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出事后，有文章披露说：“他对重庆公安的高压治理，使得重庆公安系统官无宁日，意见很大。”笔者相信这是事实，不仅重庆的公安系统对王立军有此不满，重庆的公务员系统，对薄熙来或许也有类似不满——隔三岔五的“大下访”，使得“官无宁日”；从严治吏，让不少人少了油水，且工作的压力大增。早听人说现在的重庆是“官不聊生”，此话看来不假。正因如此，一旦传说薄熙来“出事”，在重庆举杯相庆、笑逐颜开的大有人在。当年商鞅厉行变法，雍正强推“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也曾享受过这种待遇。

“官不聊生”的背后，是老百姓生活的相对轻松和改善。重庆普通市民对薄熙来发自内心的拥戴，证明了此点。官民是一对矛盾，想要完全做到两全其美是不现实的。官员的日子太好过了，结果往往是“民不聊生”。不妨看看海峡对岸的台湾，那里是另一类型的“官不聊生”：至少在电视节目上，官员面对民众的质询甚至是怒骂时，不但曲意逢迎，而且诚惶诚恐，双方的位置似乎颠倒过来了；据说老百姓到衙门办事，也是被当做上帝来招待，比米粉店的老板对待顾客还热情。这是从下推动的“官不聊生”，重庆则是从上推动的“官不聊生”。动力不一样，效果却类似。

曾几何时，当代中国被许多人视为不但是全世界，而且是整个人类史上“当官最幸福的时代”。薄熙来的做法，剥夺了重庆官员的这种“幸福感”，遭骂、遭恨是必然。当年的朱镕基也曾因此遭骂、遭恨过。能不能从严治官，是现阶段的中国能否在现行体制下走向好转的关键，也是检验治理能力的一块试金石。在这方面，如果说当年的朱镕基做到了一、二分，今天的薄熙来就做到了七、八分。奇怪的是，媒体对这两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高度“讲政治”的中国，讽刺的是，那些意识形态化最彻底的人，往往就是“去意识形态化”的调门唱得最高的人。还是吴思先生说得好：薄熙来的麻烦如果真的导致重庆实践搁浅并不是好事，因为探索不同道路的人少了，这对中国改革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些自称是自由派的人应当学会宽容，如果中国只有自由派，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