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勇平那晚本身是实话实说，真实地表现了铁道部高官的固有心态，充当了一个反面教材，完成历史使命。他不像某些其它部门发言人讲虚话，讲假话，讲酱油话。记者会当晚，笔者观察他还是比外交发言人实在，如实把一个铁路官员的面与心摆在国人面前，反讽他人之圆滑。我们应用平常心，而非今天《环球时报》称“王勇平悲剧”的奇怪心来看待之。国人似疏忽正面看问题的能力，如果权利者有格调、有视野，坏事或许可变好事。长期以来，铁道部就是铁老大，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2008年有人提议把铁道部也并入交通运输部。交通部寿终正寝，但铁道部仍尾大不掉。它的部长往往由高层某个人钦点，非国务院其它部长可同日而语。1985年至1987年的铁道部长，是XXX的桥牌友，聂棋圣可佐证。1992年至1998年的铁道部长，由于有在上海铁路局当局长（1983-1990）的这段经历，所以被提拔。广西的柳州铁路局是个跨省的大局，出了成克杰（2000年因受贿判处死刑执行），韩XX两位铁道部长。他们能上中央，一个是副委员长，一个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多少说明一些问题。铁道部长刘志军与副总工程师今年初遭免职，国务院某些人想打蛇随棍上，修理一下铁道部，铁道部的职工都老神在在，看笑话，说什么“派了个管理海关的来管我们，笑话！”盛光祖虽然是“回锅”（当过铁道部副部长），但人一走茶就凉，他现在回去很多人根本不惧怕他。

王勇平那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实际是铁道系统里的惯用语言，熟悉王勇平的人说，王在广州铁路局工作时就时常把那句话挂在嘴边。实际上，王勇平还是个二级警监（1999-2003，任广铁公安局党委书记），办案时就常常那样说话。如今怨偶被离婚，只能说他官场缘分已尽。在广州铁路局系统，都说一个小小科长也算高干，因为权力实在很大。因为从京城到省城，当一哥的不时要坐动车，遑论其它人要抢软卧了。一到春运，小科长也鲤鱼跳龙门。

二、 设“发言人”制度，说穿了就是学习西方政治体制的衍生品，先天不足，因为本来就是拿他来当摆设，并无确定要它发挥多大作用。但后天也更不足，因为发言人头上紧箍咒太多。立意虽善，但违背客观、透明原则。固然，西方发言人也有禁忌，哪些能讲，哪些只能撂下一句“无可奉告”（NO COMMENT），心中有数，但其发言人制度由来已久，问与答之间的攻防虽有时会擦出火花，但相互游戏规则已成默契。反观中国，学习西方一窝蜂拥上，一个破烂小局单位都要以有发言人为荣，为之配上西装革履应景。王勇平至少当过宣传部长，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不会凶巴巴嘴脸，远胜于目前官场大大小小的发言人。

三、 让王勇平停职，并不能平民怨，看看就好，不必太认真，跟着官媒的口吻起舞。将王勇平这样深夜还与媒体周旋“挡子弹者”挥泪斩掉，绝非是现实执法正义应存的表现和收官。每每皆是作决策发号令的人滥权渎职，却鲜有受到追究应有责任的处理，甚至制裁。至少，某些个负责人物不能不彻底进行洗心革面的检讨。庙堂上有某人，八九时在民政部任职（部长为崔乃夫），有党员干部询之可否上街，此君冷静回话：“身为党员，这种问题还用问吗？”看他多会说话。因为事后有人欲告之，他说，“我那句话的意思是当然不能去啦！这还要问吗？”对官员实行问责，真正执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官场精英学西方啥都学，偏偏不学“引咎辞职”这一项，令人费解。

我们不是法院，不能确认哪位该负责任者应予处理，但要说此中没有任何合理的怀疑，那就是以为天下人都是傻瓜了。权宜措施管用不了太久，运输路上还可能会出麻烦，迄今矿难不已，这已是其它行业发来警讯。

四、 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铁道部身为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又是管理各运输企业、两百多万员工的“总公司”，自负铁路建设与自负盈亏的球员兼裁判冲突日益明显；以2010年为例，铁道部总资产三兆三千亿元人民币、总收入六千七百多亿元，但税后利润仅一千五百万元，至今年上半年，负债率已高达58%。刘志军老婆有股份的那个专供铁路饮用水，股票上市就大有问题，因为产品根本不在市面上销售。去年，刘志军踌躇满志南下广东，和当地书记、省长高调谈合作，南方日报有隆重报道，合作金额上千亿。如今人去楼空，“广东模式”又添一块伤疤。人们都鄙弃刘志军式的骄横与无知，呼唤谦卑与警惕。

前几年广东粤北水灾，京城负责农林水一大员到灾区视察，该省书记也陪同在场，民众看到警车给领导送上盒饭，那数十盒由广州铁路局送来的盒饭，乃刘志军专门交代该局制作，内有鱼翅鲍鱼等，此事由广东省委警卫局在场人士事后曝出，令人咋舌。

一些对铁道部满腹牢骚的官员有意在2013年春政府换届时进行改革，保留行政职能并入交通运输部，降格为副部级的国家铁路总局，与国家民航总局平级。但能否如愿以偿，问号很大，说不定既得利益者会求助于万里“老部长”，由万家子女传话，向现任领导们施压。只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吾辈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