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精神文明决议”大争论

作者：美华

导语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注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而没有特别关注经济民主、人事安排等。对此，党内外均有不同反应。同时，由于全会《决定》具体内容和措施尚未公布，也引发外界各种联想。务实地看，当前左中右在政制议题暂无产生“最大公约数”的可能，也无单极思维独大的希望。尝试通过文化建设改革建立多数人可接受的架构与规则，是可取的，总比无所作为要好。　　

在此首先要澄清的是，全会研究精神文明建设及文化体制并非首次，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都是以中央全会的形式研究文化改革与发展，并作出重要决定。在中共历史上，六中全会似成了研究精神文明、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而七中全会则是为下一届党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也是开除涉嫌贪腐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代名词。例如1997年十四届七中全会开除北京书记陈希同，2002年十五届七中全会开除中行行长王雪冰，2007年十六届七中全会开除上海书记陈良宇。这里做个补充，是希望反腐真正有成效，明年十七届七中全会莫以为继。　　

再者，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正值两种思潮在党内激烈碰撞之际，争论很大，以文革前老同志为首的偏左与胡耀邦为代表的偏右展开了相当直接了当的辩论。最后在总设计师的调解下，产生了一个颇为妥协的《决议》。二十五年已过去，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现在看起来应有什么评价？好像无人问津。而胡德平等人以评论三十年前另一个《决议》大作文章，其用心已昭然若揭，好在没有多少施政者随之起舞！因此，无论谁在搞对比，都是发人深省的。记得1986年那会儿，李双江战歌悠扬，一世无双；他前天高调亮相北京，出席阎维文大型演唱会新闻发布会，全然不受李天一被收教一年之影响。25年过去，亦是弹指一挥间。　　

本文宗旨，不在对1986年《决议》盖棺定论，而希望在回顾当年《决定》在起草、讨论、决议中若干情况时，结合今天对十七届六中全会推进文化建设改革发展《决定》学习宣传贯彻，对大家能有所启发，能有所领悟。温故知新，细嚼慢咽。　　

明秋换届不到一年，兹事体大，庙堂各路诸侯奋勇当先。渝粤各领风骚。“劝进表”孰好孰坏？冷暖自知？南粤小挫于小悦悦事件，但迅速作出应急对策。而西南那边，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日继公布长辈“两手都硬”题辞后，在严惩沃尔玛一役又打了胜仗。尽管《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如丧考妣，为这家跨国连锁百货喊冤，但在商言商，沃尔玛还是低下高傲的头颅，全球副总裁亲赴重庆请罪，换取今天恢复营业。沃尔玛一役，成功营造了保护消费者利益、敢向跨国企业开刀的形象。与此同时，薄大搞“请进来”，光是最近一个月，重庆就举办了世界华文媒体论坛、国史学术年会、亚洲艺术节、全国刑法学会年会，邀请各路神仙走走看看，亲身领略“重庆模式”。其中，全国刑法学会年会上周在重庆召开，最具看头。总所周知，对重庆打黑意见最大的是法学界，认为简直就是“黑打”，违反法治。　　

薄熙来此次把国内刑法大佬请来，让他们吃好喝好之余，就是要“做思想工作”，修补一下关系。他专门会见出席年会的主要代表，“就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进行了交流”，强调重庆打黑始终是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打击范围不缩小，也不扩大；定性上不压低，也不拔高，不枉不纵。《重庆日报》报道，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感谢重庆的热情招待，大赞重庆一派生机勃勃，这些年“打黑除恶”成效确实明显；中国刑法学会会长赵秉志似乎不愿为打黑背书，话中有话说，“重庆的改革探索，提供了很多生动的刑法学案例和司法经验。”赵秉志早前在湖南大学演讲时，公开批评重庆打黑，指打黑行动要依法进行，不能搞运动化、扩大化，同时要尊重不同意见，切实保障正义的实现。这位刑罚权威还提到了打黑给律师行业到来了冲击，“忽视律师就是忽视正当程式”，“如果律师不愿意走上法庭，那这样的法庭就是虚假的法庭。”　　

乌有网站10月23日刊出薄的文章：抓文化就是抓方向抓未来抓民主，表明他保留了重庆发展的空间，展现他对全局性问题的重视。谁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价值，抛弃资本主义糟粕？全国人民在睁大眼睛看着。现在有争论，25年前更是如此。谁说“继续革命”已经过时？　　

一、会前党内和社会氛围　　

1986年春天，胡啓立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端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作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在后来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讲：几任宣传部长的名誉都不好。这时赵对胡讲：你当宣传部长时的名誉还不错嘛。胡耀邦说：也一样不好。　

上海市委书记是芮杏文，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件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　

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想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的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本来是要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二、会前邓的若干指示　　

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一些新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在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第11页，邓小平删去的一句话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的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

1986年9月15日，邓小平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全会后从容讨论。　　

三、会上的争论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有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插话，最能够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　　

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据参加者之一的邓力群说，这是他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开会后，先由工作人员宣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草案）》。宣读后，胡耀邦问：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请发表。　　

陆定一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是苏联提出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　

陆定一接着又说，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通知》撤销所谓“二月提纲”，说这个“二月提纲”是彭真同志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搞的，是背着其他人搞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对我的，说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现在觉得，这次文件如果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别的我都赞成。　　

胡耀邦重复了陆定一的意见，讲“文化大革命”中间，“四人帮”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打击我们党里面的许多好同志。他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是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志的原话是，“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其他同志也用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重新用了这个词，小平同志讲的比较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曾经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现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少数。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这样那样错误主张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错误的，同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等量齐观不妥当。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万里接着发言，说只要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这个自由化，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对，加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对。所以我主张取消。

然后，杨尚昆、余秋里主张保留。薄一波说，会前，定一同志就劝过他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他考虑，写这一句话，和定一同志讲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他又说，他还代表宋任穷，都主张维持文件原来提法。　　

四、会上邓小平的讲话　　

邓小平接着发表了一篇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零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五、会上其它常委的表态　　

赵紫阳主张这句话保留不动。陈云、李先念认为应当保留。

胡耀邦也说保留对当前的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彭真发言认为，名词本身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统一领导。他赞成维持原案。　

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进行表决。一致通过。　　

六、胡耀邦的动作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有人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七、尾声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事件的发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二十好几年的事了。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了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谈话后，胡耀邦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承担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胡耀邦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始，以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终，不仅走了一招险棋，也为自己郁郁而终埋下伏笔。历史有时就是那么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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