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文写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数千万。”(此段与茅于轼先生的博客同名文章有个别改动，同时也减轻了某些明显失实----笔者注)

　　茅文说的“(日本)人员伤亡近千万”不知是从何而来?肯尼斯.韩歇尔(Kenneth G. Henshall)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日本研究所教授，从事日本研究三十余年，是一位著名的日本史研究专家。他在他的名作《日本小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下同)中写道：“在从1931年‘沈阳事变’开始的14年战争中，日本有将近300万军人伤亡，超过50万平民伤亡。大多数伤亡发生于太平洋战争的4年间。”(第175页)《日本小史》英文版由麦克米伦公司于1999年出版，2004年麦克米伦公司又推出该书英文版的第2版，一直是欧美图书市场中日本历史类最畅销的图书之一。该书史实叙述写到作者执笔那一年，书中所引用的材料也是最新的。作为公认的通识教材，该书也被推荐为历史系学生选修日本史、日语系学生修读日本史的教科书，也是普通读者通览日本历史的佳作。这种著作的最大特点是：虽不敢妄称可以通达大学之道，然而不肯失责之心，天地可鉴。其中文译本的参与者，有台湾专攻日本近代史的学者和大陆研究日本的学者。可见其权威性。

　　茅文的下一个数字更为失实。他写道：“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这个“大家”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大家”，但肯定不是“历史大家”。正好《炎黄春秋》在2011年第六期中有篇文章“《大公报》记者笔下的苏军日侨和内战”，文中这样写道：“事实的发展证明了《大公报》记者的忧虑。1946年10月，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四个月，吕德润报道说：‘现在各地日侨已经开始遣送了，去年一些不愿回国的，现在都吵着要回去了。他们不再泄气。他们乐观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看看今日的国际，听听国内的炮火，我们像明白了一些。但是日本人比我们明白的更快，他们现在争着要回去了。去年日本人说，日本复兴要二十年，现在他们说，只要五年就够了。’”这个“大家”中的日本人说日本复兴只要五年!再看另外一则更有说服力的资料。梅汝璈先生是国民党政府时期我国法学界权威，曾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当年他从报纸上读到著名政论家欧文·拉铁摩尔论战后日本问题的文章时，便立即剪下寄往国内，并在日记中概述了原文的观点：“警告美国：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他(拉铁摩尔——笔者注)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何以国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这点与我最近一周的所见所感完全一样。他说，以日本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倘使能够获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复燃，而且可以独霸远东，使中国处于极不利地位。”(见《作家文摘》2011年1月21日，下同)这里明显地认为，因为“日本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复兴只需“几年”。其它资料也不用再查。一百年之说肯定是失实的。而那些日本人的二十年之说算是有点靠谱。至于这个二十年，笔者下面会有探讨。

　　茅文对国人“不争气”很有些忿忿然。又讲了国共内战的死伤“几百万”和建国后的死人的“数千万”。这两个数字也有玩味之处。几百万怎么产生的?中国近代史著名专家，美籍华人徐中约在其权威之作《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 下同)中写道：“1946年中期以后，蒋决定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以便证明如果不是受美国调停的妨碍的话，他可轻而易举地消灭敌人。胜利将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并表明美国人要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浪漫之梦不切实际。尽管美国一再警告不会支持他打内战，蒋却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华盛顿会偏向共产党而非他本人。国民党内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美国不会无视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美国的警告是不能当真的。如果局势变得十分恶劣的话，美国人将别无选择地前来援助国民党。”(第507页)无须赘言，这就是“死伤几百万”的起因。而且，这个“几百万”的注脚实际上在茅文中已经写得很给力了。茅文有几句画龙点睛之笔：“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历史事实是如此简单明了：这不争气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这也证明了当年腐朽的中华民国被推翻有其历史天然的合理性。茅文一方面羞涩地认可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又把全体中国人拉来陪绑，这是何用意呢?

　　接下来说说“数千万”的问题。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各有说法，本人在此暂不探讨。但是，把死人说成是“三十年的阶级斗争”造成的，总是一种严重失实吧。死人的事情主要指的是“大跃进”期间。对于这段历史及其原因教训，专家学者论著很多。《剑桥中人民共和国史》第九章《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农村》之《社会改造(1955-1963)》中是这样写的：“(1958年)公社运动的早期被一些农民叫做“吃光”阶段，因为一个人一天经常要到公社食堂去吃五六顿。”“这股“共产风”导致了社会的混乱，1959年十分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混乱。” “大跃进是建筑在对人类本性极其乐观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相信中国人民一旦给予适当的机会，灌输适当的政治思想，就会激发极大的热情为公共利益而勤奋工作。大跃进显而易见的错误管理方法破坏了寄予希望的一切基础。”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他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中是这样说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企图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是毛泽东毕生执著追求的目标。‘大跃进’时期，他企图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最是无情，终于惨遭失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程度他是清楚的，他自己也曾半年不沾肉食，也曾把野菜当粮食吃过。”把死人的原因统统归咎于阶级斗争，不是“戏说”历史，也是武断之言。顺便讲个最新的例子。改革开放30多年了，北京有位知名的胡姓教授说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人逾800万。如果有人冒出一句：“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又死人数亿”，把这个死人的事情归咎于改革开放，茅于轼先生也会双手赞成吗?

　　茅文说“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下面就来探讨一下。

　　首先来比较中国和日本二战后的情况，先看中国，徐中约的《中国现代史》有如下表述：

　　“苏军洗劫了东北的工业厂矿，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设备当作‘战利品’运往俄国。”(第502页)二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同样可以从这部著作中寻找参照：“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提供一笔15亿美元的四年援助计划_其中第一年将拨出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l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响应这个请求，杜鲁门在1948年2月18日建议在十五个月内拨款5.7亿美元，用以制止中国的经济崩溃。”(第510页)从这个“十五个月内拨款5.7亿美元用以制止中国经济崩溃”，即可看出二十亿美元的份量了。

　　“1949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经济烂摊子。通货膨胀完全失控;洪水影响了30—40%的耕地;工业产量和食品产量分别骤减到战前最高点的56%和70—75%。”(第526页)“到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不仅达到了战前的最高点，而且超过了1949年产量的77.5%。”(第527页)“综合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的成就相当卓著。在对内方面，巩固了对国家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的经济增长。在对外方面，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打成了平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在日内瓦和万隆会议上扮演了大国的角色，调停了苏联和卫星国之间的纠纷。另外，核技术开发也已经起步。”(第533页)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泰斗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版)的“新秩序问题”一章中也写道：“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第458页)费正清把印度作为中国的对比参照国很科学。印度1945年独立以来，即以选举一人一票的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该国的发展至今不但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赞美，也得到了国内某些精英的讴歌。关于中印的话题，笔者将另文再述。

　　再来看看日本：

　　茅文说：“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段话不知是说日本恢复到战前经济用了20年，还是20年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际上都不对。国内外所有主流权威史书都是这样记载的：“1955年其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已恢复甚至超过战前水平”“其GNP规模也于1978年超过苏联，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见《日本学刊》2011年第2期)简单地说，“恢复”用了大约10年，“世界第二”用了大约33年。当然，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除了日本自身的不懈努力，美国的因素的作用也是极其关键的。

　　“日本战败，日本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果真如此吗?

　　美国的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和美国历史学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近现代日本史和美日关系，是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著作多次获包括普立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重要学术奖项。其中研究日本的力作《拥抱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三联书店出版 2008年9月)则获得了2000年普立策非虚构类作品奖;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2000年班克罗夫特奖;1999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1800年以来亚洲历史杰出图书);2000年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并列入;“美国读者书目”中的“2000年著名图书目录”;1999年《洛杉矶时报》历史图书奖。其权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该书中写道：“ (日本战败后)对物质损失的大清算显示，同盟国对日本的海战和空袭战，毁灭了日本整个国家大约1/4的财富。其中包括4/5的船只，1/3的机器设备，1/4的运输工具的机动车辆。”(第14页)实际上，这个数字来自于日本官方的《经济安定总部战后经济政策资料》。日本战后经济的复兴并不是在“日本工业几乎全部被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东北，当年才算是“废墟”，下还会谈到。

　　接下来谈谈日本经济复兴的几个关键点，资料来自《日本小史》，其观点与《拥抱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基本一致，大概是“英雄所见略同”，共识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

　　1、因为“1947年的日本不是一股经济势力，生产甚至还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而通货膨胀每年高达200%以上。它需要修补，而麦帅可能不是适合这一特别工作的人”，所以“1949年初，杜鲁门总统派遣财经专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为盟军总部经济顾问，他担任这一职位直到占领期结束。”“吉田政府奉命稳定经济与平衡预算，由道奇监督。在道奇的指导下，通货膨胀大幅下降，汇率稳定下来，而政府津贴则被削减。他的严峻方法生效了，日本在1949年已能提出平衡的预算。”可见如果没有美国的指导帮助，日本的战后经济还不知道多久才能走上良性循环。

　　2、但是，即使如此，日本经济还是不大争气。美国出自于自身战略利益的推动，日本终于盼来了崛起良机。朝鲜战争使日本经济很快走出了“死胡同”“1956年，日本政府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正式宣布‘以恢复为杠杆的成长已经结束’”“朝鲜战争‘真是天佑神助、起死回生的妙药’，是‘一股神风’”(第197页)。

　　3、“日本令人注目的战后经济增长，常常被称为“经济奇迹”(有些人指称它是“第二次奇迹”，第一次奇迹是明治时代的经济增长)。但它是有原因可辨的——事实上有几十个原因，虽然这些原因都集中在一起可能也是奇迹。这些原因有的已经讨论过，有的值得进一步讨论，而有些原因无法在此详细讨论。美国也在好几项原因中占显著地位。一般而言，主要原因包括(未按任何优先顺序排列)：

　　美国/占领当局建设性的政策，诸如恢复财阀与放弃赔偿支付(以及将没收来的机械交给中小企业);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建言，例如顾问约瑟夫·道奇的建言;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援助(占领期间共提供20亿美元);(有意思的是，苏联在东北掠走的也是20亿美元的设备--笔者注)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采购;

　　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安全保护，使日本的军事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远比大多数国家低;

　　政府与官僚对企业的支持与指导;

　　.......

　　政府的稳定对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的环境。1948年后，尽管首相频繁换人且有幕后操纵，日本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学的保守派统治。尤其日本从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党统治。自民党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现有政党的再结盟，并且实际上继续了战前的政友会与民政党系统的合并。因此，战后与战前之间保守派的成分是连续的。”(第205页-207页)在此，笔者插一句话，这一段叙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该书随后列举的主要是日本国内因素，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列出。笔者没有否认日本自身因素重要性的意思。如需要，可以全文奉上。笔者也并不否认日本战后的高速发展，但用一些道听途说的或者神来之笔造出的的数据史料来人为拔高日本，并以此来贬低新中国，无异是对历史的调戏和对民众智商的欺辱，实在是太不厚道。

　　很巧，中国历史学者秦晖在不久前的文章中也“共识”了本文中引用的专家学者的观点。秦晖在《南方周末》2011年11月10日的《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三)》中指出：“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是个事实，这工业化出自中国人(东北人民)的血汗，我们无需‘归功’于侵略者”“这里的重工业，是战时体制下，军国主义统治当局不择手段、滥用民力、垄断资源、搞起来为战争服务的。”“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正是日本人该谴责的地方之一。”并且，解放前夕的东北“尤其是苏军占领期间的疯狂拆卸，已成废墟”。

　　回顾这段历史，笔者最为佩服的还是前面提到的梅汝敖先生。实质上，他在东京期间就已经看到了中国这个“战胜国”和日本这个“战败国”在美国股掌之中的吊诡关系，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

　　“(1946年4月12日 星期五)

　　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指麦克阿瑟为统帅的盟国驻日本总部-笔者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真诚地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当年梅汝璈先生这样的厚重的家国情怀，清醒的政治头脑，真正地珍惜今日中国的来之不易的“国力最强盛”(资深学者资中筠语)。奉劝我们中国当下的某些精英，即使你对中国的站起来、站得稳和站得长久缺乏热情，也大可不必编造数据史料来帮助日本等其它国家站起来。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为了宣扬某种价值观而不择手段的做法，是对现代社会民主法制精神的亵渎。这也是为什么某些知识精英难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尊重的根本原因。尽管有些价值观的确可以称作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但是你保管不善，而且还乱加添加剂，即使你用意是好的，这个成果也有可能腐烂变质，荼毒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