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经济学与坏经济学　　　

朱大碌　　

张维迎先生北大光华学院院长已卸任，“经济学家”头衔还是舍不得丢。　　

在“好政策与坏政策”的演讲中，他又以“经济学家”自居，批评新劳动法，批评政府干预，重弹他的埋葬凯恩斯主义老调。理由只有一个，说这些政策事与愿违，目标与结果不一致，会造成工人失业，都是坏政策。　　

他竟然忘记抬头看一下，今夕是何年？已经都用工荒了，还闭着眼睛说造成失业。　　

明摆着的现实“结果”看不见，是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为什么实行新劳动法、提高工资福利、政府干预民生没有造成失业大军，反而出现了用工荒？　　

其实经济学很好解释，单位人员减少，甚至整个、整批落后单位关门歇业，并不等于社会就业减少，相反预示着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促进消费力和生产力提高，容纳更多的就业。　　

这就是为什么高工资、高福利，且实行终身雇用、年功系列工资制度（企业效率很高）的日本，反而是劳动力短缺、失业率最低的国家；而中国稍微扩大了一下内需，解放了一下消费力，立刻就出现了用工荒。　　

这样的道理张维迎好像完全不懂，他对就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家庭妇女的直观水平。他如果善于学习的话，应该知道这就是凯恩斯的“需求拉动”理论。　　

什么是需求？需求就是工资福利，就是消费力，有消费力才有市场，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张维迎眼里的凯恩斯好像就是搞行政干预，似乎成了计划经济的代表，所以必欲埋葬之而后快。他如果学一点历史，就应该知道政府干预古已有之（自从有了政权就有行政干预），并不是凯恩斯的发明，恰恰相反，凯恩斯是第一个提出限制行政干预的人。　　

凯恩斯“两只手”的市场经济理论，提出迄今为止最为明确的行政干预界限，那就是政府只做市场干不了干不好的事。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只要保障民生，保护劳动者，做好公共服务，其它都可由市场来做。　　

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的四大发明，推翻金本位（按需印钱，无须外资）、两只手的市场经济（有形、无形之手分工合作，相辅相成）、需求拉动（大众消费力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挖大坑就业（政府花钱为民办事），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造就了现代发达国家。与行政包办的计划经济完全是两回事。　　

要埋葬凯恩斯，是不是先得把美国、日本等都埋葬？因为这些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凯恩斯主义（高工资、高福利、高国债，不懂凯恩斯的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否则怎么可能埋葬凯恩斯？埋葬了凯恩斯还有经济学吗？　　

至少张维迎先生那点来历不明的“水货”理论，什么“廉价劳动力”（就是当奴隶）、“三驾马车”（不知道进出口对冲？）、“外向型经济”（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不可能冒充经济学的（不能自圆其说，无成功范例）。　　

客观地说，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政策（转型），如扩大内需，控制房价，建廉租房，国民收入倍增，保障民生，完善基础设施，整治环境，开发新能源等。如果说这是行政干预，那么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补欠账），也正是市场干不了干不好的事。　　

其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出现了“用工荒”。　　

张维迎凭什么说这些都是坏政策？凭什么说会造成失业？　　

难道就因为某个姓张的人从院长位置上下岗了？　　

对那些瞎折腾的坏政策，如乱搞招商引资（官商勾结恶性竞争），乱搞股市、房市（大小非、强拆），乱搞车匪路霸（高价铁路和公路收费），乱搞外贸、外汇（得不偿失白送东西），乱买外国债券（吃里扒外），乱搞工资（公务员裸奔，退休双轨制），乱搞国企（资产流失、垄断牟利），制造新三座大山等，张维迎作为“经济学家”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难道这些滥用职权的坏政策都不是行政干预？不是以权谋私？　　

由此可见张维迎并不是真的反对行政干预，而是只反对凯恩斯主张的好的合理的行政干预，不反对凯恩斯反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的坏行政干预。　　

至此人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将张维迎及其经济学作一个归类，如果经济学也有好坏之分的话，那么张维迎、张五常之类的经济学毫无疑问应归入最坏的经济学。　　

即使是常被张维迎嘲笑的计划经济懒人经济，在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陶渊明式的慢节奏简陋生活，至少还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节约型社会。　　

而张五常、张维迎们让人拼命劳动，拼命发展，结果却是一种拼命败家的行为！　　

这是一种竭泽而渔、断子绝孙的发展！　　

还有比这更坏、更可怕的经济学吗？　　

好经济学在哪里？　　

凯恩斯的四大发明，加上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就是经济学的最佳组合，或称“幸福经济学”。　　

足以引导中国人民（包括子孙后代）走上繁荣富强的幸福之路。　　

当然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需要政治家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