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稳定社会的价值体系。当一个社会变得没有信仰的时候，整个社会是浮躁和不安，充满了变数。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西方人不信仰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东西，但是信仰上帝。世界三大宗教的蓬勃发展与政治环境是分不开。这对于政权的稳定有相当大的好处；当然，可以从各个方面解读宗教的影响，并不仅仅是限于政治这样的解读方式；
      在中国，执政党是无神论者，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当宗教泛滥和各种不可知的大师泛滥，包括被定为邪教的轮子功出现的时候，说明这个社会产生了信仰危机，于是出现了各种性质比较恶劣的社会事件；这是需要反思的，社会事件多，信仰多元化有的时候并不代表思想自由度，相反，自由的思想与道德约束能否结合？与公众价值观念如何结合甚至有机统一，能不能尽情恣意的时候，不触犯公共价值观念底限，不能由公共利益来为个人自由的恣意承担责任；换句话说，你有裸跑的自由，但你别上大街跑；你有玩火的自由，但别把公园的椅子点着了，非把那地方烧了才能体现你的自由就不应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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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这么多，实际想说一个问题，体制变革的时候，如果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不能马上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变革的时间会比较长，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多甚至更惨痛；


1959年满清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被释放，后来被安排在北京居住。有一次去饭馆吃饭，几个遗老主动上前跪在溥仪面前行君臣大礼。溥仪有些惊慌失措，这在他看来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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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要和台湾的执政党共同庆祝。但今年不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年份，满清溥仪退位的时候是在1912年，也就是明年才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退位100年。

记得上学的时候，学到的是，中国由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统治一下子进入到社会主义制度国家。
现在想想，也确实是那么一回事。

历史上孙中山曾经三次到过北京，其中1912年在溥仪退位的第二天就到北京。但是最终在北京建立国民政权还是在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北京的统治，将溥仪驱逐出宫，发电报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为结束中国推翻满清政府以来长期内战的混乱局面，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北上。1924年12月31日第三次来到北京。不过却病逝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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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从1912年初溥仪退位到1924年底，有13年的时间，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主流价值观念。那么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满清皇帝，这个期间经历了张勋复辟，袁士凯83天皇帝梦种种事件，当然这些都是背离当时的历史潮流，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真正的国民政府在北方占稳脚跟定都南京的时候已经是1927年了，当时剿灭北洋军阀才基本奠定了的基础。而这与清朝退位时间过去了15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1912年到1927年1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基本就是权利真空，没有谁说了算，就是不停的军阀混战，在话剧茶馆当中提到了这一点，今天张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张大帅，谁给我们钱我们给谁打仗。
而这一切的背后又都是洋人支持。

军阀混战时期，基本都是小藩王，掌握兵权和行政大权于一身。而这就是典型的封建体制；所以，对皇权的向往成为了必然，于是出现了复辟潮和自己当皇帝的幻想；
而军阀们的混战是需要钱的，那么里通外国也成为必然，军阀们互掐，实际都是外国势力的较量，加上满清当时签订的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各国在华租界也不少，所以说中国也是个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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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的胜利为国民政府奠定了基础，加上长期的内战使当时的中国需要树立一个权威，这些都是国民政府能生存的必然。蒋介石为了争夺地盘首先选择的是屠杀共产党，这使得当时的中共遭受了重大损失也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最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出在那个时代。

熟悉国民政府的那段历史都知道蒋军内部有不同的派戏：
最著名的当属少帅张学良，其实也是因为他的父亲有名，张作霖，也就是东北的大军阀；张学良在东北军就很有威望；
另一个最著名的实际上是李宗仁，就是所谓的桂系头子，还有一个就是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也是桂系头目；蒋军退出大陆的时候，白崇禧去了台湾而李宗仁没有去。
其它的例如：晋系阎锡山，西北马步芳都是大军阀。其中马步芳曾经给中央红军西路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几乎被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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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在确立国民政府以后，首先屠杀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政策是动员基层民众，虽然手里无钱可用，但民众的动员力量是相当的可怕；蒋痛下杀手的原因也是因为当初的斗地主，斗的一些小地主跑到上海来哭诉，手里无钱了，这也严重的动摇了国民政府的执政基础；因为如果小地主无钱了，国民政府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
屠杀共产党后，在江浙系财阀支持下开始对各路军阀进行收编工作，这也就是造成日后蒋军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给共产党后来的武装斗争带来了比较有利的契机。

回首历史来看，政党利益到底是与财阀利益结合还是与基层大众利益相结合呢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记得历史上曾经有著名的一问：黄炎培曾经问毛，中共能否跳出历史的周期律，至于毛如何回答的我想不起来，不知道该如何引述；但我想毛是肯定的回答一定会跳出历史的周期律的；
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坚持这个回答其实并不容易；

政权与社会基层的利益相结合，决定了政权的属性问题；现在看起来，如果我们的执政党不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选择与工农大众的利益相结合，那么所谓的周期律是肯定跳不出来的；
干脆的说，虽然推翻了国民政府，但是无论从干部素质，文化环境，思想认识等各个方面，对新政权的期待并没有一个新的高度；仅仅是认为改朝换代而已，也许毛可能是新的皇上；

从今天的角度看：毛的智慧确实是超前，也得感谢黄炎培这样的民主人士的及时提醒；虽然毛写文章认为共产党一定会跳出历史周期律，但是基于当时的条件来说，做到这点还真是很不容易；
干部思想，社会文化环境和条件，经济建设基础等等诸多因素加在一起，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后面的发展来说，当时的体制确立有封建体制的影子，但是在军队领导这一块实施了垂直管理，而将军权与行政权利分开并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很英明的，很有政治远见的，在这个前提下地方行政首长对中央是非常的忠心；因为已经没有谋反的可能了；

但是具体到一些事例，也有封建因素在内；比如军队内部也有我是谁谁的人问题；我们是几野几野的人等等，这是典型的封建意识。
建国后的高级干部出的问题也有派系的影子，同一个地区出来的人肯定一条心，建国后的高饶案都是东北出来的干部；林彪案又都牵涉在空军；结果出事后，相关的人立刻处理了一批；
即使到现在，所谓没有自己的人也是典型的封建意识的反映。

在经济不发展的年代，需要一个权威，在建国初期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更强调的是社会公平，因为解放前是社会不公平的年代；公平的要求使效率成为了不重要的因素，当然社会主义的公平体制加上了经济的不发展，使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了必然；建国三十年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忽视的；按照现在的经济学概念，建国三十年的成绩，包括火箭、卫星、导弹、轻工业和重工业体系的建立等等几乎无法在经济学上找到合理的解释；

有人批评中国闭关锁国，但这个绝对不是中国的主动选择，而是被逼无奈；谁不希望交流？当初不占领香港的意义在哪？60年代中国也支持非洲的革命，帮助越南反击了法国的占领，又在建国之初打了朝鲜战争。这说明什么？
说句难听话，土老帽见人不跪有自己的骨气而已，或许因此丧失了很多机会，但是中国的成绩靠打出来的，如同执政党靠武装斗争推翻了蒋家王朝一样，建国30年又何尝不是有一场武装斗争呢，只是这是看不到硝烟的斗争而已；
民间的拥毛情节或许有些看不过眼，但是那恰恰毛时代百姓最有骨气的时候；

建国的政策：注重公平而兼顾效率；
改革开放：注重效率而兼顾公平；
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近几年，效率在新技术的应用下越来越得到提高和广为认识；但是公平就始终没有得到加强；结果造成了社会的不满；
从体制上看，分级体制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了，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分级体制不适合信息时代，反映能力跟不上时代要求，结果在资本势力冲击下，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分级行政管理体制被资本绑架，被冲击的七零八落；

封建体制与资本结合是相当恶劣的；比如，网友揭露三线城市的高速路交警截停大客车，然后让他们到指定餐厅吃饭，那餐厅肯定有交警的份；
这个做法就是最典型的小藩王下的小藩王的恣意胡为，跟占山为王的土匪没有区别，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吧。在这个情况下，这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但这也不是资本主义，这就是封建意识作祟了。

我们看这个事例，回头再想黄炎培先生问的政党周期律的问题，60年毛充满自信的答复，到今天看来做到了吗？做到这一步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不做吗？中国就变成了什么样呢？

回首往昔，再看今朝：说句实话，坚持社会道路并不容易。
一项制度的选择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全面素质都有必然的联系，中国走到了今天经历了起伏变革，从真正的封建皇朝到今天还不足100年；
社会主义中国走到今天，确实很不容易；当年执政党赢得天下是一个字公平，百姓跟着起事也是为了一个字公平；这和经济落后有关，因为为了吃饭，又不剥削人；或许说建国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踏入社会主义，仅仅是实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理想而已更为恰当；

社会主义并没有成功的典范，到今天中国也是在探索当中找寻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政改不能忘记历史，不能与民众脱离，不能为财阀服务，假如政改不能以更公平前提；那么遭到反对是最合理的事情了。

回首往昔再看今朝，牢记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条件和环境，在这个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