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模式”之功过　　

政治经济上的原因，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客观形成的发展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一度被树立为全国的样板。自任仲夷开始，广东的地方官员一向对“广东模式”、“深圳速度”津津乐道。所谓“广东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可以总结为两个关键词：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深圳、东莞这些珠三角城市起家的方式，是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吸引港台企业将工厂建在珠三角，发展外贸导向的加工制造业。后来本地的私营企业也逐渐发展起来，采取大致相同的经营模式，使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外贸的要地。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东本地的剩余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求，于是大量吸引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外来妹》、《我的美丽乡愁》等影视作品讲述的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广东的历史。可以说，没有外来务工人员的汗水就没有广东的今天，广东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创造的。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广东模式”对本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同样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劳动者的正当权益长期得不到充分保障。广东地方官员的主要精力长期放在吸引投资上，因为拿到投资以后GDP的数字就好看，就容易出政绩。于是，许多地方官员将屁股坐在资方一边，没有尽到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应有职责。对于某些企业强迫员工加班加点工作、推卸工伤责任、乃至克扣工资的做法，地方政府往往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从不主动过问。　　

许多企业看到地方政府并不真正关心劳动者的权益，于是更加有恃无恐地侵犯员工的权益。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剥削程度本来就比较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剩余价值留在了广东，成为广东GDP耀眼数字的一部分，带回家乡的却是疲惫的身躯和不多的工资。其实广东欠他们的很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制造加工业的外贸市场增长减缓，原材料价格又普遍上涨。因此，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了盈利，进一步提高获取剩余价值的程度。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被压得很低，工作环境又长期得不到改善，最后就出现了2010年富士康十几连跳和广州本田大罢工。许多地方官员，早已习惯了将屁股坐在资方一边，对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抱着冷漠、麻木不仁的态度。待到出了许多人命、闹起了罢工，使广东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他们才如梦初醒、如临大敌，匆匆忙忙出来救火。客观地说，广东企业对待外来务工人员的恶劣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被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员惯出来的。　　

而且，广东的地方政策客观上造成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生活状况的巨大差异。外来务工人员在落户口、社会福利、子女就学等诸多方面长期遭遇歧视性政策，这使得他们难以融入本地社会。外来务工人员为广东创造了GDP和税收，可是地方政府提供的福利却只让本地居民受益，更加深了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仅仅因为父母没有广东的户口，孩子接受教育就要付出比广东本地人多好几倍的成本，这是人为制造的不公平。群众对此不可能没有负面看法。　　

浙江也是大量吸收外来务工人员的省份，但增城式的骚乱并没有首先在浙江爆发，因为浙江的社会管理理念更人性化。近年来，浙江建立了工资支付保证金和应急周转金制度，从制度上防止恶意欠薪；浙江全面推广劳资双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涵盖职工587万人。由此可见，浙江地方政府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方面的主动性要强得多。浙江出台了外来务工子女凭居住证申请入学的政策，宁波等地级市一再降低外来务工人员落户口的门槛，上述努力的出发点都是缩小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差距。外来务工人员合理的利益诉求得到了满足，人心才会安定，才会出现和谐发展的局面。　　

反观广东，当地官员津津乐道的“广东模式”建立在残酷剥削来自内陆省份的务工人员的基础上，广东一省的繁荣仰仗内陆省份长期的劳动力输出。这样一种模式，一不具备可持续性，二不具备可复制性。“广东模式”存在的基础是内陆省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劳动力薪酬水平低于沿海地区。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红利”10年后即将枯竭，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不再充足。而且内陆省份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本地的薪酬水平也逐步提高，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愿望不再像从前那样强烈。随着“民工荒”愈演愈烈，“广东模式”即将面临生存危机。广东的发展依靠内陆省份的劳动力输出，如果内陆省份想要按照广东的方式来发展，又从哪儿去找更廉价、更充足的劳动力呢？所以说，“广东模式”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原因造就的，具备典型性，但不具备可复制性。　　

广东文化乱象　　

广东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原因，还有文化上的原因。广东对媒体的放任管理，客观上使得地方媒体成为自由主义的大本营，首当其冲的便是南方系报刊。一些知识分子盲目崇拜西方，利用媒体大肆宣扬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狭隘价值观，否定以大局为重、崇尚利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思想的泛滥直接导致人心涣散——如果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哪还会有什么大局观念？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广东形成了一种“利益本位文化”，即一切从狭隘的个人利益出发，为了个人利益、小团体的利益不惜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广东的企业家、地方官员漠视劳动者权益的做法，正体现了这种“利益本位文化”的巨大危害。　　

以南方系报刊为首的一些地方媒体，在新闻报道上存在严重的立场问题。当社会显现出不稳定因素时，媒体的报道本应尽量客观，避免掺杂过多偏见和感情色彩，提出问题是为了维护社会团结、最终解决问题。而这些地方媒体却喜欢放大负面新闻和社会矛盾，把社会中的一切描绘得水深火热、无比阴暗。这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做法客观上起到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无良媒体频繁发表不负责任的报道，不仅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加深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也激化了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从广东的情况来看，自由主义的极端，就是混乱加无政府主义。　　

近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在广东地方媒体上大肆鼓吹所谓“公民社会”——其实这是一个肤浅的伪概念。这些知识分子整天谈的都是自己应该拥有多少权利、自由，口气之大，好像就应该由他们来领导国家。可是他们不但没有提出什么治国良策，而且从来不谈自己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具体责任，能为社会做什么具体的贡献——不讲奉献的信仰，全都是虚伪的。而且，这些知识分子只喜欢谈权利、自由等抽象概念，对劳动者实实在在的生活却少有关怀。广东的外来务工人员算不算公民？若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就应该首先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并让他们参与到广东地方的社会治理中来。然而，这些自我标榜“代表公民”的知识分子们，从来没有在媒体上提出这样的主张，原因何在？因为在他们构想的“公民社会”里，他们自己必须是最有发言权、最有地位的“头面人物”。外来务工人员的地位提高了，他们就觉得自己没有优越感了，不能再趾高气扬地标榜“头面人物”了。所以他们鼓吹“公民社会”的时候，一贯只谈他们自己的权利，而不谈别人应该得到的权利，更缺乏为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着想的胸怀。他们顶多是以居高临下“怜恤”的态度看待劳动人民，而不是自己融入劳动人民的群体、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发声。这种旧知识分子的假清高，毛主席几十年前就看透了。　　

许多年来，广东有不少地方干部总喜欢标榜“广东走在改革的前面”。而今广东倒是走在了骚乱的前面，成为全国人民的反面教材。长期忽视劳动人民利益的做法终于酿成恶果。广东没有资格沾沾自喜，更不配作为中国发展的样板，现在是广东的干部深刻反省发展理念的时候了。　　

重庆的启示　　

说完广东，再谈重庆。自2009年起，薄熙来在重庆引领了很多引起国内注目的变革，如“唱红打黑”，成立两江新区，实现城乡统筹等等。将这些政策的总和定义为“重庆模式”也许为之尚早，因为对重庆而言，其政策框架还在形成和调整的过程中。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重庆的社会管理理念有很多值得赞赏的地方。　　

从政治经济的方面来看，重庆明确提出了缩小社会差距的理念，并将其细分为三个目标：缩小区域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重庆推动户籍改革，是为了改变以城市和农村户口划分福利水平的做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融入城市。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大力推动保障房建设，是为了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眼下重庆保障房项目的完成程度全国领先。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并不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能在民生建设上下这样大的手笔实在可贵。　　

从文化的方面来看，重庆的“唱红打黑”无疑是非常出彩的。按照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见解，黑社会是地下政府，它能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地上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不够强大。重庆的打黑运动无疑改善了当地治安，但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强化了政府内部的执行力，增强了政府在外的公信力，这比枪毙几个黑老大更有实际意义。打黑运动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客观上为重庆进一步的变革提供了群众基础。而唱红歌、弘扬红色文化的举措，则着眼于培养社会凝聚力，遏制自由主义思想造成的消极影响。如果群众没有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没有大局意识，只知道搞个人利益本位，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公民社会”，整个社会必然是一盘散沙。重庆弘扬红色文化的举措唤起了群众的热情，鼓励人们努力建设一个有道德、有良知、有正气的社会，这有什么不好呢？污蔑重庆搞“文革”的人看不得群众的热情，看不得群众团结起来弘扬正气，恰恰反映出了他们内心的卑鄙与龌龊。　　

有不少人认为，薄熙来在重庆实施的政策，可能出自他个人的政治目的。应当指出的是，即使薄熙来怀有个人目的，只要他提出的社会管理理念使劳动人民客观上受益，就值得充分肯定。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即使林彪后来劫机逃亡苏联，你也不能否认他当年指挥的辽沈战役非常成功。重庆正在推行的这些社会政策，在经济上强调改善民生、促进平等，在文化上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都是对社会主义理念的实质性回归，不但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且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时下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果一些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从长远来说必然影响进一步的经济发展。重庆否定了那种以扩大贫富差距和激化社会矛盾来换取发展的做法，走出了一条与广东不同的道路，实在难能可贵。也许当重庆的发展真正成为一种健全的模式的时候，会给我们整个国家带来更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