可以把土地产权给他的儿子孙子，他的家族可以世世代代如此永远持续下去，有了土地产权，啥都不用干，就啥都有了。按照胡德平们的逻辑，这叫做自由交易、自愿交易。假如胡德平们认为资本家们对工人没有剥削，假如胡德平们主张保护资本家们的自由和人权，按照这种逻辑，他也必须保护地主们地自由和人权，他应该回到封建社会。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企业被一小撮资本家所有，广大工人丧失企业所有权，这双方在经济权力上极度不平等。一个工人如果失业就无法出卖劳动力则无法生存，而资本家则可以任意处置如侮辱、解雇这个工人，因为门外还有更多工人在排队等待雇佣。资本家提供工厂等生产资料，工人提供劳动力。因此资本家根本不用参加劳动。资本家凭借这种企业所有权，就可以雇佣工人，无偿占有工人的大部分劳动成果，从而获得极大的收入。因此，工人得到的工资，仅仅是自己劳动成果的一小部分，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只有工人们共同占有了企业，那么资本家则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他不劳动，便没有任何收入，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剥削。

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经济越发展、技术越进步，对工人的剥削越厉害：

【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激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少。】（马恩选集，第一卷，P372）

马克思指出，工人越勤奋，他工作的愈多，他所得的工资就愈少，资本的增值就越快——因为他越勤奋工作，他与其他工友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

总而言之，【资本的利益与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马恩选集，第一卷，P371）

胡德平们肯定会说，蛋糕做大了，资本做大了最终对工人也有好处。马克思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批评过他：

【即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么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残羹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会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的愈多。……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72页）

胡德平可能还会说，资本家和地主不同，资本家也参与了企业管理。

我们知道，资本家阶级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可能还较多地参加一部分劳动。但是由于资本家拥有企业所有权，而工人没有，这种权力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剥削，所以资本家所获得的收入一定会高于他劳动创造的价值。随着资本的扩大，理论上看，企业里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雇佣劳动的方式来解决，如雇佣职业经理人，雇佣技术员，雇佣体力劳动者。而资本家们则逐渐可以完全脱离劳动，他什么都不用干，仅仅凭借企业的所有权来剥削其他人的劳动成果。所以，既然资本家不投入任何劳动都能获得大部分劳动成果，那么当他投入劳动时，也必然存在剥削。

可以说，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揭破了所谓资本家养活工人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因为任何资本家的劳动都能通过雇佣职业经理人来完成，但职业经理人做同样工作所获得收入仅仅是资本家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由于资本家对工人有巨大的剥削，为了维持这种剥削，资本家一般会给高级职业经理人多于他劳动价值的工资。这就是说企业高管尽管不是资本家、没有企业的所有权，但是他凭借他接近资本家的地位，参与瓜分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变相剥削了工人。以封建社会做比喻，资本家相当于地主，企业高管相当于家奴，工人相当于田奴，家奴比田奴日子好过多了。

如果消灭了企业所有权上的不平等，一个企业如果属于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则谁也不能剥削谁。而这时，厂长、经理及工人的工资都是他们劳动价值的体现。在毛时代公有制国企下就曾经消灭了资本剥削，当工人们对企业拥有和厂长一样多的所有权控制权时，厂长工资最高也就是工人的十倍。

总而言之，在私有企业里，一小撮资本家垄断了企业所有权，而工人没有这种权力，所以民营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这种剥削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家对企业产权的垄断。而在真正的国有企业，由于工人共同占有企业所有权，所以没有谁可以剥削工人。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

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的人类历史，都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生产资料相对被少部分人垄断，而庞大数量的劳动力之间则是相互竞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阶级垄断，而同时，劳动者之间却在相互竞争，相互比贱，使工人的工资仅仅维持在工人劳动力勉强完成简单再生产（即生存并抚育后代）的水平上。

一般情况下，上层建筑本身是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官僚们要想获得长久的持续的稳定利益，必然要依附于从事生产的、在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剥削阶级。比如，封建皇帝其实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和最大的地主。美国总统往往是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或出身于大资本家家族。

中国当前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两类：第一，是一般性的腐败，是指官员对国库、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侵蚀。第二，是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大资本服务获得高额佣金或者直接变身成大资本家。在八十年代，第一种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腐败形式。但是自从90年代中国生产资料大规模私有化后，后者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前者。在毛泽东时代，民众对官员有广泛的监督制约权力，但是胡德平、高尚全、张维迎等右翼势力为了推进改革，以及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这些监督都被取消了。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头面人物张维迎所断定的，腐败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润滑剂。因此，当前中国腐败官员，从根本上看是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信仰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西方式美国式普世价值之类的政治哲学，一切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国资流失到那些大资本家手中，其中很多人是自由主义改革派官员的亲属。而这个群体，正是胡德平们的阶级基础。

四、黑二代胡德平们是文革思潮的催化剂

历史地看，怀念文革的极左思潮可以说是在90年代末期开始萌芽，进入新世纪后逐渐泛滥。此种思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是值得我们认真梳理的。

其实，胡德平、高尚全、张维迎、马立诚、吴敬琏、茅于轼等人所主张及他们亲身实践的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是文革思潮复兴的决定性原因。

在对政治、社会一无所知的人看来，极“左”思潮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对毛泽东以及对文化革命的重新肯定，否认毛泽东晚年犯了“极左”失误。毛泽东犯了晚年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这不仅是执政党的决议，而且这些结论通过一系列的书籍、杂志、影视等意识形态产品，本来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深入人心。不料“极左”思潮在最近十年时间重新开始焕发活力。

其实，极左思潮的出现与扩张，乃是胡德平、高尚全、张维迎、马立诚等西化极右势力误导改革开放，大搞市场化私有化外资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

以历史的角度分析：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今天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恐怕还沉浸在右翼阵营中高喊“全盘西化”的口号，而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反倒成了他们的启蒙者。而陈云、王震、彭真、李先念、邓力群、魏巍、马宾、李成瑞等老干部虽然不像李锐、李慎之等人彻底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但由于他们在文革中间都受到严重的冲击与迫害所以对文革的负面性深有体会，改革开放后自然也对毛心存非议，他们认同《决议》，热心拥护改革开放。虽然都反对文革的“极左”做法，但陈云、王震、彭真等老左派与李锐、李慎之等《炎黄春秋》伤痕派、老右派完全不同。前者参加革命时就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共产主义理想，所以他们反文革是为了国家人民，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而不是主要出于个人恩怨个人仇恨，他们与毛没有私仇，也不会彻底背叛共产党。而在李锐、李慎之之类《炎黄春秋》们看来，文革则是典型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实际上就是说革命伤害了他们这些小资知识分子，他们反文革主要是在为个人复仇、发泄私恨，所以很容易走向彻底反毛、彻底反共的道路。

老左派虽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在八十年代，恐怕还没有“左”到重新认识毛泽东与文革、反对改革的程度。在八十年后期，出现了以赵紫阳、胡耀邦为代表的西化派集团，这个集团全面认同资本主义理念，甚至意图照搬照抄弗里德曼、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教条。

据原国家计委老干部刘日新文章披露：

【１９８８年,美国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著名学者密尔顿.弗里德曼来华访问,要求赵ziyang总理接见他四十分钟,赵却同他谈了两个钟头。陪同弗里德曼同赵ziyang谈话的,是香港有名的自由化学者张五常。当时媒体透露,弗里德曼很会来一点外交词令,一见面就对穿着西装革履的赵说:你很像一个教授。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赵听了,有点昏昏然。张五常曾在报刊发表几篇文章,说这次会见,两人的观点完全一致。弗里德曼对中国现行的东西都不赞成,主张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回国后他在斯坦福大学讲了一篇话,指出“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

通过2007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赵ziyang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可以看出，赵ziyang的改革路线，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这一路线在陈云身后,从90年代后期开始仍然在中国继续实施）：

以下是该书一些关键语句的摘录：

【迄今为止，相对而言，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社会制度。】（P169）

【所谓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实行西方的一套。】（P171）

【今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多元化的出现，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必然要支持不下去，必须改变旧体制，结束一党专政的政体，实行现代民主政治。】（P121）

【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党专政】（P157）

【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P129）

【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P2）

【政治改革，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这种政治改革也是要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这就自然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P184）

【市场经济必须有产权约束（注即私有化）】（P157）

【应当抛弃公有制】(P243)

【实行私有化，来发展资本主义。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便明确地说就是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也没有什么可以责难的。】（P90）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P4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点不在‘社会主义’，而在‘初级阶段’】。（P365）

应该说，西化集团的出现与恶行，激化了老干部的进一步左转。据说，当时在很多革命元老级别的老干部（如陈云、李先念等）中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赵紫阳就是毛泽东当年要极力防止出现的“走资派”。应该说，在这些革命元老看来，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西化派集团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毛泽东的伟大。据说王震晚年的遗言是：毛泽东比他多看了五十年。

极右的“西化派”的影响在92南巡后更加甚嚣尘上，邓小平去世后，一切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主张更是在经济领域大肆铺开，而许多政治运行规则实际上也已经与美国接轨：资本逐渐开始控制权力，官员成为资本家的走狗，比如胡德平这样的官员就成为资本家们地走狗。这种在左派看来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场景直接刺激了“极左”的毛泽东主义的复兴。

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一文指出：

【2006年GDP的比重私有制占63%，公有制占37%，就业人员二、三产业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2%与68%，而且私有制的比重还在进一步提高。】（《探索》,2007年第5期。）

而李济广教授指出：

【根据非公经济比重反推出来的公有GDP包含着占GDP9%的非经营性教文卫和公共管理部门增加值，公有就业比重同样包括非经济部门。

笔者经过详细计算，2008年（关键数据仅有2008年的），包括企业和农户的全国直接经营性资本所有权结构：国有资本占24.35%，集体资本占7.24%，个人资本占52.56%，外商资本占15.85%。】

可见中国当前是私有制占主体。仅外商资本，就是国有资产的65%。

比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因为认定由于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当前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社会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而党中央却毫无作为，事实上已经彻底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他愈发激进。魏巍、马宾、李尔重等人的思路也大同小异。这一“极左”派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是资本家与官僚掠夺工农大众的制度，因此必须反对。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复辟，那么毛泽东当前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举动就是伟大的，他当年告诫人民，如果不打到修正主义将来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良苦用心几十年后才被人理解。

看看胡德平们搞的改革：国企私有化、国资流失被资本家侵吞、赦免暴富阶层原罪、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工人大规模下岗、工农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沦入社会底层……

再看看胡德平们搞的开放：接受苛刻不惜一切代价条款加入WTO、盲目引进外资兼并民族产业、廉价出口商品和资源、购买美国国债……

经过胡德平们的胡折腾，连邓力群、马宾、魏巍等文革受害者都被逼成了左派，逼成了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拥护者。

据海外星岛网报道：

【邓小平在1975年第二次复出，邓力群和胡乔木协助邓小平撰写文件。翌年，邓小平被打倒，邓力群也受牵连，但他宁愿自己挨整也坚持不揭发邓小平。邓小平欣赏“邓力群这个人骨头很硬。”】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历史决议，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邓力群等组织实施。

看看邓力群十年前（2000年7月8日）的讲话讲话，已经对改革、对文革有了新认识：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8-12/4042.html

【不能因为“文革”运动搞错了，就认为10年中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也都错了，整个10年一切全错了。

不能用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的不成功或失败，来证明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变，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理论也错了。

再重复一句，不能因为有以上错误，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要把“文革”的内乱、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区别。

不能因为“文革”运动错了，就说10年中的经济建设、对外关系也属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能把毛泽东在10年中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思想都归入“晚年错误”。】

对于历史决议，邓力群说道：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之《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不仅仅写了“文革”，也写了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打开新局面的情况，只是写后者的篇幅很小，在大约10页的篇幅中，讲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不到1页。《历史决议》大量篇幅是讲“文革”运动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讲了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

现在看来，在布局、结构上，国史书要同《历史决议》有所区别。在国史书中，经济建设、对外工作的内容，可以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文革”运动的内容至多占三分之一。这样一个布局、结构，有助于真实准确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年至1976年的全貌。

《历史决议》是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决议，用较大的篇幅来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必要的。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论断，进行集中的、充分的论证，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国史书则应该更丰富更具体地展现这10年的历史全貌。作为国史，如果也像《决议》那样分配篇幅，“文革”的内容写得过多，经济建设、对外工作的内容写得很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10年历史的本来面貌。】

可见，邓力群至少在2000年已经意识到了美国控制的南方系媒体对毛泽东、对文革的妖魔化问题，并想尽一切办法纠正，提出区别文革运动与文革时期，提出国史书应该比《决议》更多地肯定文革十年的成就。

我们通过历史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的关系：极右的西化派越猖獗，极右势力影响中国改革时间越久，中国与美国全球化接轨的后果代价越严重，两极分化的程度越严重，毛泽东主义极左思潮的影响就越大。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在全盘西化派即极右西化派主导下，市场经济突飞猛进，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新生的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成为强势阶级，而劳动者工农群众成弱势群体、领导阶级地位名存实亡。而魏巍、马宾们这个阶段的思想立场此时亦更加激进，尽管这些人在文革中受的苦比谁都多，但他们却出现了彻底反对改革、全面肯定毛泽东和文革的倾向。邓力群在改革开放初期可以说是反文革的主力，但是其对文革的认识在晚年竟然也发生很大变化，开始更多地肯定毛泽东。

进入新世纪，那些尚且健在的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们，如果没有彻底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对毛泽东对文革的看法大多已经与《决议》里所蕴含的彻底否定的情感姿态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码，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高瞻远瞩的，文革实践上没有搞好，被野心家利用是另外一回事。随着黑二代胡德平们主张的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大肆推进、战略龙头产业被外资并购、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被西化派搞垮侵吞、两极分化与美国匹敌，工人农民成为社会公认的第八阶层与第九阶层（最后一阶层是流浪汉之类），“极左”思潮的泛滥已经不可阻挡。而到了这个年代，假如当年的元老们如陈云、王震、李先念等人在世，只要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恐怕也会有不少人同情这种“极左”思潮。当然，如果他们像胡德平那样，也被资本家们统战了，则肯定会和胡德平、高尚全、马立诚、张维迎们的唯心主义腔调一致：当年《决议》对文革对毛泽东的否定还远远不够，《决议》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肯定太多了，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是个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