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家们的分歧想到中国外交　　

贫道是中央四台《今日关注》节目忠实观众，几乎每天都看。今日关注基本都是国际问题，请的专家都是国际问题专家，贫道注意到，主持人还是很动脑筋的，每次请的两位专家谈各种问题时看法往往不一致，甚至接近要吵起来。从各自表达看基本分为两派：一派通常是大学和研究部门的专家，基本相当于外交部的代言人，明显偏右；另一派则更加有军方背景，往往偏左。比如李绍先、殷罡等是一派；而张召忠、尹卓、罗源等是另一派。也有相对中性的，比如曲星。而主持人鲁健态度中间偏左。　　

最近几乎每天都是谈叙利亚问题。殷罡和李绍先都强调：阿盟干预叙利亚事务对叙利亚施压的原因是因为怕西方武装干预叙利亚事务，想靠自己力量解决阿拉伯内部问题，避免叙利亚变成被北约蹂躏的利比亚。而尹卓等则认为阿盟实际被西方尤其美国控制，就现在主导阿盟的逊尼派来讲，他们打击什叶派目标与美国打击伊朗的目标一致。对于叙利亚的前景，殷罡李绍先等都认为不一定最终会形成西方对叙利亚武装干涉。而尹卓等则认为，阿盟的做法实际就是重复在利比亚的表现，最终会导致西方颠覆叙利亚政权。　　

贫道不是专家，更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但就算傻子，也会注意到今天的所谓阿盟，无非是沙特王国和海湾几个酋长国等几个亲美国家主导的一个组织。虽然亲美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了，但埃及军方是亲美的，现在主导埃及政治。这些逊尼派国家对叙利亚内政干涉的理由是最可笑的——阿萨德专制。几个王国嚷嚷说一个非王国国家专制，还有比这更滑稽吗？因此，阿盟最近动作必然是其他原因，一个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上千年来的宗派矛盾，一个是对这个地区现代化程度最强的伊朗的恐惧。只要能借助西方力量把什叶派执政的叙利亚变成逊尼派执政，只要能把什叶派的伊朗给制服，他们什么事儿都敢干。主导阿盟的政治家是一群短视而且心理肮脏的傻瓜。　　

李绍先、殷罡等掩盖这些，不是他们缺少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不是他们不专业，而是他们另有用心。他们抓住一些表面逻辑，一点深层问题不说，无非是为中国外交部门在前一段支持阿盟开除叙利亚找点理由罢了。　　

很长时间来，大家对中国外交的软弱不满。贫道觉得，这可能与这些年中国外交部的头头们基本是上海帮有关。1982-1988年的吴学谦是上海人；1988-1998年的钱其琛是上海人；1998-2003年的唐家璇虽然是江苏镇江人，但也是复旦大学教出来的；虽然2003-2007年的李肇星是山东人，但2007年后至今的杨洁篪还是上海人。贫道觉得，中国外交政策成现在这个样子，与基本采用上海人来主持外交工作有一定关系。　　

贫道不是对上海人有偏见，但还是觉得中国不同地方的人从秉性来讲还是有区别的。湖南人比较“猛”和“硬”、西北人比较直和倔，山东人重名轻利、上海人重利轻名……。虽然外交政策不是外交部门制定的，而是国家领导人决定的。但外交部门选哪里人，还是有些讲究的。　　

有人会认为，精明很重要，上海人比较精明，因此适合做外交。其实精明恰好不是外交工作需要的，因为外交成败靠大势判断，工于计算的精明人往往缺少大局观，甚至会做出愚蠢到不可想象的事儿。　　

还有人会认为，外交需要外交知识和风度，上海人与外国人打交道多，外语好，比较适合。其实这些更不重要，知识、外语能力和风度都是能够训练出来的。　　

那么外交部门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最需要没有以下缺点的人：首先是对国家忠诚，不会因小利而站在对方立场上说话和办事儿，其次是原则性非常强，有基本底线。因为外交部门，尤其是驻外大使成天与外国人打交道，混朋友，很容易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上海男人至柔而无刚，贪小利而轻大义，工计算而缺远见，最不适合做外交人员。　　

如果找中国外交系统这些年最荒唐的的失误不是别的，就是他们宣布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原则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出头”。这两个原则中，韬光养晦是“隐藏锋芒”的意思，包含“等待时机”的含义。把这个原则对外宣布，等于告诉所有国家中国现在外交所有示弱行为都是因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假装的，时机成熟的那一天会变的。而“不出头”则是告诉美国和俄罗斯：中国不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问题上进行对抗，天塌下来让俄罗斯顶着。总设计师这些原则本无所谓对错，甚至是九十年代初必要的。但外交部对外宣布总设计师的内部原则的小九九，要么是一种出卖和泄密，要么是愚蠢到家。中国现在无论怎样说要“和平发展”别的国家都不信，到现在连周边小国都敢侵害中国核心利益，与这个出卖和愚蠢都有直接关系。　　

这样的事儿，只有上海人才能干出来。　　

新中国成立需要大批外交人员，而当时共产党里上海人并不少，但共产党选了什么人搞外交，派了什么人去做大使呢？将军，一批在战场上舔血玩命出来的人。虽然都是有文化的将军，但基本没有选用一直从事文职工作的人员。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有敌情观念，知道外交是另一个战场。只有军人和特工才有这种素质，其他人没有这种素质。这种素质不是学就能学会的。　　

因此，外交部主要负责人选北方人或者湖南、四川人比较合适，另一点是选军人或安全部门的人比较合适。改革前中国历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安徽人，主持过中央军委；陈毅四川人，元帅；姬鹏飞山西人，军人出身；乔冠华苏北盐城人，跟随周总理在重庆与国民党周旋，算特工出身；黄华河北磁县人，曾在红军总部和后方司令部工作过。至于那个时期的驻外大使，基本是军人出身。当然，并不是军人和特工不会叛变，但其他出身的人叛变的更多。　　

是不是哪个时期中国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挤压，因此需要这样的人。现在和平发展了，需要上海人和学院出来的人？恐怕有问题。因为有一个基本关系没变，就是外交依然是战场而不是舞场。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遇见西方颠覆时最早叛变和叛变最多的人是什么人？外交人员。因此，基本关系没有变，忠诚和原则性依然是外交人员的基本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与军队有关系的专家，张召忠、罗源、尹卓、宋晓军……都对美国和西方的做法警惕性很强，凡是学者出身的外交方面的专家，都对美国和西方的做法进行辩护或掩盖。这难道没有一点关系吗？在非上海人和军人、特工出身为主组成的外交部，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都在不断改善。而上海人和外交专业部门组成的外交部，中国国际环境就不断恶化。而前者面临的困难要远比现在大的多。　　

国民党的外交官员也有意思，大多是围绕上海选的。历任外交部长黄郛是绍兴人、顾维钧今天上海嘉定人、王正廷浙江奉化人，驻美大使施肇基江苏吴江人。蒋介石的外交软弱无力除了因中国当时确实很弱以外，外交人员选材也有关系。　　

当然，贫道这样说并不是把外交出问题都推给上海人和专业出身的人，因为外交政策是国家领导制定的。当我们以经济利益为唯一衡量利害的标准，以韬光养晦、不出头为行为原则，自然需要精明的上海人和没有底线的专业人。　　

不过这也算是个指标，啥时候你看到外交部长换成一个与军队或安全部门有联系的湖南人，中国外交政策一定和现在不一样了。要还是个上海人，那就啥也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