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胡耀邦之子谈改革成效：说太平盛世言之过早》http://finance.sina.com.cn/g/20110426/07449750570.shtml文章（以下简称《文章》）在网上盛传，说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回忆父亲胡耀邦的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最近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凝结父子两代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思考。如，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我国人民对改革事业的真切感受究竟如何？在党中央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对改革事业的根本思考是什么？　　

本来，这样的文章一出来，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直觉，就肯定是小子替老子的辩护词之类的东西，不值得去认真。但是，由于《文章》题目的立意多少中肯，胡德平最后也说了一句比较客观实在的话，——“历史学有一个很庄严的任务就是资政育人，我希望这本书能让参加了改革，经历了80年代改革的人和没有经过80年代以及没有出生的人，都站在一个客观的历史科学的问题上，对过去、历史和未来达到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形成一个好的科学的历史观。”于是，既然人家有这么一个相对的比较客观、中肯的正确态度，而不像有些人只懂得用权力说话的那么野蛮霸道，而且人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所以，事情就完全必要认真一下，我现在就与这个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谈胡耀邦的改革思路问题。　　

由于这是在我们国家政治思想层次的意识形态领域，讨论改革的思路问题，而沿着人们现成的思路，去展开我的一个毕竟与众不同的新观点，这有助于人们从中有一个比较认识的成效，所以，我下面就在对这篇《文章》内容，进行逐句逐段的解读和评论，以尽可能的让当今的全体中国人，都一起来看看胡耀邦当时的改革思路到底是什么。（蓝字部分是该《文章》的原文，黑字部分是我的解读和评论；而且为了方便阅读，我分别加上若干小标题。）　　

                   一、不要摆不靠谱的谱　　

“作者从直接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出发，将研究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探寻胡耀邦力主改革的思想历程，尤其是当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怎样迈出第一步。该书力图通过追索改革初衷，由此还原改革的历史。近日，胡德平在北京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官本位主义的社会等级体制。所以，现在人们要发言，往往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要摆个自己身份地位的谱，以提高自己说的话在社会上的分量。这篇《文章》也不例外，说“作者从直接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出发”。因为人家毕竟是父子关系嘛。这样一来，所谓的“第一手资料”，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实。而既然是第一手的资料，其权威性就自然而然的一开始就确立了，乃至可以给人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第一感觉。　　

   其实，这样的开场白，人们的思想思路一开始就被误导了。因为，真正的事实却是，首先，大家现在谈的是国事而不是家事，即我们国家迄今为止还不是一个家天下；其次，如果按照家天下的规矩，当时的这个家，也应该轮不到他胡家的吧；其三，按照国事的规矩，这个胡耀邦之子有资格、有可能真正直接掌握当时改革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吗？——不可能。　　

  所以，《文章》一开始就是在为胡耀邦之子摆了一个不靠谱的谱。　　

     二、假面具要不得　　

“改革的初衷是藏富于民”　　

   ——真的吗？改革的初衷是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过不去，还是藏富于民？——不要低估今天中国人民大众的政治智商了。其实，事到如今，为了一个好的国家未来，不管谁是谁非，什么都可以谈，都没有问题；但想要一个好的科学的历史观，第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而如果大家现在还在摆弄假面具的东西，一切就无从谈起了。那么，这个“民”是人民的“民”，还是所谓的“国退民进”的“民”？　　

      三、答所非问与居心叵测　　

　“记者：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胡德平：在经济问题上，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胡耀邦的话来说，要改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改的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纯净度的体制，明确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改革经费管理体制，突出发展经济的目的，把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结合起来；改革吃大锅饭、端着铁饭碗那种窘迫的经济模式。”　　

——记者问的是“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问题，但胡德平的回答，却扯到经济问题上去了，这是答所非问。为什么呢？估计是因为当时决定中国改革的政治历史背景，大家自己都知道，可能不怎么光明正大，所以胡德平今天也不愿意或者不敢去涉及。我现在也不愿意去做更多的深入。因此，所谓的一个好的科学的历史观，目前只能在这里止步。　　

胡德平说，在经济问题上，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一个不公开的公开政治秘密，应该是一开始就是要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而反对毛泽东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的初衷。这才是建国以来党内的两条路线的矛盾根源所在。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大家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既然中国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了，为什么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当时可以仅仅因为权力到手了，就不惜毁掉用毛、周时代的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满足大家自己的政治私欲？为什么可以通过改革，来让今天中国工农阶层的人民大众，如今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遭受二茬罪？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有人居心叵测是也。是的，毛、周时代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尽十分合理和完善的，尤其是在国门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确需要根据新的客观形势实际，进行进一步的完善的改革的。但问题是，这种改革，是相对于原体制的缺点地方，进行缺点改正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还是把经济基础公有制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计划经济，置于否定地位的全盘推翻？这两者的改革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面者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后者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和政变。而显然，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当时要搞的改革，可能是倾向于后者。　　

这是他们心底里的一种维护私有制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思想意志所决定的。比如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请问，原来公有制基础的社会主义体制真的一无是处吗？还有，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家庭，尚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计划，那么，难道一个国家层次的国民经济活动，就可以不需要有所经济计划吗？特别是，原来毛、周时代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毛、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选择的，经过一定的发展时间和一定的实践过程才形成和肯定下来的，乃至她固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可以一成不变的唯一体制，但是，其在一穷二白的、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基础上，只用20多年时间，就已经取得的当时极其辉煌的国家事业建设的历史成就，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难道可以说否定就彻底否定的吗？与此同时，要置之于全盘否定地位，大家凭什么？就是凭一种到手的权力和少数人的个人意志？人们对原来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如此敌视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　　

再之，在对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彻底否定之前，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更加合理的经济体制，当时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真的已经想好了？成竹在胸了？如果不是，大家仅仅因为自己的一个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情结，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改革，这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吗？难道这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应有的国家政治态度？而且，谁说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和集体主义经济体制之下，人民就没有主人翁地位？反之，大家想过了没有，当公有制基础的社会主义体制被否定，人民群众成为一盘散沙之后，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到底如何去保证呢？　　

特别是，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本身就是大锅饭的第一特征，和本来就是希望为全体中国人民大众都能够端得上铁饭碗的政治目标，然后，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以调动全体社会成员参加社会劳动的积极性，和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共同的过上安居乐业、生机勃勃的好日子，这怎么有错呢？这怎么是一种窘迫的经济模式？谁说丛林法则下的骨肉相残与恶性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才是我们国家人民所要追求的那种所谓充满活力的经济模式？　　

因此，算了吧，人们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动机，就别再遮遮掩掩了。现在连我们一般民众都已经知道，对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基本形式的彻底否定，在国家政治上，其实就是赵本山式的大忽悠，——说你有病，大家没有病也得相信自己有病，然后就任凭他们改革的折腾了。或者是如同今天黑医院、黑医生的忽悠法，——只要你到他们手里，无病他也可以给你查出有病，小病他也可以给你查出大病，然后为了卖他们的膏药，他们就可以随便乱开药方了。而且到了最后，就是把你治死了，他们也可以既不负任何责任，又仍然一个个捞得盘满钵满了。这就是今天中国改革者所推行的改革的政治逻辑。而改革的始作俑者的这个改革政治逻辑的背后，最隐蔽的地方，应该就是一个要把原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秩序历史阶段的叵测居心！　　

　          四、忘乎所以与目不识丁　　

    记者：那么，我们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胡德平：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了。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　　

　　对于改革的目的，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对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他们称为“光彩事业”。记得20世纪80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几乎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句貌似天经地义的政治主张，其实就是胡耀邦的一个蛊惑人心的漂亮话，是中国政治层次开始改弦更张、另起炉灶的政治思想观念异变的开始，乃至后来成为中国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邪路的最深刻的错误政治思想根源。　　

    因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个冠冕堂皇的政治概念，要害就是掉包，把资本主义价值观与共产主义价值观进行掉包，甚至是在用资本主义价值观消灭共产主义价值观。因此，今天改革最终走上资本主义邪路，其实就是从人们这样的政治观念开始的。　　

    而在政治层面，胡耀邦这是一个变对人民事业的领导为对人民统治的政客思维。首先，只要治国概念一提起，党的领导人就以统治者自居了，党就高高在上的居于全体人民大众的头顶上了，因此党组织就在变成为一个相对于全体中国人民大众的特殊政治集团了。而这就是党变质的开始；然后，一切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就都将在这个异变的政治观念下发生。最严重的是，原来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党和人民血肉关系的同心圆模式的国家政治体制，后来就被改革演变成为现在的一个以“一把手”为首的、党国一体化的官本位主义金字塔模式的政客集权体制。于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一个最深刻的错误政治思想根源，其实就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思想观念的这一念之差间。　　

其次，如果是一个一般社会成员，或者社会党，提出富民的目标要求，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刚刚建设30来年，各个方面与发达国家比较还相当落后，国际上还是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群狼环伺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可以丢下四个现代化事业的大盘，而去追求人民大众生活型上的一隅之安的“富民政策”吗？——在丛林法则的国际环境之下，帝国主义强盗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你中国人的肥大。　　

所以，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神器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但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胜任的。——伟人掌权，国家可以因为他一人而强盛，伟人毕竟是伟人；而小人掌权，国家可以因为他一人而窝囊、荒废甚至动乱，小人永远是小人。　　

    其三，富民本来没有错，但是，事情是你说富民就能够富民了吗？——别天真了。因为，不要忘记，富的辩证法是，封建社会是“人无狠财不富”；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剩余价值的剥削不富；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富，唯一的正道，就是概率上的共同富裕，而它是取决于全体社会人们人的全面发展，劳动机会与空间的全面开拓，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于是，你可以提出“富民政策”的口号，但是，在实践中，让社会人们怎么个富民法，想过了没有？想好了没有？如果没有想好了，就吹起富民的口号，这不是一个诲淫诲盗的思想开始是什么？这不是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与信仰的自我否定的开始是什么？比如，今天中国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干部队伍大面积的前腐后继，和庙堂上许多高层人物都参与先富起来的贪渎，其实都可以从胡耀邦“富民政策”的差错中，找到一种罪恶的政治思想根源。　　

另外，表面上，富民政策是符合群众利益的观点，党领导群众勤劳致富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在群众观点面前，党自己的观点呢？党的共产主义事业要不要有自己的方圆？党的领导可以一味迎合群众的观点吗？所以，不要浑水摸鱼了。因为如果可以，你党的先进性是什么？在哪里？还有党的共产主义事业怎么办？特别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去追求一隅之安的财富，那么，有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就可以了，还要你共产党来领导吗？——这也是改革到最后，中国精英邪恶集团现在一心要把中国共产党一脚踹了、以搞宪政国家的根本原因。　　

或者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种自然规律的力量在起作用，而“富民政策”就是让一种自然规律的东西在主导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社会思想，这样，共产党自己的政治思想就出现信仰真空了，因此这才就导致了后来中国社会人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越来越物欲横流，上上下下贪渎层出不穷了，乃至富民政策最终在导致中国改革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了。——以上所有这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胡耀邦所谓的符合群众观点的富民政策，当时有人“怕失控、失灵”，这个政治认识是没有错的。如果说有错，是有人自己做上党的最高领导人位置，就忘乎所以了的一种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的错。胡耀邦把当时从党的事业大局着想而“怕失控、失灵”的同志，认为根本的问题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这也完全是一种污蔑，反映的只能是他自己的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目不识丁水平。而今天共产党对我们国家经济活动基本上处于失控、失灵的状态，甚至已经到了接近垮台的危险悬崖，逼得吴邦国如今不得不提出“五不”的最后政治底线，这就是在事实上证明了，当时那些同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和完全正确的，无知的其实是当时最高领导人他自己。　　

至于他所谓的“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这是一种向往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思想倾向作怪下的胡乱扯谈。因为在根本水平上，今天人类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要么公有制基础的社会主义，要么私有制基础的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路。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理想的目标模式，但是，符合客观规律与否、可以实现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除此之外，所谓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其实是人们在做梦想的东西。　　

因此，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要表现自己的时候，首先要自己心里清楚自己的政治目标，是资本主义方向还是社会主义方向。不要给人民说发展经济可以不说姓资姓社，因为在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任何社会是绝对没有什么单纯的经济形态存在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就是资本主义，两者必选其一。除此之外，不说姓资姓社，就是在说自欺欺人的话。而既然大家心底里，是在向往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方向，而且已经首先就把原来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彻底否定了，那么，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的开始。所以，后来的改革，就是非常奇怪的，大家眼睁睁的看着改革者，只要玩文章游戏，就可以把毛、周时代的公有制，都化公为私的绕到大家个人腰包里去了，而共产党领导人是一点都不心疼，大家都无动于衷着。　　

总之，一边在做摧毁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及其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事情，一边在主观世界里，打着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的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盘，因此，这就是后来改革之所以有一个打左灯往右拐现象的根本原因，和这就是改革最终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的思路开始。　　

毛主席说过，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但是，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一直是人们埋在灵魂深处一个最隐蔽的秘密，而且大家可能永远不会公开和承认，所以，所谓的一个好的科学的历史观，目前也只能在这里止步了。　　

           五、自鸣得意与自找没趣　　

   记者：有几件事可以佐证。当时的中国青年报1985年2月16日头版头条发表的社论响亮地提出《我们的口号是祖国富强人民富裕》，不久，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全国新长征突击手(队)代表时，多次号召青年“奋发进取、建功立业，为祖国富强、人民富裕作出贡献。”　　

　　胡德平：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后来在甘肃，他又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人民怎么富。在他看来，人民富的过程就是人民创造财富的过程，就是人民向国家贡献的过程，就是人民向国家交税的过程，人民富必国家富这是必然的。 而1987年1月中旬对胡进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会”上，有人居然指责胡的“富民政策”违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由于是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居心，所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胡耀邦对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当然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他们称为“光彩事业”。本来，相对于原来过分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迈出这一步这也的确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改革者的反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居心，决定了改革的最终的性质与前途；当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及其公有制经济基础被否定之后，改革最终要走上资本主义邪路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1984年春在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这种得意，只是一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上的、以一时一节的成功为满足的自鸣得意。今天的改革者其实也都是如此的急功近利心态。　　

    但是，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律的，事物的本来辩证法是极其严格、严肃甚至无情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只要你无心于社会主义事业或者做的事情没有服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你就是有通天本领也没有用。到头来还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力量在起作用，最后就是要把每一个人打回到原形。所以，1987年1月中旬有人在“中央生活会”上，指责胡耀邦的“富民政策”违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很正常的，何况当时中央层次的人们政治思想，还有雄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知识基础，和良心未泯的还大有人在。大家凭自己的一个公德心，还是很容易看出问题的。所以，“富民政策”，这个胡耀邦自己认为很得意的一件事，在其政治倾向的初露端倪，当时就已经是一个遭到批判的在自找没趣的结果。　　

　                 六、政客本质与魔盒开启　　

     记者：改革的目的明确了，那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有没有呢？　　

　　胡德平：最近，我翻看他1983年在一次会议上的演讲，发现他当时就曾提出衡量改革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一、是不是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展；三、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温饱、富裕、幸福，他把改革最高指标说出来了。　　

　　胡耀邦说了三个有利于之后，曾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国家富、人民富。”这是他关于三个“有利于”突出化、个性化的表现。　　

    ——先是“富民政策”，后是衡量改革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制定，这样的在自己的主观世界，既上不着天（没有党的阶级性的政治思想道德与精神的历史继承性），又不着地（没有什么国家建设事业客观规律与国家法律基础的统一性）地自己确立自己政治主张的正确性标准，这样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当然自由、轻松，但是，可能每一个小学生去当，都会有这个水平；这样自拉自唱的，把自己的个人意志凌驾在党的共产主义共同思想之上，而且有权就可以永远正确，但是，一切违反客观规律和法律依据的东西，在任何历史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话说得再好听，最终也只是美丽泡沫的东西而己，一点实际用处都没有。而一个真正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思想，最需要坚持和体现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共性，而不是自己去搞单干的个人意志个性，因此，胡耀邦“富民政策”和衡量改革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出来，就说明了他自己的一个有个性、没党性的政客本质。　　

   而人家毛泽东对权力就不敢这么玩。遵义会议权力在手之后，是脚踏实际地从事军事斗争的指挥实践，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一步一步的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不敢有权力之后，只是提出某个军事斗争的领导概念，然后让别人去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如果他当时也在自己主观世界里，玩什么“三个有利于”之类的中国革命标准，我相信他当时一天的日子都过不下去。在功德圆满的革命成功之后，他却不敢说治国，只敢说那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只敢说为人民服务；明明自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却是在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明明是他自己独创的一套理论与实践，却不敢忘记马列的基本原理，在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下明明是他自己领导打的，却不敢贪天之功为己有，不但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在碑文上，把对人民英雄的感恩和怀念，竟然“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于是，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人民领袖与政客的领导方法、权力观，就是如此的不同和根本的区别。最成为问题的是，当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掌舵着，深入实际的去问题解决着，而是在表现自己的一个拜倒在富的世俗观念之下的政治意志，而且还给了人们社会一个以富为荣的政治导向的时候，由此产生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事业心，从此就一夜之间崩溃了，整个人们社会自私自利的潘多拉魔盒就从此被开启了。因此后来，眼前利益财富追逐的资本主义方向改革，在中国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放满人民整体利益的瓷器房间里横冲直撞着；改革的任何举动，都在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破坏。而国家政治如此改变了方向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追求财富的不择手段，和传统的伦理和道德的全面颠覆。包括整个党的组织，就这样的在被抽去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内容之后，剩下的就是一个没有政治灵魂的空架子，并不断的趋于名存实亡了。　　

在改革的实践具体过程中，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的错误思想带头，乃至当时在此基础上，上梁不正下梁歪，党内外和全国上下，大家在各尽所能的、甚至疯狂的争取先富了。首先是有权有势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捞；其次是早就知道这些政客的政治底蕴是什么的人，大胆的捞；其三是既缺德又有能力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捞；其四是走天时地利人和好运的，力所能及的发家致富；最后死的，就是老实人、心存道德的和无权无势的广大基层人民大众了！　　

所以，尽管当时一开始就有陈云的一再警告：“党风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但是，由于党的核心思想烂了，即资本主义观念在中国获得最高领导人的认可之后，原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大厦将倾之势，就是任何个人的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因此，陈云的只言片语的警告又有什么用呢？从党风不正到党干部队伍的集体抱团腐败，后来大家就是一起的大面积贪渎的沦陷下去了。　　

是的，“我们共产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国家富、人民富”和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的确是胡耀邦个人政治意志的突出化、个性化的表现，但是，正是这种个人政治意志的突出化、个性化，突出的其实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政客思想，而且这种个性与一般社会人们自私自利的思想的不谋而合，也最为符合私有制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所以，自私自利的小岗村典型树立了，在深圳特区，也把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壁垒炸开了一个缺口，然后再一个个私有化改革的浪潮袭击，原来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厦，就不可避免的终于分崩离析了。改革者因此开始为之欢呼雀跃。　　

那么，共产党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社会主义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答：共产党的第一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第二任务是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第三任务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国家现代化事业建设（共产主义国家初级阶段的任务）。第三任务的社会主义标准有四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共产主义方向的共产党领导和核心作用；以工、农、商、学、兵为国家权力主体的人民当家做主和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一大二公经济体制基本形式、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以及计划经济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的科学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　　

所以，胡耀邦玩的三个“有利于”的突出化、个性化，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资本主义倾向的、歪门邪道的政治思想表现。乃至上行下效之下，引起后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改革把原来大统一的国家各项事业，都一块一块的分割了，然后是一个个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公共资源、公共事业，被人都化公为私了和当做赚钱的工具了，乃至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事业最终都分崩离析的破坏了。　　

因此，到了改革已经完全失败的今天，胡耀邦的三个“有利于”的突出化、个性化，竟然还可以拿出来炫耀，只能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胡耀邦当时的这样的国家政治思想主张，如果一定要成为功德，那就要寄希望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成功，然后由既得利益集团的人们去歌功颂德了。否则，只要资本主义不能在中国获得最后的胜利，那就一定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最好的反面教材。　　

　　              七、儿子比父亲有头脑　　

    记者：中国目前依旧处在改革的过程之中，还是回到问题的原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有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也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这种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很多突发性的矛盾还很尖锐，所以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也很需要忧患意识，我们还需要对改革继续推进。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应该怎么改，这本来是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权力到手后，当时最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不应该留给现在的人们来思考。最糟糕的是人们至今还没有思考出来。而我之所以说胡德平比他父亲有头脑，因为他知道审势而他父亲不知道。比如当时的形势，他党总书记的位置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众望所归的结果？是不是在充当当时党内很多同志的政治铁幕的前台角色？——所有这些，他没有自知之明；当他要在政治上与毛泽东及其社会主义事业做一种过不去的切割、甚至分庭抗礼，在路线上要重新走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倒退道路的时候，他也不并知道，自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在做逆天逆理的事情。特别是，当他在位置上使尽浑身解数的做改革折腾的时候，他也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误选择的一条政治路线，决定了他改革的力度正在与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度成正比。于是，中国人民现在可以不怀疑胡耀邦的个人品质，但是，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他的政治水平不够格是绝对无容置疑的。因此，他中途被自己同伙以犯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的理由踢出局，和现在被人叫做胡乱邦，这既是一种客观规律的必然，也是他自己不审势的一种咎由自取。而他最终成为一个政治性的悲剧人物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当时太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回事，和太把当时的自己当回事了！　　

     而他儿子就比较有头脑。比如，胡德平今天毕竟还能够在我们的主流媒体渲染的一片歌舞升平的改革现象中，看到一个说太平盛世还言之过早的客观社会现实，包括还能够说出“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样的话来。这是十分难得的。不管是政治思想境界，还是个人思想品质，比现在那些要改革一路走到黑的人，都理智得多和高明得多。　　

             八、还蒙在鼓里的正确思想看法　　

   农村改革别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在改革进入打农民土地主意的邪恶深水区，这是胡德平的一个正确的思想看法。　　

   记者：农业问题其实是中国改革的起点，也是中国改革的重点，您觉得当下，农业改革的路走出来了吗？　　

　　胡德平：在农业问题上，胡耀邦在肯定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强调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他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指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绝对不是把农村的土地私有化。我认同这种观点，但有人说我的思想不行，土地的个人所有权就应该分给农民。我说，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目前还远远没有到位，才短短30年，先让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充分使用，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的问题，我想，这个过程恐怕还是让所有者首先到位，现在集体所有制都没落实呢！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土地的所有权益经常受到各方面的侵害，以各种名义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常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而我们知道，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就是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相适应的一种集体主义生产关系。但是，当时胡耀邦和党内很多同志，却是一夜之间把人民公社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乡、镇的政府政权。这种国家权力特征的政府机关，更加适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吗？——不是，根本不是。人民公社的废除，只是因为这种生产关系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违背了后来当权派理想中的一种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逻辑；其中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更是与当权派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人们才是那么的仇恨，那么的迫不及待的把它废除掉。但是，既然把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废除了，那还谈什么“肯定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强调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即，既然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废除了，“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农村土地所有制如何能够不变呢？而如果说没有人民公社之后，土地所有制还可以不变，那就是乡、镇政府在成为农村土地所有者了。但是，这样一来，农村土地所有制还是变了，从农民集体所有制变成为国家名誉下的官方所有制了。后来，事实上也就是这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就开始在打农民土地的主意，乃至政府对农民土地的强取豪夺，甚至明火执仗的武力掠夺的邪恶时代，就顺其自然的到来了。　　

而当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逼使政府也不得不权凶极恶起来的时候，不但胡耀邦的“肯定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是一句一点现实意义都没有空话，而且，农民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经营权和使用权证书，也是一纸空文。政府权力的这个江湖大盗，对付那些已经失去党的核心作用和集体体制庇护的、一盘散沙状态下的农民，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至于那些被政府权力铁蹄践踏下的农民群体，因此只能接受一个被任意摆布的命运。而且，话都无处说。对此，用某专家的经典说法就是：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所以，胡德平以上说的“农村改革别打农民土地的主意”这些话，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在严格意义上，其实还只是他的一个还蒙在他父亲改革的后遗症鼓里的正确思想看法！　　

             九、胡德平良心未泯与独特见解　　

    记者：现在很多农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农民都被“上楼”了，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胡德平：胡耀邦说到农业问题时曾指出，在肯定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上，要放开经营权，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让农民老百姓承包耕地、山林、水塘。但目前的状况是急急忙忙让农民“上楼”，用社保换耕地，这种做法是把老百姓的生产资料和对象都给剥夺了。如果我们上亿的农民失地，那么就是一半人富裕起来，一半人失去生产资料，这怎么能行？　　

 ——改革以来，中国人只是被改革者当做经济动物来支配，——只允许说经济，不允许说政治，更莫谈国事，因此，现在整个国家都已经被改革成为一个马克思形容的经济动物园了。特别是，现在即使国家层次的领导人，也很少有人愿意从全体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和说话了。比如，邓小平早已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但是，那些改革者就好像吃错了药一样，迷迷糊糊的天天在忙着这改革、那改革的歪门邪道，至于今天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直的在不断两极分化，他们是从来不去调整；甚至基尼系数今天已经达到超越国际警戒线了，他们却还是那么的心安理得的坚持改革的继续折腾。　　

而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大环境下，胡德平能够说出以上那些话，说明他的良心未泯，尤其是一种国家政治层次的公德心未泯。因为，“公生明，明生威”，而如果他没有一颗国家政治层次的公德心，是不可能有“如果我们上亿的农民失地，那么就是一半人富裕起来，一半人失去生产资料，这怎么能行”的这些独特见解的。或者说，即使是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没有公德心的人，也是不可能理解到位和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　　

　　      十、胡德平毕竟独到的政治眼光　　

    记者：城市化运动会带来农民失地以及很多社会问题，如果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后果会怎样？　　

　　胡德平：大部分农民消失了，流转土地，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首先应该实行农业的现代化、有工业化的支撑、有众多小城镇市级镇的建立，才能完成。如果是因为农民不爱农业生产而改变身份，以后新生一代农民也不想种地，就会导致城市严重的过度膨胀，城市的周边布满了失去土地、失去温饱的人，那该如何办？　　

——１９７５年１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分二步走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家知道，在毛、周时代，我们国家什么事情，都是说到做到的。可是，非常不幸，从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的改革开始，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就不感冒了，那些党内的很多同志，念念不忘的是他们的新民主主义秩序理想，所以权力到手之后，就处心积虑的对毛、周时代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全盘否定的改革。与此同时，原来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被改变为小康社会的猪栏理想目标，乃至在改革初期我们国家经济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历史条件下，再发展了30多年，如今竟然不但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落空了，是“实现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遥遥无期了，而且更加问题严重的是，还发生倒退了。而即使是改革本身，目前也陷于一个“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的黔驴技穷的不堪境地了。——真的是一群败家子！　　

为什么呢？因为私生庸，庸生腐；这些人的个人与小团体的自私自利之心，决定了他们必然的心理黑暗、眼光短视和胸怀狭隘，所以，胡耀邦和党内很多同志，当时只知道耿耿于怀于个人在文革中成败得失，只想与毛泽东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过不去，只会顺其自然的去与资本主义规律的东西同流合污。因此，改革只会去选择小岗村这样的自私自利的社会典型，只知道搞国家经济基础的不断私有化，而国家层次的建设事业正事，他们是一个心思或者策略都没有。因此，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最终在形成了一个自私自利、贪渎腐败和无恶不作的中国精英邪恶集团，而且，在一个自私自利的政治思想领导下，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奋斗的时候，我们国家宏观层次的各项建设事业就当然没有了。何况，当掌握国家机器的人，对四个现代化事业是一点心思都没有的时候，四个现代化怎么会从天上掉给你们中国人呢？　　

而相比之下，胡德平说，“流转土地，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首先应该实行农业的现代化、有工业化的支撑、有众多小城镇市级镇的建立，才能完成”，就是一个毕竟独到的政治眼光。包括他能够看到，“如果是因为农民不爱农业生产而改变身份，以后新生一代农民也不想种地，就会导致城市严重的过度膨胀，城市的周边布满了失去土地、失去温饱的人，那该如何办”，——胡耀邦之子能够有这样的国家政治眼光，真的是十分难得的，比那些在一个农业国基本国情的国度里，一味于搞城市化的政治SB们，政治智慧不知要强多少倍！    　　

              十一、丢了西瓜之后去捡芝麻的提案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两会”期间，您与十几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权益》的提案，建议“尽快承认农村小产权房的合法性”，明确村民组织自主开发所属土地、自主进入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的权益。　　

　　胡德平：目前，小产权房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据有关统计表明，全国小产权房总计面积约60多亿平方米，不受法律保护，小产权房的局面实际上已形成。　　

上个世纪80年代，包括深圳的发展都是在集体所有制土地上盖的房子，是集体所有制把华西村(8.18,0.18,2.25%)、南山村、横店村发展起来，又避免了和农民的冲突，只要我们做好规划，把小城镇发展起来，发挥了集体的所有制，也可以把小城镇搞起来相当一部分，国家要支持，要给予政策，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怎么不能同权同价？宪法上说，要保护公有制，那集体所有制不也是公有制吗？改革要到位，耀邦同志主张离土不离乡，“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搞上去，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当时，他特别重视苏南的中小城镇，特别提到那里的小城镇，说抓住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步的要害。　　

——胡耀邦废除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毁掉了农村农业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基础，如今国家陷于三农泥潭出不来了，这于国于民都是宏观上丢了西瓜的失策事。而现在胡德平的“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权益”的提案，相比之下，即使正确，也只相当于谋求微观层次的捡芝麻事情的问题解决了。　　

本来，按照胡德平现在的政治素质水平，应该在农村人民公社废除的得失、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恢复建设的国家大政方面，多关心，多思考和多建言献策。但是，在今天的一个官本位主义体制下，我等是被当做屁民的，所以根本没有什么说话的份；但就是现在的胡德平，也只是政协常委层次的权力位置，所以，国家大政的事情，可能也轮不到他说什么，所以，实事求是的说，他也因此只能去提《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权益》之类的提案，比较合适了。　　

再说胡耀邦主张离土不离乡，“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搞上去，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说抓住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步的要害；而其实呢，人们不要忘记，当时全国就已经是这样的全面发展乡镇企业了：一个个个人，能上的上，不能上的也上，不但全国到处都是皮包公司，而且发展的都是低劣水平的生产力，后来，作为“五小”企业，被清理、被限制了。但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仍然是，从此造成的我们国家的一种劣币驱良劣的生产力结构矛盾，至今还在妨碍我们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如果再认真的说起来，归根结底，仍然是胡耀邦废除农村人民公社经济体制的错。比如，华西村、南街村、横店村等，就是因为坚持集体主义经济体制，他们现在才能够那么好的发展着。于是，如果没有一个毁掉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前提，那胡耀邦的那个领导思想，才算是真正的抓住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步的要害；但是，毕竟已经错误在先了，估计后悔是来不及。　　

总之，胡德平现在为他父亲说的那些话，暂时瞒年轻人可以，要骗倒我们这一代人，就难了！　　

              十二、错误路线与错误方法　　

 国有企业，不能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　　

——一这是一个正确的思想观点。但是，也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因为，由胡耀邦自己开始的、在改革中已经形成的我们国家现在一个党国一体化的、谁有权谁就在代表人民的官本位主义体制，决定了国有企业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的一种必然性。　　

　　记者：国有企业的改革，最近一段时间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胡耀邦对此也有自己很多的见解，他的哪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值得深思？　　

胡德平：胡耀邦本来想把农业的责任制就是经营权、使用权用到工业上来，他说工业也可以承包，原来我认为，大工业也都拿来承包是不是太土了？回头再看他的文章，才发现他说的承包指什么——让企业和员工全员承包，而不是厂长经理来承包，工人阶级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在承包后获得的利润上有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应该国家得大头，企业得小头，职工得零头。他本来想搞责任制，但是没有想到，再深入一步就是让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来归位。　　

 ——胡耀邦先是废除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人民公社，后搞农业的责任制、经营权，要害是一个改变农村集体主义经济模式为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模式，这是导致我们国家农村生产力倒退和农业现代化事业荒废的根本原因的错误政治根源。所有这些，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他们到死可能都不明白是怎么的一回事。因此胡德平为他父亲回忆改革的成效，现在也可能有一个胡耀邦“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历史沧桑感。　　

   但是，一个政治集团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将决定着一切事物成败的客观规律，已经在再一次的生动体现。——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已经历史的占领了中国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点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方向、终点之后，他身后的任何一个党的接班人，都不可能逃脱过他的这个社会主义路线的铁律。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可以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改变而改变，但立场与方向是谁也不得离经叛道的。否则，任何一条与其背离的政治路线，都是歪门邪道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必然。所以，当时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想与毛泽东的路线切割甚至分庭抗礼的，走一条从新民主主义重新开始的倒退的改革新路线，在做走进“特别是”的权力与财富齐飞、官僚共资本一色的理想天堂的新时代梦想，到头来，却只能是一个个在实践上自然自动的成为毛泽东“走资派”魔咒下的自画像 ，只能一个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成为资产阶级殉葬品的匆匆过客，只能是一个个最终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悲惨下场！　　

     于是，胡耀邦农业责任制的方法在农村搞砸了都不知道，后来还要“用到工业上来 ”，等于把大工业也都拿来承包，本身就是太土了，太胡扯了。至于什么“他说的承包指什么——让企业和员工全员承包，而不是厂长经理来承包，工人阶级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在承包后获得的利润上有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应该国家得大头，企业得小头，职工得零头。”一开始就是空想的，一直停留在他个人主观思想的意淫上的东西。因为，当大家都知道，你和党内很多同志，已经是一个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基本态度的公开秘密时，你说的那些话，人家就自然而然的只是当做那是掩人耳目而己的东西，乃至在实践中，只要有你的一个“责任制”概念就够了 ，大家就可以自己理解的一套玩开了。加上即使下面的人们已经做歪了，你当时其实也没有及时的去具体纠正，或者你也已经制止不了，所以，这第一责任就当然仍然是你的了。总之，胡耀邦说的那些话，在当时的改革实践上不过是一种美丽的泡沫；但是胡耀邦说的“责任制”观念，则在成为后来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借口，乃至成为国有企业后来土崩瓦解的全面崩溃决堤的政治缺口了。所以，“他本来想搞责任制，但是没有想到，再深入一步就是让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来归位，”这其实是胡耀邦自己错误的政治领导思想带来的一种必然的结果，根本怪不了别人。　　

             十三、无知的见解与肤浅的分析　　

   记者：近期，中石化“天价酒”事件发生之后，激起了很多群众对国有企业的不满甚至怨恨。　　

　　胡德平：我国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当下，尽管全民所有制企业为国家财政作出了巨大的利润贡献，但总引不起全民对企业的热爱和衷心拥护，很多大型国企甚至为资源利用与当地群众、政府激烈冲突，原因就在这里。　　

国有企业当时是用举国之力来改制的，国家银行主动帮助其从负债中剥离出来，职工或分流下岗，或买断工龄。国企轻装上阵之后，反过来又与民争利、赚老百姓的钱，这样的改革是不是有点变样了，老百姓当然有疑问，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全民的？　　

——共产主义事业是以公字为社会发展主轴的，所以这个事业是一切自私自利的政客所不能承受之重。这本来不成问题，即这个共产主义事业不会像私有者从自私的角度去理解的那样，是根本违反人性和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严重，比如，只要让国家庙堂永远是一个公德心的人们的政治平台就可以了。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　　

真正成为问题的，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却由一些自私自利之心的政客来操纵，乃至我们国家的一切政治社会矛盾，就乱作一团的难分难解了。而胡耀邦作为最高领导人，当时的一个自我中心的突出化、个性化，由此带动了我们国家现在以私字为社会发展主轴的社会基本形态的形成；因此，他开始的改革，给中国人们思想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让国人一个个的都在自我中心的突出化了，一个个都自私自利的个性化了。所以，现在人们就经常的一个个从自我的立场、角度出发，以自私的标准看世界，从而就经常在谴谪毛泽东时代事物的荒唐与不可思议，和经常在控诉毛泽东的罪行与错误。　　

而且，今天人们的社会思想境界与语境，也差不多被改革、改变成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基本形态的了。比如，胡德平之所以认为我国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说明他也是从个性化的立场、角度看问题，和在按照今天的社会思想境界与语境反映问题了。其要害是，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全国人民间接挂钩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被选择性的忽视了；而他说的“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这句话，却在把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全国人民没有利益关系的观点，被选择性的突出了。因此这是一个相当片面的思想认识。这种片面的思想认识，让全国人民首先在感情上与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脱钩了，然后全民所有制企业就可能被人们社会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纯粹经济意义的企业而己。这就将给处心积虑于中国私有化的中国精英邪恶集团，当成为人们社会的一种普遍性共识利用，即在此基础上，他们就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进一步把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往私有化方向的改革折腾了。　　

“尽管全民所有制企业为国家财政作出了巨大的利润贡献”，——这也是一个选择性鼓吹改革成就的片面思想认识。改革之下，今天国有企业的官僚化、私有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资本主义化的阴暗一面，被选择性的隐瞒了。而这些阴暗方面才是今天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所在。加上已经变态的国有企业，仍然沿袭着原来一大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权力，不肯正确处理与当地群众的利益，因此就总是引不起全民对企业的热爱和衷心拥护，很多大型国企甚至为资源利用与当地群众、政府激烈冲突，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　　

   “国有企业当时是用举国之力来改制的，国家银行主动帮助其从负债中剥离出来，职工或分流下岗，或买断工龄。国企轻装上阵之后，反过来又与民争利、赚老百姓的钱，这样的改革是不是有点变样了，老百姓当然有疑问，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全民的？”——胡德平这句话真正说得好、问得好。因为，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已经按照资本主义规则，变成为官本位主义的政府了，所谓全民所有制，不过是由有政府权力的少数人来代表人民罢了。因此，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是一种垄断权力的经济基础，甚至是少数人可以不断的从中中饱私囊的自留地。最成为问题的是，这本来是胡耀邦开始的资本主义方向改革弄出来的今天国有企业存在的最大弊端，问题的解决出路在于国家政治路线上的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而现在倒好，改革弄出来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弊端，却正在成为中国精英邪恶集团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借口，使得国有企业的命运，现在已经更加的岌岌可危了。——中国精英邪恶集团改革的一个政治逻辑，就是首先把原来社会主义的事物改坏，然后说这东西这坏那坏，需要彻底丢弃了。一般社会人们看了，果然如此，因此也共同要求来个新的；这时候，改革者就在用资本主义的事物取代之，而且美其名：与时俱进，知识创新！　　

             十四、这个药方仍然开错了　　

    记者：对于国有企业，您觉得有何具体改革的路径？　　

胡德平：1983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利税改革以后的20多年来，国企并未上缴利润给政府，只是最近两三年才把利润的5%给政府，今年的最高上缴额又调整为15%。能否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能否以政府财政代替全民的权益？我想都不可以。国有独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仍要体现它的双重性，作为上市公司，它应当给股民分红，并受股民监督。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我认为同样应该给全民支付红利，政府应得的是税收，而不是利润。它占用的资源是全民的资源，利润的一部分就应该给全民。国有企业绝对不能以给国家上交利税而回避对全民应尽的义务，同时应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对于国有企业，胡德平这个药方仍然开错了。因为他是在认同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前提下，为国有企业探索具体改革的路径。因此，这样一来，人们其中一个国家经济的核心理念，就缺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生命线了，乃至胡德平说的这个国有企业具体改革的路径，心灵其实还是被今天的某种经济和利润的观念蒙蔽了。　　

今天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在探讨未来中国的出路，其实也都死在这里，——没有看到今天我们国家，目前已经被改革成为一个剥削性、掠夺性和盲目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现实，乃至大家都是在今天的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前提下，寻求问题解决的出路，结果就是只能都在瞎忙乎。因为，只要人们对一个国家经济基础现实的大前提，认识不到位或者认识错误了，那么想出的一切新办法，就必然都上不了正道，乃至一切问题都最终解决不了。　　

    其实，按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原则，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全体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工业社会基础，是全国人民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所在的福利事业，所以，任何管理方法方式的改变，都不能改变这个大前提。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全体中国人民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党和人民国家政权的政治基石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的经济基础作用；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和稳定作用；对外经济竞争的拳头作用和整体优势作用。国门开放之后，全民所有制企业给最一般的社会人们带来的福利，是通过最优质的服务和最低的价格，来实现利益向人民大众的转移，而根本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红利支付方式。　　

       十五、难得的正确立场　　

    有义务对改革史进行研究、反思　　

    ——是的，是时候了。改革时间毕竟已经长达30多年了，现在还弄得不生不熟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应该停一下，回过头来做反思了。是无知的人们，才致力于毛泽东社会主义事业的推翻和改革神坛的建立，认为改革是绝对的，不允许研究与反思；是邪恶的人们，才其实早已心怀不轨，因此是宁可让中国在改革下变成为美国人的殖民地，和自己发展成为汉奸卖国贼，也要坚持改革的一路走到黑！　　

    记者：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进行了30多年，而您的书提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正是对此进行的梳理和回顾，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角度和选题，关系到改革走到今天的得与失，以及今后该怎么走，是一个历史的文本，这是不是也是您写作此书的初衷？　　

　　胡德平：在中国，一个“文革”，一个改革，这两大事件是翻天覆地的，对世界来讲也是影响极大的。我们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人研究这段历史，出版一些历史书籍对此进行梳理和回顾，我认为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历史学有一个很庄严的任务就是资政育人，我希望这本书能让参加了改革，经历了80年代改革的人和没有经过80年代以及没有出生的人，都站在一个客观的历史科学的问题上，对过去、历史和未来达到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形成一个好的科学的历史观。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再过五百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充其量不过是一页纸吧！这句话完全驳倒也很难，我也不知道到那时是否还会有人像现在这样研究、反思。对于我来说，有一种感情力量和信念想对党的这段历史做些回顾。有人如果掌握了资料不整理不研究的话就回避了应尽的责任，我有这个兴趣与义务。　　

——胡德平选择的不是一个自我肯定前提的改革立场，而是一个中国和世界眼界的中肯与客观的现实主义立场，这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原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世界已经被改革打破，但改革者理想的新民主主义世界却建立不起来。这既是中国社会信仰和价值体系已经重归于一个0的现实，也已经是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的不幸。人们往往把这认为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却不敢承认改革者已经在毁掉原来的一个主流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而试图塑造一个新的主流价值体系的真正政治动机。因为在信仰与价值观的基础结构矛盾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必选其一，而改革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一直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主流价值体系，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选择。但是，资本主义又毕竟与中国国情相悖，从而不能合理合法的在我们国家公开登台显像和成为正统地位，这就造成今天改革陷于走投无路的最大困扰。没有一个共产主义高层次的道德与先进智慧的主导作用，依靠各种文化相互竞争、自我成长的自然规律作用，最终是没有结果的，或者最终是资本主义结果的。——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和目标的科学预定，人民大众能筛选出什么呢？因此，与其寄希望于一个不能缺少却无限长期的自发过程，不如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和目标的选择与确立。　　

那么，既然现在大家都在使用社会主义的牌子，所以，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共识，大家就再也不要口是心非了；然后最好是开放国家政治思想平台，开放人们的政治言论禁区，一切国家大事，交给人民自己去思考和想办法；最后，在党的核心作用下，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解决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究竟应该怎么办的具体办法问题。　　

     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精英的顶层设计是靠不住的。因为在阶级消灭之前，任何人国家层次的政治经济观点都带有阶级性，都是在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而鉴于精英在改革过程中已经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过去表现，这些人已经没有这个政治信用基础了。实际上也没有这个资格。全体中国人民的事情，绝对不能交给个人主义世界观严重的少数人去垄断解决；何况凡是脱离人民群众的、以高高在上地位自居的人，做的一般都没有好事。特别是精英的各种各样片面的知识结构，使得他们一般只会闭门造车和表现为事后诸葛亮，这也是今天精英误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而只要选择和确立正确的立场和目标，相信在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过程中，党和人民一定能够找到一条真正合适的道路：既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又符合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既体现民族精神文化和社会公平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主体价值，又跟人类世界的普遍价值接轨的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思想文化；既能保证全体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所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建设与发展，又能保证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人个性的健康的全面发展与充分张扬。　　

    所以，今天中国价值体系无须重构，需要的只是一种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坚持与复兴，——只有确立这个前提，我们国家的政治才能不致于迷失方向。坚持全体中国人民是一家的、以公德心为主导的大同社会精神、中华民族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责任精神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性的创新精神，这就是今天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一定要形成的最高层次的普遍价值。历史的发生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就正在成为今天我们党和人民最崇高的历史责任，并且将转化成为推动未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　　

   除此之外，如果现在有人说，改革的药可以包治百病，未来可以給中国人提供一个共同富裕的极乐世界，那肯定是除了忽悠人的，还是忽悠人的。　　

概而言之，在事物的整体性和根本性层次，我们中国的党和人民，当前最需要的是选择和确立正确的立场和目标——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立场和共同发展的共产主义方向目标，然后首先进行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一个“文革”、一个“改革”这两大事件的历史研究、反思，从中进行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回顾、梳理，和从中找出共产主义国家事业建设的规律性东西。任何一个把“文革”或者“改革”妖魔化或者绝对化的立场和态度，都是不可取的。特别是，改革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也并不可怕，和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最重要的是其中事物本来辩证法的掌握，并做好其中的矛盾性质的转化和矛盾的利用工作，以最终争取有一个要超越“文革”和“改革”是非之争的、解决当前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共识。无论如何，历史既是一笔财富，也是一面镜子，“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只要大家每个人都站在一个客观的、中肯的历史事实的立场上，从自己的良心和社会的公德心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和坚持一个反映为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利益要求的正确导向，那么，最后达到一个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完全可能的。一个能够结束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纷争的过去、利导今天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实践，和开拓未来我们国家无限发展前景的政治共识，就是一个最好的科学历史观。的确，再过五百年，我们的这一代人，不过是一页一定要翻过去的纸，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放弃的观念牵挂呢？为什么不为我们未来的下一代人，求仁得仁的积点阴德呢？从而为什么不能从现在起，就对我国新中国过去发生过的历史，进行一个客观、公正的科学研究、反思？同样，对于我来说，也有一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事业的感情力量和信念，支撑着自己一直想对新中国60多来这段历史经验做些回顾和总结。无论如何，历史老人已经给那些坚持“新民主主义秩序”路线的人们一个表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公平机会，实践的结果也已经都出来了。现在，中国人民可以把改革的失误，同样当做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予以谅解，但是，人们却千万不要把已经导致严重两极分化的改革，看成为自己的成功了。因此，只要大家不再鬼迷心窍，我们国家过去的历史应该到了经验总结的时候了。而“有人如果掌握了资料不整理不研究的话就回避了应尽的责任”，——胡德平这句话真的说太好了。因此我等一般社会成员也有这个兴趣与义务。这也是我之所以赶在中共90华诞的到来之前，撰写本文的根本原因之一；无非就是殷切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早日走出胡耀邦改革思路的历史误区！　　

                                    2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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