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茅于轼敢于宣称“我被准确地打成汉奸”时，中国才能“涅槃”　　

茅于轼有句名言：“我被准确地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

这可不是句等闲话语，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下，茅氏这句话，说它犹如佛旨纶音和上帝的启示录，也不为过。

本来，这“纶音”是应该产生惊天地泣鬼神的社会轰动效应的，对接受“新启蒙”30年的懵懂众生应该产生爆炸性“启示”的，可惜，反应平淡。

何为其然？

30多年来， “平反冤假错案”、 “拨乱反正”、“颠覆专制主义”对精英们的压制迫害，一直是“自由知识分子”“解放思想”的母题，至今仍是他们没完没了的控诉对象。

然而，茅于轼这么一句话，轻轻地，将这“宏大叙事”给颠覆了。

虽不是全部，但作为主流政治倾向的代表，茅于轼毫无意义当之无愧。

说起来，按照“红头文件”提法，“反右”是“扩大化”，应属于甄别平反。但事实上，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不光是“一风吹”，而且将“反右”从政治上做了根本颠倒。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阵地，不是完完全全由右派掌控着吗？

“右派”已经是身份的标志，刑事犯罪一旦弄个“右派”帽子张冠李戴，立马身价百倍。君不见张贤亮和文怀沙吗？

哪里是什么“平反”，是不折不扣的“颠倒”！过去是左派“反右”，现在是右派“反左”，从28年反到延安整风、反到土地革命，从毛泽东反到孙中山反到康梁谭词同，从“土地改革”反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改天换地，地覆天翻！

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要搞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今天正不是正化为买办精英的现实纲领吗？“08宪章”，“轮流执政”、 “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普世化”、“政改”等等，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

茅于轼公开亮出“我被准确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的旗号，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政治标志。

一，它说明资产阶级右派已经无需“打左灯向右转”、躲躲闪闪、含糊其辞，他们力量的积聚，内外的政治气候，已经允许他们除去“不问姓社姓资”的面具，可以图穷匕见，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了。

二，它从反面为中国共产党当年的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做了论证。没有那场斗争，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坚持到今天。毛泽东主席过世后，猖狂颠覆社会主义，挂帅的固然“在党内”，但完成改天换地舆论的，靠的还是茅于轼这波急先锋。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彻底重蹈苏联覆辙，可以说，中国当年虽有幸未亡于右派，最后还是亡于右派。　　

说“亡”，不是耸人听闻，因为改旗易帜“姓资”，并不是美国老板的底线，“普世民主”所要的结局，是四分五裂彻底殖民化。中国一旦坠入深渊，一定比俄国悲惨得多。看看美国人给输出“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吧，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苏东中亚和北非，哪里不是“洒向人家都是怨”！

因此，茅于轼们的政治作用和历史定位，也就不限于“资产阶级右派”了，“带路党”，买办汉奸，才是他们的“准确”确认。

这一角色，他们一直在有声有色地扮演着，特别是近几年，甚嚣尘上。

多年来，掌控话语霸权领着时代潮流，已经走出去的如方励之、余杰、焦国标们，尚未走出的如南方报系、炎黄春秋先锋斗士们，他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背倚美国老板，为中国的殖民化造势，几乎是不加掩饰。不信的话，随便拎出茅于轼的一些言论看看：

“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　　

“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石油有40%进口（当时）我们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现在争夺资源的战争已经没有了，石油是战略物资，可以进口，粮食是战略物资，为何不能进口？”　　

虽是一斑，足窥全豹。

这些露骨的卖国言论，在人们还没有丧失起码良知的舆论环境下，都是匪夷所思的。可如今却明目张胆！

30年来，就是这些智囊精英，领着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至今依然掌控着话语霸权，发行量极大的上海《报刊文摘》，几乎期期都有他们的言论。

当年　鲁迅　先生描绘“叭儿”曾做过“一点比喻”：

“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　　

 “往那里去？！”　　

鲁迅当时还说： “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当二十世纪又过去两个四分之一之后，“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又迎来重新大红大紫的时代。世间有权贵就会有帮凶和帮闲，他们是同命运共沉浮的。什么时候都需要领头的“山羊”，以便领着胡羊众生按照中外主子的意愿和谐地走向屠场。比起他们的先辈，茅于轼们更为卖力——有点丧心病狂。　　

不过，“山羊”也比前辈聪明，他们深知，要想有效地糊弄亿万“胡羊”顺利地将领进屠场，最好的办法是妖魔化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以毛泽东的名字标志的时代，是国家真正独立、人民真正做主、跟着共产党大干在社会主义的时代，否定了毛泽东，看似针对的是个人，但从根本上否定了那个时代的一切。一破一立，亿万人民就会重新沦为“胡羊”， 和谐地跟着他们走向普世屠场。

所以，多年来，他们始终抓住这个基本战略方向不放。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是他们处心积虑地将“红太阳陨落”的最新阶段。

离最后目标不远了。

当茅于轼能够旗帜鲜明地将“我被准确地打成右派”升级成“我被准确地打成汉奸”的时候，中国才能“涅槃”。　　

“我被准确地打成汉奸”，意味着汉奸买办得势猖獗肆无忌惮。　　

而买办汉奸的越来越猖狂的过程，也是广大群众越来越清醒的过程，也是汉奸的蛊惑作用递减和革命力量不断增长的过程。　　

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阴盛阳衰，否尽泰来，中国才能“涅槃”。　　

涅槃者，要么圆寂，要么浴火重生。　　

当茅于轼们猖獗到能够为汉奸“正名”的时候，他们及其主子要么暂时得逞，要么被觉醒人民扫向历史的垃圾堆。

最终历史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两种力量的生死较量。

伟大复兴，任重道远，宁可看得严重些。汉奸买办的充分暴露，是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