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建雄 等（整理）　　

　2012年1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重庆探索共同富裕》。成都部分学者围绕这篇文章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有：赵磊、申勇、胡德全、柳成湘、巫峡、田丰、李尔康、程克寒、何梦海、肖磊；此外，任研旭和易淼提交了发言稿。下面是座谈纪要。　　

注：因时间关系，纪要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在此深表歉意。　　

l 赵磊：　　

　2012年1月9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重庆探索共同富裕》。我百度了一下，大大小小各个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就连《凯迪》这样的流氓网站也按捺不住，跟过来凑热闹了。这说明，重庆模式已经获得了政治学常用的一个概念：“合法性”，或者说“政治正确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之前的重庆模式不具有政治“合法性”；也不是说，之后的重庆模式不会再遇到“合法性”的挑战；而是说，这是继　2011年10月11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文化高地正崛起——重庆推进文化建设纪实》之后，党报在意识形态上又一次明确地肯定了重庆模式。我相信，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左派很振奋，右派很沮丧，中间派在观望。尽管某些主流门户网站还在故作矜持，态度暧昧，其实大家心照不宣，都在屏住呼吸地看呢。一篇文章能引发各种联想，原因很简单：“合法性”太重要了。记得半年前我们支持重庆模式的时候，体制内很多人，甚至我的一些朋友也把我看作危险分子，避之惟恐不及。　　

虽然国际国内形势的基调依然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但毕竟有了“大地微微暖气吹”的气象了。所以，今后右派在主流媒体上要想公开污蔑重庆模式，别说他们得掂量掂量这个“合法性”，至少，不会因为有人支持重庆模式而公然威胁要砸掉人家的饭碗了。　　

党报的肯定是顺应民意，是对民心的肯定。也就是说，重庆模式的合法性不是乞求来的，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认可的结果。换言之，重庆模式的合法性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呼唤。　　

当前中国问题的症结，集中表现在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看，一个社会的利益失衡必须放在既定的经济关系或者生产关系的框架来理解，才能得到科学说明。由此出发，目前中国问题的症结绝不是单纯的生产力问题，而是关涉到生产关系的重大问题。我认为，《重庆探索共同富裕》这篇文章的第二个亮点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它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问题，　　

请注意，文章里讲的“党的根本宗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缩小三个差距”、“共同富裕”以及“科学发展”，哪一条不涉及生产关系的范畴？如果只纠结于生产力的高低，不着眼于生产关系的科学调整，“贫富差距”如何缩小？“党的宗旨”如何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维护？“共同富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如何落实？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很多说法，都是出自薄熙来同志的讲话，文章引用薄书记的一段讲话，尤其深刻：“健康的生产关系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里讲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既是讲物质，也是讲精神；既是生产力的进步，也是生产关系的科学调整。”　　

薄书记这段话的深刻性就在于：不仅生产力的发展是硬道理，生产关系的进步也是硬道理。不调整生产关系，别说实现“共同富裕”，就是秀秀“共同富裕”，恐怕也只能是天方夜谭。　　

众所周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在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遗憾的是，很多人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个“反作用”，以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在我的印象里，直到现在，只有重庆模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境界：既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又承认“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怎么解读重庆模式，即使是左派，内部分歧也很大。但不论有何分歧，只要真心希望重庆模式越走越好，就应当抱三个“一定”的积极态度：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解读重庆模式，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把握重庆模式，一定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境界来推动重庆模式。　　

l 申勇：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最权威的声音昭告天下：中共中央支持重庆探索共同富裕。这是中央及党报对重庆探索的第一次高调肯定，相信应该还会有后续动作（以前只是5个常委调研重庆作一些零星表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坚信，“反腐打黑，共富发展”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结合《人民日报》文章，我认为当前的重点有四个：　　

一是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我们应该结合最近中纪委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来学习《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尤其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薄熙来有关反腐败和共同富裕方面的论述。　　

二是要深刻反思调整策略。过去我们正义的力量失去了很多机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比如，天天与白岩松、杨澜等人打口水仗；最近又纠缠在司马南的问题上，缺乏主动作为。这反映出我们在宣传发动，团结群众，形成统一战线，以及与卖国西化派斗争中的指导思想上，不够明确，斗争策略不够明晰。　　

三是要在宪法党章指导下行动。左派的一切活动都要在宪法和党章规定范围内进行活动，有理有节宣传动员，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党内外左派的任务，应该致力于揭露那些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剥夺广大普通群众根本利益的做法。要正确引导工农群众，从思想上埋葬资本主义，树立个人服从集体、眼前服从长远、局部服从整体的共产主义新思想。以宪法为武器，夺回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国家以宪法享有的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并以此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公有制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四是要充分发挥网络的舆论宣传作用。这次座谈会是赵老师提出并亲自桂帅，是成都网友对《人民日报》关于《重庆探索共同致富》文章的积极回应。成都网友作为力挺重庆探索的主力之一，有责任在理论上积极探讨，在实践上积极推进，同时积极回应各种质疑重庆模式的言论，更要对污蔑重庆模式的言论进行必要的反击。总之，我们要坚决支持一切有利实现“共建、共享、共富”的政策措施，坚决支持一切有利于回归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措施！ 　　

l 胡德全：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重庆探索共同富裕”的消息，的确对人民群众是很好的鼓舞，体现了党中央的支持。我买了好些《人民日报》给周围的老党员送了一些，再结合《乌有之乡》网站的一些宣传工作，好多老同志都说“看来共产党还是有希望的”。　　

记得我们前年和重庆网友讨论“重庆模式能走多远”，现在看来重庆模式已经不仅是能走得多远的问题，而是肯定会成为我们党的既定方针政策，一步步走下去的。也就是薄熙来一直强调的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辨证关系，注重分配公平。　　

前几天我给一个老干部送台历，这个老干部以前对我说：“你也在支持重庆模式，你搞清楚重庆模式是啥子没有？”现在他说话就不一样了：“我们党偏离毛主席路线这么多年，重庆模式横空出世，总还是看到一点希望！”我送台历给附近一些老工人，他们看了后说：“是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又要变了哦？又要歌颂毛泽东了。”我说“歌颂毛主席好不好嘛”，他冒了一句：“好啊，中国的事情不照毛主席路线搞，搞得好啥子哦！”　　

我们有些年轻同志，比较急躁，总是认为，要深入工农“搞点什么动作”才叫革命。我们的党章和宪法，基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东西，这是两笔巨大的财富，没有哪个领导人说要改变和推翻的。胡锦涛同志的“七一发言”点到要害了，就是我们的党就怕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脱离群众。现在我们有了网络这个新的“四大”。我们的网站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是我们的合法斗争，就是在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和官僚精英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但我们是合法的，因为我们手里有宪法和党章！　　

在老同志中我是一直支持重庆模式的，我们当中的许多老同志也认为我们的党不会轻易的丢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重庆的具体做法，有人总是与毛主席时代进行比较。但是，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革命也要一步一步推进。希望年轻同志要有信心，一定要高度重视左派网站的宣传工作，我们通过网站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赵老师带头力挺重庆模式就是在做正事，就是在教育群众，启发人民觉悟。　　

总有人说不要对上层报太大希望，而重庆模式的横空出世，再加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充分证明，党内是有健康力量的，这个健康力量逐步会占据主流，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了希望，只要中华民族有希望，世界人民就有希望！　　

l 李尔康：　　

记得03年胡锦涛总书记到西柏坡，我曾经十分激动，认为我们的党有希望了，但后来就失望了；国庆60周年出现了毛泽东思想方阵，我又激动了，但是很快的又失望了。这次《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让我再次激动了。我认为前两次激动都带有虚的成分，但这次《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我感觉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希望。　　

长期以来，主流媒体对重庆模式不断地唱反调和抹黑。而《人民日报》公开表态支持，我认为有几个因素：首先是长期以来左翼不断地壮大；其次是党内健康力量的崛起；其三是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国际上因为99%的人和1%的人的阶级矛盾，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国内的内需不足和两极分化严重。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使中央清醒了，勇于站出来表态，这是值得欣慰的！　　

重庆模式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尽管不完善。重庆提出共同富裕，把基尼系数缩小到3.5的行动目标，做到了有计划，有行动，有期限，是很实在的。有的左翼朋友对重庆模式不满意，认为没有发展公有制，还是在私有制基础上抽血，说搞不长久。要知道，私有化在我们国家推行了三十年，这期间极右势力的坐大，舆论阵地被占领，经济领域的垄断，在这个私有化方向狂奔的道路上，我们国家不能搞急刹和急转弯，否则容易出‘车祸’。重庆以共同富裕作为切入口，我相信最终会达到的目标。　　

不要认为资本家的力量强大，我们就改变不回来了。就像赵老师所说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同样是巨大的！我们力挺重庆模式就是力挺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只要认真走共富道路，就给了老百姓希望，只要老百姓有希望，共产党就有了希望!就如张洪良老师所说的，只要共产党这个牌子在，我们左翼就有和平翻盘的合理性，否则就可能会腥风血雨。我相信中央也有这个计划，让重庆模式逐步的向完善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要继续关注重庆模式。　　

我支持左翼网友应当深入工农群众进行理论宣传，《乌有之乡》提出“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而重庆模式就正在向这个方向走。我前不久碰到一个退伍老军人，他看见我戴着主席像章，于是主动和我攀谈起来。我给他推荐了金沙水网站还有乌有之乡、旗帜网，希望能帮他解决内心的困惑，欢迎他加入我们这个群体。所以合法利用宪法和党章作为我们左翼的行动指南，最终使党和国家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上来，还是大有希望的！　　

l 任研旭：　　

之前也听说过5个重庆建设，共同富裕纲领的提出，但是对重庆模式的具体内容并不了解。到底这个重庆共同富裕的路子是怎么开展的，老百姓是怎么反映的，老百姓到底得到哪些实惠？在看了央视采访重庆的黄市长后，我才感受到，重庆模式的确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谋利的。有几点我感受很深：　　

首先是重庆的公租房建设，农民工、城市居住困难的居民、毕业的大学生等都可以申请，没有什么门槛。不像其他城市要依据户籍解决公租房，设置的门槛让人望而却步，最终还是那些有关系的，有钱的拿到了，而真正需要的人却很难解决。　　

其次是重庆对农村土地的处置也比较合理。让开发商按照当地市场价收购土地，取得土地使用资格，由国土局进行统一规划调整，这样农民的利益就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农民出让宅基地的同时，要平整土地恢复成耕地，这样在保护耕地的同时，也保护了开发商的利益。　　

第三个是解决了农民的户口问题、留守儿童和老人的问题、大学生的就业贷款问题。这些措施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建设和民生工程。我说重庆模式好，就在于这些实实在在的对老百姓的具体措施带来的好处。我认为，重庆模式如果能在全国推广，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将能起到巨大的作用和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l 田锋：　　

这次重庆探索共同富裕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登出，肯定是一个好事。尽管以前《人民日报》的头条内容有过相互打架的现象，但是重庆探索共同富裕能够发表出来，就说明左翼群体的多年努力使健康的力量在高层也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在赵老师的带动下，我对重庆模式的探索也有一个认识逐渐深刻、逐渐认同的过程。重庆还在继续变化，我们也在继续观察。从薄熙来到重庆后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我的许多朋友和亲属都有反应，他们的生活的确是在逐渐变化，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尤其是以前生活比较窘迫的下岗工人和农民是受益比较大的群体。　　

重庆模式发展到今天，我们都是以解释或者分析重庆的情况为主，理论建设似乎落后于形势，这有点象毛泽东时代一样，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济理论建设的支撑和引导。所以，希望以赵老师为代表的专家能够多思考，看是否能够为重庆探索提供一个类似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模型结构，给重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方向。　　

对于我们这些支持重庆模式的非重庆地区的网友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具体的事来宣传重庆模式，或者落实一些重庆模式的精神。我上周到成都周边一个乡村去做社会调查，通过这个村子的支部书记了解到，农村的经济发展难度还是很大的。这个村子比较偏僻，集体土地少，村子也没有什么资金，想发展项目只有依靠外来资金或者是银行贷款。依靠外来资金只能给别人做嫁衣，给本村的收入增加还是少；银行的利率又很高，依靠银行，利益被银行拿走很多，村子的收益低。村党委和农民的关系也不融洽，难以统一村民的意见，村民对村委会不够信任。　　

这位书记感觉，要统一村民一起干一件事很难，尽管有利于大家，也难推广。我当时就建议他给村民搞一些文娱活动类的精神建设，比如唱红歌啊，跳秧歌，开一些家政类，健康类的免费培训班等等，以此来联络沟通村民的思想，通过这些活动来建立相互的交流，在交流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信任。当时有一个副镇长对这个建议很赞同，希望我们能够多给他们出出主意，通过参与指导一些具体活动帮助他们搞好党群关系。　　

这就说明当前的基层政权和群众都希望有一种力量来联络大家，团结大家，帮助大家一起融合关系，共同发展。这恰好就是我们搞基层工作的抓手，也是我们所具有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够以合理合法的具体行动和项目，来联系基层党群，那么对我们左翼网友争取群众支持，宣传重庆模式，实践重庆模式的精神是非常好的方式。　　

l 巫峡：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这篇文章，我以为是到目前为止，官方对重庆经验（模式）的充分肯定。这种肯定的背景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四面楚歌、危机四伏下的肯定，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外国还是中国，只要你再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制，大祸临头将是无法避免的。　　

那么，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的途径及路线是什么？薄书记在重庆的实践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那就是：只有坚定的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只让少数人富起来；只有坚持践行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缩小“三大差别”，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总之，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发展方向。当然不仅要说，更要做，而且要落实到实处。因为百姓自改开以来，听的好话太多，承诺太多，落实的太少，期望太高，失望太多，以至于绝望。所以要想真真正正的取信于民，必须真抓实干，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我在与成都市级单位的朋友私下聊天时，问过他对重庆、对薄书记怎么看，这位朋友说，薄书记在重庆搞得很好，“三进三同”是个很好的办法。这个办法让干部了解群众的疾苦，增强了干部与群众的联系。以前我对体制内支持重庆、支持薄书记持严重的怀疑态度，但最近与这些朋友交流以后，我必须对我以前的一些错误认识进行了修正。事实上，薄书记的重庆经验（模式）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包括体制内的党员干部的支持，这是不容置疑的。 　　

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得谁的心，当然是占总人口的99%以上的人心（包括体制内的，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不也是占的这条吗？　　

在对待重庆经验（模式）问题上，我们的一些网友很急，对重庆不满，比如说所有制问题等等，我也很急，我也恨不得一夜之间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但这些问题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吗?如果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那你怎么能指望它一夜之间解决呢？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就需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有人说，重庆模式是改良，即使它是改良，难道有利于改善底层群众生活条件（廉租房等）的改良没有必要吗？我们不应该支持，而是要坚决反对吗？那我们的立场站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人民群众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自称是为群众利益的左派呢？是群众认识有问题还是我们自身认识有问题呢？　　

l 程克寒：　　

人民日报头版发出这篇文章，解读肯定会多种多样，政治方向解读是主要的。就如赵老师所说，解决了“政治合法性”是很重要的方面。这也应该是重庆模式阶段性成功的标志。我想从技术一点的角度谈谈这事。　　

中共中央是中国的政治领导核心，我们肯定应该正视它是领导的一面，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它是中国最重要政治资源的一面。谁获得这个政治资源的支持，谁就能获得巨大的政治力量。从资源角度讲，中共是中国的国之重器，是公器，也就是工具，它虽有它的意志，但它应该更要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如何代表？它要主动向下了解是一个方面，人民主动向上影响也是一个方面。当我们视它为政治资源时，我们应该清楚、尊重它的运转特点，才能有效形成互动。　　

政治方案还是比较忌讳大起大落的。重庆模式的探索，是重庆领导人正视现实，积极寻找社会健康发展道路的努力。但这条路不能说是一帆风顺，轻而易举的事。这是一条新路，是没有前人经验可能供参考的。共产党虽然政治上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党，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而且是沉痛的教训，不然以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会被现在如此妖魔化），但这些经验和教训都不能直接为重庆提供指导，需要重庆全力进行创新与探索。　　

创新就存在着失败的风险。中央一直都对重庆探索保持谨慎地的支持。我们可以有多种理解，可以理解为是因在中央的反对势力强大，中央需要时间平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对一种新的道路创新寄于厚望。中央一定知道，创新是有困难的，不希望重庆的探索被官僚的浮夸、追风给捧杀掉了。还可以理解为，当时重庆模式没有取得阶段性成功，具体的工作方法还没有得到时间的应证，因此中央也就暂不积极认可。　　

　　官僚体系一个主要工作特点，就是为业绩而追风直至浮夸。重庆探索还是在过程之中，肯定会有些方案办法不很成熟周全，理论支持也落后于实践。如果中央之前就高度肯定，那怕只是肯定原则、肯定精神，到了官僚们那里就是对具体方法的肯定。他们为了业绩再将不成熟周全的方案加入一点私货，给予一点衍生，就不知道会弄些什么花的、麻的东西出来。到时候出了问题，账就只会算到重庆模式头上。现在重庆模式有成效了，思路清晰了，官僚体系就是跟风也有了落足点，有了约束。　　

　　重庆模式的探索能高速度地取得成绩，薄熙来坚定掌握民生这个方向，强有力地改变重庆干部组织工作作风功居第一之外，象黄奇帆这样的专业干部，为重庆探索提供创新性的经济工作办法，也是功不可抹的。黄奇帆主导象“地票”这样的金融经济方案，是一个经济创新，比张维迎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那个“价格双轨制理论”有水平、有价值得多。重庆模式的探索应该是薄熙来和黄奇帆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既是方向正确的成功，也是具体工作办法有效、工作执行有力的成功。　　

重庆模式现在得到中央的认可，但重庆模式毕竟还是在体制内发动官僚体系展开的一种实践，它对官僚体系进一步的实践有借鉴试示范作用，而对体制外的人们的指导作用则很小。体制内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保障，但体制内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不能说就可以包括了全部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要牢固和持久，一定是与全体人民的生活溶为了一体，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形成社会主义丰富柔润的生活文化才有可能。这就要求我们体制外也有相应的实践工作，更要有实际工作办法。不然就仅由体制内的人们独担实际的建设任务，我们大家仅被动成为观看、评说的观众。　　

l 肖磊：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新自由主义以及西化的意识形态大肆侵入中国，甚至党内，占领了媒体、网络、学校等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在一些机构中甚至居于主导地位，严重侵蚀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干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率先倡导“唱红”，学习应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掌握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纠正了错误的舆论倾向，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扫清了思想领域的障碍。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历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重视。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专门讲过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改革开放以来，几届中央领导都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为重要问题来抓。邓小平将改革开放设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江泽民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胡锦涛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重庆的“唱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新的方式诠释了我党抓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用几句很通俗的语言道出了唱红的积极意义：“说到‘唱红’，我们这边‘唱红’，当然会有一些人不乐意。但我们不仅说共产党的好话，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话。而且重庆电视台还有很多经济栏目、很多包括古今中外、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节目，是博采众长的，重庆人也是胸怀宽广的。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等等，都在我们介绍之列，因此重庆人不怕人家说三道四。”　　

正如赵磊老师所指出的：唱红是重庆模式的“魂”。人们做事情，总是要有一个目标和指导思想，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要有一个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路线和方针，红歌的象征意义在于：它用大众文艺的方式指出了重庆探索的方向，恢复了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塑造的具体形式。如果说，小商品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么，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在大众文艺和日常生活领域构造意识形态防火墙。这任务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长期的。　　

l 易淼：　　

今天赵老师召集我们讨论《重庆探索共同富裕》这篇文章，而且强调，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解读重庆模式，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把握重庆模式，一定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境界来推动重庆模式。我认为，《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有四点值得重视：　　　　

第一，文章肯定了重庆在“缩差”方面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一年以来，重庆城乡差距从3.3∶1缩小到3.15∶1，“圈翼”人均GDP差距从2.2∶1缩小到2.17∶1，全市基尼系数从0.438降至0.421。这说明，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中的“五年缩差目标”不是开空头支票；重庆模式也并不是空喊马克思主义口号，而是正在脚踏实地地践行着、发展着马克思主义。　　　　

第二，文章强调，共同富裕不仅是理想，而是现实中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平台。重庆的经验告诉我们，公平和发展并不矛盾。公平可以营造更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更好地释放生产力促进发展；而发展的目的又是实现更好、更高水平的公平。数据表明，重庆2011年GDP增长16.5%，增幅跃居全国第一。我想，这个现实会让那些一味“做大蛋糕”的官员们多少有些难堪。　　　　

第三，给百姓办事，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重庆花钱的方式很“显眼”很“另类”，给老百姓盖公租房、搞生态保护、打黑除恶、搞社会整治等等。重庆这些年来为老百姓所做的事情，件件都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这些在“太平官”眼里的“傻事”，恰恰深刻体现着“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那些一边时时把中央精神理念挂在嘴边，一边唯资本、唯GDP的马首是瞻，不顾民生需要、不顾生态环境，甚至姑息养奸的地方官员们，是忘了党员的立场，忘了党的宗旨。　　　　

第四，走向共同富裕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是生产关系的科学调整。走向共同富裕就必须解决好当前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失衡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看，利益关系的本质是生产关系。解决利益关系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富、城乡、区域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就必须认识到“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发展”，不只有生产力的维度，还有生产关系的维度。无论是纠正利益失衡还是促进共同富裕，其重难点都集中在生产关系层面。而重庆立足于这样的认识高度，正努力通过对生产关系的适度调整来解决利益关系失衡问题，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必要基础。　　　　

l 柳成湘：　　

重庆实践，我们认识；重庆再实践，我们再认识。只有一次次这样的往复，我们才能对重庆模式的认识上接近真理，在重庆模式的认识上，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共同讨论：　　

第一个问题：重庆方向是社会主义方向吗？重庆“唱红”是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个大家没有异议。重庆“打黑”是社会主义吗？我认为是，可以肯定，“打黑”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即“货币权力化”。重庆“打黑”，打的是“腐败分子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腐败分子又是什么呢？腐败分子是“走资派”的升级版；黑恶势力是什么呢？黑恶势力是资本的附属物。因此，重庆“唱红打黑”就是反对资本主义！　　

另一个问题是：重庆是否解决了所有制问题？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把所有制的内容想明白。所有制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一个层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是生活资料的所有制。　　

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指的是公平，是公开的人人所有，而不是简单的“国有制”。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是私人的，他们的“国家所有制”难道是“公”有制吗？什么是私有制，私有制指的是阴暗的、见不得人的、少数人所有，而不是简单的“个人所有制”。从婚姻制度看，不建立在金钱之上的“一夫一妻”制，难道不是婚姻制度的“公”有制？　　

根据人人所有即“公有”的含义，人人都“有医疗、有住房、有教育、有就业、有养老”，难道不是生活资料的“公有”制？　　

我们知道“生产即消费”的原理：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反之，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我们在解决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必须解决生活资料的“公有”制；没有生产的消费是经济危机，没有消费的生产同样是经济危机。没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费资料的人人所有制不能持久（如北欧）；没有消费资料的人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必然转化成私有制（如东欧）。　　

以上思考是重庆探索给我的新认识。我认为：重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就是社会主义实践，重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方向，就是共产主义方向。　　

l 柳成湘：　　

下面请赵老师点评。　　

l 赵磊：　　

重庆模式、重庆探索，怎么称呼不重要，它是一个符合世界潮流的实践。符合潮流的事情就一定能成功，这就是申老师讲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申老师的建议，我觉得说到了问题的要害，非常有建设性。他说左派“被人牵着鼻子走”，这恰恰是我们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乌有之乡》还是其他左派网站，都应当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的确，左派的正义力量、红色力量所做的事情，现在应当主动作为，要抓主要矛盾，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胡老的发言我感觉到，重庆模式也好，经验也好，实践也好，因为它走得扎扎实实，所以会走得越来越好——至少我们现在看到，那是有希望的。当然，虽然还有人在观望。所以胡老强调重庆模式的过程性，事物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变化的。尤其他强调，不要轻视舆论宣传的作用。这一点非常值得年轻人思考。　　

李老师的发言，他讲的两次激动。我想起邓小平有“三起三落”，咱们李老师的希望也是“三起三落”，希望是越来越大的。李老师讲，挺重庆模式实际上就是挺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可能不符合有些人的标准，但是，它是我们现实当中，各种模式当中，最接近社会主义，最有希望的吧。　　

巫老师在这之前，对重庆模式是有看法的。“从反对到认同”，这是他的心路历程。从重庆模式的实践来看，它是人心所向的。所以巫老师讲，这种认识是建立在重庆模式的发展过程中的，这说明了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真的是很大的。重庆模式你别小看它是个地区模式，但这个榜样一旦树立起来，一个符合潮流的东西，一定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认同它，来支持它。巫老师讲的那句话，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咱们今天碰到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你要一天改过来，也是不行的。这就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　　

当然，巫老师后来讲到制度层面的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制度层面的问题考虑得不够，是不是要考虑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说明他在关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薄熙来同志，或者重庆模式正在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薄熙来要反复强调生产关系？讲利益调整也好，讲生产关系也好，其实就是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生产关系调整有量变、质变，但是现在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思考。我在想，薄熙来为什么要提生产关系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其实，生产关系就是巫老师讲的那个制度层面的东西。　　

肖磊讲到三个关键词，再一次讲到方向和潮流。实际上我觉得咱们申老师也好、肖磊也好，都在自觉的应用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唯物史观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存在决定意识”。　　

程克寒讲的那个务实精神，他在揣测中央的想法，至少从逻辑上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重庆模式，中央从一个比较低调的态度到后来支持，到后来逐渐加大支持力度，是否体现了中央的务实精神？而且程老师讲理论落后于实践，那么我们怎么样在理论上给予实践上的互动？这可能是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另外我在想，目前中央宣传重庆模式和科学发展的关系，胡锦涛刚当总书记的时候，大概是2003年吧，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效果如何？一直不敢乐观。现在总算找到一个平台，找到一个落脚点，总算有个抓手了，这就是重庆模式。所以人民日报这样解读二者的关系，非常有意思 　　

田锋的认识也有一个辨证过程。重庆模式还在变化，我们的认识也在变化，这是实践和认识之间的辨证过程。田锋讲的那个，在火车上，听农民工讲，现在从经济上看，生活水平还是有变化，有发展的，但是就是对政府没有信心。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恰恰说明现在中国问题的症结，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恰恰说明它是一个政治问题，背后还有很多生产关系的问题、利益关系的问题。　　

田锋提出，专家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重庆模式的走向？大的方向我觉得，重庆模式应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但是怎么去实现呢？的确是值得讨论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解读重庆模式，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把握重庆模式，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境界来推动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的方向，我想，薄熙来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感觉到，在提出“共富”之后，他触及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生产关系。一碰生产关系，就会有很多深层次问题要去解决。比如，调整生产关系的含义是什么？怎么调整才是科学的？调整是不是就只是打土豪分田地？当然不是；是不是就等于打打杀杀，当然不是。调整生产关系包括的内容太广泛了，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丰富。所以，这里面有务实的考虑，有一个过程性的考虑。我们讲潮流，讲世界潮流，潮流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重庆现在强化公租房建设，发挥公有经济作用，搞“缩差共富”，这些举措的核心理念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反映出在生产关系上有自觉的意识。虽然我们也看到很多与别人相同的地方，比如城市化、工业化、农民进城，包括土地资本化、地票等，都在遵循现代化共同的规律在做。但是，薄熙来同志提出了“缩差共富”、“五个重庆”，特别是这个“缩小三大差距”，绝不是增加几个财富就可以搞定的，将来肯定会触及到生产关系的科学调整。　　

柳老师的发言，我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个就是“打黑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很有道理。“黑”和资本主义是关联的。第二就是讲所有制的认识。所有制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虽然柳老师讲的观点我不完全同意，但是他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并富有启发的想法。在目前这个大势下，我们单纯强调恢复公有制，以为就能把问题解决了，恐怕太简单化了。所有制当然重要，但还有好多具体问题也要考虑。　　

l 胡德全：　　

刚才小巫谈对重庆模式的认识，确实，认识有个过程。最开始薄熙来同志在处理重庆出租车事件，我就感觉到，这种处理问题的工作方法，就是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过了没好久，郑州又出现同样的事情，处理方法就是这三十年形成的习惯方法，抓这个抓那个的。而薄熙来同志敢于把代表请起来，电视台的现场一点儿掩饰不了的啊，解决得很好。薄熙来敢于那样子去处理重庆出租车事件，是无私的、正派的，这个就是老共产党的处理方法。　　

说老实话，对赵老师力挺重庆模式，我是非常理解。尤其是打黑，那是动了真格的！薄熙来通过法律手段收拾黑社会，有人还说重庆模式是假的。重庆的老百姓真的好解气啊！重庆老百姓自己感言：我们遭压制这么多年，现在总把专政的拳头对到那帮王八蛋去了！我还是相信共产党里头好人不少，我相信这点。老共产党、尤其是跟到毛主席打了一辈子的老党员、老干部，我是很相信的。所以说，对我来讲，重庆模式还是有一个逐步认识，认识越来越深刻。　　

重庆模式不仅仅是恢复共产党的老传统、老作风的问题，重新举起“为人民服务”这个大旗的问题，这也符合现在世界发展的潮流。资本主义日子不好过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希望是在一步步向上升的。所以说，重庆经验不光是要向全国推广，是要向世界推广的问题，有领导人就这样子说的。尤其是现在，你看贫富悬殊那么大的矛盾，重庆在这方面探索就抓到切入点了，锦涛书记上来这么多年了，这个切入点还不好找，重庆这个切入点找得很准确。　　

l 申勇：　　

我刚才又思考了一下，结合到赵老师那个点评来反思，我觉得还是要重复一下。在认识、推广重庆实践和探索中，过去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应该很好的把它整理出来，包括赵老师发的一系列文章，反复支持、呐喊，我看应该是国内少有的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跟“猴子掰包谷”一样，过去做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就沉默下来了。重庆在实践上做，我们也在从理论上归纳和总结。特别是今天大家的这个交流和发言，又提到很多新想法，也在进一步从理论上丰富重庆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刚才柳老师提到公和私的概念，确实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毛泽东也没有说现在就要把私有制全部消灭了。在一定的阶段，还要鼓励发展，就是现在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包括无产阶级这个观念，可能也要有新的认识。共产党领导那么久，大家还叫无产阶级吗？我们不可能完全原封不动地回到50年代了，因为时间和空间都不一样了。　　

我确实感觉到，现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很少，动不动就说发展，只要说到发展是硬道理，想到的就是GDP，只要GDP上去了就是发展。其实，科学发展观，既是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生产关系的发展。薄熙来的这个视角，触及到比较深层的问题了。　　

网络宣传应该如何发展？赵老师发文章都是实名的。所以，既然我们网上文字都可以实名，为啥我们的QQ群不能来点实名呢？只要我们的言行在宪法和党纲的框架范围内，我觉得不应该有那么大的障碍嘛。一旦实名之后，反而信息交流会更通畅，也避免了大家戴起面罩的感觉，互相避免了缺乏尊重，说话也有人负责。　　

l 柳成湘：　　

申老师的这个实名制建议非常好！我们现在实名，还不是按赵老师要求搞起来的嘛。原来我们在网上发言都是网名，赵老师就要求实名，大家还不是就硬着头皮实名了。结果，现在你喊我把名字换回网名来我还不干了呢，对不对？为啥要实名？在网上交流，你如果把自己遮遮掩掩的话，人家是永远都不会信任你的。　　

l 肖磊：　　

薄熙来代表着一种体制内的做法，而这也离不开体制外的拥护和支持。我觉得重庆模式在体制内已经做了很多努力，薄熙来代表着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但是同时薄熙来他们也面临着很多压力，他们肯定比体制外有更多的约束。　　

l 柳成湘：　　

这次座谈是赵老师提议的，很及时，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相互学习。我想补充一点，对于重庆模式，我觉得应该辩证地看，既要强调领导班子的重要性，又要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这两者都很重要。我们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呢？我觉得可以把领导班子看成是大脑，把人民群众看成是心脏。这两者是相互支持，相互出思想，相互创造的关系。英雄和人民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只有代表人民的英雄才是英雄，只有从人民中走出的英雄才是英雄。　　

l 胡德全：　　

随着中央对重庆模式的肯定，以及重庆模式的不断推进，体制内外的互动会更加积极。共产党从来不能脱离群众，体制内也不会给体制外摆官架子的，重庆在大力推行“三进三同”，这就是党群结合的很好实践。　　

（整理人：倪建雄、田丰、易淼、肖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