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影响政局走向，成为国家进步的动力，古今中外皆然。茅于轼、辛子陵的恶意反毛言行，引起广大民众强烈反弹和批判，也让那些涉嫌庇护茅、辛之幕后者饱受悖离人民的骂名。对茅、辛二人多份公诉书，创下了先例，是一场震撼教育，是遏止歪风邪气的一小步。或许不是轻易实现的目标，但绝对是新起点。公诉书之所以变成政局焦点，乃是因为此案涉及执政党延续至关重要课题：某些在位者何以与民意出现认知落差？媒体如何塑造民意？民意如何影响庙堂？居高位者如何面对民意？甚至如何处理民愤？值得探究，值得正视，值得检讨。　　

各省市公诉书已经上路，对执政者而言，是一个新考验的开始。　　

左右两派隔空交火，竞争大跃升，政治分野愈加明显，右派追求将否定毛作为党内精神上的分水岭，安定掌舵者欲止不能。众所周知，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乌有之乡转载他的各篇文章广受瞩目。日前，社科院已启动国情调研重大课题：互联网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与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问题调研。笔者认为，这是把社会责任悬挂于心的具体表现。西方政客很顾忌互联网，美国奥巴马为拼经济拼连任，日前在白宫专门设立新职位：“渐进媒体及网络反应主任”，借用网络高手杰西·李（Jesse Lee, 32岁）专责白宫在线消毒，及时澄清、阻挡负面讯息与言论。此新动向有参考作用。　　

社科院课题主持人李崇富（社科院学部委员）在课题启动会议上有以下重要论点：　　

一、《炎黄春秋》、《南方周未》是右派刊物，茅于轼的天则研究所则具美国基金会背景，待遇优厚。天则研究所有一个口号“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前者必然是导向资本主义，后者最好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在本质上就是要私有化。　　

二、中国网站形势也复杂，一种是左的，对改革开放不以为然，其中老同志比较多，也是出于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过份忧虑。　　

三、全球十三个顶级服务器中，有十个在美国，而且互联网使用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因此中国处于被掌控的局面。美国中情局专门雇用写手，在互联网上散布一些对中国、社会主义不利的谣言。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无中生有，扰乱人心，造成影响很坏。　　

李崇富的观点大致可以得到左派的谨慎欢迎。但他或许低估了右派在党内及舆论界的势力和影响力，毕竟社科院也是受中宣部领导，话语有限。中国不少智库有美国基金会背景是千真万确。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每年有美国资金注入，校内无人不晓。大家不禁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默许的若干智库和刀笔，都有美元资助。时至今日，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所还有美元资助，观怪那位沈丁立教授不时发媚美亲美言论让人困惑。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如此而已！上周，《南方周未》执行总编辑向熹被南京大学聘用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鲜有人关注。现年39岁的向熹，是南京大学校友，在2009年以《南方周未》总编辑身份在北京专访美国总统奥巴马，引起争议，之后被贬官为执行总编辑。奥巴马之后还叮嘱国务院尽力助他有个好归宿，此并非题外话。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新闻传播学院，因为它的毕业生会挟政治尘埃，流向各媒体，有可能成为右派新代言人和刀笔吏。君不见原南方报业老板范以锦在担任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而发表茅于轼反毛毒文的财新网掌门人胡舒立仍身兼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改开30余年，催生金钱至上及崇尚重商主义，养成很大一群不希望在政治上有太多改变的人，尤其政治相对冷漠的年轻一代。年轻一代被灌输的了解是：一个得到国内精英阶层广泛接纳的“毛泽东做了很多错事”的认知，而背后促成这个认知的力量，主要就是改开政治和传媒的不断推动。若干政治人物每当已身声望处于低潮，民众怀念昔日领袖及社会风气清明时，政治人物相信先富社会对昔日领袖的“丑闻”需求殷切，因此需要有人向媒体“喂料”。在恶性循环之下，尽管所谓“证据”薄弱，始作俑者李锐、胡绩伟无病呻吟，而茅于轼、辛子陵之类就应运而生，不惜翻箱倒柜，那怕只是捕风捉影的“证据”，已足可以将一宗宗本非“丑闻”的史实，成为右派媒体上的“炙手可热”。为何有关部门忽略大专院校、论坛、网站内言论出格者对年轻一代的人格形塑、人生启发，甚至心理保护与照顾的巨大负面侵蚀？6月12日晚江苏卫视当红节目《非诚勿扰》有一美国男子上台觅亲，谈到自己热爱中文，现场朗诵毛主席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引来满堂喝采，主持人孟非也说“毛主席伟大”，电视机前很多观众顿时眼含激动泪水。老外尚且崇尚毛的诗词，某些中国人情何以堪？如对袁腾飞、袁伟时（中大教授、“炎黄春秋”编委）恣意妄为忽悠学生熟视无睹，今后新的二袁跳出发难，仍然是会层出不穷。而相关部门没有尽到监督管理之责，可能也无法推诿，并显得如此的不堪信赖。它们不考虑民众对茅、辛二人的公诉，无需让二人恶意污蔑需承担政治责任，违背社会公义，莫此为甚！　　

切莫低估各省市人民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的冲击波及茅于轼们反扑的后续效应。前者把如何对待毛的课题摆到每一个政府公务员（不管党内职务高低）面前；而后者还未成惊弓之鸟，他们在民意市场上还有一定的票房，他们的活动仍然活跃，既没有消失，也没有断裂，只不过转换了形式延续进行。从躲在台湾的王丹、吾尔开希，到印度达兰萨拉的藏**独（达赖将在7月份访美求见奥巴马，奥巴马见与不见将是对中国外交的严峻考验），到土耳其、德国的疆**独，到美国的轮子功和官方的自由亚洲之声，都已自发地站到了茅于轼、辛子陵一边，为他们加油打气。这种物以类聚说明了什么？国内08宪章份子、八九余孽、炎黄、南方系与上述境外反华反共“五毒”一唱一合的政治耳语是：所谓京城主政者已在去年十二月通过“XXX号决议”，所以才会有孔子像立在天安门广场，但从未得到官方证实。八九余孽，所谓维权人士黄琦服刑三年后於6月10日出狱，境内外右派们阵阵欢呼。　　

所以，若不深层次探究，人们的研判不是太表面，就是太天真。诸位还可以再看以下信息：　　

香港某中文政论周刊6月5日一期刊文“茅于轼批判毛泽东 遭乌有之乡网友举报”，称“中国学者茅于轼撰文，称毛泽东发动阶级斗争造成‘死人无数’、 ‘祸国殃民’，他希望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不再被奉为神灵。近日，中国著名网站‘乌有之乡’的网民及一些中共老干部，举报茅于轼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诽谤罪’，要求对其提起‘公诉’。茅于轼底气十足，期待到法庭‘辩个清楚’。新华网亦有署名文章批评茅于轼‘说的再好也是卖国’。有网民评论说，关于毛泽东的定位问题，要是其能进入司法程序，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另一份专门为辛子陵、茅于轼提供版面的香港月刊6月份一期刊文称：“中国毛派份子一直把矛头对准XXX……批毛的敢言学者辛子陵教授向中共高层建言，希望当局不要批判XXX，而要支持他。”该刊在全文刊登茅于轼4月26日在财新网发表文章外，刊物封面还登出茅于轼的“标准像”，似为茅某人在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登基仪式预热。并由总编辑亲自出马指责“乌有之乡”，文章称：5月24日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刊登马宾等五十一人的公诉书，指控茅于轼为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写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是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要求法院审判茅于试、辛子陵二人的罪行。据说已有征集上万人签名，更有极端者称知道茅家地址，要上门给他点厉害瞧瞧。　　

该总编缉文章辱骂公诉书和“乌有之乡”是“丧失理性，文革余毒，XXX（大人物）也不表同情”。文章更忧心忡忡：“辛子陵已被谈话，限制自由，加之XX受到几位常委的捧场，国内外都感到忧虑，是不是文革可能重临中国。”文章末尾，还不忘批评司马南：“近看视频，一位司马姓毛派，高谈保毛，骂茅于轼批毛是最大的强折，拆了他们的精神家园，几近语无伦次”。　　

该月刊另一篇文章妄评重庆模式，称：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四月三十日派出一个八十人的红色旅游团，由已故毛左作家魏巍的女儿魏欣带队到重庆参观“打黑除恶”展览和拜会重庆公安局，力挺薄熙来。重庆当局对毛左也高调接待热情欢迎。双方互动犹如三十多年前文革上身。文章称，吴邦国人大工作报告“五不”完全封死了中国民间对政治改革的任何希望。并称：“此外，习近平五月十三日在中央党校讲话，要求党的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社科院长陈奎元最近发表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讲话，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求足》文章说：“一定要站在执政党地位高度，防止落入西方社会为中国设计的公民社会陷阱”。　　

该月刊文章不忘大捧“南方报业”，说它“主持正义而被毛派记恨”，并引用韩寒的话说，“南方周未报是北方报系的典范”。该月刊还发表08宪章份子徐友渔、傅国涌、郑恩宠、余杰的文章呼应，并发文指责司马南批评艾未未，批判蒯大富在清华百年校庆时“吹捧毛”、“赞美文革”。其鲜明爱憎跃然纸上。　　

另一份香港月刊，则发表炎黄春秋编委会成员邵燕祥“人生小语”，以及08宪章份子沙叶新和丁东的文章，丁东以江青进政治局此一往事非议毛。　　

中国当前左、右思潮冲突的引线，实际是辛子陵此人，由点而线而面。他本来是比茅于轼年轻而更活跃，见之于他可以在境外电视台主持政论节目（美华曾发文揭露之而令某些人不悦）。但有传今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纪委一位党委约辛谈话，并宣布对他为期三个月至半年的审查，其间不能离开北京，不能写文章发表演讲，不能参加集会，必须在家写检讨，审查后将对辛作出党纪处分。　　

如上述讲法属实，有总比没有好。有人刻意挑起争议的特定言论，当局和民众相当敏感不是坏事。辛子陵也许不再是关注焦点，却不可能船过水无痕。平心而论，辛子陵个人的行为或许可以被规范，不能再另类跑摊到阳光卫视大放厥词，但未免能规范他和同路人的心。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法学家江平和法学专家贺卫方把批毛批文革和重庆唱红打黑硬扯到一起。暗指高层内部分歧。五月份一个宪政论坛上，江平说：“法治怎么走？很大程度取决於谁做政法委书记？”贺卫方问：“有没有可能是XX做书记？”江平说：“如果是X会比较好些，但如果是XX就比较麻烦”。笔者认为，江、贺二人均是杞人忧天，他们所提到的两位封疆大吏，2012年秋天最有可能就是继续再干一任的地方耕耘，兄弟登山各自努力。6月10日，广州市辖增城市发生骚乱，当地平面媒体略有报道。《环球时报》6月13日发表社评，称当前有人鼓吹用暴力对待社会的不公平，“反抗政府”，这是开历史倒车。　　

人们都记得辛子陵好几次危言耸听预言民众“反抗政府”啊。人们何不看一下乌有之乡6月13日同一天文章《刘仰：广东的官员怕什么？》　　

有人以为辛子陵被噤声就是小结局，岂料还有续集，那就是茅于轼跳出来，继续误人子弟。树欲静而风不止。　　

近日台湾塑化剂风暴让台湾人难堪，省思，当地媒体呼吁返璞归真，彻底摆脱“塑化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塑化剂可与茅、辛案的冲击类比。　　

茅于轼、辛子陵是大陆的另类塑化剂之一，有可比性。台湾昱伸公司和苹果王公司这对东邪西毒，不只将塑化剂卖给饮料业者，几手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客户，包括利益均沾的政府官员和“立法委员”（民进党立委黄淑英涉嫌），存有“共犯结构”；而茅于轼、辛子陵这对东邪西毒，不只将“反毛思维”卖给境外反共刊物谋利。几乎大陆各行各业也有他们的跑摊客户，包括科技部和财新网，也存在“共犯结构”，不是吗？　　

物质塑化剂和精神塑化剂近日来已占各相关媒体主要版面，一般民众如今已陷资讯混乱的状态。一方面反映出民众的深切关注，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巨大的动能，驱策主政者和民众查清原因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错误资讯继续不当流传，以讹传讹，造成社会不必要的精神污染蔓延。　　

公诉书已成法律个案，司法部门还是沉默无声，是对公诉书另有看法或无动于衷？泛面地看，是袁腾飞小丑式表演到茅于轼这些年迈学者的接力及斯文扫地，更深入看，则可能是国家、社会的法令、制度、或其它的社会氛围，已无法维护“国父”地位，让茅于轼这些人有机可剩，先站出来。这意外吗？看起来，维护社会公义的司法功能此时似乎相当软弱，甚至麻木。如果主事者抱持的是“宽容”的消极心理，那么中国的大中学生，可能还要吃多十年二十年的精神塑化剂。　　

对执政团队而言，感觉可能相当矛盾，来自左、右的压力不可谓不重。先有人民日报评论要国人包容“异质思维”，让人感到茅于轼等人言论似可包容，执政党也要尝试“多元化”特色；再有人民日报文章唱另外一种调子，“不得散布政治谣言”。其实，尚方宝剑至今未曾亮出。都是起源于“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倒退没有出路”此类的新“凡是”思维。左右逢源，并非妥为因应的高招及良药，过度拿捏平衡点，徒然模糊左右分际，有如“一条路线，各自表述”。　　

换言之，真正应该向民众解答的问题是：茅于轼、辛子陵的所作所为，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体系中，只是轻罪吗？只是用党纪处分一次就放过吗？是法律没有规定，是法律已有规定，却被不肯督办茅、辛二人的执法者架空，让人痛心疾首？　　

如何处理多份公诉书，乃十八大前政情冷热的参考指标，虽说事事繁杂不好处理，如果对公诉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后果形同让人匪夷所思。则左派及占人口多数的中下阶层善意愿望落空，多少意味所有正面期待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