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对话黄奇帆：谈重庆的“共富”措施
2011-11-08 黄奇帆、阮次山
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请来重庆市长黄奇帆，介绍重庆的“共富”措施。谈到农民转移为城市市民，黄市长说，一年下来300多万农民“进城”，“没出现财政困难，也没出现社会矛盾，或者该付的钱不付，该承诺的事情结果到了要兑付的时候，兑付不了。”以下为文字实录：
阮次山（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是阮次山，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都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新闻今日谈》的场景跟过去不一样，对的。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演播室放到重庆来，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重庆在各项的经济发展，或者是民生的政策上面，其实有很大的跟国内各个大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它们有独特之处，而且有创新之处。
那么过去这么半年多以来，大家被重庆“唱红打黑”好像失焦了，其实重庆有很多地方值得外面的参考，值得其他国内、国外的参考，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来跟我们现场说法。到底重庆过去的两年多、三年以来的种种，它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黄市长欢迎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我想大家最近讨论最多的就是重庆所谓的“共富”这个概念，那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很精要的探讨一下，在您领导之下的“共富”概念是什么？
黄奇帆（重庆市市长）：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一个社会不应该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能够避免平均主义，又避免两极分化的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而共同富裕的追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最近几年在熙来书记倡导下，重庆市委市政府在围绕着共同富裕这件事，围绕着民生这件事，我们的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我们在去年6月份，市委的全会，我们专门研究了能够改善民生的十大措施，总的花3400多亿，我们叫做民生十条，3000多字，3000多亿，这个民生十条，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经有1700亿的措施到位了，还有1700亿我们想今年年内到明年年底就能把它解决好，这个是十个环节上的促进，缩小差距，促进民生改善的一些措施。
那么我们今年6月份市委又召开了一次全会，就是缩小三大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么做了一个决定，是12个环节，那么这12个环节如果把它分一下，它的内容的话，有7个方面的条款是和城乡差距缩小有关的，有5个方面的条款是和收入分配有关的，所以这两个环节，各5条、7条，12条形成了我们缩小三大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的措施。
那么这里面扯到了一个理论，就是我们讲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理论系数，那么我们说0.2以下的基尼系数是绝对平均主义的，0.5以上的基尼系数呢，这个社会是两极分化，社会干柴烈火，一碰就可能擦枪走火引发社会震荡。
那么0.2到0.3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0.4到0.5效率有余，平均不足，所以人类理想的境界，共同富裕理想的境界应该基尼系数在0.3到0.4之间，我们重庆市委市政府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把2010年重庆市基尼系数0.438的状态，能够到2015年达到0.35，就是很健康的，比较理想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富裕的阶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个措施，我们“共富”12条，涉及到11000多亿的投资，其中5000多亿来自于社会，5000多亿来自于政府的财政，那被这个投资的去向，就是有5000多亿是投向农村，也有5000多亿是投向城市，那么总的这样一个投入过程，我们希望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
那么在我们的共同富裕的纲领或者措施当中，有7条措施是专门解决城乡差距，为三农，就是农民、农业、农村改善生活水平做的努力，那么这个7条措施里面，有农民工转变户籍的问题，有农村的住房的改善的问题，也有农村的基础设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要改善的措施问题，也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中的各个环节上的事情，我们总的也包括农村、农民，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空巢老人，或者是留守儿童这些问题。
另外农村还有一些贫困山村，贫困县，贫困农户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这个纲领措施有6、7个方面，如果把它归纳一下的话，实际上就是三大方面，第一，政府要出钱作为公共服务为农村广大地区做好三件事，就是覆盖全面的养老保险，还有医疗保险，低保，这是一个。第二，城乡一体化的覆盖，教育、卫生、医疗，或者文化，文化事业、公共服务的事业。第三，要为农村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或者它的环保，它的自来水、电力、通信等等，如果政府出力把这三大公共服务搞好，这只是做了农村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政府就是要处理，把农村的，农民的劳动收入水平能够提高，那么在重庆原来的农民，一千几百万的农民主要是在我们的3400万亩耕地上工作，但是我们重庆是大山区，80%的地方都是山林，那么有六千多万亩林地，几乎没有为农民增加劳动收入，林业的收入，因为我们3400万亩耕地一年农民的销售值，农业销售值，营业额是650亿，但是我们6400万亩林地，全部目前的收入在两年前只有30多亿，所以我们觉得这6000多万亩林地应该更多的增加收入，所以我们搞了个两亿增收，两亿万元增收，由于把土地空间充分利用起来，林下的经济搞起来，唤醒沉睡的大山，让大山的土地能为农民增加收入，当然农民也要增加劳动投入。
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过程，我们可以说去年增加了，农民人均增加了3000块，今年农民人均又增加三千几百块，那么我们明年再增加三千几百块，三年使每个农民通过这样的活动劳动收入增加一万块以上，这是一个农业方面投入、产出形成一个发展。
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是足以支撑重庆农民致富的核心环节，核心环节是要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中国农民、农业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据整个国家统计局统计，我们国家去年农民收入五千多块，一个人，就人均，农民的收入是五千多块，一部分是农民的劳动收入，一部分是政府对农民关爱转移支付的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占农民整体收入的3%，也就是五钱多块里才150块左右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阮次山：换句话说他缺乏现金、钞票？
黄奇帆：对，缺乏资本，缺乏资本生钱，利息生钱，钱生钱的能耐，而我们城里人是可以把钱变成房产，房产升值，就变成资本生钱，钱生钱的过程。
所以怎么样让中国的农民能够钱生钱，能够资本生钱，能够资产生钱，这是中国农民改善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所以重庆的“共富”12条，我刚才说有7条涉及城乡差距缩小，涉及三农问题，其中7条里面有4条都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如有1条说我们整个的重庆，现在农民各人跟银行借钱没有超过40亿，这是讲2010年，我们希望重庆的农民，到2015年能够跟银行融资，借款达到1000亿元以上，那么如果农民有1000亿元的融资，他投入到生产力以后，至少就产生1000亿的产值，那么也就使我们的农业，农民本来如果没有钱在里面，没有融资在里面，光靠劳动力生产，其实它也只有1000亿，600多亿农业，几十亿的林业，还有几百亿的养猪、洋牛，畜牧业，这样整个加起来就是1000亿。
所以如果有1000亿的融资投入了以后，农民也许就变成了2000亿的营业额，它就会大大增加收入，所以那么要解决这件事呢？就要解决农民生农融资难的问题，融资难的问题一般大家认为是大银行不愿意为三农服务，需要增加许多小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这个从生产力，工作操作方便角度讲，是有道理的，但本质上，中国的农村、农民借不到银行的钱，本质上不是一个技巧问题，一个管理方法问题，而是农民的质押物问题，如果农民的三块地，比如说他的承包地，林业用地，以及他的宅基地都叫集体的，是集体所有制，既然是集体所有，农民就不能自己支配，拿来融资，质押，这个时候农民是没有资产，是真正的无产者，无产者没有质押物，光凭信用，要去借一万亿，几万亿的钱是不可能，哪怕有许多小金融机构，它能做一些服务，但也不可能真正的转动起来。
所以讲到底解决农民财产的基本权力，我们重庆就为农村，首先三个确权，就是他的宅基地，他的林业用地，以及他的承包地，丈量范围，都把它确权。
这个呢，我们在过去几年大面积的进行了重新确权，这是一个。第二个确权了以后，它还有集体所有权的概念，它又有农民的使用权概念，那么农民的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在物权法里，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所以我们进一步量化了一下，就是说所有权占多大比例，使用权占多大比例，只有这么量化了以后，农民才有自己当家作主把自己的宅基地抵押，算多少钱，那么我们大体上呢，我们有一个地票交易所，形成的地票制度。
那么如果一块地，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以后，它的地票能卖20万的话，那么我们说15%是集体所有权，85归农民，这样我们就把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资产价值的量化把它分离了一下，分离了以后呢，农民就可以拿他的85部分，由他自己家里当家作主进行质押，这样质押以后，金融融通就可以帮助他转动起来。
同时我们也做一件事，就是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政府的农民融资质押的担保公司，市政府拿了30亿搞了一个30亿资本金的担保公司，能担保300亿，那么这个担保公司为农民担保了以后，万一农民融资，一百个农民融了一百个资，如果有五个农民导致经营失败，95个是正常还贷，但如果有五户出毛病，真要坏账了，那么我们有个约定，就是银行在这里面坏三分之一，重庆政府的担保公司也帮助赔三分之一，农民当然自己质押了，本来他应该全部赔款，也至少要赔三分之一。
阮次山：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广告过后，再继续请教黄市长有关其他深入的问题，我们去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一会儿见。
阮次山：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重庆市长黄奇帆先生探讨重庆市“共富”的计划问题，“共富”方案，黄市长您刚才也讲到，有关农民的抵押性担保的问题，那么还有其他的财产分配问题呢？
黄奇帆：我们农民的致富，我刚才说有7条，其中4条是跟农民增加财产收入有关，其中我讲到了我们关键是把农民的三块地，一是确权，二确权以后再把农民的使用权和财产的所有权量化分离，有了这个量化分离以后，农民可以把他的使用权部分表达的财产，可以跟银行抵押，可以融资，同时也可以把这个部分的财产量化以后，可以入股，成为股份合作社，同时还可以拿了这部分财产，退出农村的时候，把它变成现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劳动者的时候，成为一个城市资产的原始积累。
总体上说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是重庆的农民增加收入的关键环节，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怎么样搞好国民经济的分配，也是一个社会共同富裕的核心环节。
阮次山：这是不是以前有人谈到说就是“分蛋糕”的概念？
黄奇帆：对，是这样，那么这个分配呢，里面有四个内容，四个关键内容，一个是GDP的一次分配，给老百姓的一次分配占的比例，那么一般合理的是在50到60，我们国家目前是40左右，所以这样的话，每年GDP总量当中40%是老百姓的，那么有20几，30是政府的税收和收入，然后还有那么3、40呢是企业的利润加折旧等等。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把这个分配做好，重庆政府明确提出，2010年43%的分配比例到2015年我们应该提升到50%左右，我们重庆到2015年GDP可能是在18000亿，那如果50%的话，就是9000亿，那我们去年8000亿的GDP，43的分配实际上是3400亿，这个预示就是今后五年，重庆老百姓工农群众一次分配的数量，要从2010年的3400亿增加5600亿，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财富收入的分配调整，这是第一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就是这个政府制定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这种政策法规，不合理的要调整，这个涉及到一次分配的概念，两次分配，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政府的直接税，遗产税或者我们讲的物业税、房产税都属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包括慈善事业，以及政府的许多转移支付，那么这些方面有很多要调整的措施。
第三个环节还涉及国有企业，一个社会的国有企业，它的财富是全民的，那么它的收入不是给国有企业给经理卡拉OK，亏了让财政补窟窿，盈了就变成他们内循环，这个不行，我们重庆政府规定，国有企业的利润每年要上交30%，你利润少的时候，交少的30，利润多的时候，交多的30，总之你按比例交30，这条我们过去五年已经让国有企业每年至少交15到20，在全国是交的最多的，我们国有企业一年要交两百亿左右。
那么这个交了后成为财政公共预算，就用来可以保民生，重庆政府这几年有一个比例高于全国，就是我们每年预算内的财政50%以上用于民生，全国一般30%左右，我们为什么能到50呢？是因为我们国有企业交了预算，这些预算呢，交来以后，用于我们重庆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资，本来如果没有国有企业两百亿的投入，可能政府就必须拿预算内的财政去投入，这个投入了以后，因为是一个硬支出，这个投的多了，公共服务，扶贫帮困，民生的投入就会减少。
那么我们因为有国有企业补充了一块，我们叫做预算内的财政是示范财政，然后预算外的资金是建设财政，国有企业的财政上交的利润，叫第三财政，补了我们这一块，所以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一方面内部不要搞的差别太大，另外一方面合理的交交利润，预算，成为公共预算的一部分，那也是造成社会公平的很重要一块。
第四块就是防止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所有老百姓的工资减少，储蓄减少，所以政府一方面要治通胀，一方面当通胀发生的时候，要通胀补贴，物价补贴，补贴到食品中，补贴到工资中去，那么这些措施大体上是能够，在分配体系角度搞好整个社会平衡的，能够缩小差距的一个关键措施。
阮次山：换句话说，刚才市长所讲的，解释了外面很多人谈的问题，说重庆搞所有的改革，钱从哪儿来，你现在已经有钱呢，自己已经筹措了这个钱。
黄奇帆：这个其实呢，钱都在GDP里循环而来的，因为GDP可以循环出税收，GDP可以循环出利润，GDP也循环出老百姓收入，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其实是一个运用方式，经营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搞户籍制度改革，我们事实上一年的时间，已经转了280万人，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我们一直到今年年底呢，一年半左右我们转300万，那么300万大体上一个人一年是要一个人转户口以后，整体上的社会配置，是要十几万的，300多万人，差不多就是3000多亿，4000亿，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计算过的一个成本。
但是如果这3000多亿都要财政拿钱，那政府就可能头皮发麻不敢做了，那么我们也具体分析了，一千多亿是企业拿，因为当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以后，企业对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本会有所增加，这个一千多亿就是企业拿。
第二个部分农民工进了城以后，他在城里面设施，公共设施，学校医院、城市道路，各种各样的城市道路，这个一千多亿该政府拿。
第三个就是农民工在农村里面退出宅基地，它需要有个资金去接盘，这个接盘比如说土地交易所，房产商进行接了盘，有的是在城里面租房子，买房子，可能农民工自己也会掏点钱，所以社会收入，也有一千多亿，所以实际上所谓三千多亿，是三个方面来承担。
第二个概念时间、空间上讲呢，就是这三千多亿是15到20年来完成的，它不是一年要你出三千多亿，它是，比如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15年以上形成一个基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时间和空间来说，如果一分为三，又分成15到20年，这件事就不是麻烦的事，你只要算清了账，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会很从容的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对这件事，重庆政府因为算的很清楚，这一年下来300多万人也在转移，也没出现财政困难，也没出现社会矛盾，或者该付的钱不付，该承诺的事情结果到了要兑付的时候，兑付不了，我们都没出现这个问题。
阮次山：非常谢谢黄市长给我们做的深入解释，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能还要继续麻烦黄市长上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再探讨另外一部分重庆的有关经济发展和民生发展的问题。
西部地区应该既抓开发，同时也抓开放，开放不仅能带来资本，还能带来技术、市场，带来跨国公司的企业管理，带来全球意识
阮次山：在昨日的节目里，我们邀请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给我们谈了重庆有关共同富裕的问题。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重庆有一样事情没有为大家重视到，其实是忽视了，这就是在西部开发的时候，重庆在开发过程中，它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往外走，对外的开放。这一点，对内陆的很多城市来讲，都忽略了，只注意到沿海的开放。我们请黄市长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都搞内部的建设，您是从什么样的观念，认为重庆应该往外走，要开放的？
黄奇帆：中国的西部开发往往被大家理解为一个内需的开发，是一个内部的开发开放，跟国际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疏忽掉。但是我们感觉西部相比沿海的落后，最根本的是在开放问题上的落后，所以，即使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我们也要抓开放，即使在沿海地区已经开放过了，掉头转向内陆发展的时候，西部地区应该既抓开发，同时也抓开放。开放不仅能带来资本，还能带来技术、市场，带来跨国公司的企业管理，带来全球意识。所以最近几年，重庆在开放高地建设上的确有一定的进步。
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刚发生，世界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熙来书记主持了一次市委全会，就提出了重庆要把开放高地建设作为抓发展的核心环节，通过开放，让全球的资源要素为重庆所配置，使重庆加快发展。这次全会很成功，从那以后，这三年多时间，我们在开放上的确有五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就是引进外资。我们在07年的时候，才10亿美元一年的外资到位数，那时候全国1000多亿，我们是很少的一点，1%还不到，但是我们08年就到了27亿，09年到了40亿美元，去年到了63亿美元，今年至今又增长了70%，现在增长率是全国第一。今年预计能达到100亿美元，在中西部名列前茅，在全国来说，我们也是七八个能够超过百亿美元外资的一个省市，这是一个成果。
第二就是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很多，那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实际上引进外资不在于外汇，而在于它带来技术、带来管理，带来全球的市场配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金融危机导致外国的资本缩水，土地也缩水，各种地下资源也缩水，而我们的外汇储备有3万多亿，这么多外汇储备应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走出去多投资一点。我们大体上形成了一个措施，就是在去年海外投资50亿美元，今年我们又进一步继续投资50多亿美元，预计明年还会有五六十亿美元。重庆市委、市政府做了个决定，“十二五”期间，重庆海外投资的量力争达到300亿美元以上。
现在的投资方向，大体上是一个面向中国市场需求的海外投资。比如说中国市场上缺少铁矿石、铝矾土、铜矿，中国急需的一些资源，与其在世界市场上贸易性采购，还不如直接开矿山，这是一种。第二是中国每年要进口几千万吨大豆，也包括玉米、饲料，我们投资非洲、美洲一些农业来种植大豆或者玉米，种植出来的产品运回中国，成本要比贸易市场、期货市场直接采购要便宜1/4左右，这也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第三是污染比较严重的资源深加工工业，我们不一定要把原材料拿到中国来搞资源加工，可以在海外把原材料直接做成资源。比如木材，不一定要运到中国来，就在海外把木材变成纸浆，变成纸，运回中国，所以这也是一类。第四类是装备技术产业，国内需要的装备和技术，通过投资，企业集团把它收购了，然后再把这些技术运用到国内来。我们大体上通过这四种方式，形成了去年50亿美元，今年又达5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在中国各个省市海外投资平台里，我们是一马当先的。
阮次山：差不多一个礼拜前，我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看了这个报道才知道原来这是重庆市的杰作，报道说中国在外的投资，在巴西投资农业土地的开发，让各国吓一跳，他们以为中国去海外只是开矿，没想到还在做农地的投资，原来就是你们的杰作！
来源: 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