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之我或灵魂之我——灵魂之王、灵魂的主宰、灵魂的主人、哲学之我或哲学层次的我。之我里的‘之’是助词，起增强语气作用。）

杨佳——非常的妖

案件案情：2008年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北京来沪的28岁男子杨佳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来到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在办公大楼门外纵火后，捅伤1名保安，再闯入楼内办公场所，袭击正在办公的民警，共对9名民警的头、颈、胸、腹等要害部位连续捅刺受伤，其中6名民警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杨佳交代，他是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闸北分局依法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据悉，杨佳被制服前的情景是这样的——在上海闸北公安局21楼，督察支队2113办公室，一支枪对准了杨佳。他终于开口：“你开枪把我打死吧，我已经够本了。”没有任何忏悔的意思。

杨佳生于1980年8月27日，12岁时父母离异。杨佳在中专学的是财会专业，但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稳定工作，至今未婚。慧忠里的邻居们称母子俩脾气不好，总是和邻居发生冲突，杨佳在母亲与人争吵时不分青红皂白总是维护母亲，还屡次有暴力行为。2007年十一期间，杨佳在上海旅游，他花50元租用了一辆自行车。10月5日晚8点半左右，杨佳骑自行车途经闸北区芷江西路和普善路口时，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的一名巡逻民警正在此设卡检查，因发现该车无牌照，便让杨停车接受检查，发现这辆自行车还没有钢印。杨佳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愿意将自行车的来源证明提供给民警。其间，杨佳始终骑在自行车上与民警争执，持续近40分钟，引来大量路人围观。当晚9点10分左右，民警将杨佳就近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杨佳在接受审讯时称，到芷江西路派出所后，他与民警继续争执引发冲突，有七八名警察对他有推搡、殴打的情况，杨佳打110报警。

上海警方的通报称，当晚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接杨佳投诉后，派员到派出所了解情况，证实没有人对他有人身侵犯。警方对杨佳进行劝说疏导，一直到晚上10点，杨佳的情绪基本平静。晚10点15分，杨佳接受警方的正常问询笔录，笔录11点结束。民警笔录期间向租车公司核实，确认杨佳的自行车确系租用后，对杨佳予以放行。整个盘查工作于10月6日凌晨2点结束，因为购买了第二天上午8点回京的火车票，杨佳在派出所的长凳上躺了一夜，醒来后直接去火车站乘车返京。媒体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他说民警们搜查了他的包，还把他的衣服都搞脏了”。在杨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场。但督察并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相反激起了他更大的怒火。

回京后，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认为自己不该受到盘查，且遭到警方殴打，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和当时电话费1万元的要求。上海公安督察部门称，经过认真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警方还曾在2007年10月和2008年3月两次赴京，但未达成和解。据杨的家人表示，第二次上海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对杨佳性格特点，有报道描述为：内向，偏执，木讷寡言，热衷于上网，“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他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

另据报道，几年前杨佳在山西省旅游时，在太原火车站排队进站时怕别人偷东西把包挎在胸前，警察说他不好好排队，将他请到派出所，门牙被打掉。事后补牙花了几千块钱。杨佳母子到公安部上访，最终获得赔礼道歉和3万元赔偿。据杨佳的姨妈表示，杨佳母亲与人肢体冲突而引发的长达8年的诉讼和上访也对杨佳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与此同时，6月底，王静梅持续8年的上访终于又有了一个说法。“法院信访办答复她，按理说这个案子应该重审，但案子实在太小了。还是决定不予审理了。”其母好友王铁栓说。王静梅大怒：“你这事小了的话非得闹大了才管啊？！”几天后，一语成谶。

央视《新闻1+1》解说道：这是杨佳的个人博客，在这个深蓝色背景的博客中，他给自己起名叫“非常的妖”，头像是一张风景照片，在兴趣爱好栏中他这样写着：户外登山，徒步越野，摄影，在图书馆找本书看一天。袭警事件发生后，这个博客被网友从众多博客中寻找出来。博客中虽然文字很少，但却有很多的照片，绝大部分都是他在旅游中拍摄的。在他的博客上，他还打趣地介绍自己是“一个大龄光棍，现在最想结交的就是美女”一句诙谐的自嘲，这也让人看到他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为何踏上了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杨佳的辩护律师翟建经过与杨佳的三次接触，认为“他的精神有问题”， 他指出，杨佳的行为符合偏执型、冲动型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描述。翟建已经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对杨佳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但这一申请被当庭驳回。

评析：罪犯12岁时父母离异，至28岁犯案被捕，与其母亲在一起生活16年整，了解其母也许能窥探罪犯犯罪深层原因的端倪。报载，慧忠里的邻居们称母子俩脾气不好，总是和邻居发生冲突，杨佳在母亲与人争吵时不分青红皂白总是维护母亲，还屡次有暴力行为。其母好友形容王年轻时容貌出众，声音甜美，性格开朗，“没结婚之前在劳动文化宫当解说员，那都是百里挑一的人。”1994年，杨佳父母离婚。当时，杨佳的母亲王静梅在一家洗衣机厂下属的招待所工作。对于离婚的原因，杨父不愿多提，只是简单说，夫妻因为怀疑对方有外遇，猜疑逐渐增多，最后导致离婚。

媒体查实，2000年，王静梅在宣武区虎坊桥东边的一个招待所当服务员，因为一次肢体冲突，她开始了一场影响母子二人至深的漫长上诉。王静梅把对方告上法院，“可单位没人看见当时情况，没见证人，虽然其诊断证明等证据都齐全，可对方说也瞧病去了，后来补充了一个假条和1352元的医疗费证明——而王静梅也花了1352元，对方明显是找医院关系后补的。最后法官各打五十大板，认定双方互殴，各自负担。”王静梅对此耿耿于怀，开始了漫长上访之路。退休之后，更是常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上访上，辗转于北京公检法各部门，直至北京市委、国务院信访办和最高法院信访办。她打官司时结交的“讼友”说，每次见到王静梅，她都穿一件80年代的黄色长袖外套，无论冬夏，从不更改。“她这人本来心劲挺高的，我感觉她虽然不富裕，对钱并不在乎，但认理。”有一次劝她不要这么漫无止境的在官司上这么耗下去，王静梅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一点原则都没有。

从其母王静梅经历看，可谓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从“百里挑一”到招待所当服务员，这不光是职业层次的落差，这里的精神落差恐怕是深渊万丈，而离婚令落差进一步加深，可以想见其母之我的阴晦到了何等程度，这必将给杨佳带来深重的压抑。而因诉讼不公引发的上访，则令其母疲惫不堪，也进一步加重了杨佳的压抑，令杨佳之我灰暗并为恨笼罩！直至杨佳犯案，其母还在为上访奔波——几乎与此同时，6月底，王静梅持续8年的上访终于又有了一个说法。“法院信访办答复她，按理说这个案子应该重审，但案子实在太小了。还是决定不予审理了。”王静梅大怒：“你这事小了的话非得闹大了才管啊？！”几天后，一语成谶。杨佳，其儿子成了“闹大”的主角。

在罪犯杨佳母亲王静梅上访的同时，杨佳也在为上访战斗。此前，杨佳曾与太原火车站的警察“较量”过，以“杨佳母子到公安部上访，最终获得赔礼道歉和3万元赔偿”而了结。这次，与上海警察的纠纷，却因“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而搁浅，并最终引发杀戮血案。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与其母“你这事小了的话非得闹大了才管啊？！”，可谓腔调口吻传神一致。《导论》指出，我是什么，我是灵魂，灵魂的核心就是我，我是灵魂的主宰，我是人的本质，我是人与人、与动物、与植物、与地球上其它事物区别的征服性肯定。那么，这个所谓肯定是怎么回事以及怎样运作的呢？人生经验告诉大家，人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很多事情、面对很多事情，同时也会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注意，在各种反应当中或之后，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心里其实都会有种种理由，有些稍纵即逝，有些牵强附会，有些则耿耿于怀，但最终也会想尽办法和理由去尽力“释怀”。在此，所谓种种理由及其产生，或油然而生、或牵强附会、或极力搜寻，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之我的肯定过程。

在本案中，杨佳母子均要求别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作出解释或交代，但别人并没有按他们的意志那样作为，或做了也没让他们满意，于是他们把这种负担及责任，也就是解释或交代的负担及责任转嫁到自己身上，于是他们纠结痛苦倍受折磨，因为他们自己左右不了。《导论》指出，如果肯定不能够达成，之我就会紊乱游离，心理与精神便会出现问题和障碍,在道德层面有可能出现所谓‘丧尽天良’，在刑事案件里那些连环杀人恶魔就属此列，冷酷残酷的背后便是之我肯定的沦陷。对杨佳母子来说，他们把想象中的别人的之我肯定及其挫折，转嫁给自己并成为自己的负担，以致自己陷进自己制造的‘肯定沦陷’当中。也可以说，杨佳母子患上了‘之我肯定转嫁强迫症’。而杨佳在之我之恨的助燃下，惨案在其母“闹大”话音刚落的当口便发生了！由于之我塌陷，杨佳视死如归。（参阅：李春生——清明祭望）

其实，杨佳母子对于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有所觉察的。报载，有一次，王静梅曾向朋友说起，她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杨佳为此，如其博客所写——“户外登山，徒步越野，摄影，在图书馆找本书看一天”，也在与所谓的心理疾病抗争。央视《新闻1+1》解说道：这是杨佳的个人博客，在这个深蓝色背景的博客中，他给自己起名叫“非常的妖”，头像是一张风景照片……《导论》<之我之歌>指出，词人曲者都在心里呼唤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我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感激天生这个我……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之我的唯一是人生命最坚决、最坚强的意志符号；即便濒临死亡，人也念念不忘谈及我我我。之我，一直连接并延伸至人的死亡，“我”是唯一。如歌儿所唱：我是我 多么特别的我……那么，这个我岂不正是灵魂之我吗？我，在生活中是真实的存在！所谓“非常的妖”，说明杨佳在寻我窥探我。而他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那么这个委屈是什么呢，杨佳并没有受什么皮肉之伤，而应是所谓的心伤——尊严。“非常的妖”，被去消掉了“非常”二字。《导论》指出，在此也要提醒，‘之我唯一’如果动摇了，人的精神便会出现障碍和麻烦,严重的以致切断之我与思维联系，任由疯癫或大逆施行为发生，在道德层面表现为决绝、绝情、残酷、变态及六亲不认等。这些叛逆，实则也是之我活的意志使然，是之我回应‘唯一动摇’的挣扎。总之，活的意志是之我的最根本意志！哎！杨佳案，对社会多方来说都是教训，而科学解释其作案的来龙去脉意义甚大！

成瑞龙——危险理由

罪犯成瑞龙，广东省连州市人。1996年6月至1999年4月间，成瑞龙分别伙同他人在广东肇庆、佛山市，广西桂林市，重庆市持枪抢劫、杀人作案六起，杀害七人，致伤两人，此后一直潜逃。通缉令说，成瑞龙累计杀害13人，在13年逃亡路上枪杀了4位警察。2009年5月21日，公安部发出A级协查通报，要求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对重大网上逃犯进行协查。2009年5月31日，南昌警方通过技术手段，终于将成瑞龙抓获。此时，成瑞龙化名“周全”，因抢劫被判入狱7年，正在江西一监狱服刑。据了解，因为在狱中表现伪装积极，多次得到监狱的减刑奖励，按照监狱为他申报的减刑幅度，他于当年5月就可以刑满释放。但不久前，他殴打同监室的服刑人员，被法院判决加刑一年。如果再晚一些，成瑞龙可能就出狱了。江西省公安厅刑侦官员表示，成瑞龙的社会活动就是以犯罪为生活，是一名典型的职业犯罪高手。2010年11月2日，成瑞龙在佛山殡仪馆被注射执行死刑。

成瑞龙自小性格暴戾，经常打架斗殴和小偷小摸。1993年因盗窃作案被佛山市公安机关查获，送强制劳动教养2年。1995年起开始在广东佛山、肇庆和广西北海等地实施绑架勒索、抢劫等暴力犯罪，杀害警察、群众各1名。庭审中，成瑞龙还一度语出惊人。他称，有人说他杀人是为了报复社会，但是如果他真的对这个社会有报复的话，也许今天不是13个人的生命，而是130个人。“我每次都是自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去剥夺他人的生命。虽然这是很自私，但是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对于一个无关的人，不是他死就是我活。”

成瑞龙命运的第一次转折，是他因在学校跟校长的女儿恋爱和在校表现差而被学校开除。被学校开除后，其父决定让成瑞龙去报名参军，参军是彼时当地农村孩子失学后都会考虑的一条出路。可到公布录取结果时，他却意外出局。“当兵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梦想。如果说我真的不行，那还可以，但是有人比我更不行，却都可以，让我感觉到这个社会就是有关系好多事情也能摆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被我非常信任的老师欺骗而被学校开除，以及在征兵过程中被别人挤下，这两件事对我的影响最大。也许从这两件事以后，我就慢慢开始对社会有些排斥和憎恨的感觉”。

邻居透露，成瑞龙小时候打架，其父总让他在木凳子上罚跪，“认了错”再起来，可成瑞龙很倔强，常常跪了很久也不低头。其实，直到A级通缉令高悬，很多乡亲都还很难相信，这个只是有点“争强好斗”的孩子怎能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来伯”以前也住在成瑞龙家隔壁，对这个孩子，他的印象就是“脾气非常倔”，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大概在成瑞龙12岁的时候，他在一亲戚家挂了一个沙袋练拳，“他出拳很重，几个扶沙袋的同龄人扶都扶不住”。据其初中时代的班主任黄老师介绍，成瑞龙学习基础比较差，身体壮实，喜欢打架，但都比较尊重老师，不在自己班里闹事。成瑞龙一路“打到初三”，学校最终以“打架斗殴”开除了他。

据透露，成瑞龙对家属没能来送他最后一程表示遗憾。佛山中院一名人士透露，在执行死刑前，成瑞龙写下了大批留给家属的信，其中还有一封专门给他儿子的遗书，成瑞龙表示希望这封遗书能送到儿子手中。成瑞龙的哥哥回忆，1993年，就在成瑞龙因盗窃送劳动教养之前，杨某怀了孕。当成瑞龙身陷高墙时，杨某独自生下了儿子。但两人一直都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如今的杨某，一个人守着儿子过活。办案检察官撰文披露，在死刑执行前，我清晰地记得成瑞龙的最后一句话——“为什么我的家人没有来？”法官对他解释，一则他的家人不愿意出现；二则在死刑执行现场也不适宜让家属观看。

罪犯成瑞龙表白：我也想过，如果我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走错了，想这些也没有用。我想我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还是因为我太急功近利了，想着干违法犯罪的事情来钱快点。我不敢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不敢跟家人联系，每到一个地方就得换一个名字，不然心里就不踏实。晚上老被噩梦惊醒，每天都担心被抓，看见穿警服的就躲得远远的。犯案以来，不敢给家里写一封信，去一个电话，对家人的日夜思念和对受害人的忏悔整天折磨着我，让人彻夜难眠，每天都梦见被抓。由于逃亡的时间太长，他甚至忘记了母亲的名字，只记得姓氏。逃亡期间，也谈过两个对象，一旦到了谈婚论嫁，就想尽一切办法跟人家分手。我知道，被抓是迟早的事。

评析：抓获成瑞龙的最大亮点，是阻止了罪犯可能对群众与干警的无情杀戮，消灭了一大社会安全隐患。而这个隐患的可怕，罪犯也说的很清楚。成瑞龙庭审中称，有人说他杀人是为了报复社会，但是如果他真的对这个社会有报复的话，也许今天不是13个人的生命，而是130个人。“我每次都是自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去剥夺他人的生命。虽然这是很自私，但是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对于一个无关的人，不是他死就是我活。”显见，罪犯把杀人理由言之凿凿。《导论》指出：所谓种种理由及其产生，或油然而生、或牵强附会、或极力搜寻，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之我的肯定途径之一，肯定是之我的意志。需要指出的是，杀人犯、法西斯党徒、邪教分子等等，通过歪曲事实编撰合乎他们行动的理由和逻辑，为他们的犯罪作恶去背书，由此达成其之我肯定或暂时的自欺性、强制性之我肯定。于此，肯定只要达成，罪犯杀人就没什么精神障碍了，觉得应当应该如此！所以，罪犯的危险就在于此。（题外话说点，刑罚上的死刑及执行是否需要点灵活和弹性呢？）

罪犯因为之我恨而犯罪，也因为恨而露出马脚走向终结——所谓‘按照监狱为他申报的减刑幅度，他于当年5月就可以刑满释放。但不久前，他殴打同监室的服刑人员，被法院判决加刑一年。如果再晚一些，成瑞龙可能就出狱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少时就埋下了恨的种子。例如，其父总让他在木凳子上罚跪，“认了错”再起来，可成瑞龙很倔强，常常跪了很久也不低头。大概在成瑞龙12岁的时候，他在一亲戚家挂了一个沙袋练拳，“他出拳很重，几个扶沙袋的同龄人扶都扶不住”。成瑞龙一路“打到初三”，学校最终以“打架斗殴”开除了他。最终的结果是，校长女儿未婚为他怀孕并生下了儿子，此时他却在劳改农场里接受改造。至于被开除以及当兵不成，根本就成不了他仇恨社会或堕落的理由，军队里能要这样的兵吗？！学校能容这样的学生一直捣乱下去吗？所谓“也许从这两件事以后，我就慢慢开始对社会有些排斥和憎恨的感觉”，不过是罪犯为自己犯罪找借口罢了，恰恰这点暴露了罪犯之我已经被恨覆盖，是其之我出问题的明证。《导论》强调，通过恨，之我或许能够燃起点火苗；通过恨，之我对外宣示了存在。在大众及世俗层面，之我的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如果之我一味地凝固在恨里不能自拔，那么之我就会变形变态，进而引发思维产生消极情绪和想法，误导人走向反社会、反人类的叛逆歧途。

根据案情看，罪犯当初的犯罪动机就是劫财。一如罪犯的表白——我也想过，如果我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走错了，想这些也没有用。我想我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还是因为我太急功近利了，想着干违法犯罪的事情来钱快点。于此，《导论》<欲望之矛>也有相似观点——现代人依旧如迷途的羔羊，暴风雪来了，还在咩咩地费尽心机……需要指出的是，随人类发展的全球化、网络化，以及社会价值游戏规则、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畸形化、物欲化，人类精神家园已经残破，之我正悄悄躲在浮华下偷偷悲鸣，就像找不到家又做错了事的孩子。尽管如此，受生存压力、畸形制度与畸形价值观的惯性使然，欲望让人忽略或难以顾及之我，人类对之我不光无知而且更加麻木，之我反作用于人类及世界的将会是难以逆转的嗟叹。

对于罪犯而言，活一天就是逃亡一日，因此其之我时时也濒临坍塌——我不敢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不敢跟家人联系，每到一个地方就得换一个名字，不然心里就不踏实。晚上老被噩梦惊醒，每天都担心被抓，看见穿警服的就躲得远远的。犯案以来，不敢给家里写一封信，去一个电话，对家人的日夜思念和对受害人的忏悔整天折磨着我，让人彻夜难眠，每天都梦见被抓。由于逃亡的时间太长，他甚至忘记了母亲的名字，只记得姓氏。据悉，逃亡期间，罪犯还也谈过至少两个以上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罪犯对爱还是情有独钟的。据透露，成瑞龙对家属没能来送他最后一程表示遗憾。在执行死刑前，成瑞龙写下了大批留给家属的信，其中还有一封专门给他儿子的遗书，成瑞龙表示希望这封遗书能送到儿子手中。不论逃亡之途，还是监牢待斩，罪犯依然对爱怀有追求，主要原因是其之我太寒冷阴暗，企望在爱的摇篮让之我取暖歇息，以此好为他逃命之旅充电打气。直至临死，罪犯都满怀生的欲望，所谓写下了大批留给家属的信，字里行间就是其之我的影子，忏悔的背后还是一个个“活”的挣扎。罪犯不惧怕死，因为其之我已经坍塌；但他十万分想活，因为其之我的肯定如初。所以对于社会来讲，他便是最可怕的敌人。

熊振林——哀怨种子

罪犯熊振林被称作杀人恶魔，在15个小时内连杀8人，其中有长期为他打工的雇工、有聋哑人，也有上门来卖废品的村妇，还有他多年的情人，甚至有2岁的婴儿。杀害他们的原因，有的是为了练胆，有的是为了报复，有的是因为“拈不上筷子”的小矛盾。据警方侦查和熊振林本人的交待，熊振林每杀一个人，都要认真确认对方是否死亡，一有怀疑就再用渔叉刺胸、用斧头砸头，即使对2岁的婴儿也不例外。档案显示，熊振林1974年出生，童年孤单。1992年，因打架被就读的技校开除，此后跟着父亲收购废品。1996年，与洛阳镇人刘季华结婚。2005年左右，成了镇上有名的“破烂王”。大约在2007年，与来店里卖废品的朱德清“好上”。2008年9月，与刘季华离婚。2009年1月4日晚，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发生特大杀人案，共8人遇害。经侦查，警方确定犯罪嫌疑人为熊振林。

据警方介绍，熊振林脾气暴躁，喝酒之后经常殴打妻子。案发的上半年，熊振林和妻子离婚，想和关系较好的死者朱某结婚，遭到拒绝。熊振林想回头和妻子复婚，又遭拒。警方初步分析，求婚遭拒，可能是熊振林杀害朱某的动机。罪犯前妻向媒体透露：熊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他跟随父亲长大，养成十分孤僻的性格，结婚后在家里他说一不二，而且经常打人；开办回收站后，他总担心被人劫财害命，每天睡觉时枕边都要放一把斧头防身。他嗜好看军事杂志和警匪片，在家庭条件好了以后，他每年都要订阅军事杂志。而在虎口逃生的老余看来，这次脱险完全是靠运气。他没有挨过熊的殴打，但经常看到熊体罚工人，老余曾多次制止，这引发了熊的不满。“事发当天晚上，熊叫我开门去修电线，因为天气太冷，加之天黑看不见，我没有答应。”老余对熊的评价是，几乎看不到他有知心朋友，他总是担心别人贪污他的钱，怕有人伤害他。

在看守所中，他写了一封给律师和记者的《申请书》。1月29日，他又接连写了两封《悔过书》。《申请书》写道：1、事发时被告喝了过量的酒，有刑警的笔录和照片为准;2、被告半年来精神忧郁，晚上老睡不着觉，建议进行鉴定。3、被告认罪态度良好。4、被告愿尽最大力量赔偿。5、被告认为今年为建国六十周年，党和政府会不会大赦?请求给一次生的机会，感激不尽!熊振林在《悔过书》中写道：我其实是一个本性并不坏的人，只是因为婚姻受到挫折、感情受到打击、生意失败，在酒精刺激下做了坏事，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伤害，我深表后悔和自责!深表歉意并愿意积极赔偿!我这个人聪明、善良，头脑灵活，吃苦耐劳，而且年轻力壮，恳求党和政府给我一个生的机会。我会加倍努力，回报社会，多做一些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事。逝者已去，我深表自责和歉意!党和政府如果能给我一个生的机会，让我在劳动中自责，在汗水中灵魂受到鞭打，心灵得到洗礼，获得重生，我感恩不尽!

评析：查阅资料，发现罪犯的出生背景非同寻常。大致的情形这样：熊振林在家排行老四，绰号“熊四”，但在其母詹红英眼中，他却是个“独生子”。上世纪70年代，詹红英的前夫在“文革”中投湖自尽，留下3个儿子。后来，詹红英转到邻近的洛阳镇教书，在那里认识了贯庄人、在洛阳镇手工联社做铁匠的熊大英，两人结婚后，1974年有了儿子熊振林。时年35岁的余家志曾和熊振林同窗4年，他的记忆中，熊性格比较活泼，学习成绩不差，就是说话阴阳怪气，好出风头，老搞些滑稽的事。童年时期，余家志和熊振林经常去河边玩水，“他报复心很强，吃不得亏，你要用水击他，他非要搞过来，那时就看出不是一般的好胜！”“熊家三代都是独子，小时候对熊振林也是百般娇惯，养成了他经常对父母吼来吼去的性格。”而且婚后不久，詹红英就回到了贯庄教书，熊大英则一直住在洛阳镇，熊振林跟着母亲直到读完技校，“小时候就没跟爸爸住”。

报载，贯庄多位老年人透露，詹红英和熊大英结婚后，关系不太融洽，“女方文化高，能力强，两个人不般配，长期分居。”詹红英也承认，熊振林小时候很孤单，3个哥哥比他大很多，都在外工作或读书，他也很少与父亲相见，“跟我的关系也算一般。”1992年，在随州市技校刚读一年的熊振林，因打架被学校开除，此后便离开母亲，到10公里外的洛阳镇，跟着父亲收购废品。被抓后，记者问：既然你爱她，那为什么要杀朱德清？熊犯说：得不到的葡萄，我宁愿捏碎它。

可以读出，罪犯的母亲是个哀怨的女性，前夫死了，与现在的丈夫又难以般配且分居，而给予“熊四”的既有爱也有哀怨，所以同学感觉“熊四”阴阳怪气。其母所谓“跟我的关系也算一般”，说明母子彼此存在抵触，原因在于家庭关系畸形，而所谓‘好出风头、搞些滑稽’就是其之我阴晦的反证。至于“那时就看出不是一般的好胜”、“对父母吼来吼去的性格”及至因打架被学校开除，则为其之我之恨的发酵乃至膨胀丢下了注脚，其之我若不为恨的藤蔓紧裹，就不可能作起案来那般的歹毒血腥。所以说，从罪犯诞生的那一刻，这个罪恶的怪胎就铸定了。女人啊，千万不要拿哀怨孕育孩子、哺育孩子、养育孩子，孩子虽然说不出，但他绝对感觉到、也绝对吸收到——你的哀怨，在哀怨里泡大的孩子，将来不是怪才就是“怪胎”。

罪犯跟随父亲收购废品三年后，其父熊大英因患肺结核去世。次年3月，熊振林经人介绍和废品收购站附近做早点生意的洛阳镇人刘季华结婚。医学常识指出，生活贫困、居住条件差、以及营养不良是经济落后社会中人群结核病高发的原因。而罪犯长期从事废品收购，也居住在废品环境之中，时间长达17年整，因此身体很可能遭受重金属及化学品污染侵扰，由此对其生理器官及神经系统造成损伤。罪犯婚后一直没有孩子，这进一步加大其抑郁，因为在乡镇环境没有后代人格上是低人一等的。其之我昏暗压抑，表现在——总担心被人劫财害命，每天睡觉时枕边都要放一把斧头防身；几乎看不到他有知心朋友，他总是担心别人贪污他的钱，怕有人伤害他，及打骂体罚帮工等。也就是说，罪犯是个抑郁重症患者无疑，之我的阴暗畸态是个不争事实。

既然如此，那么最好最实用的良方就爱！把之我装进摇篮里，在爱的抚慰下之我自身的状态和形态就会得到改善，人于是感到幸福四溢、心情愉悦。从以下对话里，也可看到罪犯在此方面的诉求——记者：你一生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熊：生意好，有自己的子女，有一个爱我的人。记者：你为什么跑到海南去？熊振林：那里很暖和，是天堂。记者：要是没被抓到，你还准备去哪里躲藏？熊振林：四川和广东。记者：为什么去四川？熊振林：听说那里找“婆娘”很容易，我想结婚。记者：那广东呢？熊振林：广东老乡很多，当老板的也多，去了可以发财。记者：你为什么很绝望？熊：生意、生活、婚姻，一切都很绝望。《导论》指出，失恋之所以会出现诸多的不良反应，归根结底在于，失恋者之我因倾覆了“安身”的摇篮，之我处于所谓的“失重”状态，进而造成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与行为。可是，对于一个之我为恨萦绕并厚厚包裹人来说，在之我摇篮打翻之后，很可能将“情绪与行为”付诸实施——“得不到的葡萄，我宁愿捏碎它。”一般人说说可以，但能真正去做的只有那些之我长期为恨盘绕者才有这个可能。而本案中的罪犯，就属于此类。

熊振林在《悔过书》中写道：我其实是一个本性并不坏的人，只是因为婚姻受到挫折、感情受到打击、生意失败，在酒精刺激下做了坏事，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伤害，我深表后悔和自责……在其前妻叙述中，也强调罪犯喝酒后好滋事打人，于此可以推断——酒精对罪犯那晦暗阴冷、为恨紧绕、中毒游离的之我可谓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令其濒临崩塌，终至悲剧发生了。《导论》指出，抑郁让之我昏暗，及至穷途末路，此刻的之我濒临或短路、或坍陷、或疯癫，患者痛不欲生，甚至还爆发意外事端，而一些暴力事件就有‘之我压迫’的因素，这是所谓‘之我压迫症患者’为反抗压迫而由之我兴风作浪造成的，某种程度来说，是之我活的意志使然，事端的爆发则听任思维判断选择。就熊振林来说，酒精仅是引信，其罪恶的炸药包早就蓄积已久了。一如那位哲人所言：无论是谁与这些怪物搏斗，都需要了解他们还没有成为怪物的过程。（可参阅前篇<杨树明——梦游杀人>）

刘爱兵——寻根复仇

案件案情：2009年12月12日5时许，寂静的湖南安化县高明乡阴山排村，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漆树组13名村民被人枪击、刀砍、火烧身亡，2人受重伤，死者中有凶手的父亲，6栋木质房屋被付之一炬。13日，罪犯刘爱兵被搜山的警员在安化县清塘镇一座山头上擒获。媒体感慨，一个外出务工青年，从中国贫穷落后的山区，到经济最活跃的沿海城市谋生，命运多舛。当他最后一次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时，以两支枪、一场火结束了13名亲人邻里的生命。村民们说，死者几乎都是看着刘爱兵长大，跳出农门，前往小镇，抵达沿海，最后又回到家乡。离开乡村近十余年，经历了怎样的命运，为何重返故土血洗乡亲?

刘母节俭、絮叨；刘父好酒、爱赌。记忆中，父亲拳打母亲的镜头总是难以抹去。获知父亲的暴力在一步步升级，为避免弟弟妹妹心理受到刺激，在外打工的姐姐刘晓娟动员母亲自立。不久，母子们在安化县梅城镇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其时，刘爱兵已入读初中，为弥补家用，刘母开始在梅城镇做起小生意。接下来的一件事，让这个家庭一直耿耿于怀。事情缘起好强的刘爱兵未遵守课堂纪律，跟老师顶嘴，被体育老师狠狠地掴了一记耳光，头被拳头猛捶了一下。这件事被告上了法院，刘爱兵虽然获得300元赔偿，但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极为屈辱的事，刘母也一直絮絮叨叨，刺激了儿子的自尊。刘爱兵中学毕业较为顺利，考上了省城一所美术学院的自费生，随后弃学外出打工。

报载，刚满18岁的刘爱兵独自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凭借一米七八的身高和端庄的相貌，获得了一份在酒店当保安的工作。当工作快满一年时，刘爱兵突然提出辞职。后经人介绍，刘爱兵在广东虎门的一家化工厂找到了一份差事。进厂后，虽然加班辛苦，但他似乎得到了一种归宿感，心情开朗。3年后，刘开始给姐姐打电话，说体力不支，有时会感觉到头晕、胸闷，他怀疑被毒气感染。刘爱兵再次回到安化梅城，但不久又再回广东。因为担心化工厂里的毒气伤害，他到广东后还是找到了老本行，做起保安，后因与上司发生矛盾辞职。这种断断续续的工作经历，让刘爱兵感到了一种失落。直至他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一辆摩托车，在东莞跑起了摩的，才开始感觉到身处异乡的快乐。他曾打电话兴奋地告诉姐姐，这段时间是他最开心的日子，自由得很，没人管，还有余钱。

在外漂泊多年后，刘爱兵回乡与同镇姑娘肖晓茜相识。2002年，肖晓茜未婚先孕了。两人匆匆赶到计生部门去领取准生证，因为缺少相关手续，遭到拒绝。在肖晓茜看来，当时只要塞给有关人员几百元，说些好话，就能解决问题。可是，刘爱兵却怒火中烧，大吵起来，后来政府工作人员前来调解，才得以平息。事情闹得很不愉快，第一个孩子就此放弃了。此事让肖晓茜深受打击。但是，在她看来，这份初恋，应该珍惜，她愿意付出更多。2002年，她和刘爱兵领取了结婚证。婚后，肖晓茜开始重新认识刘爱兵，发现丈夫其实朋友很少，内心孤僻让两人后来生活中显露分歧。有一次，肖晓茜无意间翻开了刘爱兵的日记，内容令她心惊肉跳，里面记载了大量刘爱兵老家村邻间的恩怨。丈夫在其中吐露，如果有哪一天不想活了，或活不去了，“就将他们杀了”。

结婚不久，刘爱兵就和母亲大吵起来，将母亲家的电视机、风扇、洗衣机全部砍坏。刘疯狂的举动将周边人吓得四散奔走。肖晓茜认为，刘的父母长期不和，又多年分居，喜欢赌博的父亲，还将家中林地和房产卖光了，让刘爱兵感到失望，对此却无能为力。婚后，生活与经济困难接踵而来。刘爱兵在一次外出回家途中，不慎摔断了腿，在岳母家躺了两个多月，全靠妻子和岳母照顾。肖晓茜的母亲喻田吾回忆，一家人待他很好，悉心照顾。让她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当刘爱兵的腿刚好，居然提出了离婚。喻田吾质问女婿为何离婚，有没有考虑孩子只有4岁？刘的回答较为生硬：“自己都顾不了，哪里还能顾得了其他人？”“当时，我记得他对我说过，一个人，如果只能挑50斤重的担子，你让他挑100斤，他肯定挑不动，就会扔掉一些。”肖晓茜说。最终，拗不过刘的坚持，两人协议离婚，儿子归肖家抚养，刘支付孩子抚养费每月300元。肖说，刘爱兵一次都没给过……

随后，刘爱兵又去广东打工一年无果而返。有一天，刘爱兵精神恍惚地对母亲讲，他要去深圳看儿子，并说“有人抢走了他的儿子”。其母说，有几天时间，她做的饭儿子也不吃，说有毒，白天躲在屋子里，晚上偶尔出去一下。后来，刘爱兵的姑姑得知刘爱兵的情况后，跟刘父商量，让刘回到老家阴山排村休养一段时间。“他走的时候带着一把刀，一根绳子，说要防身。总是躲在他父亲身后，说是怕有人追杀。”回到乡下后，刘爱兵和父亲刘必方之间有怎样的故事？在乡村生活的近两个月中，父子究竟交谈了什么，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争议，让刘爱兵在12月12日凌晨萌生杀机？至今村里无人能说得清楚。媒体说，无法得知刘爱兵对父亲的积怨如何转化为对邻人的仇恨，现在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除去救火被杀的两人外，其他死亡者的家庭都和刘爱兵的父亲有过经济往来，其堂叔刘树生曾购买其父刘必方的林地，刘省吾曾购买其父刘必方的木屋。“他在外面混得很失败，又知道他父亲赌博把房子和树都卖了，心里更不平衡了，觉得村里人占了他爹的便宜。”村人推测，刘爱兵多年不回家乡，对家乡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他总认为是邻里在唆使其父把家里的一些木材和房屋折价贩卖，因而心怀怨恨。也有一种分析认为，没尽头的贫困是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

评析：首先，罪犯所出生的家庭是个没有温暖、充满怨恨的地方。其父好酒爱赌、拳脚相向，母子们的逃离，则让恨彻底地烙在了罪犯其之我的“肌肤”上了，恨犹如纹身一般。接着两件对罪犯影响甚大：一是，被体育老师狠狠地掴了一记耳光，头被拳头猛捶了一下；二是，3年后，刘开始给姐姐打电话，说体力不支，有时会感觉到头晕、胸闷，他怀疑被毒气感染。以上遭遇，很可能对罪犯大脑造成器质性损伤及脑中毒，进而影响之我及其状态，而这又势必反作用神经思维，进而酝酿出精神疾病及病灶温床，为罪犯实施犯罪推波助澜。

罪犯之我灰暗游离，这与其生活工作压力有关，也是其大脑伤病后遗症逐渐释放的表现。例如，工作因矛盾屡遭辞退，为小事“怒火中烧”，将母亲家的电视机、风扇、洗衣机全部砍坏、将周边人吓得四散奔走等。发展到婚后不久，罪犯其之我开始拒绝爱——刘爱兵在一次外出回家途中，不慎摔断了腿，在岳母家躺了两个多月，全靠妻子和岳母照顾。肖晓茜的母亲喻田吾回忆，一家人待他很好，悉心照顾。让她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当刘爱兵的腿刚好，居然提出了离婚。所谓——“自己都顾不了，哪里还能顾得了其他人？”“一个人，如果只能挑50斤重的担子，你让他挑100斤，他肯定挑不动，就会扔掉一些”，其实这些并不是离婚最大的真实理由，因为其之我灰暗游离得一塌糊涂，之我的摇篮——爱，此时也不能够抚慰其之我了，既然这样就掀翻摇篮来作为抗争——所谓以毒攻毒——之我活的意志使然！但这却为随后的惨案铸下了伏笔。《导论》指出：一个人，如果之我连爱都排斥，那么这人之我必是阴暗扭曲的，性格性情如同冷血动物，在某些情况下对社会和他人危害极大。

之我动荡游离必将造成精神思维错乱，而罪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返回家乡的——所谓——“有人抢走了他的儿子”。“他走的时候带着一把刀，一根绳子，说要防身。总是躲在他父亲身后，说是怕有人追杀。”以及，她做的饭儿子也不吃，说有毒，白天躲在屋子里，晚上偶尔出去一下。记得，罪犯曾在日记里吐露村邻间恩怨：如果有哪一天不想活了，或活不去了，“就将他们杀了”。也就是说，罪犯把这些想法最终付诸了实施。那么，这个成天怕别人追杀的“胆小鬼”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呢？在中国有两句成语——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对罪犯而言什么也没有，连老婆孩子也丢了，与其父处境和局面相似。而与其父相比，其之我则更是病入膏肓般阴暗扭曲。此刻，周遭近亲近邻的哪怕一小句话、一个表情、一个眼神，对罪犯来说通过其思维处理放大，对其之我的刺激都相当敏感。在屠夫杀人犯马加爵自白里，《导论》<偏狂之我>有这样一段叙述：我的心很痛，我的泪悄悄的落下了，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我不曾被艰辛贫苦生活打败，可是当我的人格尊严被人糟蹋的不成样子的时候，当我的过去的伤痛被人再次拿出来嘲讽的时候我的心滴血了，践踏我竟然还是平时关系稍微好点的同学以及老乡！

就本案而言，也就是说，父老乡亲是罪犯成长的见证者，在对罪犯之我评价上固然占有重要地位，罪犯生于斯长于斯，当然看重这个评价。既然看重，那么这个评价对之我的冲击必然大。就罪犯的现状来看，其之我必将遭受打击，而那些与亲邻所谓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则令实施犯罪时罪犯之我的肯定更加坚固。《导论》<之我之歌>指出，我的唯一性，不论是自己还是外人都一致认同，人们对待所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少小离别寻根故里的等等，并不会因此而对其“之我唯一”有丝毫改变或动摇。在此也要提醒，‘之我唯一’如果动摇了，或者过分‘唯一’之我——唯我独尊，人的精神便会出现障碍和麻烦,严重的以致切断之我与思维联系，任由疯癫或逆施行为发生，在道德层面表现为决绝、绝情、残酷、变态及六亲不认等。这些叛逆，实则也是之我活的意志使然，是之我回应‘唯一动摇’的挣扎。总之，活的意志是之我的最根本意志！就本案看，罪犯最终用血与火祭亮了之我，可是畸形扭曲的之我在废墟里已经无法爬起来了，而其嗜酒如命的好赌父亲，自从播下这粒被酒精玷污的种子，静谧的山村就注定躲不过这场灭顶的血光之灾了。

选自-------------《之我精神导论》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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