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理想主义的钟摆又回来了？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被很多人视为是一个没有理想主义的时代，表现出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社会失序、道德价值缺失、社会群体对未来感到迷惘等等现象。但近年来，各种“主义”似乎又盛行起来，从极左的到极右的，都能举出一大堆有关“主义”的名词来。因此，一些人惊呼，中国的理想主义的钟摆又回来了，进而被视为是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前兆。的确，从各种社会思潮崛起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中国已经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同思潮的诉求当然不同，但似乎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那就是：变革。 　　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在追求什么样的变革呢？ 　　说理想主义的钟摆又回来了，就是说，中国社会此前曾经理想过。不错，改革开放事业开始后的1980年代，被视为是中国理想主义的时代。当时，十年文革刚结束，人们急切地向文革的极左思潮告别，向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告别，向往着一个全然不同的美好时代的来临。理想主义的崛起成为必然。尽管当时的理想主义更多地是建立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但就其目标来说，并不是对中国事物作理性思考的产物，很多东西是从西方“进口”的。对很多人来说，理想主义就是抛弃苏联式的极左思潮和贫穷社会主义，转而接受西方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当时的理想社会表现为两句口号，即“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所以，1980年代表现为（西方）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或者主流话语。当然，在这个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里面，官方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层面的自由主义，而民间和一部分改革派官员中间，政治自由主义也拥有相当的市场。 中国是个利益导向型社会 　　这种理想主义维持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的领导层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即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苏东领导集团不能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导致了人民的不满和执政党合法性的衰退。 　　此后，中国社会在执政党主导下开始大转型，主要表现为政治空间收缩，经济空间大扩张。在政治上，执政党看到了“激进”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所能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动用一切机制来控制和消除自由主义的发展空间，同时让出更多的空间给与其它的主义，包括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较之政治自由主义，这些主义和官方的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尽管并不是完全吻合。 　　但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空间的扩张。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执政党很快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思想，给予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而在此前的十多年里，人们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共识。市场经济的合法化，给中国社会创造了无限的经济空间。 　　整个中国社会因此面临一种选择：政治空间小且风险极高，经济空间大却利益极大。在这样一种选择面前，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退出政治领域而进入经济领域。选择退出政治的不仅仅是原先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社会群体，更包括很大一部分原来生活在体制内的党政官员，他们以“下海”的方式进入了经济领域。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很快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取代。中国很快从一个意识形态型的社会，转型成为利益导向型社会。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里，中国便步入了一个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随着经济空间的大扩张，各个社会群体纷纷在物质世界领域里追求和满足自身的需求。因为各个社会群体不可能在经济扩张过程中取得同样多的利益，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不过，人们忙于追求物质利益，并且也多少能够追求到物质利益，很多社会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忽略过去。

新的理想主义缺乏集体共识

　　现在的情形又如何呢？人们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来形容今天中国社会，例如“分化”、“断裂”、“信任危机”、“管制”、“暴力”等等。不管对中国社会做怎样的评介，越来越多人发现，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扩张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想要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时，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很容易理解，对每一社会群体来说，所谓的理想主义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现在的理想主义已不是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因为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那么，不同社会阶层的理想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变革观又是如何呢？

　　权势阶层构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他们极其保守，其理想是要把自身的利益永恒化。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想变革。不过，这个群体并没有牢靠的安全感。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在中国社会拥有显赫的地位和巨额的财富，但在全世界到处寻找他们认为是安全的地方，随时准备“退出”中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需要通过变革来巩固已有的利益。

　　要变革，这个阶层当然需要“思想”。他们的不安全感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是缺乏“思想”来论证其所拥有的权势的合法性。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他们经常成为社会的“弃儿”。中国社会近年来越来越盛行的“仇官”、“仇富”心态，使得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随时会被社会所抛弃。要追求其合法性，但自己又缺失思考能力，这个阶层经常毫不犹豫地从其它任何社会群体中，借用一切对他们有用的思想意识。结果是他们不相信任何主义，但可以包容一切对他们有用的主义——权势阶层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主义”百花齐放，各种“主义”之间没有任何整合性。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他们一方面人数还少，另一方面也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对这个阶层，理想就是稳定、发展、不折腾。法治和法制无论是保持财产还是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都非常重要。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他们也处于中间地带，既不喜欢左，也不喜欢右。长远而言，他们应当也必须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避免中国社会受来自左右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但在目前，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代表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有自己的思考，但成不了主流意识；同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左派和右派原教旨主义

　　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复杂，很难成为一个阶层。在思想意识层面，这个复杂群体是今天中国最分化的。他们的大部分已经为权势阶层所吸纳，成为了典型的利益知识分子。他们的物质利益来源，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也决定了他们的理想。

但是，这个群体中的两个边缘化次群体，则已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色彩，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左派原教旨主义”和“右派原教旨主义”。前者钟情于包括毛泽东主义在内的各种中国本土或进口的左派思想，后者仍然坚守1980年代的政治自由主义理想，即相信西方式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出路。后者因此也被称之为“民主派”。

这两个次群体尽管处于边缘，但动员力量不可小看。主要是因为这两派的传统理想主义特色，即能够向社会提供有关中国社会前途的一幅明确的远景图。总体上说，左派力图提供一个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堂”；民主派或者自由派力图提供一个有关“民主自由”的“天堂”。这些远景尽管究其本质来说是乌托邦，但其明确度是任何其他羞羞答答的主义所不能相比的。他们经常在不同程度上被权势阶层所利用，因为在不同议题上，他们对权势阶层的不同群体具有价值。不过，他们也经常和权势阶层发生冲突。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动员草根阶层的很大的力量。草根阶层是行动取向的。他们的意识和草根的行动一旦结合，就能够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而这种能量是权势阶层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草根阶层没有主体思想

　　中国的草根阶层人数众多，仍然没有自己的主体思想。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处于对社会的愤怒状态。他们的愤怒经常被其它各种激进的思想所利用。他们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不断发出愤怒的声音，但方向极其不明确。

　　尽管如此，草根阶层思想意识的崛起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发展。草根群体中已出现一些不乏理性和切合实际的思维。他们接近中国社会，或者处于社会的最底端而了解中国社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无论左右，都很难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他们开始远离传统理想主义的对“政治权利”的争取，转向了争取和自己切身相关的社会权利。于是乎，他们开始关心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空气、交通、梧桐树、医疗、教育、住房、社区等等都包括在内。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理想主义所追求的抽象的正义和公平，抽象的民主和自由，转而追求可以触摸得到的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并不想得到政治权利，而是意识到权利的获取，是一个长期的和渐进的过程。

　　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理想主义钟摆的摇动是必然的。任何一个人或群体，在公共领域活动久了，就想回到私人领域；在私人领域活动久了，就想回到公共领域。同样，当他们的物质利益满足了之后，就会回到理想主义；当他们的理想主义演变成了空想之后，他们又会回到物质主义。

　　不过，中国的理想主义摇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尽管有些人继续追求单纯的理想主义，但也有人已经有了更加确实和现实的理想。今天的中国，尽管有人认同毛泽东主义中的一些价值，但很少有人真正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各种空想主义主导下的抽象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尽管有人仍然崇拜西方民主与自由，但很少有人相信中国真的能够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理想主义的这种转变有利于中国的转型。在把抽象转化为具体，把意识形态转化为有形事物的时候，人们就会更多地从工具和操作层面，来追求他们所认同的理想的价值。这一趋势，在中产阶级和草根阶层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人们也可以相信，随着这种现实理想主义的回归，中国社会也会有长足的进步。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只代表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