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省市公诉书的风暴扩大，有关茅于轼已对全国各地民众的批判“服输”之言受到关注。实际上，说茅某“服输”，一来并非真实，备受争议，二来多数左派战士也不相信，因为他们的洞察力和执行力，在伟大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中又往前跨进了一步。

胡耀邦在1976年写信给华国锋，依样葫芦作深刻检讨。他于1977年党内讲话时称英明领袖华主席才56岁，可以再领导我们党30年；话音未落，胡在1978年底主观、客观条件成熟时，就成了倒华的马前卒、大炮筒。因此，不能太相信政治人物及其它喜欢政治的另类人物的言不由衷与幡然悔悟。笔者在6月15日乌有网站文章《美华：茅于轼辛子陵被公诉引起的境内外后续效应》（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6/241672.html），提到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里美国男子用中文朗诵毛主席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就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沾名学霸王”这一名句，相信广大民众都会用它来看待茅于轼的“作态”。茅于轼辛子陵不可救药乃意料中事。

果乎其然，茅于轼在6月15日对香港《明报》记者说：“让他们（左派）闹去吧。”外媒向他提到各省市公诉书已寄往中央及地方人大，茅于轼表示将不予理会，因为他很忙，无暇顾及此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被中共北京市纪委约谈要其自律的辛子陵此人则一点“服输”心态都没有，自持辩才无碍的他对探访他的境外媒体回复说：“希望他们（左派）能告我，届时法院庭审中，我会告诉他们毛泽东到底错在哪里。”一副逍遥自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

茅于轼辛子陵为何这般色厉内荏？原因之一是党内知音者同道人暂时沉默不语，原因之二是江平、贺卫方这些所谓法学专家给他们支招。法学专家们称，“公诉书”难以成为法律行动，所以不必怕，因为根据中国法律，提起公诉的机关是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机关是人民法院，都与全国人大及省市人大无关。在笔者看来，那些专家是生活在“越洋视讯会议、外媒采访、空调办公室、股票上市、房价无忧、公共知识分子”的世界里，不知所终。

为鬼为蜮的茅于轼辛子陵的反扑是坏事，亦是好事，它多少提醒善良人们，“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茅的涉嫌支持者及同道人仍稳坐鱼台，不是吗？在党庆9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大地的左右争论突显国家目前不是莺歌燕舞，而是多事之秋。而令革命势力倍感鼓舞的是，登高一呼，左派网站的能量得到足够显示。台湾《中国时报》6月17日发自北京的专题报道《茅于轼批毛 左派网站连署公诉》，仅是境外媒体密集报道的其中一篇。该文写道：在看过退伍军官辛子陵所著《红太阳的殒落》一书后，大陆经济学家茅于轼四月间将先前所写旧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公开发表，作为对前书的读后心得，不料这篇文章引起大陆「左」派人士极大反感，并在「乌有之乡」的组织下，发起以北京为基地，对茅于轼、辛子陵两人的的连署「公诉」行动。 连署行动由五月廿四日起，至本月十三日截止。虽然「乌有之乡」只以北京为基地，但据指出，半个月期间，全大陆廿九省市共有五万多人参与签名，其中还包括原青海省长黄静波、原化工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等一批退休高官。根据原先的计划，十三日截止签名后，「乌有之乡」在十五日把「公诉状」寄给大陆全国人大及各地方人大。「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对媒体表示，「希望人大对这一事件给予高度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查处，来维护毛泽东席的形象」。该「公诉状」指出，在中共即将迎来九十周年党庆、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相关文章是和海外「茉莉花革命」相唱和，「对抗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去年在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左派公诉书有过五万人签名，至少压倒08宪章签名者，但左派争取中间力量也是必要的，也就是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大多数人及搞统一战线。广州南方报业内某先生对笔者回复邮件，称他对左派公诉茅辛二人一事持中立态度，说茅辛二人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咋听之有些理，但实际上毫不合理。笔者回复他：此言差矣。毛泽东辞世已35年，他的头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他并没有去惹谁，他的教义被左派尊崇无可厚非。茅辛二人多少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没事找事，自惹麻烦。毛泽东是新中国与生俱来的印记，离开他中国会陷入混乱。即使逝者已逝，也必须还其清白！

不过　那　先生与笔者倒有一共识：即不管人大也好，有关部门也好，总要出面表个态。不回应社会诉求，迟早出事，衍生重大社会事件。潮州骚乱、增城暴动，炸开了广东繁荣底下，本地人与外省民工之间的深层嫌隙。工业化三十多年，户籍制度的门槛、讨薪历程的艰难、社会保障的不公、行政管理的粗暴，令这两个携手创造了广东经济神话的群体，最终刀棒相见。骚乱虽已平息，但本地人与外地人，资方与劳方之间的累累伤痕，短期难以弥合。广东之前有韶关市6·26汉族维族工人冲突处理欠妥，引发新疆7·5骚乱，已责不可卸。有网友说广东在十八大没戏了，并非戏言。

丑化国父的问题不是近一两年才发生，也非茅于轼、辛子陵、袁腾飞等的短期之功。自1978年起就陆续出现过。文革被批判的陆定一发难就是一例，鼓吹中共要改弦易辙。似乎文革前他是对的，文革期间他是对的，文革后他也是对的。从胡到赵，一脉相承，从未改变。这种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国家施政的主轴，恰恰是反毛思潮的主要结构性原因。

在茅于轼辛子陵缺乏足够证据而刻意贬毛之际，台湾有一定发言权的前国民党军将领郝柏村（曾任行政院长）6月15日出版新书《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并在新书发布会上坦言毛泽东比蒋介石高明，从政治谋略到军事算计上均如此。郝柏村参加过抗战后与解放军的多场作战，后来在台湾还当上蒋介石6年侍卫长，讲话在国民党军将领中最具资格。他坦率说出历史真相，特别检讨蒋军如何兵败如山倒，节节失利之因，不但见解深刻，而且言人所未言。

郝柏村说，抗战胜利，即电召毛泽东到重庆，显然失策。蒋、毛既要举行高峰会，必须有充分准备及预备磋商，获得共同结论，而后才可举行。因高峰会如失败，则后果严重，宁可不举行。国民党对于毛泽东到重庆，可谓毫无准备，完全照毛的提案商讨，先天已立于被动地位。郝柏村说，毛虽到重庆，而以周恩来居于谈判第一线，其间虽与蒋会面十一次，最长时间谈话仅一小时，其余大多为半小时的应酬晤谈。《双十会谈纪要》根本未解决最重要的议题，而毛在重庆四十三天期间，可说看透了国民党及政府的弱点，更坚定不妥协的姿态，回延安后，立即展开争夺沦陷区的冲突。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可说是满载而归。郝柏村并认为，就政治及军事战略而言，在五年日记中，蒋介石从未思考到，当不能消灭中共军力时，暂求和缓共存之道，先建设江南，充实国力，确保国际地位，立于不败之地，以待全球反共形势之变化，是难以理解之盲点。此外，郝柏村也不认同蒋所言，剿共是对日抗战延长的说法。郝柏村说，抗战是基于民族大义，所发挥的团结力量与牺牲精神，故在八年抗战期间，除中央嫡系部队外，所有割据地方的军阀部队一旦参与作战，除韩复渠不战而退，依军法处决外，其它少有将领投降或阵前叛乱。而牺牲成仁将领，最高阶级者为西北军的张自忠、川军的李家钰，当时都列为非嫡系将领。内战则不同，尤其在基层社会，共党反居号召优势。故杂牌部队如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三十八军孔从周全军投共，黄埔嫡系如李默庵、陈明仁或降或叛。

看完郝的评论，令人感触良多，人家对手在暮年之际痛定思痛说出较接近客观事实的观点，反观共产党内及共产党养大的某些人，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此一对比何等令人省思！联想到李锐、胡绩伟迄今每个月仍在香港反共月刊撰文讲抗战及解放战争之事捞取港币稿费，而茅于轼辛子陵昧着良心说话，欺世盗名，共和国内不是祸起萧墙，又何从解释？

总之，各省市的公诉书，不只是司法议题，也不只是讨回公道、维持正义的议题，它当然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问题。作为忠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李锐胡绩伟鼓吹的什么新民主主义国家）和不甘心受二遍苦的公民，左派该是挺身而出、戮力同心，拿回自己应有政治话语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