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之我或灵魂之我——灵魂之王、灵魂的主宰、灵魂的主人、哲学之我或哲学层次的我。之我里的‘之’是助词，起增强语气作用。）

　　顾城——哲人之殇

　　顾城，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顾城，1956年9月24日出生于北京，1963年9月进北京西直门小学。1969年5月，随父下放山东昌邑县东冢公社。1979年《星星》复刊号上发表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顾城声名鹤起。1983年8月5日和谢烨在上海结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国家，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年1月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重访欧美并创作，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出版有《顾城诗全编》。1979年顾城和谢烨（即雷米）在火车上邂逅，为了追求谢烨，顾城赶到上海，天天躺在谢烨家门前木箱子里。1983年8月5日在上海与谢烨结婚，1986年参加北京市作协在昌平举办的“新诗潮研讨会”，结识北京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李英。1988年顾城夫妻前往新西兰激流岛定居，生有一子木耳，顾城不能容忍小孩夺走妻子对他的爱，谢烨只好将小孩寄养在朋友家中。1990年7月李英成为第三者，谢烨竟能容忍三人世界。1993年1月迫于生计问题，顾城在西班牙、荷兰、罗马尼亚等国家讲学。是年3月李英和英国情人约翰离开激流岛，顾城为此大受打击，写下遗书，多次自杀未遂。1993年10月，谢烨收拾行装，准备由奥克兰前往德国，在前往奥克兰码头时被顾城劝回家，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寓所与谢烨发生争执，在冲突中谢烨受伤倒地，顾城随即自缢身亡，谢烨在送医院途中死去。

　　评析：因母亲健康原因，顾城提前七周破腹产于北京白塔寺旁人民医院，在暖箱中度过了人生的前四十天光阴。按顾城母亲的话说，他在九岁时从窗口跌落楼下，脑子受损。从这一刻，就注定了日后的悲剧。顾城作诗的天赋很早就显露出来——1968年9月写下诗歌《星月的来由》和《烟囱》；1969年5月离开北京随父下放之前，写下《我的幻想》；1971年7月在海滩上写下《生命幻想曲》；1974年全家回到北京，读书、学习绘画，并从事过油漆工、木匠、翻糖工、电影广告绘画工、商店营业员、借调编辑等许多临时工作；1976年写出自编诗集《无名的小花》自序；1979年3月在西城区文化馆《蒲公英》小报第三期发表诗作《无名的小花》，系作品首次公开发表，同月加入《今天》文学社团同北岛、芒克、舒婷、江河、杨炼等结识，写下早期代表作之—《一代人》、组诗《永别了，墓地》等。顾城的知识文化积淀主要源于自行读书，尤其是读法布尔的《昆虫记》和《辞海》，因为这是他手头仅有的查抄书中被侥幸漏抄的书。受制于体制，顾城一直是自由职业者，恰值开放年代，而写诗便是他的全部。诗是之我受压抑，由思维所迸发出来的思想精神产品，顾城早年之所以满怀巨大创作欲望和激情，其之我的灰暗不言而喻，诗则是拨亮之我的点火器。诗人所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黑色的眼睛就是其之我的表象。从整个少年时代始，顾城其之我便为灰暗笼罩了。

　　友人回忆顾城在上海追求谢烨的时月——每天早上起床，顾城的第一件事是赶紧把昨夜做的梦记录下来，他把这些梦理解为另外一种暗示，这些冥冥中的暗示可能是最好的诗。这个习惯保持了很久。个子不高的顾城常常戴着自制的帽子，双手插在宽大的中山装口袋里，在屋子与天井里走来走去，自我欣赏。顾城特别喜欢用银灰色的布料做帽子，如果没有合适的布料，就用纸做一顶。顾城用这一新奇的形象和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生活空间是自己搭建的诗的空间。为此，谢烨领着顾城去医院做了检查，看是不是精神不正常，经过详细诊断得出顾城的思维与表达都很正常。对于设计这样的帽子，据诗人唐晓渡解释——我个人觉得他是要设计一个标识，就像一个独一无二的Logo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帽子就是属于顾城的，见帽如见其人。因为是很长远的设计，他很多年里面他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帽子。显见，顾城对其之我是相当敏感的。《导论》指出，歌中，词人曲者都在心里呼唤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我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感激天生这个我……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那么，这个我岂不正是灵魂之我吗？我，在生活中是真实的存在！一如顾城的诗——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顾城自制的帽子，其实就是其之我的Logo，也提醒他自己要保持其之我的特立独行，因为——我任性。

　　友人在回忆与顾城的往事时说：“成长在畸形人文生态下的我们这代人都是病人，只不过程度不一样。顾城不是一个对抗性的人，但他确实是一个极端，所以在撤退时出了大问题。”《并不凄美的顾城之死》一文指出：顾城的悲剧也就是一个新移民的生活悲剧。除了写诗(又是中文诗)，他可说是无一技之长。要命的是，生活在英语世界，他拒绝学习英语。这就意味着他根本不想融入这个社会，也断绝了生存生活的门路。可是，顾城偏偏要编织自己的乌托邦梦幻——他在漂流岛上养鸡种菜，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过上一种不染凡尘的超然生活。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顾城的经济日渐拮据，日子自然过得寒碜，捉襟见肘。他因为买那间破房子，还贷了款，要还按揭，这就更加雪上加霜。为此，他曾让妻子谢烨去市场卖家里产的鸡蛋；又让她做了春卷也拿到市场叫卖，这样一点“绳头小利”显然远远无法解决生活所需。于此，现实的困难击碎了理想的梦幻——以致最后，情人与妻子要接踵逃离，自己的儿子却无暇顾及送人抚养。妻子谢烨的悲剧在于逃得不果断，而整个悲剧则是顾城夫妇“在撤退时出了大问题”。也就是说，顾城沉浸在诗中，为诗他需要爱的庇护，因为其之我特别灰暗；为诗他又不能经受干扰，所以对儿子拒绝付出。于此，顾城其之我是扭曲的，之我对爱处于接受与拒绝矛盾当中，因此之我的变态游离不可避免。而面对妻子谢烨即将的诀别，顾城之我唯一可寄放的摇篮倾覆了，于是便演绎爱恨之疯狂。《导论》指出，失恋者之我因倾覆了“安身”的摇篮，之我处于所谓的“失重”状态，进而造成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与行为……在大众及世俗层面，之我的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如果之我一味地凝固在恨里不能自拔，那么之我就会变形变态，进而引发思维产生消极情绪和想法，误导人走向反社会、反人类的叛逆歧途。顾城对外部世界抵触排斥，显见其自我之恨幽深。

　　其实，对于诗人的解读不能光拘泥于生活琐事，诗人的思想又是怎样一个境况呢？顾城10月离世前夕的6月24日，完成了其哲学论文《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7月参加法兰克福大学举办的“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研讨会”，顾城论文及答问反响强烈。诗人随后匆匆离世，人们的目光也许至今还不太在意这篇“没有目的的我”。在其中，可以看到顾城对“我”的关注和诠释。今天，让我们怀着钦佩而复杂的心情来倾听顾城的哲学诗语吧。

　　1、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超乎人类的，又是人的最朴素的心境。“自”是本源，天生的状态，规则，我外无他之我。“然”是一个轻微的态度，同意、接受和这样的意思。注意，顾城提出了“之我”二字。

　　2、哲学使人自在，并不使人存在。人存在与否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的自然之境，可以将人从有限的概念中间解脱出来，成为自然人，又叫真人。自然之境的体现并不抽象——一举一动，一花一木，担水劈柴，皆可显道。一个真人，不一定非得住在山高林密的地方；他无牵无挂，无可无不可，故也可能做所有人间的事情，为官为盗，娶妻生子，生如蚁而美如神。他予以改变的不一定是存在，而是存在中的迷误。“自然之境”并不要求特别的形式。自然之境中的人，会由于自己的秉性诞生自己的形式，也会不创造任何形式。因为已经解脱了人的观念，无己无我，他便不再会为自身的存在所困惑，也不会为自身的泯灭而惶恐。他无私无畏，秉性依旧，与命不违，可生可死，从心所欲。在此，顾城对‘之我’的认识与领悟极高，只可惜对“自然之境”的消化和吸收在时间上没有来得及。但也因此，顾城对死无所畏惧。《导论》指出，人实则无所谓怕不怕死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死、对待死尤其是怎样死的问题。不怕死，其实是认同怎样死，思维判断愿意接受死。

　　3、从西方的语言习惯来看，中国古诗最大的特点是缺失主语，语法不确定，视点变幻，少有抒情的“我”；它的核心也不是理念，而是一个空，空与象一体若有似无，无身而有情。这些对于西方读者来讲，是很难想象的，在翻译上会感到不可逾越的困难。这不仅是一个语言习惯上的问题，它更表现了一个与西方观念迥异的哲学宇宙——一个不以人、思想为主体的世界，一个没有目的的自然世界。语言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而这一语言随时暗示着“无我”…… 正是这个“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王维）的自然之境，使我们看到了我们处身而未感的人的自然生活，看到了生灭交替，光阴潜移，春秋轮转，日月如梭，花落去，燕归来，“有”在“无”中充满意味地隐现着。此处，诗人顾城对之我的感触是多么玄妙，尽管诗人没有点出其中的“之我”。《导论》<引言>感慨：入夜，星海璀璨，宇宙浩淼。仰望苍穹，尽管自觉渺小透顶如同沙砾，但人总还是习惯于自以为是，意识之我强固依然。独处静思，人也许会问：我究竟是什么，我究竟存在于哪儿？我，难道仅是同类相似之形体，或为相互呼唤之虚拟？我到底是什么样子，谁看见过我？我，在现实世界能够摸得着吗？在这儿，顾城离点破之我雾霾的窗纸仅半指之遥。

　　4、艺术上的“空灵”，无我之境，相当于哲学上的“无为”。没有目的是寂静的，是超乎个性的；但没有目的的“我”，则是自由的，有着可能难以想象的鲜明个性。目的和概念已经不再束缚他，包括生死概念，人类的生存准则和与之相应的道德意识与他无关；他自性的灵动，使他处在永远的创造之中，不仅生可为游戏，死也不例外。原来，顾城的死之所以要另类，是因为他追求如诗般的“无我之境”，不仅生可为游戏，死也不例外，这样才能彰显他那“难以想象的鲜明个性”——戴着如同Logo一样的帽子作诗、生存、死亡。在这里，可谓找到了顾城自杀的哲学注脚。他所谓“一个自然之境中的人，是自由的——他不以“我”为出发点，也没有自身以外的目的，在现实运动中便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他可能长久和平地生活，也可能暴死；他可能是一个智者、一个疯子，或一个傻瓜；他可能泛爱万物，也可能吞食野兽”，实则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显现其之我依旧灰暗、矛盾交织、难以自拔。

　　5、生灭在自然中是守衡的。人成功地用技术干扰了这个系统，他不受报复是不可能的。其实最大的报复倒不是生存与否的问题，而是人的自然性的丧失。当人不再能接受死亡，不再能在万物生灵中，感受本身，在这个时候，他那个属于自然的生命，他那个体悟自然之境的灵性，就消隐了。人制造了人，也许这就是自然哲学的终点。自然观并不避讳这一点，因为它自身的消失幻化也是自然而然的。此处，顾城展现了其作为诗人哲人眼界的高远，对人自我认识的精神境界超乎了他的年代。《导论》<智脑时代>指出，我们在改造世界，世界其实也正在改变我们，而后者往往为人类忽略。在这里，作为人类灵魂之王的之我，是人类保持其本色与本性的最后一块阵地了，之我失守、变色变性，人类便会全盘瓦解——人不是人、我不是我。如同打猎的猎人，自己端起枪来，自己把自己打死了。以之我论看来，就是灵魂把之我杀死——不是自杀而是另类的他杀。如果这样的话，人类悲剧的根子就是源于对之我的无知，以及对思维的放纵乃至因狂妄而疯狂。

　　作家雨果曾说：天才是人类的病态，就像珍珠是贝类的病态。顾城不光是天才诗人，在哲学上也算是天才，他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时代却嘲弄了他，但我们绝对不要忘了除诗人桂冠之外，他还是位天才的哲人。话说，与其是说时代嘲弄了他，倒不如讲他暼睨他的年代。如同画家用色彩，顾城则用文字堆砌出氛围，勾勒出一幅幅之我的幻影——瞧《鬼进城》——远处有星星　更远的地方 还有星星　过了很久 他才知道烟囱上有一棵透明的杨树。顾城曾学过画，可惜他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再辟蹊径，否则他必成某流派大家。历史总是有遗憾的，但我们不要忘记、更不要忽略遗憾，否则我们自己就真的也遗憾了。顾城在其人生的最后四个月时间里，研究并推敲出所谓没有目的的“我”的哲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深长。文坛巨匠托尔斯泰在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疾病的折磨使他不仅放弃了个人的家庭生活，同时也放弃了文学创作，将精力投入到哲学与宗教的研究，并宣称“艺术不仅是没用的，而且是有害的。”与文学家相比，哲学家眼光则更犀利，柏拉图在《斐多篇》里描述苏格拉底与西弥尔有这样一段对话——西弥尔问苏格拉底哲学家怕不怕死。苏格拉底回答说，老百姓怕死，但是哲学家不怕。因为人的灵魂是自由的，可自由的灵魂被羁缚在不自由的肉体之中，被七情六欲遮蔽了它的本真面貌，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哲学家看到的是灵魂的解脱和重归自由，这一刻其实是他毕生向往不得的，又何惧之有呢？苏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名言：“哲学是死亡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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