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竖一

　　茅于轼，无疑是一位知名度非常高的中国经济学专家。对于中国亿万普通民众来说，大家未必知道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和《谁妨碍我们致富》等代表作。

　　然茅于轼先生的诸多“高论”，却让众多国人铭记于心，并由此认知了其人。

　　譬如，茅于轼认为：“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并公开宣称：“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直接导致了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也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主张在市场经济机制下通过国际社会购买”;还高调声称：“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一般而言，“专家“之言论自成一家，甚至胡言乱语却能自圆其说，也属正常，而社会的确需要各类“专家”。但笔者实在无法苟同茅于轼先生的上述“高论”。至于理由，大概如今的不少中学生也能说个差不多，而无数情商正常的成年中国人更是普遍心知肚明，故于此不再赘言。

　　然看到2011年6月3日《齐鲁晚报》的一则题为《为躲高利贷杀死“替身“焚尸》的新闻报道，笔者觉得无法不说，因为人命关天，因为笔者在2011年5月25发表的时评文章《立法放开民间借贷是中国两极分化的助推器》之中早已提及民间借贷——高利贷的罪恶，因为良知使然。

　　据新闻报道，山东省沂源县一男子苏某为躲200多万元人民币的高利贷，将长相、体态与自己相仿的网友赵旺骗至沂源，把其作为替身杀死后换上自己的衣服、鞋子，泼上汽油焚尸，意图制造自己已死的假象。6月2日，涉嫌故意杀人的苏某被沂源县人民检察院批捕。

　　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茅于轼先生还能继续坚持其于2011年5月间抛出的“放高利贷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繁荣经济有非常大的作用”之说吗?

　　因高利贷杀友焚尸，就目前中国现实而言，属于个案，但将此惨案和由于高利贷等原因导致自焚身亡的包头惠龙集团董事长金利斌等其它因高利贷而引发的不幸联系起来，难道还不能让我们对高利贷这个罪恶之源保持高度警惕吗?

　　是的，选择自焚或者杀替身而焚尸，有他们自身的性格因素。但假如没有高利贷的诱发因素，发生那样的人间惨剧之可能性有多大呢?

　　其实，任何一个稍微有点相关常识的人都知道，古今中外因为高利贷，导致家破人亡的惨事举不胜举，而最近数月媒体也报道了多起高利贷引发的人间惨剧。

　　但茅于轼先生作为一位年已82岁高龄，亲身经历过旧中国那个因高利贷而导致为数不少的家庭妻离子散之不幸历史阶段者，而亲眼见证着当代中国现实情况之社会名流，何故会高抛“放高利贷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繁荣经济有非常大的作用”之说呢?

　　诚然，我们谁也不能否认民间借贷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在当下中小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情况下，民间借贷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高利贷所引发的上述惨剧，难道不应该再度引起社会和某些所谓“专家”之高度关注吗?

　　山东躲高利贷男子杀友焚尸之惨案，能“惊醒”茅于轼先生吗?也许很难，然无论如何，笔者还是希望能“惊醒”茅于轼先生，且渴望其不再让他的所谓“放高利贷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繁荣经济有非常大的作用”之说继续误导国人，甚至影响某些决策者了。

　　最后，笔者于此再次建议某些“专家”都尽可能地跳出其那个小小的专业圈子，而站在世界本是一体化，而任何人事物及其运行规律等都是彼此“交织”在一起之高度去研究一些专业问题。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专业研究上的偏激和极端，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否则，最终可能会给人类带来误导，甚至诱发灾难。当然，如果部分“专家”是出于私利而为某些集团代言，那则是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