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的鲜血——是政治资本还是心理负债

井冈山根据地仅仅存在了两年四个月，但是，在这短短的敌我搏斗中间，井冈山地域付出的牺牲却是惊人的巨大。据介绍，井冈山地域牺牲的烈士人数高达4.4万人，其中只有1.5万人留下了姓名，为了纪念那些无名烈士，井冈山烈士纪念馆专门设立了“无字之碑”。

毛泽东把这些牺牲的烈士及其付出的生命和鲜血代价，看作是一种“心理负债”，看作是生者对死者无可改悔的承诺。所以，无论有多少人反对他，他依然坚持继续革命——继续革命者的理念并继续革命者对于人民的承诺。他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他曾经的战友，那些曾经的鲜活的生命和青年人的面孔，毛泽东以背负“心理债务”的债务人自觉一一提到卢德铭、何挺颖、陈毅安、王尔琢、张子清、员一民、宛希先、伍中豪、胡少海等人的名字。然后，毛泽东以债务人的自觉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报复。”而中国共产党也谈不上完美，“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马社香《前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还有一种人把烈士的鲜血看做是自己的“政治资本”，由此他就获得革命的当然代理人资格，以党的化身、政府代表、人民利益的当仁不让的代理人自居。这样，革命和牺牲就成为这种人完成政治资本积累的一个自然过程，把历史粉饰、虚饰成为代理人的英明伟大就成为唯一选择。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这体现的是资本家群体对于货币资本积累的无限欲望，一些人既然把革命历史想象为政治资本的积累过程，就必然地与资本家的积累逻辑具有可比性，由此，马屁文人就获得了粉饰历史的政治支持和奖赏，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军队的四个作战方向中间，“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唯一一个完全失败的方向，但是，1980年代各路马屁文人却把这一共产党军队巨大失败吹得天花乱坠。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无非是共产党官场中间有一拨人获得了优先展示其“政治资本积累”数量的绝对机会，如此而已，岂有它哉！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一经发生就再也不可能改变了，但是，声称自己的政治资本积累多寡的机会却是随时变化的，这与某些历史人物毫无原则地占据展览馆的大量篇幅是一个逻辑。

孔夫子说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夫子区别出的两种不同的“道”与“人”的关系的理解方式，在历史和政治场域中间具有永久的普遍性；而孔夫子的优秀学生曾子则提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所谈到的其实就是一种债务人的自觉。那些自认为应该“以人弘道”的人，往往愿意奉献出热血乃至生命，张子清负伤之后还要把稀缺的药品让给别的伤员，这就是一种债务人自觉——为了“道”我付出的还远远不够，而毛泽东念念不忘那些年轻人的名字，到后来不惜与强有力的当权派阶层决裂，不怕摔得粉碎，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也是那种“人能弘道”的债务人自觉起作用的结果。反过来，那些把革命经历视为资本积累过程的人，毫无例外地信奉“以道弘人”的信条，他们往往把自己臆想为革命的代表或者真理的化身，由此要求权力和特权，由此自认为有资格排斥群众的权力和批评。文革期间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和“活党”在镇压造反派群众的时候，就是指责造反派的“三指向”——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有且仅有这些人把自己臆想为“红色政权的当然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唯一代理人和人民解放军的化身”时，这个罪名才是不需要证据和论证过程就能够成立的，仅仅依靠谁批评自己就可以直接定罪了。后来又有人把自己视为“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唯一合法代理人，由此，这些人就自认为垄断了真理，拥有人世间“弘道”的唯一发言人资格，所以就天然地有了对于和平请愿的群众和学生的开枪资格，这些人无一例外地拥有着债权人的优越感。

对于政治和历史来说，债务人和债权人叙事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毛泽东想要以债务人自觉去否定债权人自觉，结果就成为精英阶层的死敌，他一停止呼吸，一个女儿被张爱萍整得精神失常住进安定医院，妻子侄儿就被人投进了秦城监狱，老婆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自己则顺理成章地成了“反革命家属”。毛泽东是预先知道这一后果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这完全是曾子那种“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写照。与此同时，一场非毛化运动也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紧密合作下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了，这些人表面上还策略性地肯定毛泽东，非常聪明地先说四人帮不是好人，不过，精英们既然“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所信人任用的人都不行，毛泽东还能好得了吗？

非毛化运动中间，精英们挖空心思就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做文章，王稼祥的老婆造谣说毛泽东跟江青结婚时接受过中央“不得干预政治”的限制协定（阎长贵对此有过分析），后来她自己承认是编造了不实之词；甚至，1976年毛泽东因为运动神经元病已经失去了发声功能，还有一个郭金荣（作家）借助孟锦云（曾短期担任毛泽东的护士）之口造谣，说毛泽东1976年还曾经跟她谈论过要不要跟江青离婚的话题。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镜竟然造谣说1959年由她经手安排过一场毛泽东会见前妻的剧目，因为江青善妒且亲上庐山，贺子珍只得匆忙下山，编造这一谣言的人还有记者王行娟更推测江青上庐山与陈伯达告密有关，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从江青上山时间、毛泽东会见日常安排程序等方面给出了有说服力的驳斥。谣言成为一种谈资，成为导游打发时间吸引游客注意力的花絮，正是在旅游车上导游向我们传播了那个江西省委书记夫人编造的谣言，这显然不是第一次。

五．“债权人共识”如何改写党史和历史

1980年代“非毛化运动”期间两个“精英们”发出的控诉——“迫害老干部”“迫害知识分子”， 张宏良教授在闲谈中间感慨地说：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仅仅是一个集合名词，其中有好人有坏人，让群众进行批评教育就算是迫害？确实，是否容许被统治阶级批评统治阶级，是否容许“没有专业技能”的被管理者审查监督“具有专业技能”的管理者，是革命政治区别于统治阶级政治的关键指标。1959年3月革命元老谢觉哉访问井冈山，他对陪同上山的王卓超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的天下。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就跟着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前奏》第121页）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期，提出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是“艰苦奋斗”“党的领导”和“士兵委员会”，这三点互为支撑，因为经济条件极为艰苦，就必须实现官兵一致；因为官兵一致所以老一套的上级下命令的管理方法就必然要失效，而在连队中间建党并组织训练积极分子替代专职管理的功能就无可避免了；因为军官不愿意自觉放弃垄断管理权力那么成立士兵委员会进行反批评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组织依托。茨坪路边的牌牌告诉我们，井冈山精神的内容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1965年湖南江西两省的省委书记和高官都“回忆不起来”士兵委员会，从而无法圆满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今天茨坪路边的宣传牌也一样没有了“被管理者的管理角色”。茨坪宣传牌中间的“敢闯新路”很艺术，有意无意地与汪精卫拥有知识产权的“与时俱进”一脉相通。

作为党史研究会聘任的主编，胡华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前言》中间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以来，根据党中央关于正确评定党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功过是非的精神，对党史人物的研究受到各级领导和党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一九七九年三月，全国十八所高等院校的党史工作者在郑州集会，筹备成立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今年十二月在广州召开了有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二百余人参加的中共党史人物讨论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五十七份党史人物传记，制定了一九八〇年编写计划和今后三年规划，并选出了党的老革命家何长工同志为会长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会。这些活动，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河南省委、广东省委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目的之一就是要“编写党史人物传，是肃清林彪、‘四人帮’诬蔑攻击革命先烈、英雄人物这一恶毒阴谋的流毒，拨乱反正的需要。我们要为革命先烈、革命前辈恢复名誉，树碑立传。”（载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胡华作为党史研究会的主编，在无意之间透漏了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中间“债权人共识”的形成过程和贯彻实施步骤，首先是领导发话，然后是成立专职机构邀请知识精英参加，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树碑立传”——实质上也就是把革命史看作是“以道弘人”的历史，阐述革命成功与革命者个人的政治资本积累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于革命赖以发生的社会结构和民众背景——因为要终结“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认识——所以就被选择性地遗忘了。

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与蒋介石有着高度的共识，蒋介石认为只要把革命者杀完了就再也不会有什么革命了，革命无非就是革命家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而已，把革命家捉完砍了头，革命就永远没有了，这其实是一切统治阶级的白日梦。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的党史叙事，一样地把革命胜利说成是革命家的功绩，真与蒋介石不谋而合。

非毛化时期这一社会现象的背后，有着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阶层中间的“债权人共识”，这种债权人共识渗透到精英新时代的一切历史叙述中间。很不幸的是，历史重写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叙事逻辑还有待完善，质疑的声音就开始冒出来了。1989年北京曾流行过这样的说法“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华国锋的儿子看不见，，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这个顺口溜非常深刻地追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当权派到底应该为什么人又是为什么目的去掌权？当权派为自己的家人谋取好处（哪怕他具有光辉的革命资历），这个现象很容易助长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反对派出现得比较晚，但是怀疑派很早就存在了，如果革命家缺乏债务人自觉，而是以债权人面目面对大众，怀疑的声音就就很容易钻空子深入人心，当年崔健的新摇滚就很能够抓住人心，这首歌唱道“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1980年代流行的“债权人共识”，把革命写成革命家的政治资本积累过程，少数人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从此，舞台灯光再也无需分润无能的大众了，那么，井冈山精神无论是否包括士兵委员会都已经不重要了，新的时代精神是突出精英阶层的个人资本。每一种资本都追寻更好的增值机会，政治资本和货币资本一样需要一种兑现机制，在这种社会氛围里，艰苦奋斗和干部带头无论如何都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事项了。

耐人寻味的是，茨坪的宣传“井冈山精神”的牌牌，不仅有着不锈钢制作的豪华外观，还奠基于铺设花岗岩地砖的路边上，无论立牌人是怎么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奢华的牌牌来表现，谈不上一种刻意计划的反讽，但是，总是能够让那些愿意思考问题的游客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对于投资于旅游业的商人来说，只有利润是真的，其他的事项未必有仔细考虑的必要。我儿子很不理解，为什么茨坪这样的半农村地区，吃一份早点“素汤粉”竟然要价8块钱，竟然比武汉贵了一倍还多。这个事情其实也好理解：革命的解释都已经服从了后来某些革命家的资本积累需要，那么利用革命根据地来开展“红色旅游”当然也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于精英新时代而言，不仅仅是达官贵人，就算是小商小贩也毫不费力地把握到了时代的新精神：一切都是假的，唯有利润（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才是真的。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