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在分化，后果很严重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右派不是铁板一块　　

在　7月30日　举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天则研究所把重庆模式列为中心议题，名之曰：“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家想想，右派是怎样对待重庆模式的？从置之不理，到疯狂漫骂，再到现在的“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重庆模式越来越不可小视。　　

这种“理性看待”，究竟有多少“理性”的成分，或容讨论，但比起因为给重庆模式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威胁要砸你的饭碗，显然要讲道理得多。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中国如果搞多党制，必然导致国家分裂。结果右派又在网上威胁我，说：“这已经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罪，国安怎么不逮捕他？”　　

我真不知这个右派说的是哪家的“国安”？他连“国安”和“中情局”的区别都没搞懂，就迫不及待地亮出自己老板的身份，这不是给中情局帮倒忙么？　　

近半年来，重庆模式一直是我们成都左派学者关注的焦点。由于基本立场不同，我们与天则所的看法显然属于“道不同”的范畴。按理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既然右派开始关注左派才上心的话题，那么，左派是不是可以和他们搞一个“互动”呢？　　

有几个人的认识，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这也让我多少改变了对“个别”右派的看法，比如秋风、王占阳、杨平等人，他们对重庆模式的认识，比起满脑子浆糊的茅于轼和蔡霞，要清醒多了。可见右派也在“与时俱进”。这再次证明了那个道理：人不是教育出来的，而是教训出来的。　　

我尤其要提到那个田博士，他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他说：“GDP保持20年高增长，但是农民工工资20年不增长，这样的劳资关系是不正确的，这样发展是没有正义的，效率是有了，公平牺牲过大”；“广东模式也是片面和不完整的” ；“大家不要把重庆模式看成是一个地方性现象，而且我认为薄熙来的心胸也绝对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好重庆”；“我相信他的关切是国家尺度，而不是地方尺度”，等等。　　

我认为，田博士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对重庆模式给出了一个比较诚实的看法，这也是发言者当中，我所见到最有水平的一个。老实说，正是这个田博士，为天则所的这次讨论加了分。自由主义者中居然也有这样明白的学者，难得。　　

二、茅于轼的逻辑　　

除此之外，其他人的发言就乏善可陈了，还是在低水平地重复普世价值那一套，没有什么长进。茅于轼的发言，就是其中的典型，他说：“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世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　　

评价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应该用什么标准呢？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标准。但我相信，被茅于轼津津乐道的普世价值忽悠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少。我就不跟茅于轼谈马克思主义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根本就不在一个境界上。为了大家能做起码的交流，我就按茅于轼的“普世价值”逻辑来讨论吧。　　

什么是普适价值？茅于轼说：“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OK，很好！那么就别给我说空洞的“普世”了，且不论美国侵略伊拉克、北约轰炸利比亚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说美国要中国就“瓦格良”一事作出解释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就拿茅于轼下面这句话作案例吧：　　

“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　　

茅于轼刚才还在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转过脸去就把自己“所欲”的垃圾，当做别人也一定“所欲”的宝贝。问题是，既然“他没有说过”，你茅于轼凭什么要“己所欲，施与人”呢？　　

如果我按茅于轼的逻辑断言：“虽然你们还把普世价值挂在嘴上，我相信茅于轼也不见得相信普世价值，当然他没有说过”，我敢打赌，茅所长肯定要跟我急，质问我为什么“己所不欲，还要施于人”，并谴责我“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缺乏基本道德”。　　

这种逻辑混乱，在茅于轼的发言中比比皆是，我随手拈来几句：　　

(1) 茅于轼说：“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年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我就不跟茅谈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以茅的境界，他既不愿意听，也听不懂。也别跟茅于轼谈人类学的基本常识，哪怕是他回忆一下小学课本讲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会说出如此雷人的言论。神马叫“无知者无畏”？这就是也。　　

所以，我们只能按茅的逻辑来讨论这个问题：既然“道德”是“把猿变成人”的天赐法宝，那么也就是说，在人来还没产生之前，“道德”就已经矗在那里了，是先于人类就存在的东东，用哲学的语言表达，“道德”是“先在的”，“先验的”东东。问题是，这个先于人类就存在的东东，咋还要经过人类几千年、几万年的博弈，才能“得出来”呢？逻辑如此混乱，还好意思说马克思“不对”。　　

（2）茅于轼说：“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　　

很低调吗？这是假装谦虚。既然你茅于轼没有把握，干嘛要在“人类进化”上不懂装懂？还说普世价值规定“不说假话”呢，你这不就是在自己没把握的领域里装大蒜说假话么？就算你超越了专业领域冒了把，那我们看看，你在自己专业领域又是如何“有充分把握”的吧：　　

（3）茅于轼说：“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　　

“欲望是无穷的”？学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吗，怎么连主流经济学的这个起码常识都不承认了呢？别给我说什么“欲望”与“效用”的区别，也别跟我谈什么单个欲望与总体欲望的区别，不论怎么区别，茅于轼也只能在物欲的泥潭里挣扎了。拿着二懂二懂的经济学来卖弄，想了几十年就想出这个水平，还说什么“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就这等“严格”，懒得再驳你了。　　

三、骁勇的党校教授　　

至于那位蔡女士，满口“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暴民政治”，俨然一副正在与“独裁”、“专制”、“暴政”做坚决斗争的自由主义卫道士。我不知道此人是谁，网上“百度”了一下，才知道：　　

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北京市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国家教育部干部教育学院客座教授，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人事部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参与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重点课题，参与中国社科院、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研究课题十多项……，曾获中央党校优秀教学奖、中央党校优秀科研奖，北京灵山杯优秀党课奖……。　　

蔡教授的学术贡献如何，我无从评价；然其政治背景，想必不会引起神马歧义。那么，这位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是怎么研究“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的呢？　　

蔡教授说：“重庆让我去做干部教育，我久久不去，我不想过去。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他现在做的这个东西一个就是他唱红，以一种半行政方式，以革命的隐在的神圣性推向全国”；“他的产生实际上不是一个历史前进趋势而是倒退趋势”；“党的历程是很艰辛的，这个不能忘记。但是，反过来你看他强化的是什么思维呢？是暴力对抗的政治极端思维”；“唱红是温柔形式的心理威慑”。　　

——瞧瞧，“倒退趋势”、“暴力对抗”、“极端思维”、“心理威慑”，蔡教授真能给“唱红”扣帽子。就算唱红有“革命的隐在的神圣性”的嫌疑，这又掘了谁家的祖坟，犯了哪家的王法呢？众所周知，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有一个基本区别，前者敢于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而后者却极力掩盖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尽管后者天天都在对共产党搞阶级斗争。　　

蔡教授说：“浙江用我们南方的话讲叫做闷声发大财，我觉得浙江应该是中国的趋势，为什么？浙江很多年来都不讲明显的意识形态”。　　

——都啥年月了，蔡教授还在“鸡的屁”的境界上摆pose。摆pose也就罢了，问题是，她还自称“我是搞党的建设的”。一个“搞党建的”,居然不准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搞的是哪家的“党建”？其实她不是不讲意识形态，而是只准讲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看看她那么在意“闷声发大财”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这不是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党建”，也只有极右分子才搞得出来，可是她却反咬一口，说：“‘模式’二字我是非常反对的，提出模式二字，我认为这是右翼的”。　　

——很搞笑是不是？明明自己是右派，还指责提出模式的人是右派，如此颠倒是非，由此可见一斑。这那里是什么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这不就是国民党教授嘛！我不是说她不能为国民党代言，也不是说她不能为多党制造势；而是说，如果她披着共产党的皮来为别的党喊冤，那就是角色混乱了。　　

她不仅角色混乱，而且逻辑也很混乱：“所有红歌我都会唱，我现在到卡拉OK里面点的都不是流行歌曲，都是红歌，个人唱红歌、群众自发唱红歌和权力主导唱红歌是　两码　事”。　　

——刚才还说一听到红歌，她就条件反射、两腿打颤，怎么自己唱歌“都是红歌”，而且也不再恐惧了呢？见过神马的，没见过这么神马的。蔡教授喜欢“个唱”，就把“个唱”、“合唱”、“有组织唱”完全对立起来，强词夺理，自以为得计，不过是再次践踏了茅于轼定义的普世价值，而已。　　

有意思的是，这位听见红歌就股栗的蔡教授，毫不讳言她曾经的经历：“这个唱红不要认为就是唱，唱红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威慑力，经历过文革的人都都有感觉，我是经历文革的人，那时候我是中学生，我们也在唱红，我们搞红卫兵运动，全国大串联什么没有干过，我们斗老干部，什么没有干过？都干过。”　　

难怪蔡教授如此生猛。据鲁迅的看人经验，蔡教授这类人物八成是要进入“贰臣传”的。鲁迅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对这类人物有过很深刻的描绘：　　

“我所谓的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商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的时候，就用共产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　　

寥寥数语，活画出这类人物的“生猛骁勇”来。作为中央党校优秀教学奖和优秀科研奖的获得者，“时势变了”，为了“不变其阔”，你可以“改主义”，也可以“不失其骁”；但我以为，你至少不应该披着共产党的皮来当这类“骁将”吧，这算那门子的“骁”？　　

四、结 语　　

无论如何，天则所的这次讨论会都是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事件。它至少表明，右派阵营或已开始分化，何况这阵营里面有不少原本属于中间派的人士。　　

对于这种分化，我们应当真诚地欢迎。因为不论是谁，不论他过去如何，只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说话，就是好样的。如果骁勇的蔡教授哪天也能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说话，我们也会给予掌声的。当然，我对茅于轼是不会有这种期望的，正如毛主席说：“愿意戴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总是有的”。　　

天则所的这次讨论，离普世价值的要求似乎越来越远，想必茅于轼所长大失所望。至于是不是“茅所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们就只有拭目以待了。　　

（　2011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