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于2012年1月21日一期刊登“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报道。这些反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却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国进民退已经是新兴国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是当代每一个国家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无论这个国家民族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文章还反映出国进民退是在玩西方的游戏，也就是说，这不仅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当前的选择，也曾经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的选择。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深重危机的今天，国进民退都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然而，当今中国却不乏想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人，不乏想卖国求荣的人，他们不是不知道世界历史，不是看不到世界潮流，而恰恰是感受到了这个潮流，要抢在这个潮流之前，只争朝夕地倒行逆施。

　　为此，他们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另一方面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说成是“微词”，要弃之不顾，独断专行。事实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方案从来就没有经过民主程序，没有经过各级人大的批准（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要经过议会来批准的）。一方面，他们说不要危机；另一方面，他们却与在拉美国家推行危机以挽救发达国家颓势的世界银行合谋（所谓联合研究）要在中国制造私有化的危机，以便用中国的经济危机来挽救深陷经济危机中的欧美国家。一方面，他们说要好的制度；另一方面他们破坏一切制度，甚至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从西方引进的制度。例如，未经股东大会审议，国恒铁路可以随便违规转让子公司的国有股权给个别私人所有。

　　无庸多说，在中国搞私有化改革或者对民间资本开放什么领域就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掠夺。在房地产市场，国有企业寥寥无几，而人民群众得到的是居高不下的房价。广州市的市内道路交通对民间资本开放的后果是高昂的过路费，时常比跨省的费用还高。如果对民间资本开放铁路，吴敬琏等人主张的春运铁路涨价就会出现。高票价、高电价、高水价、高学费、高药价、高菜价的上涨程度也都与民间资本的进入程度成正比。

　　或许，他们觉得中国人民承受和容忍掠夺的承受度和容忍度还可以再大一些，或许，他们觉得历史潮流已经冲刷得他们有些站不住脚了，所以急不可耐地要再掀起一场掠夺高潮。但是中国的党和人民决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前苏联的党和人民，多行不义必自毙，奉劝这些人还是不要学叶利钦们为好，否则画猫不成反成人人喊打的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