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崛起的现实影响开始被世界各个地区普遍感受到的今天，中国外交也不断与时俱进，近年来取得成绩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外交中存在的片面重视经济合作的倾向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局限性，而中国在外交理念上的“智力贡献”（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所作努力与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符的。

中国外交上的GDP主义

　　在中国国内，一个时期以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主要以经济发展为指标，虽然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不可否认也造成了部分地方政府为求短期经济效应而不顾可持续发展的所谓“GDP至上主义”的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存在着这种倾向。

　　首先，体现在高层访问中特别突出经济合作的成果。以四月份，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为例，这是东北亚最大国家领导人对东南亚最大国家的访问，当然备受关注。但是主流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例如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额在2010年比前年增长50.6%，达到427亿美元，据估计2011年双边经贸额将突破500亿美元大关。这种情况在其他的高层出访中也能看到，似乎高层出访一定要有大订单，大合同，大项目才算是有成果的。

　　第二，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也突出经济。还以印尼为例，在温总理访问期间，中国驻印尼大使在接受采访时主要强调此次出访的经济活动，例如2015年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为800亿美元，温总理参加了中国-印尼战略商务对话，见证了100亿美元的合同签订，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这些项目提供1.72亿美元的优惠贷款。打开中国一些驻外使领馆的网站，经常可以看到“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栏。

　　作者在这里完全没有对外交为中外经济交流、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有任何不同意见，但是认为中国外交中国片面强调经济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在外交理念上的智力贡献

　　中国外交上的“GDP主义”有哪些弊端呢？

　　第一，容易被误解为重商主义国家（mercantilist nation），造成其它国家不必要的戒备，可能产生束缚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活动的自由度的反作用。

以官促经的模式下产生的大项目，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签约国的敏感行业，例如能源可能会涉及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涉及到当地的就业。与此同时，这些大订单的中方实际执行者大多为国有大型企业，而他们的主管上级是中国政府，这很容易给世界造成中国在走当年日本走过的国家主导的以利己为特点的“重商主义”道路的印象。事实上，很多国家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它们的担忧，例如中国铝业收购澳大利亚力拓集团股份、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中国石化集团并购泰国国家石油公司最大炼油厂股份等都以失败告终。此外，这些大项目最终获益的往往仅是双方的大公司，对于双方民众的相互理解的促进作用有限。

　　最重要的弊端是可能会给世界留下崛起的中国是“富人”而不是“精英”的形象，中国目前面临外交理念创新滞后的严重挑战。

　　中国的外交理念是什么？有人说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干涉别国内政为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当然要坚持，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构成中国外交理念。（这些原则来源于《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传统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有人说“和谐世界”，必须承认这是中国在外交理念上的重大贡献，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美好愿望，并没有具体提出如何来实现和谐世界的具体路径。

　　中国外交中的“GDP主义”的倾向事实上也反映了中国外交在理念和智力建设方面的严重不足，因此陷入不得不依靠突出经济的困境。在很多国家的眼里，中国可能已经是“富人”，但是还不是“精英”，因为“精英”和“富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深厚的智力贡献。

　　随着中国的国际利益的不断全球化，教条式的坚持不干涉内政可能会越来越受到挑战，例如今年利比亚危机中，中国被迫从利比亚撤侨3万余人，说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迅速，直接和明确的表态已经直视中国现实利益诉求的需要，这反映的是来自利益层面的挑战。同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明确表态也容易被看成没有尽到大国的国际责任，这是来自道义层面的挑战。

　　早在上个世纪初，当美国崛起的时候，威尔逊总统就提出了一战后实现世界秩序的“十四点计划”，为美国外交打下了深厚的自由主义烙印。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中国是否也应当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摸索出能够打动世人的外交理念，成为能够引领21世纪的国际精英国家。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