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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州模式看民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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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州模式看民族资产阶级
过去30年，中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这过程中涌现出不少的“模式”，如三来一补的珠三角模式、基于侨属拓外传统的晋江模式、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等等，但名气最大、影响最广的莫过于温州模式。报道、讨论温州模式的文章多如牛毛，其中最流行的概括是“小商品、大市场”，但它只描述其外貌，未涉及其机制。倒是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王巍的描述比较深入：
“温州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温州商人始终立足于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不是跟着政府指导、被‘计划’引路。其次，温州商人始终在与政府的政策博弈，有自己的生意经和投资经。最后，温州商人是从实业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
“之所以有温州模式，恰恰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温州始终是彻底市场化的区域，是一个参照系。”（王巍«我们救温州还是温州救中国»中国企业家网）
可见温州模式的核心就是“彻底市场化”、“与政府的政策博弈”。考诸温州的实践，王巍的描述是可信的。温州模式的实质就是靠民间商人的逐利动机配置社会资源，以实现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浙江（尤其是浙南）、福建地区，过去30年走的就是温州道路，其经济发展之迅速、民间财富之巨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主流学者希望能将温州模式改良、推广，以解决全国的发展问题。
温州模式起步于家庭工业。当时，温州的特点是：
1、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半亩，为浙江之最，有大量农业剩余劳力须寻找出路。这导致历史上温州人除务农外，兼营家庭手工业或外出经商做手艺。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巩固，而家庭经济和自发经济则一直在顽强发展。
2、长期处于对台前线、国家投入少，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资只有5.95亿元。导致非农产业吸纳劳力的能力极弱。
3、交通条件差，当时没有机场、没有铁路，只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条路况很差的104国道与外界相接。距城市较远，难以接收城市工业辐射。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发发展的非农产业自然选择了家庭企业的形态，靠手工生产技术简单的小型产品，并大力推销。1982年，温州当地个体工商企业就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基于低廉的成本，他们契而不舍、不择手段的营销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称其为“蝗虫大军”。
网友“天涯零零发”尖刻而恰当地指出：“温州经济就是人人想发财的经济”，“温州人知道不自己当老板只能赚小钱，供人剥削，大锅饭没了，不做老板就只能过寒酸的穷日子，温州人不大想过。”（见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666213.shtml）个人发财欲望带动了强大的经济潮流。基于小小的纽扣，1983年，温州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此后一个个小商品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温州迅速成为资金汇流的热点。
靠个人发财欲望掀起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这与当年“有水快流”的指导思想一拍即合，其结果是假冒伪劣盛行。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投书《经济日报》，控诉他买的温州鞋穿一天就掉了跟，而所谓真皮也不过是劣质的合成革。有人称温州鞋为“一日鞋”、“礼拜鞋”。1987年6月，杭州武林广场一把大火把数千双温州鞋付之一炬，继而这把火烧到南京、长沙、株洲。“温州货”成了假货的代名词。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沈阳等一些城市的商家纷纷贴出“本店无温州货”的安民告示。
温州整体形象的倒塌迫使温州市委、市政府于1993年10月，在全市实施以“质量立市”和促进民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为重点的“第二次创业”发展战略。1994年10月，颁布《温州质量立市实施办法》。
急功近利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外部性”。温州的低成本一部分建立在肆意污染环境的基础上。其后果经30年的积累令人触摸惊心。
据2001年丰、枯水期2次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温州全市内河河网没有发现优于Ⅲ类水的河段，其中劣V类水河段占80%以上。主要污染特征因子为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亚硝酸盐氮等（见温州市水文站刘捷等«温州市河道水环境污染状况与防治对策»浙江水利科技 第4期总第152期 2OO7年7月）。论文从三个方面描述了温州河道污染情况：其一废污水直排入河；其二垃圾入河；其三河道管理范围内，违章搭建工棚、畜禽栏舍、茅坑。这些都表现出为了挣钱而不惜破坏环境的特征。
牛或文等人分析浙江11个地级城市的灰霾记录，临海的温州，年均灰霾天数为24天，仅比内陆的杭州少1天，与之对比，相邻的台州为6天，丽水为2天。（见牛或文等«浙江城市区域灰霾天气的长期变化» 热带气象学报 第26卷第6期 2010年12月）
2010-12-20日，浙江日报«温州整治污染物排放吹响“水陆空”集结号»这样开篇：“温州的雨怎么会是酸的、温州的水不再清了、温州的蓝天变少了……”。文中报道，温州早在2003年就着手创建生态市。然而，由于温州市生态环境基础薄弱，许多关键性指标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仍有着很大差距。生态建设工作任务书考核在全省已经连续两年排在末位。文中称：
“从今年开始，温州将力争通过三年努力，2011年创成浙江省环保模范城市，2012年达到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的各项指标，2014年创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30年的污染指望用三、四年治好，谈何容易？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全心全意谋发展的温州财大气粗，为主流学界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2010年温州市长赵一德称：“据不完全统计，流动的民间资本已经达到6000亿，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见«2010年中国•温州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实录» 东方财富网 http://topic.eastmoney.com/wzmjzbfzfh/） 6000亿是什么概念？这是当年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总额的1.9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16%、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82%、全年财政收入的6.97%。而温州人口不过占全国的0.605%。就是温州模式的底气所在，有了钱，什么问题摆不平？
那这6000亿流动的民间资本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于1990年出版《温州模式研究》一书。他这样描述温州的道路：
“温州是走的是一条内源性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先在国内发展区际贸易，再开拓国际市场；先开拓产品市场，再发展要素市场，然后到全国各地和境外投资。”
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典型道路。“小商品、大市场”使温州资本家（其起步阶段只不过是个体户、小业主）可以从全省、全国范围内汲取利润，随着资本的积累，其牟利的视野扩大到全球。温州的实践证明，走完这个全过程用了大约30年，其速度远高于早期的热那亚、荷兰、英格兰。
温州经验与热那亚、荷兰、英格兰经验一致，都建立在外部利润源的基础上，四川是温州外部利润源的明显例子：
“在四川，几乎没有温州人没有涉猎的行业，也没有温州人没有踏过的县城。”
“目前，在四川的温州人有12万之多（其中，6万多人在成都），他们经商的足迹踏遍成都、绵阳、德阳、自贡、广元、乐山、凉山等地。大到水电站的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中到服装、鞋类、家用电器、小五金等产品的生产和印刷包装业的经营，小到纽扣、拉链、眼镜、打火机、剃须刀的销售等，温州人的生意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四川省温州商会1997年11月11日成立时，会员企业仅有700多家。如今，这个还不满10岁的民间商会组织已发展成为拥有14家地市级温州商会、12个直属行业分会、1万家会员企业的特大型商会组织。在成都，他们的直属行业分会已细分至印刷、机电、鞋革等12个行业。在四川，除广安、甘孜、阿坝等几个市州外，全省大部分市州均建立了温州商会组织。这种纵横发展之势，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放眼巴山蜀水，四川省温州商会的会员之多、网络覆盖面之广、影响之大，均为四川之最，是外地人在四川形成的最大的“商业部落”。而在温州当地媒体看来，四川省温州商会又是温州人‘在外成立的规模最大、区域最广、会员最多的温州商会。’”（王雪娟等 «温州商帮：12万大军“西征”四川» 成都日报 2007-4-17）
所以张仁寿称其为“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主流经济学家偏爱温州模式的根源。这样的模式，建立在扩张机制上，而扩张机制带来两个特征：其一，在其扩张所及的范围内，表现为利润的净流出；其二，一旦扩张因故停止，整个系统就无以为继。
利润净流出的地区必不甘于“奉献”。势必效仿温州商人，以截留本地利润，甚至与之争夺其他利润源。在对利润源的争夺战中，诞生了“敢为人先”、“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之类商场格言。资本积累就在这一过程中高效率展开。
就其后者，资本高效积累的对应物就是消费能力的相对下降。而资本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消费资金。于是这一过程表现为对利润的渴求呈指数增长，而社会祭献利润的能力却相对下降，“古典式市场经济”中不存在遏制这一失衡的机制，于是“古典式市场经济”每天都在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有打火机“教父”之称的周大虎就证实，温州产业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基本年利润约在3%至5%之间（见沈锡权«债务危机暴露温州模式过度投机等三大软肋» 经济参考报2011年10月13日）。
温州的民间资本以实业起家，周大虎证实基本年利润已降到3%至5%之间，表明实业空间已被膨胀的资本填满，资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实业起家的温州商人对股市有天然的警觉，极不情愿进入股市。然而日益扩张的逐利资金终究需要找到出路，于是温州资本家走上了“炒”的道路，炒绿豆、炒蒜、炒姜、炒糖、炒古董、炒银、炒工业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楼----。其间众生相足可写一部传世小说。温州天浩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鸿认为，在温州游资中，70%-80%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高利贷成慢性毒药 七成温州游资涌向房地产» 中国证券报 2011年09月28日）
炒绿豆、炒蒜、炒姜、炒糖促发通胀，引起公愤，况且这些物资炒到天价上无法持续；炒工业原材料、炒煤、炒稀土、炒楼危及国家核心利益，结果招致政策打压。究其根源，“炒”主要造成逐利资金的再分配，无法提供真实的利润。炒出来的泡沫终将破灭，随着一个个泡沫破灭，温州资本家的资金链越来越紧，只能求助于高利贷。结果在“人人想发财”的温州，激起了高利贷的狂潮。
2010年6月，温州人贷款余额5050.21亿元，比年初新增656.48亿元，余额同比增长25.8%。一位温州银行业管理人士纳闷，按理说，如此信贷规模足以满足需求，但企业把钱贷过去之后，并未见到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设施更新等（见陈周锡 «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 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 2010年12月18日）。
有媒体披露，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已有3万亿银行资金并未实际流向用款企业，而是转入了高利贷市场。央行随即辟谣，称“该报道失实”，同时又“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高度警惕近期网络借贷、民间借贷和小额贷款公司等领域风险。”（高晨«银监会否认3万亿贷款流入高利贷市场» 京华时报 2011-8-11）
上述温州银行业管理人士的困惑证实，高速扩张的信贷规模并未流入实业生产，在资本过剩、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制约实业生产的不是信贷规模，而是有效需求。在“炒”风炽盛大环境中，资本家对信贷的需求已不是用于扩大生产，而是用于挽救越来越紧的资金链了。对此，媒体报道了大量的证据，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温州的服装企业中，绝大部分都在做多元化投资。有实力的自己开发房地产，小的企业就炒楼。”浙江阔帅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政杰说。业界曾统计“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了房地产开发，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前认为，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与温州商人将大量流动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不无关系。“温州老板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利用流动资金投资房产，以期回报最大化，却忽略了投资风险。因为房产的投资回利需要一个过程，恰恰又碰上政府出台限购政策，房屋无法出手，导致实业资金链断裂，无奈只能转向高利贷。”（以上见沈锡权 «债务危机暴露温州模式过度投机等三大软肋» 经济参考报2011年10月13日）。
高利贷本质上就是炒钱。它能将更多的人卷入其中。
温州市人行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中企业民间借款160亿元、个人民间借款470亿元、融资中介借贷170亿元。从事借贷的融资中介，主要为从事高利贷的担保、典当公司等。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的参与比例更高达80%，整个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见«炒完楼再“炒钱”？报告称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达1100亿» 羊城晚报 2011年09月24日）而《每日经济新闻》援引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称，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经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温州已有万亿欠胀 民间借贷临爆» 中评社香港 2011-09-09）
2010年底，温州一家担保公司的负责人王志估计，当时温州有1000多家担保公司，运作资金高达200多亿元，这还不包括在外温商群体，据说永强仅在上海一地放贷资金就高达50亿元。“目前温州几乎全城都在借贷，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担保公司的广告，担保公司俨然成为温州的第一大民间银行。”（陈周锡 «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 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 2010年12月18日）
温州一位银行负责人说，他周边1/3以上的朋友都在放高利贷，尤其是在一些温州工业经济强镇，比如柳市、永强、瓯北等，参与高利贷的人数更多、金额更大。一位温州市公务员说，他周边也有一些朋友在放高利贷，大的和别人合伙开担保公司放高利贷，小的拿出几万元放贷赚点家庭生活费。（陈周锡 «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 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 2010年12月18日）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2010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已连续5个月上升，其中11月为23.08%，比上个月上升了0.25个百分点。（陈周锡 «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 买房造房疯狂» 经济观察报 2010年12月18日）
到2011年，一名长期参与民间借贷的王姓企业主透露，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则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温家宝调研开“药方”治温州借贷危机» 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2011-10-09）
基本年利润仅在3%至5%之间的实体经济，如何能支撑如此之高的贷款利息？2001年4月份开始，温州部分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有多达90个企业老板因欠下巨债而外逃，初步估计相关的信贷规模达到了200亿元。从网上查到的不完全信息看：
4月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三旗集团老板陈福财外逃；
6月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范某、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建乐出外逃；
7月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和霞外逃；
8月锦潮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鞋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志雄、部落之神鞋业公司董事长吴伟华、唐鹰服饰董事长胡绪儿外逃；
9月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百乐家电董事长郑珠菊、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负责人、新耐宝鞋业董事长、唐风制鞋董事长黄伯鹤、星际鞋业董事长、欧霸标准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吴保忠、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湾蓝天大药房董事长、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龙湾泰尔铜业老板、五洲轧钢厂老板、综艺鞋业老板外逃。
愈演愈烈的老板“跑路”风潮震动了温州政坛，也震动了国家经济管理当局。
一份政府机构的报告显示，温州目前民间高利贷中介已经出现系统性风险，全市公安系统受理的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件共7400多户，涉案金额50亿元，8月份以后趋势更加突出，当月立案超11亿元。截至9月20日，今年当地银行上报倒闭企业32家，其中7月份以来发生23家，温州市委、市政府不排除年底前出现更多的倒闭事件。
拾贝资本俱乐部一位负责人称，老板出走事实上并没有特定的行业特征。因为这些老板出逃的直接原因都不是由于主业的问题，而是由于参与赌博、借高利贷投资或者自身参与高利贷等高风险项目，资金链一旦断裂就必须跑路。如果是企业亏损或者利润太低，最多只是关门，不会出逃。（见蒋卓颖«4月至今温州29家企业老板欠高利贷逃跑1人跳楼»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09-29）
当王巍描述：“温州商人是从实业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时，不知是否注意到，所谓金融其实就是高利贷，而高利贷之所以产生，正源于逐利资金的胃口之大，已远非消费资金提供的利润可以填满。
高利贷的“爆煲”证实，“古典式市场经济”在温州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在热那亚、荷兰、英格兰用上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完全可作为“效率优先”的典范。热那亚、荷兰、英格兰，“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最终靠殖民主义，靠外来的利润输入维持，在争夺外部利润源的斗争中，世界霸权迭次转移，最后转移到美国手中，而今时髦的“全球化”不过是美国主导下的新殖民主义而已。“温州模式”若要继续走下去，其利润源何在？
说温州模式是“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个过渡简化的抽象。温州毕竟不是热那亚、荷兰、英格兰，它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有自己的社会背景，有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客观地位，这些无一不在温州走过的道路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主流理论讲到“市场经济”的组织资源时，总是从独立平等个体间的契约出发。而这一点却套不到温州的实践中去。杨海鹏调查了浙南社会，发现：
“在台州和温州，最有组织力的民间力量是宗族。围棋国手俞斌长大的天台县水南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建国50周年前，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该村距离县政府只4里路，但对这个人口高达万人，以许姓为主体的血缘村落，政府一直苦无办法渗透。”
“她有隐形的‘议会’，叫‘三防会’；宗祠下有自己的‘政府机构’；还有‘马刀队’、‘刺刀队’，分属‘内务部队’和‘国防军’”系统。代表政府的执法机构，一直无法进入该村落。在建国后，其与邻村的武装械斗发生多起。90年代初的一次械斗，居然变成相邻四县10多万人的宗族混战，以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李泽民亲自从其他地区调集武警方得弹压。”
“相对政府力量，在如今温州乡村，家族力量异常之强大。”
“家族，也因为政府缺少破坏她根植的社会关系的利器——国有企业得以保留。在艰难时世中，她的对成员的保障功能更加凸现。相对于国内大多数地方，温州的最大不同，就是‘没有被计划过’。”
“一个苍南龙港的商人这样论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我的企业管理职位只用亲人，只会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选。用外人会跳巢，带走我的商业机密和技术机密，还有订单，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亲人这样做，他会面对整个家族的抛弃。做生意难免会要融资，家族成员的借款比钱庄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彻底败了，我有经营经验，也会被亲戚的企业雇佣。”
“当时视之为‘怪胎’的温州，实际上是延续的只是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
（杨海鹏«为温州模式卸妆» 中欧商业评论 2008年9月号）
之所以大段引述杨海鹏的文章，是因为他的调查揭开了观察温州道路的一个另类视角，使我们看到宗法社会遗产对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
在组织资源上高度依赖宗法社会遗产，并不意味着温州模式与官场无关，更不意味着在温州，政府与企业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胡星斗以温州为“心中的希望之地”，他也坦承“温州如全国其他地方，权钱交换的腐败也依然猖獗。前市长腐败案、前女副市长腐败案、瑞安政坛掮客阿太案等都说明了问题的严峻。”（胡星斗«希望与期盼——为‹助动温州›作序»）。腐败案遍及全国，温州也有，不足为奇，不过证明了当地政商关系之密切。但这里提到的“阿太案”却令人错愕。“阿太”在当地话中就是跳大神的。一个装神弄鬼的懒汉，居然成了温州的“地下组织部长”。而他的另一身份无疑是“民营企业家”：
“他垄断了莘塍片区的中小学校服供应，参与大的市政工程发标，还插手娱乐业、屠宰业。甚至莘塍镇和另一大镇，以及市里6个局机关的桶装矿泉水，瓶水，俱由‘阿太’介绍的‘万利’供应。有人计算，几百号机关干部，每天消耗瓶水在400至500瓶上下，每瓶水‘阿太’抽成1元，一天少说坐收400至500元。”
“而‘校服’更是一桩大买卖，莘塍有3万中小学生，其服装俱由‘阿太’”指定的服装商供应，每件套抽成10元左右。”
有五六位局长。“阿太”一个电话，躺在被窝里也要爬起来。“阿太”称公安局长“是我的一条狗。”（见杨海鹏 «谁是“地下组织部长”的后台» 南方周末 2000年7月7日）
在许多地方的政商关系中，官僚占主导地位，商人处于仰人鼻息的地位。而“阿太”案表明，在温州商人正力图掌控主导地位。这形象地诠释了哈耶克的理想境界：“财富控制权力”。无怪乎杨海鹏忧虑，温州“很快就会‘西西里化’”。
这一切显然与主流学者所谓的“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对不上茬。温州模式聚敛资本的“效率”远超过热那亚、荷兰、英格兰。究其原因，温州商人的宗族势力与权力对利润极大化机制的“保驾护航”，功不可没。杨海鹏将温州模式归结为：“实际上是延续的只是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杨海鹏«为温州模式卸妆» 中欧商业评论 2008年9月号）而这条路子导致了何种结局，众所周知。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到底能走什么道路就争论不休。“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国民党政府人心丧尽，一个穷棒子党、一支土包子军队掌控了这个国家。
然而此后道路之争并未终结，并引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后的“不争论”不过是主张某条道路的人用行政权力压制质疑而已：
“一提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些人就马上反应：不就是共产党领着搞资本主义嘛，挂羊头卖狗肉。”（纪坡民«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 在乌有之乡的讲座 2007年4月15日）
“明明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允许国外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国内的资本，都要给他们腾出很大的发展空间，包括民间的资本，或者叫民族资本。但是我们用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最根本的事实遮蔽了。”（«张木生谈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的改革未来» 网易读书 2011-05-09）
在张木生看来，“不争论”制造了一团“混沌”，而今“‘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混沌’凿破了，一个‘争论’的时代即将到来。”（同上）在当前的道路之争中，纪坡民主张：
“党的理论，回到«新民主主义论»；党的路线，回到七大；宪政理论，回到共同纲领。”（纪坡民 «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 大风出版社2007年1月）
这一主张得到刘源、张木生的呼应：
“在颐和园幽静的后山，木生问：‘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了！而没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论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你认为，可不可以这样说？’”（刘源«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新民主主义？» 人民网-文史频道 2011年05月16日）
张木生进一步论述他心中的新民主主义：
“毛主席有一句话，什么叫做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特殊的国际条件下和国内条件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有这句话。再有一个就是邓小平说，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张木生新书座谈会上的各思潮碰撞» 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2011-05-14）
可见这些学者心目中的新民主主义，有两个要点：其一实质上的资本主义，其二共产党的领导。按张木生的说法，这个观点出现在42年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笔者手中没有这个版本，无法验证之。但张木生是个严肃的学者，相信他不会无中生有。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农民占国民的绝对多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占国民的比重极小，正是这样的国民构成导致了陈独秀的主张：
“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
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区别在于，陈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通过国民党）领导，而毛认为只能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而这场革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人并无异见。此后毛称党内反对自己的老战友为“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即源于此。可见，建国前后党内高层构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段时期的资本主义，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历史的轨迹是：1953-1956年底中国进行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此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构想就被放弃了。当今的主流学者将这一转变归咎于毛泽东的极左，头脑发热。将如此重大的政策选择归咎为个人偏好，显示出论者的浅薄与轻率。事实上当时有两个因素严重地影响到中共高层的政策选择：
其一，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占有现代工业的80%，49年后这部分工业被没收，成为“全民所有”。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业中的份额不过20%。在这样的格局下，逻辑上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将民族资产阶级手中的工业置于计划指导之下；或者将那80%的现代工业私有化，搞大市场、小政府。在当时国力贫弱、强敌环伺的条件下，当时的中共高层能做何选择？
其二，人民共和国刚成立，高喊“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就顽强地争夺对社会的主导权。这种争夺集中体现的两条战线，一方面，在现代工业的核心区上海，他们掀起了金融投机和趸集“两白一黑”的狂潮，为自己发财罔顾民生和社会安危，一些人甚至指望“蒋委员长八月中秋回来吃月饼”；另一方面，对刚进城的土包子军队展开了无孔不入的腐蚀浪潮，以至于当时的中央认为：
“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毛泽东«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1951年12月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这样的背景告诉我们：共产党领着搞资本主义，在当时遇到了巨大的障碍，这条路很可能导致天下大乱。这才是当时放弃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原因。
温州模式30年的经验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这一点。
“古典式市场经济”道路的本质，是依靠、鼓励每个人的发财欲望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它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逐利资金的积累速度远高于消费资金的增长，导致单位资本对应的利润源日渐萎缩。中国和温州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一过程在30年内就制造出了无法消解的内在矛盾，将整个社会导入经济危机之中。尽管温州模式起步于千家万户小业主的家庭手工业，但它很快就发展为大资本，并从实业转向投机，进而转向高利贷。高利贷的破灭标志着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利润极大化机制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国民的两极分化。“温州模式”最自豪的就是催生了一个“橄榄形”社会：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葛如江等 «天价豪宅VS棚户区 一墙之隔的贫富两重天» 半月谈 2009年11月30日）
然而这位记者发现，“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同上）温州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数据表明，乐清总人口116.97万人（见http://www.wzstats.gov.cn/infoshow.asp?id=5882），这意味着潘孝政看到的“橄榄”只涉及当地经济系统28%的人口。创造乐清经济总量的当然包含300多万外来打工者，潘孝政的“橄榄”却不包括他们，因为“橄榄”赖以生长的土壤，正是他们的贫困。再考虑到温州资本家在四川等地的利润源，养活乐清“橄榄”的劳动者，远不止那300多万外来打工者。
即使潘孝政眼中的橄榄，也只是个正在瓦解的幻象。随着高利贷泡沫的破灭，温州资本正处于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过程中。敛财成功者，进一步“做大做强”，未能脱手者，跌入深渊。鞋业是温州的支柱产业，2011年7月，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认为，温州鞋革行业的发展趋势将会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两极分化（«温州鞋企两极分化初现端倪» 商务部网站 2011年07月22日）。
至于“共产党领着搞资本主义”，已被历史证明此路不通。本来意义上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无产阶级只能是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资本家的雇佣决策，则取决于赢利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体制下只能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又何以“领导”资产阶级？资本家在经济上的强势，势必对掌权的共产党员产生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实施“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中央不惜开杀戒，才遏制了党员腐化的势头。而今也杀了许多贪官，而贪腐之风却愈演愈烈，贪腐额早已上亿。更深刻的转变在于，大量的私人资本家入党、进政府甚至有可能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到底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改造共产党？
而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学者，却指望靠工人、农民来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共产党不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代表来领导和驾驭那两颗星，你是一点儿出路都没有，一点儿合法性都没有”。尽管他们已经看到“官僚和资本相结合”、“奸商搭台，贪官唱戏”、“执政产业化”、“权力资本化”、“政权黑社会化”等问题（«张木生谈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的改革未来» 网易读书 2011-05-09）
现实告诉我们，共产党试图领导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改造共产党，而共产党则离工、农越来越远。建国初期搞“新民主主义”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温州模式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者，多是老共产党员之后，不知诸位是否记得你们先辈的忧虑：“你我后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夙愿”。中国历史上，被称为“革命”的宏大事件俯拾皆是，其中绝大多数是改朝换代：老的统治集团腐朽，失去“天命”，被社会动乱推翻；社会各阶层中涌现的勇敢分子，在争斗中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再次统治社会。从成员构成看，面目一新，从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看，与前朝相差无几。新统治集团念念不忘的，无非是“打江山、坐江山”。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并指出其不可能持续生存。所以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夙愿”是改造社会而非改朝换代。
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纪坡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但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了，今天我们是在执政，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纪坡民«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和反思» 在乌有之乡的讲座2007年4月15日）
可见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者，内心深处关切的，依然是“得天下、治天下”，“打江山、坐江山”。所谓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不过是从改造社会转向改朝换代。毛泽东称之为“民主革命同路人”，岂有诬哉？
“得天下、治天下”，“打江山、坐江山”前景如何？不妨看看从温州到华尔街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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