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国内民主派一仆三主之本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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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从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入手，作为我今后想做的在21世纪给人类的智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名誉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拿历史来陪绑现实政治考虑的影射史学的非正义性
  
    影射史学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现象，就像有了语言就有了谎言，我猜想，自人们做历史记录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影射史学自然也就大行其道。在中国，影射史学在“*”时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见其荒谬。“*”后，知识界一致声讨“*”乃至“*”前的影射史学，“翻案风”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翻案风”都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指责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教科书歪曲了真相。然而，等这些人出了手，我们却发现，他们搞的也是影射史学，而且比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非暴力的问题便是他们的着力点之一：他们打出了“反对暴力”的旗号。然而，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弱势集团不应用暴力反抗强势集团的暴力；在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中国不应使用暴力反抗外国对于中国的暴力侵略，以这样两个主题先行，然后任意裁剪历史，以符合这两个主题的需要，在很多时候甚至连逻辑都完全不顾了。比如，《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闭口不谈西方人自己的笔记中都有记载的远在八国联军进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头任意“猎杀”明明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却破口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作者也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却大谈中国人当时只要不反抗，圆明园就不会被烧掉，遭兵祸和被屠杀就都可以免去。  
    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什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低标准线之下。  
    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堕落为智力低下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虽然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这样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有问题”。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二十卷第七期的《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我认为，杨鹏先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持者一开始时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第二编 谁在歪解中国 论中国知识界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第一，追求历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的——即使有些道理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  
    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出正确的“现实的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文从“现实的结论”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  
    第三，我们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定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真相中获得教益，而不能为了一时的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像袁伟时教授以及前面所说的“翻案风”给我们灌输的历史观，就算在应对当下的国际国内情况时确实正确，它也阉割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无法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现实的结论”正确来为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辩护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在网上和私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当“挺袁派”不得不承认袁伟时教授的观点在“历史真实”及逻辑上都站不住脚时，其后的辩护实际上就都是杨文的角度了。在这场辩论中，笔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做的和所想的，与他们平时高举的大旗很不一样。本来笔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别人会立即给你扣上“诛心之论”的帽子。而杨鹏先生十分坦诚，把很多东西都端了出来，并发表在杂志上，使得笔者的叙述容易了许多，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二、“一仆三主”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抛除袁伟时教授的学术不谈，以影射现实而论，他的历史观的问题或者说好处在哪里呢？一些反对他的“红色贵族”说得很直截了当：这种历史观的要害在于否定暴力革命，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是以暴力手段获得政权的。一些拥护他的人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否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里不要装模作样地说什么“告密”的问题：这些言论都是在网上公开发表的，谁都可以看见，有些发表者甚至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根本无密可告）。看到没有，反对者和拥护者对于事实的认定是相同的，只不过价值判断不同而已。然而，这个事实认定是有问题的。杨文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革命，是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暴力行动，今天的压迫者是谁？谁有权谁就是压迫者，这不是明摆的事吗？今天的共产党已是统治中国的执政党，革命前的盟友已变成了今天的敌人，革命前的敌人已变成了今天的盟友。赞美暴力革命，就是想把暴力魂塞进民众心里，就是鼓励底层起兵造反，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再说吗？”笔者认为杨文在这个地方又说了实话：至少从动机上，袁伟时教授以及其他很多的“翻案史学”，其目的并非是要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很可能恰恰相反，他们是想投执政者集团所好。所以，那些“红色贵族”们不必动肝火：袁伟时教授他们未必真有这个胆子跟你们过不去，那些希望否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人也不必高兴：说不定袁伟时教授他们就是像杨文说的那样，是在力图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呢。  
    第二编 谁在歪解中国 论中国知识界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  
    杨文又说：“网上左翼愤青们……你以为他们姓‘左’，他们就一定爱你这个政权！你就不明白，否定暴力革命，是为了今后不发生暴力革命。这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排除精神地雷呀！”其他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有点羞羞答答：“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等等，其实也是一个意思。从这些事情看，他们确实不仅仅是没有胆子跟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他们甚至是在向执政者集团披肝沥胆地泣血剖白自荐：千万不要用“左翼愤青”们，他们并不真爱你们，用我们吧，我们才是真爱你们。笔者在这里确实要感谢杨鹏先生辩诬：有许多“自由派”坚持说“民族主义”或“左翼愤青”是为政府服务的“无耻小人”“朝廷的鹰犬”，这次杨鹏先生说清楚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袁伟时教授他们这些人才是政府的“忠实仆人”。不过，杨文把袁伟时教授们说成是《红楼梦》贾府被塞了一嘴马粪的焦大，则是过谦了，如果非要拿《红楼梦》的人物比附，则怎么也得是贾雨村吧。  
    其实，袁伟时教授他们真正有胆子与之过不去的，也就是“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在这个地方笔者认为杨文有点不坦诚了：以杨鹏先生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圈子里的圈内人的身份，应该很清楚：党内并没有什么“僧格林沁”（如果杨鹏先生知道哪位是，请告诉大家一声，俾使“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没了饭辙、走投无路之际好去投奔一二），所谓“僧格林沁战胜李鸿章”，“政权内部充满着僧格林沁、载勋、刚毅、朱成虎（里面就朱成虎先生是个实名，笔者倒想打听一下，朱先生愿意不愿意、能够不能够收留几个没了饭辙、走投无路的‘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和有关部门决策者这类过度恐外仇外的人”之谈就属欺人了。袁伟时教授他们估计对于这一点也是门清，所以才真正有胆子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当然，一部分“自由派”和外国人并不一定了解这个情况，真的以为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就是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使得那些门清的“自由派”既可以捞到貌似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好处，又不冒真正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  
    笔者有一段时间曾经百思不解：“自由派”说要“*”“自由”，民族主义者不是也表示赞同了吗？“自由派”说要让富人富起来，左翼如巩献田教授等可能稍微还拦了拦——但也肯定拦不住，民族主义者不是也没拦吗？有位也算得上是“自由派”，但思想还不那么僵化的朋友建议笔者：“好好反思一下民族主义到底在哪些地方伤害了‘自由派’。”笔者回答说：“我确实认认真真地反思过，诚诚恳恳地检讨过，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那些人伤害民族主义到底能得到些什么？’”  
    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不智，亦属可怜吧？他们早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更不可能招惹到袁伟时教授他们吧？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恶骂这些可怜的农民“反文明、反人类”呢？读了异常坦诚的杨文之后，笔者想明白了：这路人当中很有一些是一仆三主，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但拿三份好处当然也有拿三份好处的些许难处。现在我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曲折复杂的关系。恶骂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历史上的义和团对于外国的现实利益乃至历史情结都是一种令人舒服的服务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比如说，当今的西方人已经很少敢自己声称他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是正当的了，但如果听到一群中国人自己在这样说，就总会一语不发却笑容满面。豪富阶层呢，首先他们希望中国的其他人都是他们的顺民，其次他们担心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纽带受到伤害，所以，恶骂“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也使他们受用。外国人和豪富阶层自然是被伺候舒服了，但官僚这边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情况有些复杂：因为现在的执政党确实有个革命党的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一代或二代的“红色贵族”还是有点珍视那段历史的，再加上不管你的动机如何，至少执政党的高层恐怕确实会考虑一点这样骂暴力革命会不会影响到其执政的法统这样的虽然有点遥远，但尚非完全不现实的问题。所以，有时程度没有拿捏好，就会出岔子。然而，首先，如前所述，这样的得罪其实毋庸杨文剖白，也未必真正冒了多少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特别是一般人直接接触的并非执政党的高层，而是中层官僚，中层官僚对于“执政的法统”这样遥远的问题未必关心；其次，得罪了排名第三的主对于有三个主的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还有一、二两个主顶着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好处呢。所以，这样的岔子其实还是有惊无险的——黄纪苏先生形容得俏皮：“早市上也没这么便宜的悲壮吧”。/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