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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市民谈文革和毛泽东:大陆人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已有 3432 次阅读2011-6-18 11:14 |个人分类:民生民情|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台湾市民谈文革和毛泽东:大陆人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一星期前,YST在《天下縱橫談》贴出一篇《虎年新春談歷史: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2010/04/08)。


YST在这篇文中主要论点是批文化大革命,并批毛的:

【「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民族的傷害必須非常明確地指出來,做為罪魁禍首的毛澤東也必須明確地被指出來。】

市长的用词,一如既往的犀利、尖锐。

市长的文章贴出后,《天下》市民的反映大致分为:来自大陆的市民,有不少认为市长所作的概括论述有失偏颇,不够客观。另有一些来自台湾的市民,却与市长不同,采取了比较温和中立的用词来评论,有点令人感到意外。

******************


《也來談談文革和毛澤東》

洛揚 2010/04/16 发表于《天下縱橫談》


前言——論述的前提

記得剛上大學時,老師就在黑板上寫下“曆史”兩個字的甲骨文。接著他解釋道,“史”字是由“中”和“手”兩字組成,“中”在上而“手”在下,意思就是“持中”。所以,無論讀曆史還是寫曆史,都要永遠記得“持中”,保持公正客觀,不偏不倚。

但要做到“持中”,談何容易,因為曆史跟政治是一對雙生兒。既然涉及政治,一般的曆史學家是沒有骨氣去挑戰當權者的,數千年來的中國,為了說真話,連性命都不顧的曆史學家,只有董狐和南史氏而已。所以孔夫子在《論語》裏罵道:“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史”在這裏成了“虛浮”,“虛偽”的代名詞,可見史家給哲人的印象自古不佳。

正因為曆史受制於政治,所以同樣的曆史,在不同的意識形態(Ldeology)和立場(Standpoint)之下,就會有不同的解讀。所以,評價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是最頭痛,最艱深的工作,尤其是當代的,難度比律師打官司還要高,為什麼?因為法律只要找到事實就可以了,而曆史呢,涉及意識形態也就涉及哲學(Philosophy),找到事實對方還不一定信服,必須要將事實重新組織,有邏輯地(logically)說服對方,這點非常困難。

舉個例子,日本右翼分子的曆史教科書否認侵華的事實,認為“盧溝橋事變”是日軍出於“自衛”而非有意“侵略”,結果,“侵略”的問題就轉化成為“是誰開的第一槍?”的問題。年代久遠,參戰的官兵眾多,且口供不一,難以取證和印證,結果問題拖延下來,曠日持久,最後肯定是不了了之。

所以,要評價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大節原則。不看一時的得失,將目光放長遠,將空間放大一點去考慮。這也是臺灣的曆史學家黃仁宇所提倡的“大曆史觀”。根據這個原則,日本右翼所謂的“第一槍”問題便無足輕重了,因為從戰爭的大局來看,日軍的推進是迅速,大規模而且有組織的,而中國軍隊的抵抗是毫無防備,被動和倉促的,兩相比較之下,誰是侵略,誰是自衛,便無需多言。

其次,個人認為評價一個曆史人物,不應以其道德水准來決定其曆史地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道德評判不能作為衡量曆史人物的標准。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陷入萊溫斯基(Monica.Lewinski)的醜聞,但是同年的國會大選,民主黨卻打破了1934年以來執政黨逢選必敗的規律,眾議院席位上升5席,民意調查顯示81%的美國人滿意克林頓的國內政策。這就表明,人們對領導人的期望最主要來自他的政策,而不在乎他是否一個道德楷模。


二.國際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文革一直以來是大陸的禁忌話題,當局一直諱莫如深。但在外國卻非常受到外國學者的重視,因為對世界來說,文革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曆史學界有句話,“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學卻在西方”。以至馬若德(Roderick.Macquhar)在1980年代在哈佛大學開設文革課的時候,選修的學生竟高達千人之多,之後多年,一直是哈佛大學最叫座的課程。

哈佛大學是文革學的一個重鎮,馬若德,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都有頗多的論述,但是這些西方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單純認為文革是中共領導層之間的權力鬥爭。

這種看法很快受到西方學者的質疑,韓裔李鴻永(Hong Yung Lee),華裔作家陳佩華(Anita Chan)以及經濟學家楊小凱,民運分子鄭義等人,都主張研究文革,不應局限於領導人之間的權利鬥爭,還應該留意到,群眾也是文革中的重要因素。所謂“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更提出:“有兩個文革,一個是上層的權力鬥爭,另一個是下層的群眾鬥爭,是群眾利用文革之機,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

方才提到曆史是受意識形態左右的,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就會對文革作出不同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兩個觀點。

1.左派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偉大的共產主義嘗試,是消除剝削和官僚主義,消除城鄉差別,消除腦力體力勞動差別,追求平均主義和集體主義思想的結果。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一部分美國,法國和日本的左翼學者和拉美的左翼革命家,1971年甚至有一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立的“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CCAS)的學術組織到中國考察,對文革大加贊賞,還受到周恩來的接見。

2.政治傾右的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領導人權力鬥爭的結果,這裏的“權力鬥爭”不僅指個人的政治權力,還指領導人的政策分歧。他們還認為而毛澤東的個性和個人崇拜,就是“文革”的催化劑和重要原因。這是西方國家的主流看法,值得留意的是,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蘇聯,對文革的看法也是持批評和負面的態度。


三.以“大曆史觀”看文革

過去研究文革,通常都是將文革的十年孤立起來,把這十年割裂於世界,單獨去分析。事實上,如果將文革的十年(1966-1976)放在整個20世紀的世界範圍內考慮,視野將開闊很多。

首先看一場令人吃驚的選舉,1945年7月,英國舉行大選,左派的工黨(Labor Party)在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以絕對多數的398席(62%)擊敗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當時正參加波茨坦會議的丘吉爾(Churchill)馬上請辭,由艾德禮(C.R.Attle)繼任首相。

其實不僅保守黨驚訝,連工黨自己也不敢相信,《金融時報》說道:“直到最後一分鐘,整個倫敦城對於保守黨人的勝利依然抱著樂觀的心情。”《每日電訊與晨郵報》也說:“工黨獲得多數票甚至出乎他們自己的意料之外。”

二戰法國淪陷之後,英國成為西歐唯一的希望,在德國的狂轟濫炸之下,物資非常緊張,英國為了勝利,決定最徹底地動員所有人民,對全體人民實行了生活必需品的定量分配,這一點非常類似中國的計劃經濟,無論貧富,地位,每人所得都是一樣的,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公平分享”的原則,正是這種社會的公平平等,維系了全國的團結。戰爭勝利之後,普通英國人希望維持這種公平,信仰公有制的工黨成了他們的選擇。保守黨以為丘吉爾二戰有功,理所當然蟬聯首相,沒想到卻換來一場大敗。

再來看另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法國,1968年5月前後,法國爆發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學潮,示威和罷工,史稱“五月風暴”。這次運動的原因在於:1964-1965年法國爆發經濟危機,物價暴漲,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大學生就業非常嚴峻。“五月風暴”最初是學潮,進而演變成工人罷工,農民示威,成為一次政治危機。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這次風暴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不少學生學者以毛派自居,甚至仿效當時中國的串聯,上山下鄉,著名哲學家薩特(J.P.Sartre)就曾經陪同大學生到農村,展開革命宣傳,他還以毛澤東的名句“造反有理”寫出一部同名著作,作為對學生運動的支援。

不難看出,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左派就會大有市場。平均主義一般看來很荒謬,但英國人為了公平,寧願不要二戰英雄。文革前中國的經濟不比二戰後的英國好,中國人難道不會渴望平均,絕對的公平嗎?當時連法國都吵著要搞“文化大革命”,戴高樂(De Gaulle)差點因此倒臺,難道毛澤東沒有看到嗎?

有一個流行的觀點就是,如果當時沒有“十年浩劫”,不搞“閉關鎖國”,中國就會獲得寶貴的發展機會,發展將遠比韓國,日本好。但是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60-70年代正是美蘇冷戰正烈的階段,1959年中蘇交惡,直到1966年,蘇軍更在蒙古陳兵百萬,大軍壓境,而美國在越南步步進逼。中國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為敵,外交處於絕對孤立,與制裁無異,(直到1976年,全世界89個共產黨和工人黨,有78個與中共斷絕關系)國際環境可想而知。因此不妨進而大膽假設,倘若在1966年就搞“改革開放”,能有1978年的成效嗎?對此個人深表懷疑。

我並不反對“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錯誤,也不反對毛澤東對此應該負有重大責任。但我反對將所有的原因,都歸結於一個人的身上。單純從權力鬥爭的角度,是解釋不了為何數億人民會如此狂熱加入這樣的革命,從個人崇拜的角度,也很難服眾,以當時毛澤東的威望,還需要這樣的舉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文革的規模之所以如此之大,與當時人民厭惡官僚主義和腐敗特權現象是分不開的,這一點在《楊尚昆日記》裏多有記載,1949年後,確實有一大批中共官員搞特殊,腐化不堪,效率並不比現在的貪官高。甚至連楊尚昆本人對共產主義,對馬克思理論也並無多深的理解,官員如此去建設國家,出亂子是早晚的事。


因此,用大曆史觀去看文革,個人有三個看法:


1.激進的極左思潮,並不是紅色中國獨有的產物,戰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甚至意大利(1976年大選,意大利共產黨得票率達34%,是國會第二大黨)都產生過這樣的思潮,其實連美國也有這樣的傾向,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P.Oppenheimer)就是共產黨成員,只不過發生了麥卡錫事件,這種思潮才沒有發展下去。

2.個人崇拜和對文化界(傳統文化)的批判不是毛澤東的獨創,而是蘇俄式共產主義體制的一個弊病。二戰後的蘇聯,也出現類似中國文革式的文化大批判,同樣風波是從文藝界開始,1946-1948年,左琴科(Zoshchenko)和阿赫瑪托娃(Ahmatowa)最先受到攻擊,之後指責文藝界“崇洋媚外,厚古薄今”,緊接著在哲學(反對經院哲學),經濟學,生物學(反對摩爾根遺傳學派),語言學都掀起了批判的風潮。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批判,跟中國文革一樣,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而不是采用學術辯論的手段,而是利用高壓的行政手段,使對方失去申辯的機會。至於反對儒家的思潮,不特文革,早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就已經席卷全國。

3.文化大革命,不是個人的野心行為導致的,而是1949年之後,中共各項政策的結果。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漢學家羅森(又名駱思典,Stanley.Rosen)在1982年《廣州紅衛兵派性與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表明,調查的二千名紅衛兵中,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占75%,保守派中,出身好的人占80%,這就表明,工人參加哪一派,取決於個人的社會地位,工種,以及在單位是否得到好評,而與政治上的取向無關。因此,可以推斷,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演變成暴力活動的禍因,在1949年就已經種下。

為什麼?

首先,1949年之後的劃定階級成份,這一政策造成入學,工作,生活上的許多差異,造成了不同地位的人之間分裂,成為許多集團。其次,1956年之後,企業基本上是以國營為主,工作關系不易調動,上下級關系非常固定。這兩個原因導致了,一旦文革發生,各集團的矛盾就會表面化,出身不好的人就會敢於叫板出身好的人(因為沒有法律的約束),不滿意工作的人就會對上級造反,這是文革暴力事件層出不同的根本原因。

因此,基於以上三點原因,個人認為,如果把文革的發生,歸結為毛澤東個人的錯誤,是不符合事實的,是不公平的。中共中央1980年通過的《決議》,完全不能作為判斷曆史的根據。

四.中共中央有自相矛盾的先例

YST先生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有自己的私心。假設他的說話成立,那麼用此邏輯推理,所謂的《決議》是由鄧小平主持通過的,鄧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兒子甚至因此成為殘廢,那麼他理應是痛恨毛澤東的,同樣道理,他對毛澤東所作的評價,能沒有私心嗎?一個充滿私心的評價,能公平和公正嗎?

事實上,中共中央對領導人的評價,是會改變的,這裏有個例子,那就是中共的第一任總書記,中共的創始人,五四運動的領導者——陳獨秀。

1927年,蔣介石決定斷絕和共產黨的合作,並逮捕和清除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迫使共產黨舉行南昌起義,國共進入內戰的時期。陳獨秀因此被趕下臺,1929年甚至被開除黨籍。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將陳獨秀定義為“陳獨秀投降主義”這是毛澤東時期的定義。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將其定位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這是鄧小平時代的定義。

但是,回顧陳獨秀,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都死於國民黨之手,他本人亦數度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蔣介石為團結全國的力量,決定釋放監獄裏的在押軍官和政治犯,才得以出獄(張靈甫也是同樣原因出獄)。晚年在孤獨和貧病中病死在四川。

哪裏有投降?陳獨秀投降之說,根本沒有道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評價都沒有反映事實的真相。稍懂曆史的人,就能看出來。所以,2004年4月,胡錦濤在一次講話之中,已經不再提“投降”之說,而是定義為“陳獨秀右傾錯誤”。中共中央的評價,有時候是不能作為判斷事實的依據的。


五.毛澤東與孫中山

記得有出電影的開頭,毛澤東對記者說:“我和蔣先生都是孫中山的學生。”可惜電影不是事實。

用毛澤東的話說,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意思是前輩。但兩人信仰不同,經曆不同,個性相差太遠,注定不可能是師生,甚至連同路人也不是,就算孫中山再活十年,國共也注定會破裂,這是曆史的必然。兩人唯一的共同點,也許就是他們都是愛國者。

但是,孫中山推翻了封建的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毛澤東推翻了中華民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這一點,他們又常常被人拿來比較。

一個好的領導者,除了武功還要文治,除了安內還應攘外。就武功而言,毛澤東無疑更勝一籌,孫中山的軍事指揮才能並不高,親自策劃指揮的起義鮮有成功的例子,反觀毛澤東,不僅創立了自己的軍事思想,而且在國共內戰和朝鮮戰爭中屢屢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真是天生的戰略天才。

就戰略而言,孫中山的不如蔣介石,而蔣介石又遠遜毛澤東。“蔣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和軍事策略家,但他死板地照書本辦事,因此他作為戰略家,是平庸之輩.....而曆史是由提出適應新時勢的新見解的人物創造的,對蔣來說,不幸的是,毛澤東屬於後者。”(選自尼克松(Richard.Nixon)《領導人》)

就文治方面,孫中山創立了三民主義,並在政治上確立了五權憲法的思想,其中無論三民主義還是五權憲法的思想,都來源於西方自由民主的理想,但並不是照搬而是根據中國特有的傳統進行加工。比如他的五權分立的憲政思想,就吸收了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三權分立,和中國古代的的考試,監察制度。

我最欣賞五權分立思想,為什麼?因為它比西方的三權分立還要優秀,三權分立思想,只是在消極地限制行政權和立法權,以制衡各個機關的權力為原則。而五權憲法則是主動地去提高各個機關的效能,是監督而不是制約,比三權分立更高效率。其次,三權分立主張的是代議制的間接民權,而五權憲法主張的是全民政治,比前者更民主。

而毛澤東,在政治上基本上是照搬蘇聯的經驗和制度,沒有自己的創造,這一點導致了新中國經曆了不少的困難,雖然同時也有長足的進步。但平心而論,孫中山在政治上的才能比毛澤東高,這說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國民黨的失敗,除了軍事上的原因,政治也是重要因素,管治效率低下,官僚腐敗,失去民心。過去人們把原因歸結為蔣介石的無能和獨裁,個人認為,這對蔣介石來說,也是非常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在孫中山身上。

首先,獨裁並不是蔣介石個人的創造,而是源於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大綱。孫中山知道,辛亥革命後,中國不但沒有進入民主共和,反而走入軍事強人割據的局面,原因在於軍政直接向憲政轉變,民眾沒有養成自治的觀念,使有野心家能“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因此,軍政就是“以黨建國”,訓政就是“以黨治國”,憲政就是“還政於民”。

對這三個階段,孫中山並沒有定立時間表,而是提出標准:以武力控制一省,即由軍政轉訓政,但由訓政轉入憲政的界定,則是模糊甚至矛盾的,“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既然沒有普選的權利,如何受普選之訓練?這也是訓政時期過長,國民黨專制統治變成獨裁統治的根源所在。

孫中山對中國人民的能力,其實抱有很大的懷疑。他把中國人分為“先知先覺”,“不知不覺”,“後知後覺”三種,其中“先知先覺”是絕少數,大多數中國人是“不知不覺”。“不知不覺”的大多數是沒有管理管家的能力,他們獲得民主思想的過程很難很漫長,因此只能托付少數聰明絕頂的“先知先覺”。這也是孫中山“知難行易”的哲學所倡導的。

再者,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有問題。問題在於民族,民權,民生的涉及面很大,幾乎所有政治問題都在三民主義的範疇之內,正因為內涵太多,導致了幾乎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定義三民主義。

戴季陶,胡漢民,周佛海,陳伯達都有自己版本的三民主義。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是三民主義,蔣介石反共抗俄也是三民主義,對日抗戰是三民主義,汪精衛親日排共也可以用三民主義定義。甚至劉少奇在1943年的電報中,也表示要“堅持三民主義”跟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一個理論,連敵國和敵黨都可以利用,其含義混亂可想而知。難怪胡適也說:“三民主義算不上是什麼主義,只是一個大雜燴而已.....國民黨內有思想的人,一定承認我的話——三民主義就是個雜亂無章的東西!”

總的來說,國民黨自建黨以來,動員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極為不足,上情無法下達,黨員離心背德,紀律渙散,跟孫中山理論的不足有很大的幹系。中華民國著名曆史學家,外交家蔣廷黻就有這樣一個觀點,他分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時候,提出國民黨在統治上層比共產黨要優勝,(五權憲法與一黨專政),但在下層則完全失敗(保甲制度與土地制度),共產黨對下層非常重視(政治宣傳,農民與工人),而且上下層的溝通暢順,所以能取得勝利。

所以,就文治來說,孫中山空想有餘,實幹不足,不夠重視廣大人民的作用,毛澤東則相反,但考慮到孫中山的五權思想對後世也有積極的意義,那麼我的評價是,孫中山在文治要稍勝毛澤東一籌。

如果讓我來寫曆史的話,毛澤東還是要勝過孫中山的,畢竟毛澤東統一了全中國,單憑這一點,就足以名垂青史,敢笑秦皇漢武了。用中國傳統史家的筆法,統一天下的皇帝和半壁江山的帝王是不一樣的,後者差得遠了,秦始皇雖然粗暴了點,但總比要向外族俯首稱臣的宋高宗和同治,道光,光緒之流強。若眾看官不服氣,我也沒辦法,因為曆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結語部份

結語——大陸人為什麼懷念毛澤東?

前些日子,鳳凰台專訪美國經濟研究局局長費爾德斯坦(M.S.Feldstein),此君是里根的經濟智囊,享負盛名。他就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他認為,中國雖然經濟總量大,但要超越美國還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因為中國不是經濟的發動機。發動機雖然輸出能量,但它本身需要耗油,功率越大的發動機,耗油越大。美國生產總值高,但進口多,貿易逆差也高,跟美國做生意是賺錢的。但中國不一樣,進口少,貿易是順差的,跟中國做生意是虧錢的。因此,中國對世界經濟拉動的作用,中國的影響力遠遠不如美國。

他的話固然是站在美國人的立場,但其實有一定道理。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多次提到要“擴大內需”,但事實上,內需不振,已經是中國政府頭痛的問題。進口少和內需不振,歸根結底,就是中國人的消費非常少。

除了消費觀念保守之外,更主要的症結在於中國人沒有錢去消費。國家收入年年提高,但居民的收入並沒有相應提高,大量的財富急劇聚集到某個階層上。改革開放30年來,收入分配指標(基尼系數)由改革開放前的0.2激增到現在的0.48,貧富差距大得驚人。中國財政部的報告指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難怪林毅夫說,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收入的不平衡。

孔夫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國富裕了,但廣大人民並沒有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在當年改革開放的討論就說過:“只有少部分人受益的改革,大多數人沒有好處,這樣的改革有什麼意義?”

而看看那些先富起來的那些人,他們在幹什麼?

世界奢侈品協會宣布,2009年中國奢侈品消費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預計未來5年,中國將繼續攀升,成為第一,日本人均收入達4萬美元,中國才剛超過3000美元。中國海關總署發表2009年報告,盡管美國汽車在10月被商務部列入雙反調查,但在12月的統計,美國車在華銷量仍然勁升12.5%。

美國,英國在新的財政年度都計劃對富人開刀,每個國家都一樣,你從這個國家獲得越多,理應承擔的義務就更多。而在中國,這些富人不但沒有承擔回饋社會的責任,還處處跟國家的利益對抗,法國支持藏獨,LV,Dior的銷量反而急升,美國制裁中國鋼管,商務部對美國車課以“雙反”還擊,結果美國車銷量不降反升。

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霍。國難思良將,亂世思賢相。自古而然。

日本NHK電視台制作的關於毛澤東的紀錄片,結尾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至今難忘:“在中國越來越依賴外國的今天,或許就不難理解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敬仰之情,中國人從那段自力更生的曆史獲得力量,繼續去建設自己的國家,這就是毛澤東精神之所以不死所在。”

連日本人都看到的道理,台灣人反而覺得難以理解,並且認為抱有這種情緒的人是紅衛兵,我實在非常震驚,同時也就理解,在溫家寶的記者會上,為什麼翻譯將台灣人譯成Taiwan People,而不是Taiwan Compatr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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