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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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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樊纲说出“基本的事实”
卢麒元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在成都的一个论坛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与听众的互动环节中,有人问他对郎咸平“政府投资4万亿的方向是个错误”的看法,樊纲痛斥道:“他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我不想评论这件事!”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在关注樊纲的言论。我希望他能够说出郎咸平所不知道的“基本的事实”。老实说,我很想知道他所说的“基本的事实”。老老实实地说,人民群众更想知道这个“基本的事实”。然而,樊纲却始终没有说出这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开始忧虑了,难道真的存在一个不可告人的“基本的事实”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其博客上以《我对“郎咸平现象”的看法》为题,表达了对郎咸平的看法,并指出,“郎咸平现象”反映的是大众普遍缺乏思考,普遍表现为阿伦特感到切肤之痛的“平庸之恶”。
汪丁丁很有才。他也没有说出“基本的事实”,却指责“大众普遍缺乏思考”,最后归结为“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是一个好词汇。我带者好奇心,阅读了汪丁丁的一些文章,我想寻找他们的“高贵之仁”。很扫兴,除了一堆的洋人牙秽,我找不到一丝的高贵,更看不到一丁点的仁。
经济学是一门学问。经济学家就是解释经济现象的专家。经济学家有责任告诉大众“基本的事实”。经济学家有义务启发“大众普遍思考”。如果,经济学是一种宗教,经济学家是传教士,我们就不用思考了,我们顶礼膜拜就是了。
既然你们认为郎咸平不懂宏观经济,那你们为什么不教授一点儿宏观经济知识给他呢?你们为什么不面对面与郎咸平PK一次呢?至少,你们应该用你们的“高贵之仁”来揭示大众的“平庸之恶”。一句“我不想评论这件事!”看似傲慢,其实是怯懦。
“四万亿”这件事情,不用太久就会有结论了。有些事情,经济史比经济学更有说服力。
笔者有一点儿财政学知识。传统的财政学中,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概念,所谓的“积极”,不过就是“扩张”而已。扩张型财政政策是非常规经济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益性经济政策。也就是说,若非遇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例如战争和灾荒),绝对不能轻易使用扩张型财政政策。道理很简单,任何扩张型财政政策都是透支型财政政策。向谁透支?向子孙透支!中国人有句老话:饿死不吃种子粮。所以,古今中外十分罕见“积极的财政政策”。
樊纲等如果真的懂宏观经济,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可能非常严重。经济史证明,大凡积极推行扩张型财政政策的政府,极少有机会善终。政府今天的财政扩张行为,意味着明天的通货膨胀。政府的财政扩张行为,非常容易固化,并形成路径依赖。一旦政府反复进行财政扩张,恶性通货膨胀就无法避免。古今中外,无数的政府就是因为不懂得财政自律,最终破产了。樊纲所说的“基本的事实”,到底是说历史还是说现实呢?
笔者不认为樊纲读懂了凯恩斯。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的理论包含了三个前提假设:第一,市场是有效的;第二,政府是有钱的;第三,通货是紧缩的。在这个特定前提假设下,政府增加投资可以产生“乘数效应”,从而拉动“有效需求”,刺激经济适度增长,进而保障一定的就业水平。如果,三个前提假设不存在,政府强行干预经济,恐怕就不会产生“乘数效应”,而是导致生产效率递减,从而使国民经济陷入更为深重的危机。
笔者必须指出,“四万亿”与凯恩斯主义没有必然联系。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经典的政策劫持。政策劫持的直接结果,就是逆向的财政转移支付。特殊利益集团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普通国民的国民福利被严重地透支了。普通国民将在恶性通货膨胀中发现,他们的子孙将为昨天“积极的财政政策”付出惨重的代价。郎咸平看到并指出了一些人邪恶的“高贵之仁”,所以郎咸平有幸与大众一起变成了“平庸之恶”。
汪丁丁的话没有全错。中国的大众确实普遍缺乏思考。否则,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反对一些人的“高贵之仁”的。中国的大众太善良了,他们居然轻信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他们不知道,“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就是预支老百姓的“未来税”。通货膨胀来了,老百姓终于开始被征税了。虽然,拥有“高贵之仁”的经济学家们并不告诉大众通货膨胀就是不折不扣的百姓税。
我们期待着樊纲早一点儿说出“基本的事实”。在等待樊纲说出“基本的事实”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樊纲的高论:“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就这几句话,足以让人见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高贵之仁”了。
中国的大众不会永远地“普遍缺乏思考”。中国的大众需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四万亿”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关系;第二,“四万亿”与救美国的关系。如果,真的没有关系,仅仅是因为“不懂宏观经济”,从而导致国民福利和国家利益受损,大众或许可以原谅他们。否则,大众真的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一下什么是“平庸之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