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药性与抗教性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8周年　　

黎阳 2011．12．21．　 　

一．中国历史性社会性特色之一：全民性的“抗教性” 　　

二．中国历史性社会性特色之二：根深蒂固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 　　

三．两大历史性社会性特色决定中国走不通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 　　

四．毛泽东用公有制解决了“抗教性”这一千古难题 　　

五．通向崩溃和内战之路 　　

六．崩溃和内战与回归毛泽东 　　

一．中国历史性社会性特色之一：全民性的“抗教性”　　

1．曾经沧海难为水 　　

2．宗教的共同之处 　　

3．沉重的历史遗产——全民性的“抗教性” 　　

1．曾经沧海难为水 　　

刚到美国时经不住几个热情拉我入教的教徒的三请四邀，也出于好奇，跟着到教堂听了一次布道弥撒。之后他们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差不多，也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带着感情学’、‘把自己摆进去’、‘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按照最高指示联系实际对照检查’、‘早请示、晚汇报’、‘思想爬坡’、‘忠不忠，看行动’……不同的是把赞美对象换成了‘上帝’。”几个一脸虔诚期待我也会感动不已的教徒顿时大惊失色，几乎把眼珠子都瞪了出来：“哎呀，你怎么会这样看问题啊！太亵渎神了。那些邪教的东西怎么能拿来跟主相比？” 　　

我：“为什么是邪教呢？” 　　

对方：“只有主是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的。” 　　

我：“为什么只有主是真神？谁说的？” 　　

对方：“圣经说的。” 　　

我：“圣经是谁写的？” 　　

对方：“上帝。” 　　

我：“上帝用什么语言写的圣经？” 　　

对方：“希伯莱语和希腊语。” 　　

我：“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两种语言写圣经呢？” 　　

对方：“当时讲希伯莱语的国家最强大，讲希腊语的人口最多。” 　　

我：“如果上帝万能，就会知道今天中国人口最多，就会用中文写圣经了，圣经里也不会一句中国也不提了。说圣经是上帝写的，谁能证明呢？会不会有人假冒呢？我看教堂里画的上帝全是白人。信不信白人的上帝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对方：“相信上帝死后才能进天堂。不信上帝死后会下地狱的。” 　　

我：“这么说是信上帝是为了有好处，动机不纯啊！如果人人都信上帝，人人都进天堂，那天堂有多大？能装多少人呢？” 　　

对方：（犹豫了一下给出了一个数字。） 　　

我：“这么说天堂能装的人是有限的，而人口世世代代的增长累积却是无限的，总有一天天堂会装满。那时候信上帝也进不了天堂了，那岂不是白信了吗？” 　　

对方：“如果你相信主就不会有这样的怪想法了。” 　　

我：“你这个逻辑是‘信才灵’，我的逻辑却是‘灵才信’。你们都很善良，我也很愿意跟你们做朋友。但朋友归朋友，信仰归信仰。我相信了无神论，对任何神都再也虔诚不起来了。做不到虔诚还硬说相信就是撒谎。这样的事有的人做得到，我做不到。如果为了得到某种好处，对不相信的东西也装成一副相信的样子，那是把信仰当交易，那才是真正的亵渎神灵。”　　

这次经历使我认识到一个规律：当一个人真诚地相信一种信仰之后，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很难同样真诚地去相信另一种信仰，至少不会很盲目。初恋可能是盲目的，但却是最真诚的。信仰也一样，第一次信仰可能是盲目的，但却是最真诚的。以后则不管是对是错都很难会象第一次那样盲目，但也都很难会象第一次那样虔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越是饱经沧桑越不容易盲目相信。有经历跟无经历就是不一样。恋爱的次数越多，每次当真的可能性就越小。信仰的次数越多，每次虔诚的可能性也越小。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药吃多了就会产生抗药性，越来越不管用；宗教见多了就会产生抗教性，越来越不当真。　　

2．宗教的共同之处 　　

各种宗教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却完全相同——都告诉你自己的教代表“真善美”，都用“信我这个教有什么什么好处”来动员你入教（不管是切切实实的好处还是虚无缥缈的好处）。从不见哪个教说：信我这个教什么好处也得不着，只有吃亏倒霉的份。由此可以说，任何宗教说到底都是靠利益驱动来传教，人们入教的目的说到底都是为了某种利益： 　　

基督教——上天堂； 　　

道教——长生不老、得道成仙、驱邪消灾； 　　

佛教——来世富贵，成佛成仙、驱邪消灾； 　　

儒教——当君子； 　　

伊斯兰教——上天堂； 　　

…… 　　

不仅如此，所有宗教都或迟或早会有个更进一步的动作：“为了真善美，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从这点讲，只要知道了一种宗教的传教，再看其它宗教的传教马上就会感到“似曾相识燕飞来”。 　　

3．沉重的历史遗产——全民性的“抗教性” 　　

中国历史几千年，朝代更迭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兴衰起落——从儒、道、佛、白莲教、明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到各种各样没成大气候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宗教流派。中国老百姓饱经沧桑，对各种不同的宗教轮流当红各领风骚的状况早习惯了，也早看透了：信这个教能过日子，信那个教也能过日子；信了教能过日子，不信教也能过日子。你就是说破天也没法证明不信你那个教人类就活不下去。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既然不管信不信教都一样能过日子，那就没有理由非信某种教不可。 　　

中国从汉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千年称老大。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取缔百家、独容儒术”，政治上独尊儒家的同时并不禁止民间信仰其他宗教。历史上在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几种宗教长期和平共处，各领风骚，甚至一个人可以同时信几种教：政治上尊儒，生活上拜佛，同时还崇道搞炼丹之类。《红楼梦》里的贾府既到寺庙拜佛又到道观打醮，死了人又请和尚又请道士，连全书的引子都是结伴而游的一僧一道。《西游记》里代表道教的玉皇大帝和代表佛教的如来则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联手共同对付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环顾世界，历史上似乎只有中国人可以同时信几种教。这往好了说是包容，但副作用是什么都信，什么都不当真——同时信几种教，自然可以做比较，从而发现各种宗教从本质上讲其实都差不多——都宣扬自己代表“真善美”，都允诺相信自己的“真善美”有什么什么好处。既然如此，那就没必要太较真。所以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没有宗教战争——既然看透了各种宗教其实都差不多，那自然犯不上为差不多的东西去你死我活。“为了真善美，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如果需要做出的贡献力所能及是一回事，如果要弄得你死我活、搭上身家性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传教是“为了真善美”、“信了教有好处”，既然信教的本意是为了“真善美”，那为“真善美”而弄到搞“假恶丑”甚至杀人放火岂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信教是为了得到好处，如果得不到好处反赔了老本岂不是上了大当？如果为别人嘴上许诺的不知何时兑现的虚无缥缈的好处而付出倾家荡产甚至连命都搭上这种实实在在的代价，那就简直是上当到家了。　　

有人说这证明中国文化低劣、中国人素质低劣。恰恰相反，这证明中国老百姓有记性有常识，如果不这样那才真成了低劣，因为仅仅看表现形式是分不清诈骗和宗教的——都是用嘴声称自己代表某种美好的东西，都是用嘴许诺将来的某种好处吸引别人相信，都要求“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好”，全靠嘴来证明；“坏”，也全靠嘴来证明；人们除了用嘴搞的主观的夸张之外其实什么也见不着——这招谁都能用。光凭这个，在水落石出之前从表面现象和表现手法上根本分不清谁是骗子、谁是宗教。二者最大的不同是骗子是为了诈骗发财，得了手就会销声匿迹；宗教是为了信仰，除非是邪教，传教的自己并不发财，不会从信徒手里得了钱就玩失踪。但等到了这一步虽然能分出骗子与宗教，却为时已晚，已经让骗子得了手。而且这次上了当，碰到下一次与宗教搅在一起的诈骗时照样分不清真假孙悟空。中国老百姓从中能得到的教训只能是对一切“用嘴声称代表真善美”、“用嘴许诺某种好处让别人相信自己”、“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的东西都不得不留个心眼，包括宗教。这是“久病自成医”，上当受骗次数多了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这样那反而不正常。比如一个人，第一次恋爱被骗财骗色，第二次恋爱又被骗财骗色，第三次还如此，第四次仍如此……每次都上当受骗，每次都不长记性，下次碰上花言巧语谈清说爱照样轻信，照样被骗财骗色，这才叫低劣。而吃一堑长一智、受了骗就长了记性、留了心眼、不再轻信、学会堤防上当受骗才叫有常识有记性。中国老百姓就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用“我代表真善美”、“相信我，你会有什么什么好处”、“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之类手法搞诈骗的骗子太多了。中国老百姓看得多了，不但总结出了规律，还写成了文艺作品告诫人们提高警惕——比如古代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就描述了一个这样的典型：　　

“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惯说会烧银。 自家何不烧些用？担水河头卖与人。 　　

这四句诗，乃是国朝唐伯虎解元所作。世上有这一伙烧丹炼汞之人，专一设立圈套，神出鬼没，哄那贪夫痴客，道能以药草炼成丹药，铅铁为金，死汞为银。名为‘黄白之术’，又叫得‘炉火之事’。只要先将银子为母，后来觑个空儿，偷了银子便走，叫做‘提罐’。曾有一个道人将此术来寻唐解元，说道：‘解元仙风道骨，可以做得这件事。’解元贬驳他道：‘我看你身上槛褛，你既有这仙术，何不烧些来自己用度，却要作成别人？’道人道：‘贫道有的是术法，乃造化所忌；却要寻个大福气的，承受得起，方好与他作为。贫道自家却没这些福气，所以难做。看见解元正是个大福气的人，来投合伙，我们术家，叫做访外护。’唐解元道：‘这等与你说过：你的法术施为，我一些都不管，我只管出着一味福气帮你；等丹成了，我与你平分便是。’道人见解元说得蹊跷，晓得是奚落他，不是主顾，飘然而去了。所以唐解元有这首诗，也是点明世人的意思。”　　

无数类似的“用嘴声称代表真善美”、“用嘴许诺给你好处让你相信”、“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的诈骗迫使中国老百姓学乖了：结论一，你说信了你的有好处，如果真有好处，那你为什么不把好处留着自己用而要分给别人？结论二，凡是骗子必定花言巧语用嘴许诺某种好处来诱使别人为自己做牺牲，得了手立刻翻脸不认人。结论三，不管是谁，如果只拿话甜和人、只用嘴许诺“相信我，你会有某种好处”、“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就有可能是个骗子。结论四，只要你不能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自己不是骗子，那就最好别理你那一套。结论五，如果你有权有势逼着大家相信你的一套、谁不信谁倒霉，那就只好顺从。但“顺从”不是“认同”，只是不吃眼前亏装着相信而已。等你不得势了，那就把你的那一套扔掉。 　　

这样的历史事实使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对任何宗教信仰都虔诚不起来——你能说会道，历史上比你更能说会道的人多了去了，骗子照样是骗子。如此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诈骗史让老百姓再不长记性也逼出本能来了：光有花言巧语决信不得。这就逼出了中国老百姓宗教信仰上的实用主义：你不是说信你的教有好处吗？那有好处就信，没好处就不信了；需要的时候就信，不需要的时候就不信了。这样的历史存在造就了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抗教性”——对不管什么宗教信仰都不会很当真。所以毛泽东对斯诺说：“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老百姓普遍的“抗教性”是货真价实的“中国特色”。任何人想让中国老百姓接受任何代表“真善美”的东西、尤其要为这种代表“真善美”的东西付出代价的话都必须先克服这个“抗教性”，否则就休想指望中国老百姓会普遍当真相信你，更不用说认同你、响应你、自觉自愿自动按你的主张办。你能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如果你无权无势，那就无人理睬你；如果你有权有势，那人们会顺从你的那一套，但决不会认同你的那一套，只是装出顺从的样子捞好处。等你无权无势了，你的那一套很快就会被忘掉——对你大肆宣扬的东西老百姓也许没办法抵制，但不相信或不虔诚相信还是做得到的。　　

普遍地习惯对任何宗教都不当真的副作用就是普遍地习惯对任何规章制度也不当真——规章制度说白了跟宗教也差不多，都是预先规定好让用来约束人们举止行为的东西，都离不开人们信奉尊重的意愿。 　　

要克服中国老百姓的“抗教性”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先证明你不是骗子——言论证明不算数，行动证明才算数；少数人的主观证明不算数，绝大多数人的客观证明才算数；一时一事的主观证明不算数，时时事事的客观证明才算数。要证明自己不是骗子同样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证明你宣扬的东西不是为了占老百姓的便宜。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让老百姓亲眼看见并相信你决不从自己宣扬的东西中谋求任何私利；也就是说决不让老百姓做牺牲而自己捞好处。做不到这一点，不管如何口若悬河长篇大论也无法让老百姓相信你那一套不是诈骗，因为古往今来这样干过的骗子实在太多了。　　

二．中国历史性社会性特色之二：　　

根深蒂固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　　

中国封建社会本质上一直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归根到底是从原始的农耕部落群发展而来。而原始的农耕部落群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血缘关系就是熟人关系，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当人们遇到困难或危险时能指望得上的只有亲人或熟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虽然社会发展了，人口增加了，交往频繁密集了，但农耕社会的本质一直没变，实际上不过是在原始农耕部落群的基础上加以某种放大和迭加。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基础一直是以血缘关系和铁杆熟人关系为骨干。一旦这个骨干瓦解了，政权统治就瓦解了。这样的客观存在经过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日积月累，导致中国社会“亲人熟人才可靠”这个传统意识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空前的强化：越是陌生的地方，越是要紧的事情，越不能信任陌生人，越只能寄希望于亲人或熟人（所以才会用“举目无亲”来描述困难和绝望）。“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越是要害越只有亲人熟人可依赖。一切利益关系都必须依靠以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为核心的私人关系网来维持才能相对放心，没有自己的私人关系网什么都干不成，搞政治保不住权力，做买卖稳不住阵脚——搞政治，必须有自己的“死党”；做买卖，要害部门如财务、技术要害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想办事必须靠私人关系。没熟人，单靠原则规矩办事准到处碰壁——哪怕是魔鬼也是熟悉的好对付一些。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积淀，“人与人的关系以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为基础”这一发源于原始农耕社会的客观存在演变成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本质是认人不认事的人治——原则不重要，人缘才重要；规矩不重要，关系才重要。这导致“不能死抠规矩而不讲交情”、“不能六亲不认”、“难得糊涂”、“通达权变”、“善解人意”、“懂得人情世故”等等成了“成熟懂事”的“社会常识”。这是历史上中国社会不得不靠人治维持统治的关键——法律靠不住，道德靠不住，规则抗不过“潜规则”，不管办什么事都别指望有规章制度就能解决问题，越是要害越必须有“自己人”象打篮球那样人盯人死死看住，稍微一盯不住马上就被钻空子，防不胜防。这样的客观存在决定历史上的中国政治没法不独裁——谁不独裁谁马上就会被人搞掉，稍不留神就会变成汉献帝：四面八方虎视眈眈想当董卓、曹操、赵匡胤的人有的是。朱元璋就深有体会：“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骂蒋介石独裁没错，但说独裁全是因为蒋介石个人的原因就错了。蒋介石如果不独裁，早被其他搞独裁的张介石、李介石们取而代之了。中国历史上的独裁是“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这一历史遗产的结果，并不是哪个具体个人的责任或发明创造。只要“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压倒一切这个大环境不根本扭转，中国社会就只能靠人治维持秩序，中国的一切就只能靠“人盯人”解决。只要盯不住，必定天下大乱，结果必定是旧的独裁垮台，新的独裁建立。　　

中国封建社会不要说政治，就连家庭内部关系也同样“法律靠不住，道德靠不住，规则抗不过‘潜规则’”，不靠人治玩不转，不搞独裁准要乱——《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喜欢搞独裁，结果连他手下的人都瞧不起他：“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所以尤三姐说：“主子宽了，你们又这样，严了，又抱怨。可知难缠。”而人们虽然抱怨王熙凤“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却又认同“论理，我们里面也须得他来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不改变这样的大环境，不管如何想不搞人治搞法制讲民主也行不通。　　

明白这些就能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规律：每个王朝的兴衰史说穿了就是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规律作用下社会制度从建立到崩溃的瓦解史——新王朝建立了，绞尽脑汁制定了一整套看上去很严密严格的法律法规，似乎万事大吉了，只要照着做就皇朝永固了。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铁规律使这些法律法规从小到大一点点一步步被侵蚀被瓦解被破坏——不管中间穿插了多少“清官贪官”斗法斗争的故事，最后结果总是一样：清官斗不过贪官，讲规矩的斗不过讲关系的，谁讲原则规则谁被孤立被淘汰，再好的法律法规也迟早变成一纸空文，起不了作用。法律法规不起作用就等效于无政府，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政权崩溃，社会瓦解，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王朝，一切又从头再来一遍。只要“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这个社会意识得不到彻底扭转，中国社会就跳不出“建立规矩——人情坏了规矩——规矩分崩离析——逐步滑向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社会大动乱”的死循环。不根本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个社会意识问题，光在体制上玩花样没用。体制是“硬件”，“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是“软件”。硬件问题得用硬件解决，软件问题得用软件解决。软件问题光靠改变硬件解决不了——砸了计算机并不能真正解决计算机病毒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也没能改变“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老大难”的社会意识——想改变的人不少，但无不失败，因为这等于向整个社会挑战——整个封建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利益关系都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上上下下纵横交插盘根错节。一旦触动了这个基础等于让几乎所有人的利益关系都前功尽弃，都必须从头学起另谋出路，这个利害关系太大了，涉及面太大了，大得谁都受不了，谁不讲“关系”谁马上陷入孤立——比如你好不容易“疏通”了升官发财的“门路”，突然此路不通了，你多少年的苦心经营上下打点打了水漂，今后再也不可能如法炮制，而你又不会别的谋出路的办法，对这样的变革你会甘心吗？别说当大官的不干，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商业王国的商人不干，靠托门子找熟人关系才得以上岗的“协警”、才拿到了好摊位的小贩、才得到饭碗的职员之类也都不会干。即便自己靠真才实学站住了脚根，但为了亲属子女的出路前途往往也不由自主走上“找熟人拉关系解决问题”的路子。 　　

三．两大历史性社会性特色　　

决定中国走不通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严重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它一否定了平等，二否定了竞争，三否定了理性，四否定了法制，五否定了社会责任。它使中国社会始终无法建立起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大环境，无法象西方国家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即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照抄西方制度，运转起来也只能完全走样，画虎不成反类犬。　　

从长远观点讲，私人关系是最靠不住的关系：一是只有感性，没有理性，极易受情绪等偶然因素左右——私人关系极易受个人感觉支配，感觉好关系好，感觉不好关系不好，没多少道理可讲；二是极不稳定，说变就变，充满了主观随意性、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人随时会变，现在是朋友，转眼就可以不是；三是有时间性，只有暂时性，没有永久性——“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四是没有延续性——关系再铁也不能遗传，“一朝天子一朝臣”，人在关系在，人一不在一切全吹；五是无章可循无标准可依——没有客观标准和固定模式，没有一个只要照着做就能搞好私人关系的统一标准，一切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可能普及推广；六是作用距离短，有效范围窄，专人专用，专项专用，不能传递、不能延伸、不能转让、不能普及——只有面对面交往直接建立的关系才算数，哪怕只隔一手就不灵了：朋友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朋友买我的帐，朋友的朋友就不买我的帐了；七是经不起折腾——不任劳不任怨，最怕碰上需要没完没了地盯着或办砸了的情况；八是能粗不能细——没法指望谁对别人的事自始至终都事无巨细一丝不苟、极端认真、极端负责；九是脆弱娇贵经不起考验——私人关系在挑拨离间威胁利诱面前很容易分化瓦解，况且你能拉关系别人也能，关系对关系谁亲谁疏谁占上风就难说了，谁的关系不够硬谁便被撬行；十是错综复杂变幻莫测——一人一套关系网，涉及的人越多，关系网的层层迭加就越多，情况就越复杂，数不清的的利害关系无穷无尽地排列组合交叉互动盘根错节，最后变成扑朔迷离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牵一发动全身，明无山头暗有礁，按倒葫芦浮起瓢，复杂程度举世无双，哪怕把人的全部时间精力都搭进去也不够应付的；十一是难逃两重性——关系最密切的人往往也就是最危险的人，一旦翻脸，关系越密切危害越大；十二是竞争激烈代价高昂——没有不断的、与众不同的利益输送不能维持。　　

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条件下，私人关系是超原则关系。超原则关系本质上是纯粹的利益关系，即便是亲戚也不例外：“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利益关系只有靠不断的利益输送才能建立和维持，尤其是与“关键人物”的私人关系。而这种“利益输送”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原则只有一条：与众不同——只有“与众不同”才能让人产生印象，才能让人满意，才能保障私人关系。一旦不能与众不同，那就意味着跟大家都一样，那这“私人关系”有跟没有就没区别了。与众不同的私人关系必须有与众不同的利益输送才能维持这个“与众不同”——如果大家输送的利益都一个水平一个样，那送跟不送也没区别了。建立并维持与“关键人物”的与众不同的私人关系只能通过激烈竞争把别人都淘汰掉。如此竞争的主要手段是只能是“与众不同的利益输送”， 而“与众不同”只有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性，更没有任何底线极限。这就决定维持与关键人物的“私人关系”的代价是按几何级数无限疯涨的——从“二十响”、“炸药包”、“手榴弹”的级别迅速狂涨到现钞、珠宝、古董、文物、珍奇、汽车、房子、子女留学、美女、海外存款……在这场“与众不同的利益输送”的疯狂的淘汰过程中，老老实实靠工资收入的人再勒紧裤带也拿不出多少利益，最先被淘汰。靠老老实实创造财富生存的企业能拿得出来的利益同样有限，也难逃被迅速淘汰的下场。只有搞邪门歪道假冒伪劣发横财的才有可能拿出巨额的利益输送而坚持下来。只有有条件掠夺别人的财富尤其是“持权抢劫”的权匪才能无限制地源源不断地获得与众不同的利益，才能无限制地源源不断地输送与众不同的利益，才能成为这种竞争的最后胜出者。举国上下无数这样的私人关系，无数这样的利益输送，象无穷膨胀的癌细胞一样无限吞噬着社会的资源财富，直到整个社会承受不住轰然崩塌为止。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观念不仅使中国社会摆脱不了人治，也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技术突破不了本质上属于原始农耕经济的低层次——“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大环境根本造就不出循规蹈矩、照章办事、信守合同、不折不扣按协议执行的社会主流意识。毛泽东说：“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实际上即便经过很大的努力也往往徒劳无功，纸上的东西始终在纸上，变不成现实的东西：法律靠不住，道德靠不住，信用靠不住，规章制度靠不住，合同协议靠不住，技术规范靠不住，工艺规程靠不住……一切需要多数人自觉遵守才有效的白纸黑字统统靠不住，非得有“自己人”日夜不断地象打篮球那样人盯人、象防贼那样目不转睛、象奴隶监工那样虎视眈眈不可，否则马上给你做手脚——例如鲁迅小说《孔已己》里描述的情节：“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兼督下，羼水也很为难”——连打酒这样面对面人盯人的最简单的经济活动都要当面羼水做手脚，何况复杂程度高得多的现代化经济？越是现代化，越是高科技，越需要方方面面密切协作配合，越需要自觉照章办事循规蹈矩，越不可能象奴隶监工那样靠直接的人盯人来应对。就算十个手指头按住十个跳蚤，那第十一个呢？一个现代化的项目涉及的方方面面岂止十个跳蚤？中间有多少看不过来、可以暗中做手脚的环节？“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存心钻空子，总有空子可钻，永远防不胜防：禁了三聚氰胺，出了地沟油；禁了地沟油，出了苏丹红；禁了苏丹红，出了重金属；禁了重金属，出了转基因……有这样的大环境，纵然有少数重信誉的商人也回天乏力，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技术活动只能停留在靠直接的‘人盯人’这种最简单最直观的监督照顾得过来的简单低级水平上”的大局。这就决定历史上中国社会的经济技术活动只能局限于靠直接的“人盯人”这种最简单最直观的监督能应付得过来的简单低级水平上，只能应对规模小、人员少、距离近、能够一目了然地监管、不需要依赖协作或对协作依赖程度最低的简单产品、初级产品、简单生产关系等，稍微复杂一点就招架不住了，就要出乱子。国土狭小、人口密集、距离近便、有条件实现不间断的“人盯人”的岛国尚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突破这种局限；而幅员辽阔、人口分散、相互距离很远、不可能昼夜不停地搞“人盯人”的中国则做不到这点。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观念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技术活动始终局限在直接交往，难以突破家族和熟人的小圈子，无法扩大；相应的生产关系也只能局限于复杂程度不超过依靠少数熟人血亲能处理的水平，超过了就对付不了，就要乱套，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只能停留在小规模低技术小打小闹的低水平上，始终建立不起来大规模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社会所必须的可靠的分工协作大环境。而没有循规蹈矩、照章办事、信守合同、不折不扣按协议执行成为主流社会意识的大环境，即便不蓄意偷工减料弄虚作假也无法跨入工业化的门坎——工业化需要整个社会普遍严格按标准办事、按规定办事、按工艺流程办事、按规定执行、密切配合的大环境，而这与经过千百年养成粗疏散漫、不知协作、不严格按规定执行的农耕社会的习俗格格不入，不经过大规模的持续的移风易俗的彻底改造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就不可能搞出任何超越“人盯人”的管理方式力所能及的东西，象高技术、大规模、需要多方协调配合的现代化经济活动之类——你能靠“人盯人”防止科研不出活、搞做假、防止协作加工做手脚、制止高科技产品搞偷工减料吗？“人盯人”只适用于简单生产、简单技术、尤其是奴隶劳动。这样的客观存在不根本改变，中国走得通的道路就只能是“高技术靠进口，靠压榨本国人民血汗搞廉价加工的‘血汗工厂’发财”。这样的道路是落后挨打的必由之路。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本质上是原始农耕部落遗留下来的落后习俗，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的个人充满渺小无力感觉的本能反应，是一切脱胎于原始农耕经济的民族迈过现代化这道坎的最顽固的无形障碍。它使中国无法象西方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靠关系、靠“人盯人”才能勉强运转的经济根本产生不出也容纳不得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软环境——用不着竞争，有关系就行了；用不着法律，有关系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用不着辛辛苦苦实干，靠关系投机取巧轻轻松松就能发大财……“一个中西部乡长的告白：每天的主要工作有三件事：一是当三陪；二是数据造假；三是维稳”——这不是今天的特色，而是中国官场从古到今的一贯传统：全国各地各级的官员不管名义上的官衔是什么，实际每天的主要工作内容都是当招待所所长兼交际处处长，忙的是四面八方送往迎来，为的是上下左右拉关系——关系才是政绩，关系才是生产力，关系才压倒一切高于一切，有了关系就有了一切，没了关系就没了一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谁实实在在干实事谁倒霉，越千辛万苦发明创造搞货真价实就越没功夫拉关系，就越吃不开。　　

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主张有多荒谬和危险——体制是硬件，意识形态是软件；硬件问题必须用硬件解决，软件问题必须用软件解决。软件对不上号，硬件有也没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中国特色的“软件”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硬件”根本尿不到一起。不顾这个事实，硬要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社会舆论占压倒主流的情况下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只能导致天下大乱。这往轻了说是驴唇不对马嘴犯糊涂，往重了说是存心捣乱破坏。比如，本来“人盯人”死死盯着都盯不住，稍微有点空子就要钻，你却在这种情况下大闹什么“自由化”、“放权”，实际等效于为贼去警，为狼拆墙：你放权，他收权，你放多少他收多少，让贼不费吹灰之力捞走一切，白白抢到一个天下，等于搞了场换了个名义的政变，在“反独裁”的名义下实现自己的独裁。譬如话语权，你放多少南方报系收多少，最后南方报系跟中宣部掉了个个儿，成了事实上的“影子中宣部”，谁有不同意见封杀谁围剿谁，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实现了自己的言论专制。又譬如假冒伪劣，本来“人盯人”都盯不住，稍微看不住就要捣鬼，你却来了个“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腐败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市场会自动调节”……结果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有毒有害层出不穷，实际的效果是与造假的合伙坑中国老百姓。　　

只要是私有制，中国“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根深蒂固的主流社会意识就休想扭转。道理很简单：要扭转就必须破除一切已有的靠私人关系维持的利益关系，就必须让已经靠私人关系维持生存的人做出牺牲。但私有制的实质是人人各谋私利，问题的本质就成了“为了我的私而牺牲你的私”，被牺牲者当然不干：“凭什么为了你的私而牺牲我的私？”若为谋私而试图改变这一状况，马上就面临一个选择：“只要我的私能满足，又何必为改变‘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而流血拼命？”——在几乎整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关系都与私人关系密切交织在一起的私有制的中国，真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就意味着革命，就要遇到空前激烈的拼死抵抗，就会迅速陷入孤立以至众叛亲离——冯玉祥想讲规矩，要求部下清廉无私，结果部下纷纷阳奉阴违，在蒋介石的金钱美女攻势面前一败涂地。这一点也不奇怪：私有制一切为谋私，人家跟你是以为跟你有好处。你要坚持原则高于私利，就没法用“给好处”笼络部下，为得好处才跟你的人凭什么还要跟你？当然要转而投靠能带来好处的人去了。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蒋介石比任何人都善于运用“给好处”，所以无往而不胜。过去如此，如今同样如此。坚持原则、不拉私人关系、不肯用或没有条件用丰厚的私利笼络人的官员别说部下，连身边的人都拢不住。赖昌星说中央刚决定处理李纪周、别人都不知道时他马上就知道了，因为他跟大人物的秘书是朋友——赖昌星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粗俗鄙陋的市井混混怎么会跟通天人物的秘书交上朋友？当然靠的是重金收买“给好处”。能收买成功这一事实本身一证明即便权力中枢的秘书根本出发点也是谋私，二证明即便最高权力中心也难免“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潜规则，三证明如今权力再大也要靠“给好处”维系人心，否则可能连秘书、司机、警卫都靠不住。从谋私利的角度看，彻底扭转“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是只有风险没有回报的得不偿失的蠢事。想方设法利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取代别人的私人关系、让自己变成既得利益者才既安全又可靠、既省事又现实，真正的有利可图。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更确切的意思是“与强者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有多少人主张“与弱者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背后的含义是把自己的生存和根本利益寄托在与强者的私人关系上了。从根本上讲这反映了一种弱者的心态：靠强者来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利益，这是个体的人的一种很自然的本能：感到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看不见前途出路，最直接的反应便是寻求强者的保护。既然有求于强者，自然得跟强者拉私人关系。而作为个人，强者之强是相对的，在这个层次上强，到另一个层次就不强了，“强者”自己也得找更强者保护，也得跟另一个层次的强者拉私人关系……就这么“排排坐，吃果果”，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从最底层一路层层迭迭张到最高层，整个社会尽在网中。所有这些关系网都以私人关系为基础。在历史和社会面前个人永远是脆弱的，私人关系永远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不连续的、不可预见的、没有普遍性的、时时在变的、因人而异的；靠私利维持的私人关系是永远是靠不住的。因此所有以私人关系为核心的关系网永远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动荡、毁灭和重建；以这些关系网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不可避免充满了动荡和不可预见性。越是动荡和不可预见，越让“网中人”充满危机感，越无法顾及未来，越只能急功近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靠私人关系只能解决少数人眼前的私人利益问题，不可能有任何长远打算。没有长远打算就谈不上原则规矩——任何“原则规矩”说到底都是确保某个群体作为整体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才用得着的手段。没有未来的人不会为未来考虑，只认个体的人不会为整体考虑。不为未来考虑、不为整体考虑，自然不会让对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才需要的原则规矩妨碍自己靠私人关系维持的眼前私利。这是进入没落阶段的封建主义中国的必然现象：社会越没落，靠原则规矩越找不到出路，人们越没有希望，越没有安全感，越不得不靠私人关系找出路。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越依赖私人关系，越破坏原则规矩；越破坏原则规矩，越没有长远利益，越没有长远利益，越依赖私人关系…… 　　

“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如此可恶，为什么不铲除它？ 　　

在占压倒优势的西方资本主义面前，私有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根本不是对手，除了被吃掉之外毫无前途。越没有前途，人们越没有安全感，越不得不把希望出路寄托在私人关系的保护上，“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就越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为私利，那铲除这一陋习还不如利用它合算。如果不为私利，那就等于向整个社会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赖以生存的保障挑战，不但不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且必然面临空前强大而凶狠的反对，没有更强大的力量根本招架不住。这更强大的力量何来？天上掉不下来，只有动员老百姓。而只要动员老百姓，马上就面临着“抗教性”的问题——对老百姓来说这等于是又一次的“用嘴声称代表真善美”、“用嘴许诺给你好处让你相信”、“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谁知道是真是假？　　

历史上中国看到“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弊端的人不少，试图扭转局面的人也不是没有，在私有制前提下他们谁也没能解决老百姓的“抗药性”问题，因此谁也没能凝聚出足以克服强烈抵抗的力量，最后都陷入了匹马单枪的苦斗，都成了那个时代向风车挑战的唐．吉柯德。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也是私有制吗？为什么人家就能超越“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 　　

第一，谁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搞“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只不过已经当上了世界老大的人家搞的跟中国不是一个层次而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看不上小鱼小虾；当惯了金融大鳄，不稀罕小偷小摸，连抢银行都瞧不上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扩张获得了支配世界的优势地位，有条件“抓大放小”，用不着专在小地方搞小动作——你以为人家在要害大问题如金融市场的支配权之类问题上会当真循规蹈矩？ 　　

第二，狮子老虎吃饱时见了兔子老鼠懒得去抓，但饿极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什么地方处于持续性的大灾大难逆境险境，什么地方便人心惶惶闹乱子，“循规蹈矩”的绅士矜持便烟消云散，小鱼小虾兔子老鼠也不放过了，“私人关系大于原则规矩”照样大行其道——例如美国新奥尔良闹水灾，比如纽约贫民区。只不过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历来占优势的时候多，总能把危机转嫁给别人，能在世人面前保住“一贯循规蹈矩”的形象，而近代以来一贯处于逆境危机中的中国人则根本没有保有这种有恃无恐悠闲风度的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许多地方、至少在相对稳定时期能做到摆脱“私人关系大于原则规矩”的陋习，用法律规则保护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能做到这些与其跟中国大不相同的历史渊源不无关系：　　

1．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发源地的经济不是纯粹的原始农耕部落经济。　　

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多种宗教长期和平共处的历史，基本是一神论的单一宗教的一统天下，老百姓的“抗教性”不象中国那样强。　　

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持续不断的繁茂商业活动的陶冶才逐渐发展、形成、完善出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主流社会意识和价值观。 　　

4．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侵略转嫁了矛盾，在对外扩张中逐渐建立出不完全依赖纯粹私人关系的各种利益关系，使“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重要性相对降低。 　　

5．西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升时期曾经是进步的革命的力量，能够按照当时先进生产力的需要发展出超越“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靠私人关系只能保护少数人的眼前利益；要保护多数人共同的长远目标就必须靠原则和规矩。但只有超越了个体经济的经济共同体才谈得上共同利益，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才能对未来有信心，只有对未来有信心才能够为未来着想，才能从长远角度看问题、从全局看问题，才谈得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才需要原则和规矩。有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升时期创造的超越个体经济的经济共同体，才有了保护共同利益的需要，才有了对保护共同利益的原则规矩的认同；获得了历史成功的西方资本主义对未来具有没落的中国封建主义所没有的信心，因此能够从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能够认同保护长远利益的原则规矩——有了这样的历史存在，才有了西方资本主义相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中国有这样的历史存在吗？几千年里经济上都是个体户，思想上都是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个人精英主义者，政治上都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私权统治，从来没有过稳定可靠的利益整体，如何产生出对整体利益的认同？没有对整体利益的认同，怎么可能认同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原则规矩？只有能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原则规矩才能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如果原则规矩不能保护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人们就必然抛弃这些原则规矩另谋出路，最本能的办法就是靠私人关系获得保护。进入没落阶段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原则规矩不能给多数人带来希望和出路，理所当然被人们抛弃。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认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是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代的事，从那之后越来越一代不如一代，最后根本谈都别谈——就以明末清末为例： 　　

——明末：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经济窘迫苦筹军费，号召高官捐献银两助军。屡诏催促，只有太监曹化淳等每人捐了五万两，崇祯自己拿出七万两，国丈嘉定伯周奎拿出一万两，首辅魏藻德宣布捐献五百两，前任首辅陈演坚持说自己从来不贪赃枉法，一两也不出。更多的高官显贵东躲西藏，装模做样地把家里的摆设都拿到大街上拍卖，以显示自己家无余财，甚至在紫禁城大门上写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等李自成攻破北京严刑追财，声称“一两也捐不出”的陈演献银四万两，只肯给女婿崇祯一万两的周奎献银五十万两，李自成在紫禁城最终获得的金银数目达三千七百万两（真是“舍命不舍财”，宁可被抢光都不肯为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掏腰包）。　　

——清末：武昌起义发生后，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带头从中国的银行取走上百万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上行下效，人们认为清朝没钱了，自己的银行存款不安全了，纷纷到银行取钱，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了门。上海随即发生金融危机，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外国银行拒绝援救，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了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立即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钱都到哪里去了？都到了私人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武昌起义发生时尚有两百万大洋的大清朝国库很快只剩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当然再也拿不出钱当军费镇压辛亥革命。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大清朝如今山穷水尽，不得不倒台。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历来的当权者别说远见，往往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曹刿论战的年代就已经“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秉性几千年都没长进。道理很简单：他们早已腐朽没落，再也代表不了先进生产力，没有未来，没有整体利益。既然没有未来、没有整体利益，当然只能鼠目寸光，只顾自己、只顾眼前，当然不可能考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不可能认同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才需要的原则规矩，不可能跳出“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死循环。　　

“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的历史存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存在大相径庭，决定出来的社会意识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历史存在决定出的中国根深蒂固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社会意识根本无法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你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生搬硬套西方资本主义的体制“硬件”，但不可能复制出维持这硬件正常运转所必须的“软件”——体制认同、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等。你可以指鹿为马挖空心思用一切动听的词句称之为“普世价值”，但再号称“普世”也与中国的“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实际存在不兼容。在私有制条件下，中国“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这一根深蒂固的主流社会意识绝无任何可能扭转。而这一客观存在不扭转，中国就休想象西方国家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四．毛泽东用公有制解决了“抗教性”这一千古难题　　

不彻底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中国就毫无出路。要彻底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靠少数人的权倾一时、少数人的声嘶力竭、少数人道德的血液都不管用，非动员全国老百姓一起努力不可。但不克服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的“抗教性”，就休想唤起民众。在私有制条件下无数人曾努力动员全国老百姓起来解决“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功了。要害关键就一条：公有制。　　

道理非常简单：“公有制”意味着“没有私产”，这就斩钉截铁毫无保留破釜沉舟地断绝了一切谋私的可能，让老百姓凭常识一看就能信服：这不是诈骗——人人没有私产，就是骗到手也没地方放，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听老八路们讲过，他们在战争年代的追求往往是弄到支好枪。至于个人发财，想都不想：缴获归公，你就是想打埋伏也没地方放，扛都扛不动，纯粹是累赘，想那玩艺干什么？）既然什么好处也得不到，那还骗个什么劲？只有这样从上到下人人都无私产的公有制的政党才决不会是骗子，只有这样的政党的原则规矩才可能是真的，只有这样的政党才可能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获得老百姓的真诚认同和拥护。　　

相反，只要有私产，那就“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有私产”这一条就足以让你即便浑身是嘴，也没法让老百姓相信你不是为谋私、不是在假公济私。你做的一切跟“用嘴声称自己代表某种美好的东西，用嘴许诺将来的某种好处吸引别人相信，要求：‘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的诈骗老一套没什么区别，不可能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不可能获得老百姓的真诚认同和拥护——即便你自己一时一事当真不为谋私利，你也不可能阻止为谋私利而追随你的人阳奉阴违把你的一切最终都强行纳入谋私利的轨道。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用“人人没私产”和无数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说：“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　　

注意：“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来的？不是耍嘴皮子吹牛吹出来的，而是用“没有私产”、用“艰苦奋斗的经历”和“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等硬梆梆的事实证明出来的。以身作则带头“没有私产”、“艰苦奋斗的经历”、“流血牺牲”的就是毛泽东。　　

妖魔化毛泽东的人总是说这一切都是假的。既然如此，那不妨拿出他们的“真”来比一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看他们能不能不论古今中外找出个毛泽东以外的开国领袖来，在以下各方面能挑战毛泽东、超越毛泽东：　　

1．缔造出一个从上到下人人都没有私产的政党、军队、政权。 　　

2．为理想原则牺牲了六个亲人，　包括　夫人儿子亲弟弟。 　　

3．为理想原则带头把儿子送上前线，牺牲后就地安葬。 　　

4．领导近10亿人口的国家达27年，身后没有一分钱私人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关于财产的遗嘱。身后子女仅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从“中办特会室”按公款管理的海外出版著作所付120多万元稿酬中每人分到8000元。　　

5．身为国家领袖27年，身后子女无一人高官厚禄发大财。 　　

6．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一再拒绝利用权力为亲友提供方便： 　　

——“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一次回绝外婆家15个亲人走后门请求）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1950年5月12日　给表兄文南松的信） 　　

——“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　1950年8月23日　给原配罗氏的堂兄罗石泉的信） 　　

——“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　1953年9月8日　给表兄文涧泉的回信） 　　

——“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　1954年3月31日　给少年时代的朋友彭石麟的信） 　　

——“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　1956年12月13日　给族姑毛春秀回信） 　　

——“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话） 　　

——“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对来北京的亲友讲三条交往原则）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回复想请毛泽东批准留京或介绍回湖南工作的亲戚） 　　

——“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努力和众人一样，不应有任何特殊。”（给石城乡党委、乡政府的信） 　　

…… 　　

污蔑毛泽东的人一口咬定上述毛泽东的一切都是假的，却从来也拿不出他们的“真”来比倒毛泽东的那些“假”——毛泽东做到的，别说其他开国领袖，就是如今随便哪个“精英”能做得到？——有谁做到了“没有私产”？有谁做到了“艰苦奋斗的经历”？有谁做到了用“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有谁敢公开宣布自己不谋私？有谁为理想原则艰苦奋斗？有谁为理想原则出生入死？有谁带头把儿子送上前线？有谁不为亲友拉关系？有谁死后两袖清风、子女都是普通老百姓？……（毛泽东以身作则的水平在他同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中首屈一指——除了毛泽东，还有几个当时已有子女长成人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把孩子送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不仅如此，毛泽东并非仅仅自己独善其身，而是使整个党、整个军队、整个政权都讲原则不徇私情，在整个社会造成了讲原则不徇私情的风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牺牲在前享受在后”、“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官兵一致上下平等”、“令行禁止纪律严明”、“讲原则不苟私情”……上述这些除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其它哪个政党哪个人做到过？妖魔化毛泽东的人能找出一个能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人人不要私产、不谋私的政党来跟毛泽东的共产党相比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起明烛”——整天拼命用嘴宣扬毛泽东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假、如何如何丑恶，不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大家看看你那个“真善美”究竟是啥样，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骝骝。“骝”的结果：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用“从上到下人人没有私产”的铁的事实证明了自己从不谋私，而指责毛泽东“谋私”的人公然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不谋私——“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凭什么无凭无据空口白牙一口咬定一个没有任何赃物的人是盗贼？凭什么无凭无据空口白牙一口咬定一个掌握国家公器几十年而没有任何私产的人“谋私”？坚决谋私的人指责坚决不谋私的人“谋私”，是不是既可恶又滑稽？是不是不折不扣的贼喊捉贼？　　

闹“多党制”、“政党轮替”、“公平竞选”得有个前提：先得有同样性质的“多党”。如果同样性质的政党只有一个，那还有什么“多党制”可言？可放眼中国，用公有制、用从上到下人人没有私产、用“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等实实在在的事实和行动“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成为“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的只有毛泽东领导的、遵循毛泽东主张的共产党一家，其他所有的党派都认同私产，都认同谋私，都无法用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自己不是假公济私的骗子。既然不谋私利、不是骗子的只有毛泽东一家，那当然就只能由这一家掌舵，只能是这样的“一党制”——大海行船，要害在于不迷航不沉没。谁能做到这一条就必须由谁掌舵，不管掌多久。做不到这一条的决不能掌舵，不管是谁，也不管多久，哪怕只有一分钟——尤其不能让只要把船弄沉就能获得一大笔保险费的骗子把持航向。大海航船如此，国家航船同样如此。要害在于不迷航不沉没，更不能允许吃里爬外卖国求荣的内奸把舵。借口“反终身制”硬把已经证明靠得住的舵手换成只要把船弄沉就能获得一大笔保险费的骗子是蓄意谋财害命。借口“反终身制”硬把已经证明靠得住的领袖换成只要搞垮国家就能发大财的内奸是蓄意祸国殃民。国家生死、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既然用公有制证明了自己不是骗子的只有毛泽东领导的、遵循毛泽东主张的共产党一家，其他一切党派都不能证明自己不是骗子，岂能仅仅因为“反终身制”而让蓄意谋私的骗子取代用毫无私产证明决不谋私的无产阶级领袖？要搞“多党制”，只能在同样都用事实和行动证明了自己不谋私利、不是骗子的公有制政党之间搞，不能在骗子与非骗子政党之间搞，起码得等有第二家用公有制证明自己不是骗子的政党出现再说。然而只要主张公有制、只要能用事实证明自己不谋私利、不是骗子，那就必然搞“五湖四海”，必然凝聚到一个党里，没有分庭抗礼另起炉灶的理由。因此归根到底只能是认同公有制的“一党制”——历史证明，通向失败的道路有无数，通向成功的道路却只有一条。谁正确听谁的，而谁不存心谋私谁才能最终正确——不存心谋私，即便一时一事出了差错也会纠正过来。存心谋私，根本就不会把国家往正道上引，即便一时一事未能得逞，仍会另找机会改头换面七拐八绕把国家引向灭亡。不存心谋私必认同公有制。不认同公有制必存心谋私。结论：谁主张公有制谁才不存心谋私，才能最终正确，才有资格掌握国家大权。　　

“公有制”是“不谋私利”最雄辩、最过硬、最彻底的证明——实行了“公有制”，就破釜沉舟杜绝了谋私利的一切可能，这比任何“公开个人财产”都更能说明问题。任何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私产，就没有任何资格指责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谋私——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整整一个党从上到下人人没有私产，除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谁做得到？ 　　

这一点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折服——　1949年6月8日　解放前夕，蒋介石在日记中细数共产党七大优点，并将“干部不准有私产”作为特别标注。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用公有制和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让中国老百姓亲眼看见并相信毛泽东的共产党决不从自己宣扬的东西中谋求任何私利，决不让老百姓做牺牲而自己捞好处，从而克服了中国老百姓的“抗教性”，从心底里自觉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使几亿中国人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美好理想和真诚信仰，建立了共同的道德规范。中国终于摆脱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陋习，全社会“原则高于私情”的风气蔚然成风，用私人关系、私人利益来架空原则规矩之类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捣鬼手段纷纷失效。以前中国不管搞什么现代化社会需要的东西，不是这个私利集团来搀和就是那个私人关系来掣肘，结果总是被扭曲得不成样子：度量衡各搞各的，电压周波各搞各的，铁路路宽各搞各的，公路左行右行各搞各的，经济布局各搞各的，工业标准各搞各的，公制英制各搞各的，专业名词术语各搞各的，武器装备体系各搞各的，管理体制各搞各的，部门设置各搞各的，用人标准各搞各的，金融货币各搞各的，税收制度各搞各的，对外交往各搞各的……整个社会的管理体系是个大杂烩：沿海发达地区照抄外国的，而且属于哪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就抄哪个国家的，落后偏远的地区则大量保留了沿袭千年的老古董。“油水衙门”人人插手，一窝蜂叠床架屋重重迭迭，“清水衙门”无人过问甚至一片空白。原始的、近代的、东洋的、西洋的、半路出家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乱七八糟不伦不类全搅和在一起，根本谈不上按现代社会的需要建立起独立、全面、系统、完整、不遗不漏不重不叠的管理体系。对这一切不管做什么变动都必定妨害某个利益集团的私利，都必定在“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规律面前败下阵来。毛泽东使中国摆脱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束缚，有史以来第一次得以完全不受任何私利集团的干扰和纠缠，真正地、彻底地、全面地、规模空前地按现代化发展的长远需要很全局需要，“全国一盘棋”，扎扎实实地搞政权制度建设和经济、国防、科学、文化建设，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中国从此才真正建立起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全套管理体系，填补了许多体制空白，如完整的国家动员体制、社会福利救济体制、社会管理信息收集体制、国家资源普查体制、领土领海测绘体制，等等——没有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破除“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束缚，这些体制根本建立不起来，勉强建立起来也运转不下去，最后全得变成摆设——私有制使整个中国境内利益集团山头林立，任何要越过私利集团地盘的社会性公益性建设都不得不在这林立的利益山头中蜿蜒曲折七拐八绕勉强爬行。而中国特色利益场造就的利益山头不仅有一般的“重峦叠障”，更有无法逾越的“喜玛拉雅山珠穆郎玛峰”。在这些超级私利集团的“悬崖绝壁”面前，现代化建设之路再曲折蜿蜒也绕不过去，完完全全“此路不通”。毛泽东的公有制用“人人平等”铲除了一切大大小小的利益山头，使整个中国社会从此变成“一马平川”，得以敞开了大规模地全面建立起现代化社会必须的一切制度，随之而来的是敞开了大规模地耕耘，敞开了大规模地建设：铁路、公路、工厂、楼房……再也不受任何私利集团利益山头的碍手碍脚做梗刁难。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性全局性高效率。可以说，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起才真正全面而彻底地告别了原始的农耕社会的管理体制，迈入了现代化之门。　　

摆脱“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束缚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有形的制度，而且是整个社会脱胎换骨的改造——“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传统陋习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历来只能局限在“人盯人”的管理能够承受的水平——无论是行政管理、经济管理还是技术管理，只要“人盯人”盯不过来就要出乱子。这样的客观存在使中国从来没机会见识什么叫“按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实行以规章制度为主的大规模产业管理”，更不用说在国家级别全面付诸实践、全面积累经验了（其实不光中国如此，一切“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如此。可以说这是一切古老的农耕社会迈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大门最难翻过去的一道坎。迄今为止，唯有中国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领导下成功地翻过了这道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都还没真正翻过去）。　　

破除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传统陋习，树立了“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突破了离不开“人盯人”的局限，通过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现代化科学管理、现代化科学管理的意识和实现工业化必不可少的常识、作风、养成、习惯等“软件”第一次大规模在中国扎下了根——不能只看见“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那156个有形项目等“硬件”，看不见那156个项目背后无形却更有意义的“软件”，以及这些“软件”给中国社会中国人带来的深刻变化：它不仅把中国从古老的农耕社会一下子大规模地带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让中国人全面地、系统地、从上到下学到了现代化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管理知识，而且对中国老百姓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基础性工业化培训；不但使上百万祖祖辈辈习惯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农民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变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而且大批培养出具备现代科研、现代管理、现代生产基本常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这一切能成功又归功于毛泽东狠抓的各项基本建设：大规模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迅速提高老百姓的文化水平；缔造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和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由这个党和这个军队派出骨干力量管理新建工厂，从一开始就以党和军队为榜样在工业部门树立起纪律严明的作风……）这使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工业化改造，用现代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精密认真取代农耕社会的散漫粗放。中国工业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脊梁骨，工业化从此在中国扎下了根、站住了脚、具备了生命力——以前中国人只能在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若干局部工厂里给外国人当小工、当苦力、照着外国的葫芦画瓢，如今则头一次具备了大规模独立发展自己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具备了从此源源不断研究开发新技术的经验和能力和源源不断教育培训符合现代化工业生产要求的新工人新技术人员的经验和能力，也就是说，从此有了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这是一切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最要害的区别。没有这种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买几个依赖别人才能勉强运转的支离破碎的工厂成不了什么气候，别人一翻脸你的工厂全没戏。只有有了这种能力，才算迈进了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大门。记住：一切机器设备技术都会过时，唯独这种能够大规模自我发展工业的经验和能力永远不会过时。这种经验和能力是西方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才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武功秘笈”，不会也不可能手把手地大规模转移传授给第三世界国家。前苏联之所以肯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传授这种经验和能力，一是毛泽东建国初期的“一边倒”，二是中国的抗美援朝。而这种大规模转移传授这种经验和能力之所以能成功，最关键在于内因：克服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传统陋习的中国树立了“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包括不用“人盯人”也能自觉认真按技术规定工艺流程办事的风气。当然外因也不可缺。内因外因一样不拉保证了水到渠成——教的大规模手把手对口认真教，学的大规模手把手对口认真学，这使这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国与国之间“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圆满成功。中国从此真正从农耕社会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大门。 　　

回顾历史，国与国这样工业技术“软件”“硬件”一齐来的大规模转移传授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前苏联和印度关系那么好，这样干过吗？至于西方国家和日本就更不用说了。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抓住了这独一无二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中国不可能从一个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古国迅速转变为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现代国家。而没有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使中国克服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传统陋习、树立了“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这样的历史机遇抓住了中国也消化吸收不了——别的不说，靠“人盯人”怎么可能克服懒散粗疏的农耕社会习惯、在工业界普遍培养出“自觉一丝不苟”、“严格按工艺流程”办事的精细作风？俄罗斯人说他们的好东西中国人看一眼就能造出来，而同样的东西哪怕图纸资料工厂设备全送上，印度人也造不出来。有人因此洋洋得意嘲笑印度人愚昧、自夸中国人聪明，这是最肤浅的傲慢自大。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毛泽东建国伊始就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和工业化基础改造培训。印度没这样的经历，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只有中国有，因此二十世纪只有中国成功地从农耕古国迈入工业化国家之门。没有这样的经历，今日的中国工业水平决不会比印度或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更高明。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变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之所以能靠出口加工挣那么多外汇，仗的全是毛泽东留下的底子——破除“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传统陋习、树立“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按现代化发展的长远需要、全局需要，“全国一盘棋”，扎扎实实地搞政权制度建设和经济、国防、科学、文化建设、“一边倒”和“抗美援朝”带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没有这一系列脱胎换骨的转变，今天中国想靠出口给别人打工也没人要——你的工业加工水平不会比印度、非洲或拉美强到哪里去，至于接二连三推出让人另眼相看的高科技新武器新装备更是想都别想。那些毫无基本的科学训练、毫无理工常识、对工业化社会的运行规律一无所知、高高在上毫无实践经验却自以为是大叫大嚷“文科专家治国”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们永远看不到、想不到、理解不了也不肯承认这个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带领中国迈过了最难的一道坎，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大门。因此他们虽然恬不知耻用“中国今天外汇储备世界第X”来嘲笑贬低毛泽东时代，却解释不了为什么同是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同是古老的农耕社会，中国有能力当“世界加工厂”而其他国家不能。　　

当年“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都发生在国营企业，中国工业的脊梁骨——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都集中在国营企业。虽然如今“国营企业”被弄成了“国有企业”，但元气还在，底子还在，还没彻底伤筋动骨，还能支起中国工业的一片天——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撤不撤没太大关系，你走了中国人自己也玩得转。一旦“国有企业”也被搞垮，中国的工业脊梁骨就彻底垮了，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就全完了，外资企业一撤中国人自己什么也玩不转，非趴下不可。因此要消灭中国工业的生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中国工业自主发展的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国有企业。“普世精英”拼命叫嚣取消国有企业，说明他们眼光很准，手段很刁，专拣要害下刀子。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公有制解决了“抗教性”这一千古难题，真正发动起群众克服了“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陋习，终于使中国翻过了古老的农耕社会迈入工业化现代社会最难翻的一道坎——在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条件下，中国象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靠私有制实迈入工业化社会门坎的道路已被堵死，出路只能是公有制。所以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如此论断：“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惟一的道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切还证明：中国任何改革者只要有私产，就不能让老百姓相信你不是在借改革之名行谋私之实，就不能让老百姓不怀疑你的一切不过是个假公济私愚弄百姓的圈套，就不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只有没有任何私产的政党才能取信于民，才能让老百姓相信你不是骗子，才能真心拥护你，你挽救中国变革社会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私有制鼓吹人人发财，结果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公有制不准少数人发财，结果全民富裕——不发是发，发是不发，不富是富，富是不富。 　　

从这个角度讲，对“无产阶级最革命”这句话应该重新理解。不应该再简单地机械地理解为“出身无产阶级才最革命”，而应该理解为“只有自觉处于没有任何私产的无产阶级状态才最革命”——“无产阶级”指的不是出身，而是状态。从主观上讲，只要保留私产就不可能真心革命；从客观上讲，只要保留私产老百姓就不可能真心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谋私，就不会真心跟你走。整个政党只有部分人认同“没有私产”、“不谋私利”不算数，必须从上到下都认同“没有私产”、“不谋私利”才算数——没有这样的全党一致，光自己洁身自好没什么用，也不可能持久：处于底层的会被排斥被孤立，处于高层的会被架空被出卖（如冯玉祥）。即便能保住权位，也无法阻止底下谋私的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你的主张搞走样，对老百姓来说仍然是在谋私。　　

把“无产阶级最革命”解释为“出身无产阶级才最革命”是一种歪曲，它一方面盲目地排斥了出身非无产阶级的人，另一方面盲目地肯定了出身无产阶级的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导师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许多出身无产阶级的人则变成了叛徒。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不管原来无产还是有产，要革命就得先放弃私产主动使自己处于无产状态；不管原来无产还是有产，只要放弃私产主动处于无产状态就可以成为革命家。放弃私产当无产阶级闹革命很不容易，能做到的人不多。但一旦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的为了理想和信仰，革命意志就不是一般的坚强，最不容易被名利金钱所诱惑——比如周恩来。不止一个出身阔少的共产党老干部这样表示过对捞钱的嗤之以鼻：“我要是为捞钱就不干共产党了。干国民党有的是钱可捞，干共产党连工资都没有，天天准备掉脑袋还被骂成‘共产公妻’的‘共匪’。要捞钱何必到共产党这里来？”另一方面，放弃私产当无产阶级闹革命是很不容易、很难下的决心，无私产可放弃的人当然就没有这么艰难的抉择，比有私产关的人更容易下决心参加革命——所以说“无产阶级最革命”。但“无私产可放弃”虽然使人容易下决心参加革命，却也使人无法象主动放弃私产当无产阶级闹革命的人那样，从一开始就已经自觉过了“金钱关”——世间事物就是这样充满了辩证法。　　

五．通向崩溃和内战之路　　

1．私有制的“改革”使中国重新陷入历史上各个朝代走向崩溃的死循环 　　

2．私有制的“改革”煽动起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加速中国走向崩溃 　　

⑴．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⑵．知识骗子即文匪。文匪抢劫财富需要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⑶．知识骗子靠仇恨驱动诈骗。靠仇恨驱动诈骗离不开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⑷．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与中国的分裂与内战 　　

3．私有制的“改革”与外来干涉里应外合强行制造中国的分裂与崩溃 　　

1．私有制的“改革”使中国重新陷入历史上各个朝代走向崩溃的死循环 　　

公有制的革命是无权无势的整有权有势的，是老百姓整当权派。私有制的“改革”是有权有势的整无权无势的，是当权派整老百姓。只要搞私有制，就不可能不一切为谋私，就不可能不被人们看透你不管吹得如何天花乱坠也不过是重复千百年来“用嘴声称代表真善美”、“用嘴许诺某种好处让别人相信自己”、“为了将来的好处，现在得做出贡献”的标准诈骗程序，你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将被阳奉阴违各取所需而不可能获得真心认同自觉遵守。　　

私有制一切为谋私，休想让任何人肯为别人的私牺牲自己的私，谈不上“顾全大局”、“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服从全局”。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压倒优势面前，中国的私人经济前景暗淡，绝大多数人看不到前途出路。看不到未来，就谈不上为未来打算，就谈不上“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都顾不上了，当然谈不上遵守规章制度——任何规章制度的出发点都是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人们遵守任何规章制度的内在动力也无非是顾及全局或顾及未来。吃了上顿没下顿、今天不知明天能不能活的人决顾不上挤出口粮去养老，不搞假冒伪劣马上倒闭的企业决顾不上百年之后的信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不管全局又不管未来，那还有什么积极性去为规章制度而制约自己眼前行为？中国只要实行私有制，“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的规律立刻重新支配一切，中国社会立刻重新陷入“建立规矩——人情坏了规矩——规矩分崩离析——逐步滑向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社会大动乱”的死循环，“清官斗不过贪官，讲规矩的斗不过讲关系的，谁讲原则规则谁被孤立被淘汰，再好的法律法规也迟早变成一纸空文，起不了作用。法律法规不起作用就等效于无政府，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政权崩溃，社会瓦解”的社会败象立刻重现——不信回顾回顾过去这三十年，中国社会是越来越循规蹈矩，还是规章制度越来越形同废纸？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是越来越凝聚稳定，还是越来越离心动荡？　　

2．私有制的“改革”煽动起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加速中国走向崩溃 　　

私有制的“改革”并不仅仅简单使中国陷入“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矩”导致社会走向崩溃的死循环，而且增添了使中国社会加速瓦解、加速崩溃、加速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代化利器——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⑴．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西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主自由”都有原则底线，起码包括：不得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民族生存，不得危害社会，不得煽动内战。唯独中国“普世精英”的“自由民主”没有任何原则底线——从没见过任何一个“普世精英”斩钉截铁地说，我的“自由民主”有原则，有不可逾越的底线——确保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决不允许“自由民主”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民族生存、危害社会、导致内战，否则宁可叫停。恰恰相反，中国主流媒体、主流网络上连篇累牍狂热鼓吹的是“民主自由高于一切”，只要打出“民主自由”的旗号什么都可以干：鼓吹卖国、鼓吹亡国、鼓吹分裂、鼓吹内战、鼓吹杀人、鼓吹当殖民地、鼓吹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鼓吹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　　

——“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刘晓波） 　　

——“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焦国标） 　　

——“你必须承认藏人有想独立的权利。想独立是人之常情！想独立无罪！”（焦国标） 　　

——“我建议美国考虑把中国切分成七个国家，让她回到秦统一以前去。”“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假如能再来一次，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　习汪精卫　先生和　周作人　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焦国标）　　

——“做亡国奴是不幸的，但有时候不做亡国奴的人可能更不幸。”“就算当年日本人真的将全中国占领了，日本人会不会也被汉人同化？这种可能性应该非常大。”“不管是岳飞还是汪精卫，在我看来，内心应该都是爱国的，只是，两人的路线不同而已”　　

（刘逸明：汪精卫到底是不是“卖国贼”？http://blog.ifeng.com/article/6574643.html） 　　

——“若是日本侵略成功，中华大家庭也就是多个少数民族日本族而已。”（同上） 　　

——“从避免战争伤亡无数的角度来看，曲线救国是人道的。如果当年没有人反抗的话，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说不定还能像日本一样发达，既人道又繁荣，多好啊，管他叫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同上） 　　

——“　汪　先生当年筹建亲日国民政府，向日本人示弱主降，实际上是智慧举措”、“在南京三天就杀了百姓三十万众。那是战争杀红了眼，伤及无数平民。　汪　先生曲线救国。客观上压制了日本狗杀人的野性。”“正是因为中国出了个汪精卫。他敢于为中国民族先，挺身而出冒着被人吐骂当汉奸风险，筹建亲日国民政府，保全了敌后数万万中国同胞免受日本狗杀害。体现了国际大爱精神，符合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汪　先生当年的举措，不仅不应当鞭挞，反而值得歌颂”（紫言斋点评汪精卫）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4774501） 　　

——“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凯迪网络） 　　

——“中国若民主，必分裂不假。但是，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大一统为最优吗？……大家都过得好，分开过又如何？”（凯迪网络） 　　

——“分裂就分裂吧！只要大家过得好，分就分了吧！人家不愿在你统治之下，你硬是要用专制手段去统治他，有什么意义？现在分裂，你认为我们会被谁占领？美国么？会被谁屠杀？日本么？别再拿鬼话来吓唬我们了，我们早已不在是小孩子。“（凯迪网络） 　　

——“7块就7块，干脆联邦制……如果一定要分裂才能民主，那么我宁可要前者，这是民主的本意。什么是以人为本，这就是以人为本，1亿广东人公投独立与否结果必然要尊重和实现，没有这个前提，不要谈民主”（凯迪网络）　　

——“中国人都被秦始皇洗脑洗坏了。老是追求大一统。我实在不知道统一有什么必要性。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选择生活在瑞士，韩国，芬兰这样的蛋丸小国”（凯迪网络） 　　

——“强扭的瓜不甜，要吃甜瓜，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即使民主造成了国家分裂，也比永远专制下去的悲惨境遇更令人民恐惧。”（凯迪网络） 　　

——“人权主权哪个更重要？？！合不来就分，历史本来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凯迪网络） 　　

——“新疆，西藏，甘肃，蒙古，东北，河南，台湾，香港一起独立。气死蝗汉，哈哈” （凯迪网络） 　　

——“如果大家可以生活得更好，分裂又有什么不可？？？如同婚宴，强扭的瓜不甜啊！欧洲小国比利时，都那么小了，还要兴高采烈地分裂呢。老百姓高兴，分啥样都行。”（凯迪网络） 　　

——“人权高于主权。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过得好，分就分了吧，爱她就应该给她自由。”（凯迪网络） 　　

——“这个世界上弹丸之国多的是。老百姓活得好象都不比你这个有战略纵深的大国国民差。 　　

大一统腐败落伍，分裂很好，欧洲那么多小国家，德国法国都试图统一欧洲，结果呢？“（凯迪网络） 　　

——“若一个民族大部份老百姓愿意脱离而独立，我觉得没什么不好，让他们过自己的生活。我也赞成分裂，没必要硬是把一圈人用国家给框起来，人少管理才会好，人越多越是乱” （凯迪网络） 　　

——“真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统有什么好处？其实，中国人，最适合的就是小国寡民的形态！！”（凯迪网络） 　　

——“如果实现民主必然导致新疆、西藏与国家分裂，也只能说明的新疆、西藏现在已有充分的理由独立了”（凯迪网络） 　　

——“如果真的要在分裂与民主之间选择，我宁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数中国人都需要这个。别用分裂来吓唬人。”（凯迪网络） 　　

——“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让大家自己说了算，既然公民自己说要‘分裂’，其实是自治，那就让她们自治好了，这才是民主。分裂或统一，仅仅是形式，只要对人民有益就应该顺应历史潮流，现在的世界国家的数量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加，说明了什么。”（凯迪网络） 　　

——“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选择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分裂才能实行民主，那就证明她应该分裂！”（凯迪网络） 　　

——“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权都面临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革新以自存。”“偏安一坳，结果，经济反而得到巨大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记录，文化也得到繁荣，人权状况也是历史上的较好时期。”“中国分裂了会不会更好”（凯迪网络）　　

——“假如美军攻打中国，我将投降甚至为美军带路！”（北大名帖） 　　

——“真正爱中国的，就一定要给美军带路，只有敢于为中国人民流血的美国大兵，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希望”(强国论坛，金陵客2011-09-28 19:14:51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13499478 　　

——“做为一个中国百姓，我坚决支持美国吞并中国”（博讯网） 　　

——“918这天，中国女青年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国耻日，对老公男友的求欢，一概拒绝，坚决抗日……”（《南都周刊》执行主编主编许庆亮） 　　

——“顺利实现和平崛起，销毁核武对华有十大好处！” 　　

——“处理西藏问题中国不妨换个思路” 　　

——“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这是读过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这不需要避讳，已经招徕无数谩骂，继续增加也无所谓。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萧瀚） 　　

——“汉族才是劣等种族——一个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亲吻不会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样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连像样的愛情故事都没几个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之间互相投毒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的民族……我觉得，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萧瀚）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 　　

——“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是没有文化的民族，语言是全世界最低级的！” 　　

（凯迪网络：飞龙在半天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387989） 　　

——“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极幼稚与太不成熟的人民”（宣昶玮） 　　

——“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 　　

——“如果没有核武的话，天朝早就变成民主国家了！”“孔庆东应判刑”（《南方都市报》创始人、新京报前总编辑程益中） 　　

——“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经济学家王福重） 　　

——“民族英雄洪承畴翻案成功福建南安建纪念园” 　　

——“杀掉两亿中国人才有自由民主制度”、“中国是由13亿支那劣种组成的四流国家”（周亚辉） 　　

——“民主了就爆你菊花”（《南方都市报》城市杂志中心记者闫涛） 　　

——“杀尽中国毛左，还神州乾坤！给任何人说话的自由，都绝不能给法西斯分子以愚民和反人类的自由。”（凯迪网络） 　　

——“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有，但毛左不可以，这是一种世上最大的邪恶，堪比法西斯主义”“族毛所有的直系子孙，基本可消民愤！这点看上去很难，但是唯一救这个民族的办法，并彻底解毒！”“对毛左的处置，到时候了，一定要干净利落！”“处置毛左，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不能再让毛左有春风吹又生的机会！项羽族秦，是个好的榜样，起码2000年内，残暴如秦始皇的一个也不敢有”（凯迪论坛zumao）　　

——“应该把毛左都送炉子炼肥皂”（《南方人物周刊》市场总监陈乐、网名“2可器”） 　　

——“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那么多的原罪”（陈有西） 　　

——“汉语是一种低级语言”、“汉语是易于触发人们不良情绪的病毒性落后语言”、 “‘保卫汉语’＝狙击中华民族进步”、“扼制华人获得若贝尔奖的罪魁祸首－－汉语汉字”、“现实就是，要么进化，要么淘汰！！！那些叫嚣‘要保护汉语的纯洁性’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别有用心！”（凯迪论坛：静虚散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7941548）　　

——“独裁者没有内政”、“该换个角度看游击队。他们是以老百姓的生命为掩体，打仗该是两国军人的事，这种打法太懦弱。”（韩寒）　　

——“人权高于主权”：“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茅于轼）　　

…… 　　

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表面上闹得歇斯底里走火入魔，实际上方寸丝毫不乱，严格遵守着千百年来一切骗子的标准诈骗程序：“一切邪恶，只有XX代表真善美”、“相信XX，你们会得到好处”、“为了将来的好处，你们现在得付出代价”——“一切邪恶，只有我的‘民主自由’代表真善美”、“相信我的‘民主自由’，你们会得到好处”、“为了将来的好处，你们现在得付出代价”…… 　　

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的真正作用是瓦解中国——只要“可以为‘民主自由’而分裂”的原则成立，那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同样借口“民主自由”闹进一步的分裂：省可以为“民主自由”而“独立”，地区同样可以为“民主自由”而再“独立”，依此类推，县、区、乡、村……层层都有权为“民主自由”而“独立”、“独立”再“独立”、分裂、分裂再分裂，无限独立，无限分裂——只要能纠集一帮人声称“不民主不自由”，那就可以闹分裂：没有原则底线嘛，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客观限制，当然就无限可分——你分裂得，我为什么分裂不得？你独立得，我为什么独立不得？只要有人不满足，总能纠集一伙人在某个地区形成局部多数，按照“人权高于主权。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过得好，分就分了吧”的原则搞进一步的分裂，不回到原始部落状态不算完，不使中国彻底瓦解崩溃不罢休。　　

“民族生存”是任何民族一切行为的原则底线。“国家生存”是任何国家一切行为的原则底线。任何“民主自由”都不能逾越这个原则底线。国家的生死存亡、民族的生死存亡根本没有“随意讨论”的余地。把不可讨论的问题变成可讨论的，这本身就是犯罪——你能容忍别人“自由讨论”如何杀掉你以便处置利用你的身体器官吗？中国“普世精英”的“民主自由”不但如同儿戏般讨论根本不可讨论的问题，而且突破了最起码的原则底线，公然鼓吹分裂国家，公开全盘否定中国文字、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明目张胆鼓吹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这等于连中华民族的生存权都否定了，等于公然为灭绝中华民族制造“理论根据”。这样的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危害之大，亘古未见。　　

⑵．知识骗子即文匪。文匪抢劫财富需要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最起劲鼓吹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的“普世精英”如“南方报系”人士、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贺卫方、茅于轼、刘晓波、萧瀚、俞可平、陈有西等等有一些共同之处： 　　

第一，都号称“知识精英”（但绝大多数都是文科类文人出身，没有任何严格的现代科学知识技能技巧逻辑推理的基本培训，没有任何现代工农业生产实践科学研究的经历经验）； 　　

第二，都不能用确凿的客观事实证明自己在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 　　

第三，都不能用确凿的客观事实证明自己在为社会间接创造财富（即获得多数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的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科学技术人员等人的认同，证明自己为他们提供了服务）。 　　

尽管这些“普世精英”连篇累牍天花乱坠，却拿不出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确凿证据来证明自己为中国社会创造了财富。这就是说，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不折不扣的“皇帝的新衣”——全凭嘴巴说，说什么就是什么；只有他们自己声称看得到，别人谁也看不到；谁敢说不存在、看不到，谁就被他们说成“智商低下”、“脑残愚昧”、“不忠实”、“不称职”。　　

这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足以证明这些“普世精英”是号称“知识分子”的知识骗子——用知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是知识分子，以知识的名义为自己诈骗财富的是知识骗子。“皇帝的新衣”型的社会“贡献”证明“普世精英”们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对社会财富的“贡献”是负数。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折不扣的知识骗子，不折不扣的不劳而获的吸血鬼寄生虫，不折不扣对社会毫无建设性，只有破坏性。用诈骗掠夺财富即用“软暴力”抢劫财富。用硬暴力抢劫财富的是土匪，用软暴力抢劫财富的是文匪。知识骗子即文匪（当了官的则是权匪）。　　

（知识分子与知识骗子的区别如同禾苗与稗草的区别——表面上相似，本质上不同：一个对人类有益，一个对人类有害；一个创造财富，一个掠夺财富；不铲除稗草，禾苗就不能正常生长。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最容易良莠不分，把稗草当禾苗，把知识骗子当知识分子。）　　

“存在决定意识”。骗子的存在决定骗子的意识。知识骗子的存在决定知识骗子的意识——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有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意味着对别人负责任，对别人负责任意味着“有限民主、有限自由”——必须把“民主自由”约束在不破坏责任的范围内。对子女负责，就不会不管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没饭吃而自己“自由”地跑出去度假；对乘客负责，就不会惊涛骇浪来了还靠开会“民主”表决如何处置海轮故障，对家庭负责，就不会“自由”地去吸毒……有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实际只不过不由别人而由自己来制约自己——“自由”意味着你能自己制约自己的自由而不滥用，所以用不着别人来制约你。你不能自我制约自己的自由就得由别人来制约——伤害自己的就得关进医院，伤害别人的就得关进监狱。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　　

无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意味着对别人不负责任，只管自己需要不管别人死活。对别人不负责任的“民主自由”是匪类的“民主自由”——“自由”抢劫，“民主”分赃，对受害者不负任何责任，绝对不管受害者的死活。这样的“民主自由”土匪求之不得，受害者绝对不可容忍。土匪如此，文匪也如此——凡主张“绝对民主”、“绝对自由”者必为匪，不是土匪就是文匪。不管土匪文匪，只要是匪，那就是不劳而获靠抢劫为生。要抢劫就必须有“绝对民主”、“绝对自由”，否则岂能“自由”抢劫、“民主”分赃？“普世精英”们狂热地鼓吹无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是匪——文匪，从不创造财富，全靠推销“皇帝的新衣”掠夺财富为生。让他们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等于缴了他们抢劫的家伙、要了他们的命。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他们的“民主自由”有任何制约——“存在决定意识”，阶级地位决定阶级立场。 　　

创造财富需要有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掠夺财富需要无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创造财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必须尊重遵守客观规律，必须实事求是，否则就没法创造财富。而知识骗子如果实事求是，就得老老实实承认说：“我对社会的贡献是‘皇帝的新衣’，什么实际价值也没有，全靠把别人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才混得下去”。这样的阶级地位决定知识骗子决不能说实话，只能靠撒谎诈骗掠夺财富过日子。而要能靠撒谎诈骗掠夺财富过日子就必须创造出一个保护“撒谎诈骗掠夺财富”的大环境——无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这也顺便解释了为什么最狂热鼓吹无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科类专业出身——理工科是研究直接创造财富的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强调的是严肃、严密、认真、冷静，成功的标准是符合客观规律。这一性质决定理工科专业培训的基本原则是教人实事求是说实话。文科则未必。文科专业不是研究直接创造财富的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是主观世界，强调的是渲染、浪漫、空想、激情，成功的标准是满足主观追求。这一性质决定文科专业培训的基本原则往往不是教人实事求是说实话，而是专门教人如何虚构夸张撒谎诡辩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白发三千丈”在文科是成就，在理工科是荒谬——你能按“白发三千丈”来设计汽车飞机的容积和承重吗？专业性质决定理工科出身的人容易从客观出发实事求是，文科出身的人容易从主观出发脱离实际——以下这段与德国医生的对话证明不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如此：“我们的谈话是从闲聊开始的。他问我：‘您是学日尔曼语言学的？’我说不是，我学的是工科。他说：‘很好。学工的人研究历史和文学一般来说比较严肃和缜密。’”（寻访“二战”德国兵）（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9386_20400.html）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理工科出身的人只有学以致用坚持亲身直接参与创造财富的社会实践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否则照样瞪着眼说瞎话，如茅于轼，如制造三聚氰胺牛奶、转基因主粮之类的“专家”。而文科出身的人只要为直接创造财富的人特别是工农兵、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提供服务，那就参加了创造财富的社会实践，就必然认同实事求是，因为非如此没法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私有化的“特别是”把创造财富贬为“落后劣等”，把掠夺财富捧为“先进生产力”，学理工的尚纷纷不务正业，学文科的更不屑与创造财富的人为伍，更不用说提供服务了。这使文人以掠夺财富为时髦，也使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脱离实际的劣根性泛滥成灾。如果中国走上真正的富强之路，社会必崇尚实事求是，“皇帝的新衣”必没有销路，滥竽充数必没有市场，知识骗子必混不下去，学理工的只有老老实实学以致用参加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实践、学文科的只有老老实实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才有出路。只有中国腐败成风、靠撒谎诈骗掠夺财富时髦，知识骗子才能如鱼得水。此时文科注重夸张轻蔑实践的专业技能训练大有用武之地，搞起诈骗来得心应手。这一切决定学文科的最容易变成知识骗子，最容易认同知识骗子掠夺财富的根本——自由掠夺，不受任何干涉；自由行骗，不负任何责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怎么骗就怎么骗，说出的话概不负责（如果必须对自己说的话负责、要替受害者着想、要顾及今后的信誉……那还怎么骗？）——难怪鼓吹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最卖力的“普世精英”、“民运人士”等知识骗子大都是对创造财富毫无基础、毫无认同的文科类出身。　　

对知识骗子来说，仅仅能自由行骗还不够，因为这还不能确保诈骗成功。要确保诈骗永远成功，就必须创造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诈骗高”的大环境，使掠夺财富的统治创造财富的，能永远不劳而获，永远高高在上，永远不被清算。这靠什么实现？靠权力实现——建立一个确保由专业制造推销“皇帝的新衣”的知识骗子把持政权的大系统。如何才能建立这样的大系统？还是“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是知识骗子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掠夺财富的得力工具：只有不负任何责任的“言论自由”才能确保自由行骗，只有不负任何责任的“言论自由”+“自由竞选”才能确保只有知识骗子获取政权——谁能把持舆论工具谁就能操纵人们思想；谁能操纵人们思想谁就能操纵“一人一票”的“自由竞选”。谁能操纵“一人一票”的“自由竞选”谁就稳拿政权。记住这几条知识骗子的行为特征：第一，受知识骗子操纵把持的舆论才叫“民主”，不受他们操纵把持的舆论就叫“民粹”。第二，知识骗子只有把持了舆论工具时才叫嚷“民主选举”、“少数服从多数”，把持不了时必定叫嚷“反对舆论一律”、“反对多数暴政”。第三，知识骗子仅仅没上台时才闹“民主”，他们的“民主”并非真的民主，仅仅意味着“自己上台”，等他们上了台决不允许别人跟他们也玩“民主”。　　

创造财富需要和平环境、社会稳定、政权保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掠夺财富则不需要这些，只要有“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就行——国家越强盛、民族越团结、社会越安定，知识骗子们招摇撞骗滥竽充数就越难。而国家越动乱，掠夺财富越方便。哪怕亡了国、当了殖民地、陷入了内战，那倒霉的也只是创造财富的，不是掠夺财富的——浑水才好摸鱼，趁火才好打劫。没有任何原则底线、一切为掠夺财富的存在决定知识骗子必需煽动一切为掠夺财富、哪怕瓦解中国、制造动乱也在所不惜的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的意识。　　

⑶．知识骗子靠仇恨驱动诈骗。靠仇恨驱动诈骗离不开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 　　

生活中的骗子往往靠自我吹嘘行骗。但这仅仅是诈骗的“初级阶段”。在这类诈骗里受害者还处于主动，只要铁了心不信就可以不上当，骗子就没辙了。但这一手碰上真正厉害的骗子就不灵了。 　　

真正的诈骗高手的诈骗不靠吹嘘驱动，而靠仇恨驱动——诈骗的关键是让受害者以为诈骗犯高明正确。然而证明自己正确很难，“证明”别人“错误”却很容易。但只要“证明”了别人“错误”，就很容易让其他的人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正确——证明了某人是贼，其他人就容易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清白；证明了某人论文抄袭，其他人就容易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是正经专家。这是一个很容易陷进去的认识误区。真正的诈骗高手就是利用这个规律来作案——选择一些特定的人有意识地予以妖魔化，煽动整个社会对这些人的盲目仇恨。只要人们陷入了这种盲目仇恨的狂热，最先最起劲地“揭发坏人”的骗子自然就会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英明正确”的代表，诈骗大业遂大功告成。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都被骗子绑架了，即便有人头脑清醒也由不得你了，不想上当也得上当。这正是“精英民主”的诀窍——靠盲目仇恨驱动的诈骗。靠盲目仇恨驱动的诈骗是一种“逆向诈骗”——不是靠许诺诱惑引人上当，而是靠煽动仇恨逼人上当。　　

靠仇恨驱动的诈骗并不一定直接煽动仇恨，往往是先煽动歧视：歧视产生仇恨，煽动歧视就是煽动仇恨。只要人们认同歧视，看到自己斩钉截铁认定“不配”做某事的人做了某事，必定无名火冒三丈，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仇恨马上就来了——比如开宝马的居然被叫化子挡了道便气不打一处来，有私人飞机的居然被挤地铁的顶了嘴便怒火中烧，奴隶主见奴隶居然要与自己平起平坐便暴跳如雷，“精英”见屁民对自己的天花乱坠居然不唯唯诺诺便愤恨欲狂……歧视是仇恨的必要条件，仇恨是歧视的必然结果。 　　

制造“精英”就是制造歧视——“精英”这一提法本身就意味着对绝大多数人的歧视和否定：我“精英”，我“优等”，你们都“劣等”，活该被淘汰，唯我尊贵，该高高在上——贬低了别人才能抬高自己，指责别人“劣等”才能显示自己是“精英”。这一立场决定“精英”对老百姓不可避免地有天然的歧视。歧视产生仇恨。自从“精英”把自己捧到天上之日起，普通劳动群众就被打入了地狱，不仅饱受欺凌歧视，而且被无端强加了越来越多的罪名，甚至被要求面对歧视压迫不但不反抗，不但逆来顺受，而且还得毫无怨言笑眯眯：　　

——“低能”、“无知”、“愚昧”、“竞争失败者”、“蠢笨”、“懒惰”、“民智未开”…… 　　

——“农民子女事业有成后不可能搞民主，他们是群没信仰只有追求无穷尽的个人自由的人，是依法贪腐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因。”（凯迪论坛） 　　

——“两代内的农民社会只有自私和谎言的男盗女娼，此外就是提畅做卖国贼和汉奸的自由为荣。”（同上） 　　

——“农民进城最大的习惯就是随地吐痰！”（同上） 　　

——“种姓制度有千般不是，与现代民主社会也格格不入，可是笑眯眯的乞丐却着实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红利’”、“在一个内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愤恨也会很小”、“当不平等是社会通则时，最大的不平等都见怪不怪。但当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时，最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印度乞丐始终面带笑容的文化心理根源：由于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命运抱持与生俱来的宿命感，所以少抱怨，也少不平”、“笑眯眯的印度乞丐不愤恨，他们安天知命，可以通过精神性的诉求来安慰人生的不公。相比之下，仇富者的愤恨情绪尽管正当，但因为纠结了太多的怨气和嫉妒，最终将吞噬每一个体的灵魂。”（南方周末：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 　　

知识骗子要求老百姓对自己的歧视压迫逆来顺受笑眯眯，自己对老百姓则充满仇恨咬牙切齿，开口闭口“穷鬼”、“屁民”、“垃圾人口”…… 　　

放眼世界，一切知识骗子、政治骗子都靠煽动无端歧视、煽动盲目仇恨来驱动诈骗。 　　

希特勒就是这样上的台——拼命煽动种族歧视、拼命妖魔化犹太人和共产党、拼命煽动对犹太人和共产党的盲目仇恨。等整个社会反犹反共的狂热成风，纳粹党就自然成了“民族英雄”，这时谁敢质疑纳粹谁就得掉脑袋，想不上当都不成。　　

台湾陈水扁也是靠玩这一手上的台——拼命煽动籍贯歧视、拼命妖魔化“外省人”、拼命妖魔化中国大陆、拼命煽动“原住民”与“外省人”的仇恨。等“省籍情节”狂热横扫台湾，陈水扁自然成了“台湾之子”、“独立英雄”，爬上了“总统”宝座。　　

当年美国“排华法案”也是这样出笼的——政客捞不着选票了，就拼命煽动种族歧视、拼命妖魔化华人。等煽动起了反华浪潮，政客们就成了“捍卫美国利益的英雄”，就保住了选票。 　　

如今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们仍然离不开这一手：经济危机了，日子难过了，立刻煽动无端歧视，不是“文明的冲突”，就是“中国威胁论”，这样才能把人们的不满转移开，自己才能被认为“保卫了国家利益”捞到选票，否则就混不下去。　　

明白了这些，就可以明白今天中国的知识骗子们为什么如此疯狂地煽动盲目仇恨——对毛泽东的盲目仇恨、对共产党的盲目仇恨、对老百姓的盲目仇恨、对中华民族的盲目仇恨、对中华文明的的盲目仇恨……有人弄不明白，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坚持公有制挡住了知识骗子们掠夺财富之路，他们恨之入骨很自然。但为什么他们煽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仇恨还不够，还要煽动对中国老百姓、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仇恨？因为这是知识骗子“靠仇恨驱动的诈骗”的根本战略需要——希特勒的老把戏：用“证明”别人是恶魔来“证明”自己是天使。只有把中国老百姓、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一古脑儿踩在脚下，连爱国者都变成了“爱国贼”，才能“证明”那些不为创造社会财富做任何实际贡献、只有“皇帝的新衣”可推销的知识骗子们“一贯正确”，是“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明”，必须由他们把持一切。只有煽动起这样的盲目仇恨狂热，才能把任何胆敢对知识骗子不信不敬的人一棍子打下去——不信到他们把持的地方试试看，只要不是无条件拥护，哪怕对他们的极端狂热有半点保留，恶言秽语大帽子马上就飞过来了，根本不由分说。许多本来同情他们的右派就这样被他们改造成了左派。这倒也不奇怪，因为骗子就是骗子，知识骗子本来就没打算用“民主自由”说服任何人，“民主自由”不过是他们用来打人吓唬人的大棒，是他们煽动盲目仇恨驱动的诈骗的工具。要煽动歧视与仇恨就必须撒谎。想靠摆事实、讲道理来应对知识骗子们无孔不入编造的弥天大谎是白费力气，因为你面对的是诈骗犯罪，而不是正常讨论。不管你说什么人家也早就铁了心不听，也不准别人听，连说话的机会都不会给你——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是知识骗子“靠仇恨驱动的诈骗”的需要，是他们掠夺财富的需要。面对这样的疯狂，不能消极防御，不能吊死在辩解澄清苦口婆心见招拆招一棵树上，辟谣不如抓谣，穷于应付不如主动进攻，釜底抽薪彻底揭穿知识骗子的老底——不事生产、不为社会创造任何财富、不为创造财富的人做任何贡献、全靠推销“皇帝的新衣”掠夺财富为生，不煽动仇恨就无法驱动诈骗，就无法生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煽动盲目仇恨最疯狂、鼓吹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最狂热的“普世精英”全是脱离创造社会财富实践的人，而且绝大多数是文科类专业的文人。一切都在毛泽东的论断中：“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存在决定意识”，知识骗子的存在决定知识骗子的意识。　　

要煽动盲目仇恨驱动诈骗，就必须制造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如果必须对所说的话负责，那就没办法煽动盲目仇恨了——“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 　　

给“靠煽动盲目仇恨驱动的诈骗”起个好听的名字，就叫“民主政治”——所谓“自由竞选”说白了就是政治骗子们煽动盲目仇恨情绪的诈骗大比赛，胜者为王。中国的“普世精英”孜孜以求的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诈骗煽动体系。　　

如今中国社会充满两种仇恨——知识骗子为搞“逆向诈骗”而用嘴巴煽动起来的虚假仇恨——受蒙蔽的人们对毛泽东、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盲目仇恨，以及知识骗子掠夺财富而用行动制造出来的真正仇恨——老百姓对压在自己身上的吸血鬼寄生虫的深仇大恨。中国社会充满歧视、仇恨和对立，知识骗子的贡献当数第一。 　　

知识骗子一手制造了仇恨，却倒打一耙反过来说一切仇恨皆因受害者“仇富”，是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制造了仇恨。这是不折不扣的贼喊捉贼，倒果为因——从来是贫不压富，富惯欺贫，有作用力才有反作用力，有压迫才有反抗，有“仇贫”才有“仇富”，有“精英”的歧视才有平民的抗争。划分“精英”意味着划分阶级，意味着阶级压迫，意味着阶级斗争，意味着歧视，意味着仇恨。谁自封“精英”，谁就实际站到了与民为敌的立场。阶级仇恨是阶级压迫的产物，不是哪个人哪个党主观想煽就能煽动起来。政治骗子煽动的无端歧视和盲目仇恨与客观存在的阶级压迫阶级仇恨完全不是一回事——靠欺骗煽动的无端歧视和盲目仇恨可以赢得大选，但赢不了阶级战争。　　

一旦靠仇恨驱动的“逆向诈骗”把戏被揭穿，知识骗子必定把被他们煽动起来虚假仇恨与被他们制造出来的阶级仇恨混为一谈，反咬一口说他们抢劫的受害者在煽动仇恨。但区分这两种仇恨并不难。煽动仇恨搞“逆向诈骗”必有以下特征： 第一，必以谎言为根据，决拿不出人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身边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只能靠连篇累牍没人能证明的道听途说虚构夸张来疲劳轰炸。第二，必一开口就不离歧视，充满人身攻击和人身侮辱如“脑残”、“智障”、“无知”、“愚昧”、“暴民”、“愤青”……第三，正常争论的基本逻辑是明辨事实是非，煽动仇恨的基本逻辑是明辨身份贵贱，全部内容都是“证明”对方如何如何贱、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无知……总之一切问题都是对方人品的问题，不存在实际情况是黑是白的问题。第四，为“逆向诈骗”而煽动仇恨者必知识骗子，必既不直接创造财富也不为直接创造财富的人服务、只能用“皇帝的新衣”证明自己是“知识精英”，其大多数必文科专业出身。第五，必蔑视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否定中华文明、鼓吹“普世价值”。　　

（顺便说一句，我从不用“脑残”、“智障”这类字眼，哪怕对手是死敌。建议左派朋友们也别用这样的词汇。从生理上贬低对手是知识骗子的特色，也是无能的标志——这类贬低如果不是事实，就等于承认自己撒谎；如果是事实，就等于承认自己欺负残疾人——欺负傻子即便大获全胜又有何光彩？“墨菲定律”有一条：“别跟傻瓜吵架——别人分不清谁是傻瓜”。“说话有劲不在上粪多少”。应该学学孔庆东：两军对阵时老实不客气，“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具体争辩时则侃侃而谈以理服人。争辩时讲不出道理光泼妇骂街搞人身侮辱等于自认理屈词穷。骂得再痛快，也无损对方一根毫毛，反而授人以柄，用来煽动仇恨，为知识骗子靠仇恨驱动的诈骗助了一臂之力，大大不合算。我争辩时从来不从生理上贬低对方，倒喜欢证明对方智商高超能力过人，只可惜利令智昏，被屁股绑架了脑袋。从生理上尊重对手其实是尊重自己，从事实、道理和逻辑上击败对手才是真正的击败。）　　

⑷．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与中国的分裂和内战 　　

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必分裂中国，必引发内战。 　　

知识骗子一切为谋私，鼓吹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也不例外。既然没有任何原则底线，可以绝对“民主自由”，那谋私者就不可能有任何凝聚，不可能为任何人约束自己，不可能形成任何稳固的组织，为了私利动不动就翻脸，永远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如果由这样的人来决定国家前途，将会如何？　　

看看中国的“海外民运”就够了——据了解，如今“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有几百人左右（包括为获得“难民”身份而滥竽充数的），建立的“民运团体”却多达五六十个，很多组织甚至只有一个人——立个“山头”才可以到处讨钱，当了头头才能为自己谋利益，人人不甘落后。整天忙的是为争夺“民主经费”而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你死我活，早就不要脸了。　　

跑到海外的“普世精英”如此不堪，留在国内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南都周刊搞了个“大牌律师转型”，把一批“精英”捧上了天。然而这些“精英”一点也不给南方报系争气，整天上演狗抢骨头的滑稽戏——比如那个被吹捧为“自有一套杨氏刀法，谙熟进退之道”的杨金柱，在无视中国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要求占用张家界游览区150亩土地供自己私人办学时便极力夸耀自己财大气粗：“2012年其个人年度收费将突破1000万元大关”、“在2000年前就不做收费在1万元以下的案子！”如此暴富不差钱，参加了“北海律师团”却向全国募捐，硬要把为自己沽名钓誉的“北海律师团”的费用转嫁给普通老百姓。为了钱，昨天还跟李庄称兄道弟，今天因为索要捐款不得立刻翻脸宣布绝交，一转眼又跟昨天的“战友”撕破脸皮……整天到处上窜下跳狂喊乱叫，活像个小丑。这一点也不奇怪。一切为私，不惜损人利己，人与人之间除了私利没有任何交集，决谈不上为别人牺牲自己，要合伙就必然服从“需要受害人定律”——能合伙牺牲别人共同分赃才会走到一起。一旦没了受害人，无它人可牺牲无赃可分，那就变成彼此算计了，马上就翻脸——只有勾结，没有团结。所以强盗动不动就火并，“精英”动不动就闹翻，永远处于狗咬狗的不断分裂之中，永远不可能凝聚团结。　　

假如实现了没有任何制约的“民主自由”，允许“多党制”，这些动不动就翻脸的知识骗子“民主精英”们肯定跟海外“民运”一样，恨不能一人一个党，永远处于狗咬狗的不断分裂之中，永远不可能凝聚团结。这许多党搅和到一起，国家政治将会是什么样？　　

看看《第三帝国的兴亡》里的描述：“魏玛政体软弱无力的原因。政党数目过多（1930年拥有100万张选票以上的政党有10个），这些政党相互倾轧，只顾它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国会中形成一个持久的多数派来支持一个能够对付30年代开始时国家面临的重大危机的稳定政府。议会制政府成了一桩德国人称之为Ｋｕｈｈａｎｄｅｌ——贩牛交易*——的事情，各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讨价还价，争取特殊利益，而国家利益却被丢在一旁。无怪乎当勃鲁宁在　1930年3月28日　就任总理时，已经不可能在国会中拼凑多数议员来支持任何一项政策了，不论它是左翼的，中间的，还是右翼的。”“戈培尔指出，人民对于政治演说和宣传已经感到厌倦了。他在　10月15日　的日记里承认，甚至纳粹党内的工作人员也‘由于这些永无休止的选举而弄得神经紧张不安。他们疲劳过度……’”（《第三帝国的兴亡》：第六章共和国的未日：1931—1933年）　　

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对付国家面临的重大危机、导致“人民对于政治演说和宣传已经感到厌倦了”的后果是什么？希特勒上台。“物极必反”，极端民主之后必是极端独裁。 　　

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极端民主之后将是极端独裁，如希特勒上台。如果有外来势力干涉，则极端民主之后必是极端动乱——国家的分裂和内战，如南斯拉夫——“1990年7月，南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在铁托时代，我们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但是后来政客一煽动，人的民族情绪和宗族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动物，互相厮杀起来。昨天还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铁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选不出铁托，却选出了米洛舍维奇，最后国家都垮在这些政客的手里了。”（张维为：别了，南斯拉夫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15882.html）　　

只要是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靠盲目仇恨驱动的诈骗必然大行其道，必然是“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必然是“政客一煽动，人的民族情绪和宗族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动物，互相厮杀起来。昨天还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中国也休想例外——如今端倪已现：　　

——“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广东是一个国家，或者说，假设上海、四川等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是单独的经济体”、“‘广东共和国’将成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上海人的平均收入与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差不多”、“天津的平均收入水平跟阿根廷人或土耳其人差不多”、“新疆人和山西人的购买力与危地马拉人和约旦人相当，最穷的要属贵州人了——人均GDP只有1976美元，生活水平相当于尼日利亚人、塔吉克斯坦人和柬埔寨人。”（南方都市报　2008年9月11日　http://nf.nfdaily.cn/epaper/nfds/content/20080911/ArticelC03002FM.htm） 　　

——“广东有自己的文化，不用你们这些SB操心，广东人自己的人文思想，也不用你这帮SB来操心。”（猫眼看人） 　　

——“普通话是一种落后的语言”、“南北地区的人的智商差异也的确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明显。”“北方话中由其令人不理解的就是其儿化音，平白无故增加一个音‘r’，使本来就效率不高的语言变得越加低下。”（信源：南方网｜编辑：　2010-07-17　） 　　

——我们考察清末至今的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由南方人写就的——洋务运动，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改革开放。引领时代的人物，也基本都是南方人——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还有建国至今的中国党政领袖基本全是南方人。北方人我只能想到叶赫纳拉氏和袁大头几位了。科学，艺术，文化菁英，南方人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官方语言其实却是被奴化后的语言，如果说汉语伟大，请明确，那是指古代汉语，汉族人优秀，那是指具有正宗汉族血统的汉族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抗战沦陷区，南方抗战英雄多，自古状元绝大多数出自南方。我并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也不相信血统决定智商优劣的那一套，但南北地区的人的智商差异也的确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明显。思维的速度和语速是成正比的，说话思维都拖拖拉拉慢慢腾腾的北方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高效率的南方人？”（同上） 　　

——“你们北方连连接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京津线高铁年亏损也达7亿，那沈大线，兰包线这类客流量更少的二三线城市线路岂不是亏得一塌糊涂？那北方中小城市间的铁路线更不用说了？整个北方估计找不出一条能盈利的客运线。”（猫眼看人：没有广东，中国早就破产了）　　

——“整个中国大陆全靠广东创造的财富在支撑。可广东人的工资水平是全国低下水平。粤西的工资水平全国倒数第一。中国中西部靠吸广东的血活得忒滋润”（同上） 　　

——“我们南蛮子，粤闽破产农民组成的新加坡城市规划及经济比集中全北方顶尖人材的北京强多了，新加坡立国发展才几十年，国民都是没文化的粤闽农民”（同上） 　　

——“普通话其实是被胡人奴化的语言”（南方都市报） 　　

——“占据了地球1/5人口的中国，居然只有一种语言，那真的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我们有什么值得自豪？历史书上一直歌颂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功力，其实有人知道不统一就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要做中国人就不能说广东话，那我宁愿不做这个中国人。” （同上）　　

…… 　　

只要实现了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闹“广东人的广东”、“西藏人的西藏”、“新疆人的新疆”、“台湾人的台湾”、“河南人的河南”之类是迟早的事，学南斯拉夫搞“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是迟早的事。　　

在中国，只要是私有制，那就一切为谋私，搞“多党制”就除了私利不能吸引任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原则底线，只能靠谋私利吸引人，只能靠私人关系结党营私，只能“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只能结成私利团伙而不能讲任何原则规则、不能对党徒有任何制约，否则追随者会立刻转投它人——中国历史一大特征就是文人动不动就叛国：自恃才高但不受重用即反叛；因罪受罚即一反到底报仇雪恨；经不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即反叛。投敌叛国还美其名曰“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然而中国　历代昏　君当道时文人个个如鱼得水，从不“臣投外国”。历史上汉民族统治中原时代，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智囊人物大都是来自中原的文人，如契丹的智囊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满清的智囊范文程、洪承畴等。今天的文人比他们的前辈无耻得多，没有国家和民族观念，没有道德观念，以认贼作父为荣，以卖国敛财为能，以买官淫乱为乐。他们自命“公共知识分子”，这“公共”的含义是没有国家界限、没有民族界限、没有道德和法律界限，公而共之——共国、共民族、共家、共产、共妻，纯粹狗彘不如。由这些没有任何原则规则的文人组成的团伙跟土匪流氓没什么区别，为私利什么都可以干，包括煽动分裂。人人想当头，个个自己拉山头，必然山头林立政党如云。随之而来的激烈的竞争必使自我吹嘘的诈骗很快混不下去，必然只能靠仇恨驱动的诈骗生存。拼命煽动仇恨的结果必如南斯拉夫一样：“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政客一煽动，人的民族情绪和宗族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动物，互相厮杀起来。昨天还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只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外来干涉必然乘虚而入，那时中国的分裂和内战就不可避免——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分裂+内战。　　

3．私有制的“改革”与外来干涉里应外合强行制造中的国分裂与崩溃 　　

毛泽东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 　　

如今西方国家对世界每个角落每时每刻的变化都要严密监视，岂能放过干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事物的机会？至于具体是否干预、如何干预则完全看利益需要。台湾、香港搞“民主自由”没出大乱子并非因为“普世价值”，而是西方国家不想让它们乱，否则早混不下去了——如果人家想让你乱，只要有机会，不管你搞不搞“民主政治”都在劫难逃。前苏联如此，南斯拉夫如此，利比亚如此，叙利亚如此。中国只要给人可乘之机，那就必然如此。　　

根据西方殖民主义灭绝美洲印地安人的历史，种族灭绝并不是幻想。根据国际精英主义者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全球80%的人口是“垃圾人口”，必须淘汰。根据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发展中国家数量过多的‘劣种人’妨碍美国获得充裕的、廉价的原材料，必须除掉这些高速增长的人口才能保护美国利益。”根据《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头目海德里希在1942年的柏林汪西湖会议上阐述过一条“灭绝劣等人”的原则：经过最艰难的淘汰“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由于无疑是具有最坚强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处理。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认为这些经过自然淘汰而剩下来的人是犹太人可能东山再起的祸根。”在毛泽东领导下让美国尝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失败滋味的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民族，理所当然成为西方国家眼中“必须淘汰的垃圾人口”中“无疑是具有最坚强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处理”的民族。　　

这一切决定西方帝国主义不可能不插手利用必将导致中国走向崩溃与内战的私有制“改革”，不可能不与中国的知识骗子里应外合密切合作，不可能不对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推波助澜，不可能不迫使中国加速走向分裂与内战。　　

西方国家的干预和侵略正中中国知识骗子的下怀，因为分裂中国、搞垮中国已经成为中国知识骗子迫切的利益需要。其关键动机有二：第一，毁灭罪证推卸责任逃避历史惩罚，第二，寻求靠山获得权力维持诈骗。 　　

——毁灭罪证推卸责任逃避历史惩罚 　　

骗子诈骗有三大规则：第一，不管受害者死活；第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一切只顾眼前这一骗；第三，不负责任，面对诈骗造成的恶果要么躲起来，要么装傻充楞若无其事玩沉默，要么花言巧语文过饰非矢口抵赖，要么找替罪羊把一切责任推给给别人。中国知识骗子把持的私有化“改革”从头到尾始终体现着这三大规则：“一包就灵”、“一私就灵”、“一合资就灵”、“一破产就灵”、“一股份制就灵”、“大锅饭，养懒汉”、“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买断工龄”、“竞争上岗”、“改善国企”变“消灭国企”、“靓女先嫁”、“吐痰论”、“牺牲三千万”、“改革代价”、“教育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腐败是次优”、“道德的血液”……每次都说：就这回最关键最要害、只要过了这一关一切迎刃而解万事大吉、为了过这一关必须付出“改革代价”，每次都从老百姓身上再刮一层油，每次都不解决问题反而加剧问题，每次都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责任，每次都再找出新借口指责别人……下一回这一切又都在更坏的前提下再重复一遍。经过这持续三十多年的螺旋式恶性循环，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稳定的一切因素几乎已被破坏殆尽：贫富空前悬殊，环境空前恶化，污染空前严重，资源空前破坏，官员空前腐化，腐败空前猖獗，道德空前沦丧，诚信空前破产，社会空前紧张，民心空前不稳，民怨空前强烈……对这一切负有全部责任、三十多年来一直把持私有化“改革”的知识骗子已经山穷水尽，再也找不出新的压榨老百姓血汗的战略空间、再也找不出推卸责任的新借口、再也没办法靠拆东墙补西墙、编新谎圆老谎的伎俩混日子了。三十多年的实践早已把知识骗子毫无原则、贪得无厌、凶狠残暴、口是心非的本性暴露得一览无余。尤其是那些捞到一官半职成了权匪的知识骗子，获得权力后格外“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用硬暴力贪赃枉法敲诈勒索老百姓肆无忌惮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使知识骗子彻底威信扫地。私有化“改革”在老百姓心目中已臭不可闻。赌棍眼看要输个精光时最需要有人掀桌子砸场子大打出手搅局闹事，这样自己就有机会赖帐了；知识骗子眼看要彻底破产被追究责任时最需要有人闹动乱起战争搞垮中国，这样自己就有机会逃脱历史惩罚了——对山穷水尽焦头烂额唯有搞垮中国才能挽救自己免遭历史惩罚的知识骗子来说，来自西方国家的侵略干涉简直是雪中送炭，举双手欢迎还来不及。　　

——寻求靠山获得权力维持诈骗 　　

毛泽东有一条铁规则：团结大多数，绝不允许脱离群众，更不用说与绝大多数人为敌了。中国的政治骗子恰恰相反，从心眼里就蔑视大多数，一开口就骂“群氓”、“愚民”、“暴民”、“民智未开”、“老百姓愚昧无知不可理喻”……文人之间尚且相轻，更不用说尊重老百姓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精英”傲慢决定他们不能也不屑凝聚老百姓。如今他们的利益需要搞垮中国，而一旦中国崩溃了，内战了，那就不是靠笔杆子说话而是靠枪杆子说话了，那就是俾斯麦所说的情况：“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知识骗子既没有“铁”也没有“血”，有的只是舌头；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决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真诚拥护建立新政权。但他们要高高在上欺负老百姓又离不开权力的庇护——唯一可行的就是靠外国权力的支持建立傀儡政权。只有外国权力才会全心全意欢迎由他们这样的知识骗子建立一个诈骗高于一切的体系统治中国。　　

事实上，中国知识骗子今天之所以敢如此猖獗，仗的就是有外国撑腰：不光要钱给钱要名给名，更给战略威慑——你敢镇压汉奸我就不但经济制裁你叫你闹经济危机，而且把你在国外的存款家属老底兜出来。这一手就足以让那些一屁股屎的知识骗子兼官僚屁滚尿流，乖乖就范。没有西方帝国主义如此撑腰，几个知识骗子岂能有这么大胆子敢公然鼓吹搞垮中国？　　

遭受侵略、国家崩溃对老百姓是灾难，对知识骗子则不是。创造财富才需要国家保护——外来侵略归根到底是为掠夺财富。国家垮了，受害者只能是创造财富的。因此创造财富的人最认同国家，最认同民族。掠夺财富的人则没这样的利害——不创造财富，外来侵略当然不是冲你来的。既然大家目标一致都是以创造财富的人为掠夺对象，那只要肯分赃，对抗就不如合作。中国知识骗子靠掠夺财富为生，掠夺财富高于一切。只要能掠夺财富，有没有国家并不重要。这样的阶级存在决定中国知识骗子与外国侵略天然地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天然地愿意勾结合作，问题仅仅是谈妥分赃条件。　　

（再没有什么比“人权高于主权”、“当带路党”更能反映知识骗子的卑劣怯懦了——如果你真那么“正义”，那么有决心，就应该带头流血牺牲为之奋斗。你的“正义”你不打，让外国人来替你打，你仅仅“带路”，这算哪门子“正义”？这叫借外国刀杀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难道不卑鄙透顶？） 　　

不管知识骗子们往毛泽东身上泼了多少脏水造了多少谣，有一个事实谁也没法否认：毛泽东结束了中国战乱不休的历史，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一直无战争。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使中国老百姓免除战乱、享受和平是最大的保护人权。毛泽东以前没有任何人做到这点，唯有毛泽东做到了。就凭这一条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时代。而如今中国政治骗子们为了搞垮中国、制造内战，连“和平是最大的保护人权”也不认帐了，公然大肆鼓吹“没有战争的时代不如有战争的时代”：　　

——俞可平说，没有战争的“1949年后”，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 　　

——白岩松说，没有战争的毛泽东时代“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是最不讲道德、最不讲法律、最不讲人性的时代。” 　　

——右派网说，战乱不断的北洋军阀时期很民主，很宪政，很尊重知识分子。 　　

——“普世精英”说，“人权高于主权”，欢迎外来干涉，提倡当“带路党”。 　　

——“民主与专制，势不两立！甚至于专制之恶，之顽固不化，需要战争来解决！”（凯迪论坛） 　　

——“民主人士都希望能以和平的方式从专制演变到民主，但那是幻想，纵观历史，民主的实现过程往往都是血腥和残酷的，这是由专制制度镇压民主的残酷性所决定的。”（凯迪论坛） 　　

——“张扬民主时，只要比专制极恶之恶程度更低一些的恶，都是可以借以利用的，在道德上就高于专制极恶。谩骂是恶，但它远远低于专制极恶。丢臭鸡蛋也是恶，但它远远低于专制极恶。捅菊花也是恶，但它远远低于专制极恶。有限的战争——如仅限于推翻专制，都在专制极恶之恶之下，都是道德的。”（凯迪论坛）　　

——“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其它的民主转型，包括最和平的苏联东欧，以及南韩、中国的台湾，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号称“民主理念的推广者和当之无愧的民主启蒙家”杨恒均）　　

…… 　　

知识骗子们说了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毛泽东带来的没有战争的时代不好，战乱不断四分五裂的时代好。中国人不应该留恋和平，应该回到自相残杀的分裂时代去。 　　

知识骗子只对掠夺财富感兴趣，对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和实际需要既不懂也不想懂，对国家的生死、民族的生死、绝大多数人的生死丝毫不感兴趣。只要自己利益需要，立刻毫不犹豫按照诈骗三规则办事（不管受害者死活、不计任何后果、不负任何责任），其轻率、无知、蛮横、残忍、不负责任和厚颜无耻简直匪夷所思骇人听闻——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几千万老工人变成“改革代价”；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国有企业一笔勾销；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要把亿万老百姓的血汗双手奉送外国；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要让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轻轻松松一句话要强迫中国人信仰“普世价值”；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要把中国人变成转基因食品实验的小白鼠；如今则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要让中国陷入崩溃和战争。 　　

公然鼓吹“没有战争的毛泽东时代不如有战争的军阀割据时代”，是知识骗子决心与外来干涉里应外合搞垮中国的铁证。它表明知识骗子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老百姓的一切身外之物都剥夺光了还不够，如今要向中国老百姓最后的身内之物——生命下毒手了。没有它为内应，西方帝国主义再想干涉颠覆中国也是老虎吃天——没处下嘴。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外来干涉必须通过内部的知识骗子起作用。　　

摧毁公有制、使中国重新陷入“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规律支配的私有化“改革”注定死路一条，以政变开始，以政变或内战结束：你立得起规矩吗？你拢得住人心吗？立不起规矩、拢不住人心，岂有不散架之理？回顾中国历史，哪个立不起规矩、拢不住人心、靠“人盯人”的恐怖维持的体系逃得掉分崩离析的下场？哪个的最后结果不是打成一团？　　

六．崩溃和内战与回归毛泽东　　

1．崩溃和内战逼出革命 　　

2．革命逼出认同毛泽东 　　

3．玩火者必自焚。妖魔化毛泽东者必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4．小结 　　

1．崩溃和内战逼出革命 　　

有人说，“革命是一种最坏的选择”。 　　

错。革命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革命不是选择，而是逼上梁山——拼也是死，不拼也是死，反正都是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只要另有出路，没多少人愿意主动“选择”以死相拼。《水浒》里梁山一百零八将，自愿上山者仅李逵一人而已。说“革命是一种最坏的选择”，意思是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偏偏做了个蠢决定，选了个最坏的。言外之意革命发生不发生是可以任人选择的，反过来就是说也是可以任人不选择的。就凭这就可以知道说这话的人对革命一无所知——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发生不发生还由得了你？只要条件具备，革命必然发生，不管你主观上选择不选择。此时谁拦着谁被消灭；就象洪水决堤，谁挡道谁被卷走。　　

中国分裂、陷入战争、变成殖民地的时候，就是老百姓被逼上梁山不得不革命的时候。当然，知识骗子例外——只有创造财富才必须有国家保护。知识骗子靠掠夺财富为生，谁准许他们掠夺财富就跟谁合伙，有没有国家没关系，中国分裂不分裂、战争不战争、老百姓是死是活都没关系。所以在刘晓波、俞可平、白岩松们的口中笔下，国家分裂、战争、当殖民地、当奴隶不但不可怕，而且简直很幸福、很美好、很有诗情画意——“以人为本”、“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不受扭曲”、“中国最不黑暗、最讲道德、最讲法律、最讲人性的时代”。普通中国老百姓则无缘享受这种浪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破山河碎，无人保护，靠创造财富为生的老百姓只能成为掠夺对象，再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也逃不掉被侵略、被占领、被掠夺、被蹂躏、被屠杀的命运，拼也是死，不拼也是死，反正都是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最典型的例子是南京大屠杀：“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求生是人的本能。可是，为什么面对着死亡，这么多的人都不敢拼死去寻求生路呢？看来，懦弱和胆怯比死亡更可怕。或许，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胆怯和软弱是可以谅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悲剧。”（人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才会明白陈有西之流鼓吹的“没有家哪有国？”是何等坑人。）　　

2．革命逼出认同毛泽东 　　

只要逼上梁山逼出革命，就必然逼出认同毛泽东。 　　

中国历史几千年，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并没有使中国人产生新思想。唯独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后中国就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并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普遍认同。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给带来的是中华民族生存大危机，从而把中国人置于“拼也是死，不拼也是死，反正都是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的处境，非革命不可，所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干革命的科学。要革命就必须组织起来。要组织起来就必须依靠毛泽东思想。 　　

“优胜劣汰”不算错。但人的优等劣等不按人种分，而按组织状态分：谁组织严密谁优等，谁无组织谁劣等。人没有“生理性优等”和“生理性劣等”，但有“状态性优等”和“状态性劣等”。处于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处于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人与野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能主动自动组织起来而动物不能。人一旦处于无组织状态，就等于退化到了野兽状态。在危机面前，谁能保持有组织状态统一行动集体救助，谁的生存机会就高，这就是“优等”。谁只能凭动物本能消极应付、各自逃生，谁就对灾害毫无抵抗能力，谁的生存机会就低，这就是“劣等”。　　

同样是碳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石墨，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刚石。同样是铁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顽铁，有组织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属纤维。同样是光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漫射光，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无坚不摧的“高等”激光。同样是个人，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乌合之众一堆肉任人宰割，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钢铁巨人无人敢犯。同样的个体群，优等劣等的区别完全取决于有组织还是无组织。“有组织”就是整体的网络，“无组织”就是零散的个体。个体对抗不了网络，个人对抗不了组织。同样的个体群，处于有组织状态（并入网络之中）就是优等，无组织状态（离散于网络之外）就是劣等。 　　

抗日战争时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美援朝后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同样是中国人，无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敢于欺负”，有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惹不得”——优等劣等完全取决于是否“有组织状态”：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 　　

要逼上梁山拼死求生就必须组织起来——无组织的一盘散沙是状态性劣等。处于状态性劣等再拼死也是徒劳，休想求生。要组织起来就必须靠毛泽东思想：“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是知识骗子们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东西：不创造财富、从来是散兵游勇个人奋斗、只知道尔虞我诈、没有集体劳动、不需要集体努力，不需要协作配合，不需要组织起来的人才用得着。你可以把“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夸得天花乱坠，把毛泽东思想贬得一文不值，但有一个事实你改变不了：只要背离毛泽东思想搞“民主自由”“普世价值”，队伍就没法带，就得散架，就得变成土匪军阀乌合之众——“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别的作用没有，专门让你散伙散摊子。　　

中国革命是逼出来的。中国人认同毛泽东也是逼出来的：凡不听毛泽东的都垮了——不抓武装斗争的、不去农村而迷恋城市的、不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不执行毛泽东的政治建军原则路线的、不按毛泽东的打法打仗的……全失败了。撤了毛泽东的职，连吃败仗，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这才不得不让毛泽东指挥，这才转危为安。一方面军的服了，四方面军的不服，不听毛泽东的，不北上而南下，吃了败仗，多过了两次草地、多吃了更大的苦头。这下大家才都服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用了14年才在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用了24年才在7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每一步都是逼出来的。这中间凡是心里揣了个小九九想谋私的、想到城市享乐的、想偷懒图省事的、迷信外国的、迷信书本的、迷信个人经验的……都不愿意听毛泽东的，都有机会就搞自己的，都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最后都不得不认同毛泽东。等全党一致认同了毛泽东，仅仅四年就取得了全国政权。 　　

等建了国，没有反面敌人立竿见影从反面上课了，背离毛泽东的后果一时看不出来了，许多人就头脑发热了——毛泽东坚持公有制，这就堵住了一切想谋私的人的发财路；毛泽东坚持把人民组织起来，这就妨碍了只知道个人奋斗、对集体劳动创造财富不屑一顾的知识骗子推销“皇帝的新衣”所必须的“自由民主”。毛泽东一去世，他们立刻搞“非毛化”，靠煽动对毛泽东的仇恨驱动私有化诈骗。但一切对毛泽东的妖魔化都无非是言辞的堆砌。能用言辞堆砌起来的东西就能用言词推翻，只有用事实建筑起来的东西才无法用言词推翻。三十多年的事实使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认识到：原来还是毛泽东对——“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好了，就说明文革错了；如果否定文革，干部队伍变坏了，就说明文革对了。”如果说过去对毛泽东的称颂有含水的成分，如今已全部去掉了，再也不可能用言词推翻了。毛泽东这次是真的成了神了。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产物，是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绝地大反击。从建党到7大，毛泽东思想在战争年代获得全党一致认同用了24年。从毛泽东逝世到如今，毛泽东思想在和平年代被中国老百姓重新认同用了30年——中国前进的途中，错误的选择有无数，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通向失败的道路有无数，通向成功之路只有一条：毛泽东思想。这是不知多流了多少血、多死了多少人、多走了多少弯路、多付出了多少代价、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才验证出来的。不管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如此。　　

3．玩火者必自焚。妖魔化毛泽东者必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毛泽东思想是组织人民求解放的科学。科学是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消灭不了的。用权力可以歪曲事实，可以捏造事实，可以隐蔽事实，但无法消灭客观规律。“杀了公鸡，也阻止不了天亮”。宗教裁判所可以烧死布鲁诺，封杀哥白尼，让伽里略屈服，让人们都认同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无法消灭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客观规律。知识骗子可以封锁毛泽东，污蔑毛泽东，歪曲毛泽东，妖魔化毛泽东，但无法消灭毛泽东揭示的客观规律，也无法阻止中国老百姓从亲身实践中感受并认同这些规律。只要条件满足，客观规律就一定发挥作用，就一定迟早被人们所认识，即便本来一无所知。知识骗子私有化的“改革”必使“私人关系大过原则规则”的规律重新支配中国，必使中国重新陷入“礼崩乐坏”、走向内战的死循环，必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必把中国人逼上梁山，必使中国人有组织起来的迫切需要，必寻求一切“组织人民求解放”的规律，必回归认同毛泽东。因此知识骗子即便成功地用权力把毛泽东从中国人心目中抹掉也是徒劳，因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后人重新“发现”一遍毛泽东揭示的规律而已。　　

用权力可以封杀掉一个人的具体事迹，但封杀不掉客观规律。妖魔化毛泽东，封不掉毛泽东揭示的客观规律，顶多封杀掉毛泽东的个人事迹。这样一来妖魔化毛泽东反而会事与愿违，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比如，知识骗子总是说毛泽东如何如何残酷无情不人道。事实上毛泽东最坚持革命的人道主义，即便对敌人也如此。毛泽东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八条明文规定“不虐待俘虏”。在实际战场上执行的标准更具体：“交枪不杀、优待俘虏”——“日内瓦公约”规定不得虐待俘虏，但怎么样才算“俘虏”就没准了。有的国家不承认敌军人员一交枪就自动成为俘虏，就自动受日内瓦公约保护。换句话说，交了枪算不算俘虏得另说，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只要不承认对方是俘虏，那就可以公然不买“日内瓦公约”的帐。美国大片《拯救大兵雷恩》和《硫磺岛来信》都有这样的情节：敌军举手投降，美军当头一枪，打死白打。实际情形比这严重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司令艾森豪威尔明确规定：“德国的战俘可分成两种等级：1．降的战俘。2．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第一类人可按日内瓦战俘公约处理，第二类人仍旧按敌对武装力量处理”——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投降了，也可以杀死他们。实际上到了1945年8月，所有的德国战俘都归入了第二类，即DEF。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美军的德国战俘集中营里有一百万已经投降的德国战俘死于人为地饥饿、疾病和无医无药。自1945年4月艾森豪威尔将大量德国战俘界定为“缴械的敌对武装力量”，到1946年一月，有一百万德国投降战俘从美军的战俘营消失。到1950年，大多数非登记在册的德国战俘的材料被美军相关机构销毁。战后成为历史学家的Charles Von Luttichau回忆道：“我们住在周围围着铁丝网的非常拥挤的露天土坡上，食物异常缺乏，一天吃一顿，数量只有美国士兵的十分之一。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向一位美国军官说，他们这样作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他回答我：‘日内瓦公约与你们无关，你们没有任何权利。’”而毛泽东“交枪不杀、优待俘虏”的规定就非常明确：敌人只要交了枪，立刻就自动成为俘虏，立刻开始享受俘虏优待，从交枪到当俘虏一气呵成，一点空白漏洞不留，比《日内瓦公约》更严密更人道。知识骗子妖魔化毛泽东再疯狂，迄今也没能拿“虐待俘虏”当话题做文章指责毛泽东。对比“普世价值”的美国战俘政策，能把“残酷无情不人道”的罪名扣到毛泽东头上吗？　　

毛泽东对拿枪的敌人只要放下武器就讲人道，对拿笔的敌人呢？ 　　

从本质上讲，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坏更阴险更凶残，罪恶更大——拿枪的敌人都是拿笔的敌人制造的。拿枪的敌人的士气和战斗力都是拿笔的敌人维持的。每个拿枪的敌人背后都有个拿笔的敌人。每个被拿枪的敌人打死的烈士归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笔的敌人，都有拿笔的敌人的血债。“交枪不杀”的真正含义是“交出武器就不杀”。拿枪的敌人可以“交枪不杀”。而拿笔的敌人第一，应该是“交笔不杀”。不交笔，那就等于没放下武器，照样属于敌人，照样可杀。第二，拿枪的敌人交了枪就不再能杀人，就不再是敌人。而拿笔的敌人即便交了笔，以前写的杀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继续杀人。因此拿笔的敌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笔也仍然是敌人，不能象拿枪的敌人那样交了枪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敌人，就可以变成自己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难、最大牺牲都是拿笔的敌人造成的——比如，一个“共产共妻”的造谣就迫使共产党不得不用格外严格的军纪证明自己，凡沾了“调戏妇女”的边就杀。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如果按常规清算血债罪行，最该严惩的就是拿笔的敌人。而毛泽东却动了隐恻之心，没有按常规逻辑对待拿笔的敌人，而是特别宽大：第一，把拿笔的敌人与拿枪的敌人一样对待，只要不杀人放火就不杀——比如毛泽东对周作人专门指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第二，对拿笔的敌人实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改造而不是消灭——如果毛泽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彻底清算拿笔的敌人给中国革命造成的牺牲损害，他们岂能有机会活下来写“伤痕文学”和“往事并不如烟”？ 　　

知识骗子为了妖魔化毛泽东，硬把上述事实一笔勾销。假定他们成功了，后人对毛泽东上述的人道做法一无所知，而毛泽东揭示的规律又迟早被中国人所认同，那将来的结果就是中国人按毛泽东揭示的规律闹革命，却不知道毛泽东具体的人道做法，因此也就不可能学毛泽东对拿笔的敌人讲什么“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改造而不是消灭”，而是老实不客气地按照“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凶残，罪恶更大”、“交枪不杀，不交笔就杀”、“交笔也要算老帐”等常规逻辑清算他们——中国历史几千年，动乱一波又一波，谁也没把动乱跟“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如今不同了，中国老百姓三十年来看得清清楚楚：好好一个团结平等的共和国楞是被一群号称“知识分子”的知识骗子推向了崩溃和内战。这“煽动战争罪”、“反人类罪”、“叛国罪”、“民族灭绝罪”等罪名再也休想跑掉。有史以来知识骗子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从来没有这样臭过，而且永远也休想恢复名誉。中国老百姓早憋足了劲要找他们算帐。“不时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全报。”那时就该他们后悔了：为什么当初把毛泽东封杀得如此彻底？如今想求对手学毛泽东对自己讲宽大人家都无从学起了——这就叫事与愿违，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4．小结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如今中国老百姓对什么叫“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深有体会了。知识骗子妖魔化毛泽东的客观效果是与毛泽东划清了界限，让老百姓都知道他们跟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完全不是一回事，从而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和“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的根本区别一清二楚。这样一来，知识骗子把自己私有化“改革”造成的一切恶果赖到毛泽东的共产党身上的如意算盘就落了个一场空——吴敬琏说，中国今天的一切罪恶全是“权贵资本主义”干的，全是毛泽东共产党搞公有制的责任。但中国老百姓心中有数：中国三十年来的私有化“改革”一直是在吴敬琏们的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以来连党政首脑都换了一茬又一茬，唯独这帮把舵的“精英”从来没变过，自始至终是他们在台上指手画脚。对中国的一切他们不负责谁负责？制造“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是他们是谁？导致今天中国一切丑恶祸害的不是他们是谁？如今中国问题成堆，吴敬琏们眼看快混不下去，便拼命摇唇鼓舌推三托四把一切往毛泽东的共产党身上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如今中国老百姓已经看透了：王八蛋嘴里的王八蛋还是王八蛋吗？穷凶极恶欺负老百姓的恶棍最仇恨的人能是坏人吗？这就使知识骗子让中国老百姓把对法西斯党的仇恨发泄到毛泽东的共产党身上、从而煽起反共内战的战略企图难以实现。　　

“权贵资本主义”是知识骗子转基因出来的怪胎——知识骗子分为两拨：没当上官用软暴力抢劫的“文匪”和当上了官用硬暴力抢劫的“权匪”。三十年来二者一直狼狈为奸共同抢劫老百姓。如今权匪臭名昭著人人喊打，文匪一是见势不妙想开脱自己，二是眼红权匪分赃不均，狗咬狗起了内讧，要发动政变把捞着官的权匪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为了师出有名，便找个好听的借口，叫“政治改革”；为了利用老百姓给自己当替死鬼，便高喊反腐败，口口声声谴责“权贵资本主义”；为了确保政变的结果只能是知识骗子上台，便不遗余力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污蔑成“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源，如意算盘是把权匪的法西斯罪恶全赖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头上，利用老百姓对腐败的正当不满煽动反共反毛仇恨，借反共搞内乱，最终分裂中国，自己好抢块地盘当草头王。如今左派骂腐败，右派也骂反腐败。只不过左派的结论是回归毛泽东，靠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右派的结论是消灭共产党，靠私有化实现“优胜劣汰”。左派说，只有彻底发动群众通过不流血的文革打倒权匪才能消灭腐败。右派说，只有“普世价值”、“政治改革”、“多党制”才能消灭腐败，宁可搞“茉莉花革命”流血暴动全面内战，也不许搞不流血的文革。　　

知识骗子右派的真正目的是在中国制造分裂与内战——他们的私有化“改革”已经山穷水尽，不掀翻赌桌就不能赖帐，不搞垮中国就不能推卸责任。只不过他们制造分裂与内战的手法有直接间接之分。直接手法是发动“茉莉花革命”，间接手法是搞“自由竞选”——在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条件下，只要“自由竞选”，结果必定是分裂与内战：知识骗子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民主自由”决定他们永远是一群不受任何约束的乌合之众，管不了自己也管不了别人。“靠仇恨驱动的诈骗“决定他们必须靠煽动仇恨吸引拥护者，言论不极端不刺激就不能打动听众，任何折衷妥协的主张都不能被容忍，任何不够极端的人都会被排斥（只要看看“广场政治”的发展演变结果就足以说明问题）。对知识骗子来说，任何约束都是空话，任何协议都是废纸，不闹到天下大乱、崩溃内战、把老百姓逼上梁山闹革命决不罢休——敬酒不吃吃罚酒，文革不要要武革。 　　

知识骗子私有化的“改革”把中国引向崩溃和内战。知识骗子的私利决定他们需要搞垮中国、分裂中国、挑起内战。其阴谋能否得逞，取决于中国内部各方力量的较量。从中国老百姓的根本利益角度看当然不希望内战和分裂，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该尽力避免，用不流血的文革来避免流血的内战。但愿望毕竟是愿望，事物的发展任何时候都有两种可能性。如果知识骗子硬把分裂与内战强加给中国老百姓，那时就别无选择，只能逼上梁山——还是毛泽东的预测：“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　　

不管将来会是哪种结果，按毛泽东的主张准备总没错：“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争取最好的，准备最坏的。” 　　

不管是哪种结果，都得凝聚中国老百姓才能应对。而要凝聚老百姓就得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要克服老百姓的“抗教性”就得证明自己不是骗子。要证明自己不是骗子就不能靠空话，而必须靠实际行动。唯一有效的实际行动就是公有制——“干部不准有私产”。公有制是检验骗子最权威的试金石，是真是假百发百中，一目了然。只有认同毛泽东的人才能凝聚老百姓，只有认同公有制的人才真正认同毛泽东。 　 　

如果中国已经有了今天的毛泽东、今天的周恩来，那么他们必定正按毛泽东的主张，不计名利在人民群众中默默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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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