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夜话——红星照耀中国

目录：

阿蒙夜话 红星照耀中国

阿蒙：股市已推倒重来 莫要责怪许小年

阿蒙：与小川先生的一次“哲学对话”

阿蒙：“反萨斯”保卫战何时能够打响

阿蒙：海里的船 还是救命的草？

阿蒙：由“现代”想到的——跳楼还是赖活着 ?

阿蒙：刘姝威为何再亮相？

阿蒙：大裂变迟早要发生？

阿蒙：为啥炮打“司令部”

阿蒙：中国拆迁之患

阿蒙：七千人大会闪金光

阿蒙：大水、鞋子和斧头--往后日子怎么过?

阿蒙：白眼狼、羊和圈地的故事

阿蒙：三月春水流向哪 长江股份谁之过

阿蒙：张卫星莫要扳死理 全流通难为“人啊人”

阿蒙：为什么说全流通是个大陷阱？

阿蒙：从文化迷失里窥探股市的缺憾

阿蒙：由“曹刿论战”看“业内谏言”

阿蒙：史美伦去亦难留亦难

阿蒙：黄奇帆——你准备好了吗

阿蒙：为什么给中国的经济学家盖棺定论很难

阿蒙：黄奇帆——招眼球的背后

阿蒙：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正面临方向性抉择

阿蒙：上证50指数庄周梦蝶还是濠梁之辩？

阿蒙：丁磊坐在泡泡上

阿蒙：四大行上市——老子还帐儿子逃生？

阿蒙：为什么说闪闪星斗就要缀满股市的天空

阿蒙：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张维迎“喊冤”有渊源

阿蒙：透视王小石 道德之墙为何不攻自破

阿蒙：那帽下 也许每晚都有蟋蟀在鸣叫

阿蒙：为什么说平准资金不是大老虎

阿蒙：为什么说吴敬琏说的是诤言

阿蒙：唱缩经济背后隐藏猫腻 林毅夫在为谁说话

阿蒙：推销新农村建设运动 愿景美好动机单纯吗

阿蒙：银行改制凸现死角 驾御失控拷问制度初衷

阿蒙：李荣融迷糊了头脑 南桔北枳贻笑大方

阿蒙：汇率唱多别有企图 房价泡会否要卷土重来

阿蒙：阳光下挣钱月光下挥金 骗子终将露出马脚

阿蒙：反思云南烟农被逼 听起来无聊想起来悲哀

阿蒙：张保庆和张洪钧 历史将为你们树碑立传

阿蒙：向富人开枪纯属煽情 吴敬琏是无中生有

阿蒙：请不要用夏天模式分析中国股市

阿蒙：张五常真叫人生气 我就是仇富的那个人

阿蒙：家鬼作乱VS贱卖纷争 中国银行向何处去

阿蒙：改革不是儿戏 经济学家不能当冷血动物

阿蒙：隔山不打鸟 可张五常为何非要骂郎咸平

阿蒙：半夜西北风 火车为什么变得越来越狰狞

阿蒙：张五常老人家说话比一二十岁的还愤青

阿蒙：怕挨骂根子在学问虚 经济学家不能落伍

阿蒙：耿素玲代表的建议是不是在开历史倒车

阿蒙：一张车票为什么让我们想到许多许多

阿蒙：张五常用自己的论据打倒了自己的论点

阿蒙：吴敬琏担心是多余 改革到底是为谁服务

阿蒙：任志强是这个世上最为胆大泼辣的深喉

阿蒙：任志强潘石屹上演二人转 最大赢家是谁

阿蒙：经济学家与打工仔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

阿蒙：潘石屹弄巧戏媒体 无心插柳引出真话题

阿蒙：土地是新农村运动最具特色的中国话题

阿蒙：改革趟进深水区 经济学家使命告一段落

阿蒙：政策暧昧才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本质原因

阿蒙：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只会让中国树大招风

阿蒙：不可片面理解周小川所云外汇储备不高

阿蒙：一叶轻舟怎敌大海 真正诉讼主体为何缺席

阿蒙：易宪容错了 假洋鬼子才是中国经济祸害

阿蒙：重读红星照耀中国 以市场之矛破房价之盾

阿蒙：汇率步入后斯诺时代 人民币纷争再掀波澜

阿蒙：董藩岂止是信口开河 抓痒的教授需要洗脑

阿蒙：公有制光环遮不住房地产土地实质私有化

阿蒙：王小石喊的什么冤

阿蒙：弄清特殊利益集团到底特殊在哪里十分必要

阿蒙：竞争力报告引出中国另类脆弱

阿蒙：走了谢国忠岂要大惊小怪

阿蒙：复建圆明园与挖掘始皇陵究竟能带来什么

阿蒙：胡润榜是否被注水 严介和又傻又可爱吗

阿蒙：任志强请不要当票贩子 房市岂能克隆春运行情

阿蒙：从青瓦台辞呈说起 到底谁该对高房价负责

阿蒙：高房价事出有因 任志强算不上开发商代言人

阿蒙：清算第一桶金本质是民众呼吁反腐的呼声

阿蒙：小产权究竟动了谁的奶酪

阿蒙：大政岂能朝发昔改 建设部汲取教训三思再行

阿蒙：富与贫同样脆弱 碰石油岂不就是动太岁

阿蒙：最牛钉子望尘唐福珍  条例会否寿终就寝

阿蒙：胡祖六为何盲拳打死老师傅

阿蒙：央行金融报告是为地产金融危机托词丢伏笔

阿蒙：宋祖德现象为什么会弥漫房市？

阿蒙：石油垄断是世界各国通行规则

阿蒙：中国股市：从酒瓶底脱落了说起

阿蒙：斯诺离开让人民币与国会山正面交火

阿蒙：纳粹猎人PK农夫与蛇现代版

阿蒙：寻找彭加木是为还愿一个时代的图腾

阿蒙：美国人不用怕睡地铁隧道

阿蒙：国洪起跌倒究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阿蒙：中国经济忧思录 房价为什么这样红

阿蒙：大寒之日破千二 盘点比救市更重要

阿蒙：药引子还是橄榄苗 税率下调为何意义不大

阿蒙：券商不死股市难起 为啥监管要出击

阿蒙：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经济学家为何不灵了？

阿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高房价怎成不死鸟？

阿蒙：放言房价要跌 潘石屹话里有话？

阿蒙：到底是谁个在奉命狙击房地产泡沫？

阿蒙：中国股市，为何你也爱听酒干倘卖无？

阿蒙：中国股市，你将把“幸福快车”开往哪儿？

阿蒙：从“皇帝新装”说起 郎咸平遗憾是多余！

阿蒙：张维迎到底在迎合谁 谁又是最需要善待的？

阿蒙：从“皇帝新装”说起 郎咸平遗憾是多余！

阿蒙：打脾寒还是发高烧  经济“过热”的另类思考

阿蒙：中国股市，我为什么要站出来说我不怪你！

阿蒙：为什么说“股市生态圈”正游离在崩溃边缘

阿蒙：从打败微软不是梦说起 “过热”的不是地方？

阿蒙：为何说“炒房团”背后并不是那样简单的

阿蒙：幡动、风动、心动？话说中国经济冷热交锋

阿蒙：由“如歌岁月”到怎样面对两大能源挑战

阿蒙：中国“产钢超2亿”的背后思考

阿蒙：缘木求鱼?画饼充饥? 茂炼风波另类思考

阿蒙：前有车后有辙 从许小年加盟“中欧”说起

阿蒙：媒体别再给给潘石屹任志强大放阙词机会

红星照耀中国

现任美国财长斯诺1939年8月2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现年64岁。67年前，1936年的同一个季节，也就是斯诺财长出生前三年，一个也叫斯诺的美国人来到了中国，转了一圈后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红军长征，讲述了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有关历史，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书作为历史的记录和一种大趋向的预言，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弥留之际，他所说的一句话便是“我热爱中国”，可见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真正朋友。

今天，来访的斯诺财长，全名叫约翰·斯诺，非昔日的埃德加·斯诺也。在斯诺财长还在日本逗留时，外交部和央行发言人就已把话挑明了，稳定人民币汇率没商量！因此，与当年埃德加·斯诺相比较，等待约翰·斯诺的欢迎场面便不可同日而语了。老斯诺曾回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受到的倾城出动的欢迎。如果人们邀请我随便讲一讲话，恐怕我都讲不出来了。隆重热情的接待，在这个山峦卫护下的遥远内陆小城市中的奇异经历，以及庄严肃穆军乐的振奋人心曲调，这一切使我为之倾倒。

再看财长来访。由于汇率问题，香港大公报称此次访问为“汇率之行”，斯诺所受到的关注度明显比以往访华的任何一位美国财长都要高。先是黄常委礼节性会见，后是财长、行长事务性会谈，真正高潮是第二天温总理接见。谁都未想到，为迎接美国财长，中国放飞了一只在空中能飞能搏的“鸟”，它有一个极具民族符号的名字“枭龙”。‘枭’是一种猛禽，‘龙’是中华民族象征。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了“枭龙”试飞的整个过程，现场的负责人介绍说，“枭龙”战斗机长14.7米，宽9.46米，高4.77米，转弯角度可以达到32度，在400米的短距离内就可以起飞。在技术性能上，能够与当今世界先进战斗机抗衡。与以往“出访打导弹、来访放卫星”等老一套做法不一样，这次放的是“枭龙”，是否意味着提醒美国不要把“汇率”与“台海”挂钩呢？阿蒙笑，如是说。

对老斯诺，不仅党中央、毛主席厚爱，老百姓也如此。斯诺在书中回忆说：在往甘肃边界和前线行进途中，我曾停留在农民的简陋茅舍中，睡他们的土坑，吃饭聊天。有些农民听说我是“外宾”，谢绝我付食宿费用。记得有一位缠足农妇，喂养着五六只鸡，她非要给我杀一只鸡吃不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边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得见面礼。”，这话是我暗中听到她对我的一位同伴说的。

和老斯诺一样，斯诺财长对中国并不陌生。2001年他曾以CSX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身份，获美国中国方案委员会颁发的马可·波罗奖，表彰他在中美经贸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这次临走前，他在美国驻华使馆接受了中国某网络媒体授予其“2002世界十大财经风云人物”证书。就这次访问而言，国际先驱论坛报引述国家计委一财经专家说：“人们并不希望斯诺先生失望而归。但中国已对人民币问题作出决定”。在记者会上斯诺表示：“打算指定一位财政部的专员来北京大使馆负责有关事宜。”。从官方不同渠道证实，中国在坚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将从两个方面研究改进今后中长期的汇率制度。一是研究相关措施令人民币汇率更富弹性，二是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中引进欧、日、德等其它国家货币，即与一篮子货币挂钩。这或许就是“咱红军的见面礼”吧，不然回去后斯诺财长还真的无法向小布什交代呢。

六十七年前的某天，老斯诺在党中央护送下安然通过了国民党最后一个岗哨，他感慨地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到解放区后，他问一个青年战士“吃不到馒头和土豆，净吃小米，苦不苦啊？”“不，这算不上吃苦，”他回答。“如果没有米，我们就吃馒头，没有馒头，我们就吃小米；没有小米，我们就吃玉米，没有玉米，我们就吃土豆；没有土豆，我们就吃卷心菜；没有卷心菜，我们就喝热水；没有热水，我们就喝冷水。如果一点水也没有，那就怎么样呢？是的，这才叫苦哪！”

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心知肚明。在到中国来之前，斯诺财长在与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会晤时就一致认为：中国不应该被强迫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斯诺来京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中国需要时间为人民币汇率调整做准备的做法表示理解，双方应以友好的态度着手此事，希望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实现双赢。斯诺的这一表态，和国外媒体此前的猜测完全不同。由是看，斯诺财长也许看过爷爷斯诺写的书。有人说：2004年美国大选要到了，老牌共和党人斯诺这一次到中国来，只不过是要给没有投资中国的美国中小企业作个“秀”，“如果一点水也没有”，“这才叫苦哪！”。2003年9月5日国际金融报

股市已推倒重来 莫要责怪许小年

记得，去年初“千点论”引发了股市大辩论，“推倒重来”成为焦点，为此许小年博士戴着“海归”帽子，处境尴尬了好一阵子。时至近日，还有人耿耿于怀，撰文猜测小年因“推倒论”要作别中金。事实上，“推倒论”源自他的一篇研究报告，文中说：“我们认为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也是健康的。股价下跌并不是由国有股减持或大盘股上市引起，根本原因在于股价过高缺乏基本面支持，以及市场的不规范操作引发的投资者信心危机。”另外，他随意说当指数跌到较干净程度，或许是1000点，政府再引入做空机制等一系列的重建手段再塑一个健康、完美市场。这话，要换作别人讲或许当耳边风，但问题出在说话的是被冠以海归的加州大学博士、中金董事的许小年。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潜在的心理因素：一是，中国股市如开弓之箭，只能向上爬不能往后退，大家对“千点”于心不忍接受不了；二是，管理层两个副主席，一个是请来的、一个是海归的，许多政策也是“舶来”的，“本土的”自然应运而生，争得面红耳赤不足为怪。

话如今，光阴似箭，物是人非。近日，“千点论”如秋天的月儿爬上了蒙蒙胧胧的树梢。水皮说：“千点论”为什么噩梦成，秦洪小心翼翼地问：高启的股价已被推倒，股市推倒之后能否重来?早在今年一月，许小年回答A股市场到底投资价值有多大时委婉地说：市场发展不能离开制度的支持，而制度没有到位之前，就超阶段地发展市场，投资者早晚会吃到苦头，相信大家理解了这句话，就能理解我的看法。当前，统计显示，沪深两市1248家A股加权平均股价为7元左右，远低于99年“5·19”行情时的加权均价8．1元。由背景资料推测，目前指数与“5·19”的1047点对照，实际点位刚站在900点上下。由是，股市倒了吗？难说，但也好说！国有银行，按国际标准衡量该倒了，但是没倒；上市公司以起码常识看许多早该破了，但没破。那么，股市干吗要倒呢，何况小年说的是“推倒”，即便要倒，谁又有能耐去推呢？于是乎，“千点”情结和困惑油然而生，听“禅”或许是种超脱吧。

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第六祖。俗姓卢，先世河北涿县人，幼丧父，家境寒。出家前，遇人持经问字，慧能说：我虽不识字，但还了解其义。人说：既不识字，如何解义？慧能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相传弘忍师为验众僧禅解浅深，准备付以衣法，命各人作偈呈验。时神秀作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一时传诵全寺。慧能闻后改作一偈，请人写在壁上。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见此偈，众皆惊。弘忍即于夜间，传慧能衣钵，即送往九江渡口，叮嘱暂作隐晦，待时行化。过了十余年，慧能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因有二僧辩论风幡，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幡动。慧能插口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心动！慧能弟子很多，禅学思想集于《法宝坛经》，主张的是舍离文字义解，而直澈心源，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境界。此时，若讨教慧能弟子有关“股事”，或许会有如是说：一曰，“推倒重来”非关文字；二曰，股指本无型，千点亦非数，本来无一物，何处去推倒？三曰，要说“推倒”了，也是“心推倒”。春江水暖鸭先知，何况你我万物精灵乎？

实际上，一个多月前的券商峰会应是“推倒”的分水岭，国庆节后证监会向券商打开发债大门就是“重来”的宣言书。何以见得？年头前夕，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载体，券商在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最后3分钟上演生死时速，就昭示了股市大厦将倾。阿蒙在“海里的船还是救命的草”中，曾把券商比作船，试想船将覆，股市还有不“倒”的道理吗？尚福林主席苦撑了八个月，东风虽有但气短，终于用“铁三律”与诸券商摊牌了，否决实施才一年多的核准制，推行即将出台的保荐制，对证券市场最根本的“大法”进行“修宪”，不是“推倒”又是什么呢？用发债等利好券商的政策，对股市的载体先行修复，不为“重来”又是何意呢？如阿蒙所言：这样一艘永不能停航的船，即便是修修补补都十分艰难，何况还要确保平安、维持秩序呢？所以说，“推倒”并不意味关门了之；“重来”也不等同从零开始，或掀起什么“第四次浪潮”。回首十三年历程，中国股市推倒重来已不是头一遭了，忌讳管啥用？！尤其是不要再责怪许小年博士了！2003年10月10日搜狐财经

与小川先生的一次“哲学对话”

下班的时候，这个小秘密才解读出来，同时也让我回想起大学的日子。那时，正赶上满世界流行亚洲“小龙”“小虎”说，整天陶醉在断代文学、朦胧诗、儒家文化的“时髦”里，学者、诗人、画家、艺人只要开起讲座，我几乎一场不拉，而他们又不约而同地都钟情所谓的“劣根”。劣根是何物也没人讲得清，思来想去好象就等同大汉民族或大陆人的性格习惯吧。每当收尾时，先生们总要或表情凝重或慷慨激昂或声泪俱下地向我们交代：同学们啊！我们和他们一样是龙种龙子龙孙龙的传人，为什么我们落伍了呢，是缺少启蒙呀，是文化出了劣根，至今还没找到症结，这要靠我们几代人去努力啊！从那时起，我便记住一个民族在踯躅不前、困顿无奈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走到自己的文化中去追根溯源这么一个说法了。

近日，学习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讲话，总觉得他“三段论”中几句话既意味深长，又言犹未尽。他说，一国金融体制的建立和运行方式，除了由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决定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的影响，他强调要建立协调与配合相结合的金融文化、以诚信作保证的信用文化。我琢磨来琢磨去总弄不懂，周行长这样强调文化是什么意思，又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国内媒体对周行长言谈几乎是一个版本，于是我期望看看境外的说法，点出联合早报则是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正宗的大陆原版，然而在希望熄灭的一刹那我猛地想到了新家坡和亚洲四小龙，想到了我的大学以及那沾满“劣根”的文化。由是，我才悟出周行长的“文化”背后是这样源远流长。周行长讲话的前两部分，强调来强调去的也就是房地产、股票和信贷，两个外边的一个自家的。翻翻近期有关房地产、股票和信贷的报道，我想我们对周行长倡导的文化哲学也就不言自明了。

周行长首先要建立的是协调与配合相结合的金融文化，在传统文化领域有两重意思表达。其一，它弘扬的是传统儒家方法论思想，即常说的中庸之道也，体现在外的便是“不过也不能不及”；其二，它承载的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洋溢着厚德载物的博大和坦荡。据悉，央行颁布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近期即将兑现实施，由此会对各大券商和房地产开发商造成极大冲击，而具体实施则必须靠各大职能部门强力配合，周行长的金融文化看来就是服务于斯的呗。

周行长另一个要建立的是以诚信作保证的信用文化。“诚”和“信”是传统儒家“仁体礼用”的个体表现，即诚为体信为用，合二为一是诚实信用。过目央行金融运行报告：1～6月各项贷款累计增加1．8万亿元，同比多增加9511亿元。而1．8万亿元相当于2002年全年新增贷款的数字。人行调查统计司人士说：“这在中国货币市场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增长速度绝对称得上是超常增长。”。再瞅瞅《财经时报》标题：《银行猛贷款稀释不良资产货币政策难敌假账游戏》、《半年1.8万亿涨速超常 国有银行虚增贷款掩坏账!》。看来周行长是菩萨心肠，面对严峻形势依然坚持以诚信作保证的信用文化，不过这好象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行长热爱、光大传统文化，也肯定喜欢这句话。在此，阿蒙就把这句古人云通过大家再念叨念叨赠送给您，同时非正式地代表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股民们对老主席抱拳谢谢再三说：拜托！拜托！拜托了！2003年7月31日搜狐财经

 “反萨斯”保卫战何时能够打响

翻开或打开国内稍微有点头脸的媒体，都会看到或听见它的身影或声音——股票。尽管近年来股市一直处于萎靡状态，但我们的国民（股民）对股票的执着、对上市公司的期盼却丝毫未减，哪怕是非典肆虐的日子他们还戴着口罩留连在营业大厅，讲他们是中国股市的“脊梁”丝毫不为过。可每当股市狂泻他们发点牢骚时，那些专家、学者、权威就会走上前台把“缺乏理性”的帽子扣过去，教导说要理性投资，尽管他们中有的刚刚还在说“高潮来临方开始”，而这些的始作俑者便是我们的媒体。

有人说中国的明星是媒体宠出来的，这句话虽有些武断但不是一点没有道理。为增强说服力，我们的媒体总喜欢使用著名经济学家某某、权威人士某某、知名学者某某或神秘的消息灵通人士来包装标题和内容，同时我们的有些学者也非常乐于谈股论股，由此出名的有，由此出丑的更有，好象中国的经济学家非得由股市造就不可。事实也确实如此，只要在股海里打一滚，普通学者可变成著名学者，本来就有点名气的那就更身价百倍了，到哪儿作几场报告讲座，象明星们走穴一般动辄就数千数万的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说些什么、产生怎样的后果自有媒体们去打点，哪怕它洪水滔滔与我何干！有些利益集团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利用媒体的，那就更不可言喻了。

前几日，“减持”这只笼中之虎被人空穴来风地放了出来，结果咬伤一大遍，两市流通市值损失达276亿。事实上，早在去年一月初境外部分媒体有关国有股减持可能采取新方案的描述曾引发市场的诸多猜测，证监会随即予以辟谣，幸运的是消息来源于境外。这次情况却大不同凡响，某主流媒体在抛出者的前面加上了权威机关权威部门的头衔，连文章标题也加上权威注释，彻头彻尾打扮得像模象样，信不信由不得你讲话，把原有的传言推向及至。事实上，这次减持传闻首先来自7月17日一篇名为《关于三三制国有股减持方式研究》的网络文章，到23日某部委公开澄清已过去一个星期，在此姑且不去妄评某部委，倒想讨教诸大媒体们干吗就信手拈来不利用自己方方面面的优势对消息作深入挖掘呢？正可谓：一粒老鼠屎带坏一锅粥。然而，25日某权威媒体对社保基金现身二级市场属于误会的澄清，就更让人不解了，此条“现身”是同月4日由另一权威媒体刊发的，历时20天，对咨讯如此发达敏感的证券市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在此倒要问问大衙门里的大人们为啥对“现身”说无动于衷呢？难道股市里也有“萨斯”或“萨斯情结”？

“萨斯” 是英文的中国叫法，钟院士把它称作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也。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它不过是个小小的肺炎而已，现在回头看就的确如此，然而它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创伤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它甚至酿成了一场中华民族的大危机。客观的讲，中国政府和人民用自己的实践打退并截治了它，使世界躲过了一场劫难，政府迎战“萨斯”则向世人展示了勇于面对、高效果断的新人新风采。“萨斯”，这个令世界谈虎色变的家伙都给我们制服了，面对股市里的流言蜚语等“小萨”“小斯”们难道我们就熟视无睹或束手无策吗？当然不！投资者说不，管理层更会说不！既然这样，我们就必须接受教训、总结经验做到未雨先稠、防患于未染，掀起一场股市反“萨斯”保卫战如何？

首先，我们的管理层及政策职能部门应该建立起一套及时高效的政策发布、信息反馈、信息监督的机构、机制、窗口、平台，对市场的异常信息、异常苗头要主动介入，完善分区域或分省市的信息监督预警网络系统。其次，强化政策信息发布管理。从权威性出发，要明确并约束权威媒体政策信息发布权限和范围；从时效出发，要发挥权威网站的发布、解释、反馈、示范、及时等功能。再次，制定详细可操作性的法规，加强对扰乱证券市场信息的违法事件查处，管理部门要建立专门的信息监管职能机构和查处网络，确保监督查处能够落到实处。第四，我们的媒体应本着对社会对投资者负责的职业道德，认真识别核实信息来源，杜绝浮躁和侥幸，严格遵守行业自律规章。最后，我们的证券从业人员要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及时向广大的投资者传达正确的政策信息，及时疏导、解释、反馈市场里的可疑信息，坚决制止造谣惑众别有用心者，积极配合管理部门的信息监管和查处，为市场信息的安全站岗放哨。

“萨斯”已离我们远去，“萨斯”留给我们的创伤也正慢慢地抹平，但愿它向我们昭示的不光是洗手扫地讲究卫生。我们不光要在心灵上给它立座碑，更要把它树在生活、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每个角落啊，这样中国就更有希望！朋友---您说呢。（注：就是本篇文章，让阿蒙开启了夜话，而这与一个人的鼓励有关，她的名字叫姜南燕，她已远嫁英国，现在也不知过得怎样了，不尽的感激并深深地祝福她！）2003-07-28 搜狐财经

海里的船 还是救命的草？

今年，秋刚刚立，北方就凉快了许多，天蓝得象海，十五未到，晚上的月儿这几天出奇地圆。阿蒙扶着阳台望月儿痴想，那故乡的风、故乡的云不禁随歌儿爬上心头。俗话说：七月看巧云。三年前，也是这个时节，阿蒙在江淮之间的家乡，也是在阳台上，曾如痴如醉地享受过“那云”。那时，阿蒙赋闲在家，就把南面的阳台支上钢架，用厚木向外伸了一米，装上窗子，空间和视野都扩展了许多。每天下午，阿蒙都要坐在阳台，一边欣赏刚完工的“杰作”，一边喝茶品烟看巧云。江淮之间，四季特别分明，秋一到风就凉了，午后只要放晴，云彩就象草原上的羊群到处蹿，仰头望心儿也会漫天飞。

一天，姐姐和侄儿来，阿蒙叫他们也赏云，没想到他们和阿蒙一样的激动。侄儿惊喜地喊：船，大海船！顺着指的方向，阿蒙还真的看到了一艘大船，在湛蓝天幕的映衬下，那船栩栩如生，但转瞬间又化作飞舞的云，似这非那了。虽是记忆，但阿蒙早悟出了一个道理：人就似那船，在人生的大海里不作巧云，能漫天飞舞呈现缤纷和魅力吗？人生如此，大千世界又岂不是这样。人们常把股市唤作股海，船到底是啥样呢？也象巧云一样，可谓众说纷纭，但在此阿蒙却要如是说了。

这几天，股海看似平静，但不是没有浪。今天，六十家券商进京聚会，无疑将为中国证券史留下一段浓抹重彩的篇章，同时也会在股海里丢下无限的遐想。对这样的盛况，业内坦言“即使在尚福林之前的证监会也很少见”。然而，就象七月的云叫人捉摸不透，几天前券商们还叫一纸“五号令”打得晕头转向呢。曾忆否：“5号令”触动券商哪根神经、券商开始卖官了！中国券商技术上已经破产、中国又一个亏损行业就此诞生等等，不看内容只望标题就会令你咋舌！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八月六日，海外媒体率先披露，七日证监会尚主席将召集中银、海通、国泰君安等几乎所有综合类券商老总召开闭门会议，并说尚主席在会议上可能会有所“动作”。七日会开没开，阿蒙不敢妄谈，但无风不起浪，众券商进京聚会也好、赶考也好却是不争的事实，不然证监会早该辟谣了，被誉为券商股的“三剑客”数天前的表现不就是对管理层动作的示好和欢迎吗？于是乎，券商前路柳暗花明央行5号令乍现解读新方式、券商重仓股惊现转机、下半年轮到券商指点江山等等。然而峰回路转，市场在等待券商会议结果、券商会议意在长远，又令市场再度低迷，真是非云赛过云、此船非彼船！

事实上，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载体，将券商比作大海里的船再恰当不过了。船长就是我们的尚主席，他手下的司长、处长就是驾驶员、轮机长，大大小小的上市公司就是行行色色的乘客。

海商法规定：船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的命令，船员、旅客和其他在船人员都必须执行，船长有权对船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采取禁闭或其他必要措施，有权下达弃船命令，但必须最后离开。尚主席这次号令众商进京，看来决不是想尝试“最后离开”，而是要补船、修船、校罗盘，甚至要改造船！难就难在它是航行在海里的船，不是停在坞里的船。不修、不补、不校，船就得停，停就意味着弃，可见这是一艘多么难驾御的船啊！

那么，这是一艘怎样的船呢？虽未到“朽木不可雕”也，但它发出的异响不得不引起我们警觉。年头前夕，券商上演生死时速，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最后3分钟，券商重仓股放量急升。究其原因是，去年恶劣的股市环境使得绝大多数券商面临亏损的危险，拉高重仓股成为突击扭亏的惟一法宝。新年里，人们不禁要问：券商亏损的背后是什么？券商能否走出困境？券商为啥啃着窝窝头？证监会也急了，于是一纸通知，严审各大券商家底，要求将去年利润从实招来。业内人坦言，券商更多的担忧不是来自于自曝家丑，而是怕公布了真实的财务状况后，对于那些亏掉大部分资本金的券商，有可能因此丢掉综合类券商资格；而正谋划上市的券商，则有可能担心赢利能力不强惨遭扼杀。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不少券商态度暧昧。“尽管隐约知道券商全行业亏损，但作为监管部门，我们希望掌握确凿的数字，尤其是在一个长期低迷的市道里。”管理层人士的话也表达了这样的忧虑。人们于是寻究到底是谁在阻挠券商发财，找来找去两个字：熊市，熊市缘于谁？政策！此外，也有对券商的另类声音：一曰没有竞争压力，二曰没有前瞻预测，三曰素质没有与时俱进，四曰先天不足又积累很多风险。一年里刚刚起锚，券商们就负荷重重、心事重重了。

二月，高盛(亚洲)总经理胡祖六给国内券商打气说：中国证券业潜力巨大，国内券商不必悲观；十九家券商公布年报，券商依旧靠天吃饭。三月，媒体说，券商发债可能是市场各方均能接受的结果，而随着有关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券商继“增资扩股潮”之后很可能迎来“发债热潮”。广东证券业协会呼吁：证券公司税负太重、卫星通讯和电信费用比重大要求“政策解困”；27日尚主席在上海召开券商座谈会给券商鼓气，利好传闻刺激股市大涨。四月，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指出券商改善盈利模式必须创新，出现与银行信托共造新“奶酪”，券商业务创新频打“擦边球”；大连证券因违法违规行为严重、造成公司资不抵债而成为首家被证监会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的证券经营机构；30家券商呼吁设立佣金底限，场外不低于1.5‰，场内不低于2.5‰；商业银行与券商合作的热情不断"升温"，券商争夺社保基金经纪业务日烈，投资券商收益每况愈下，上市公司再掀退出潮。

五月，虽然非典肆虐，但券商热情未减。券商挽袖盼银行输血，周正庆提议建证券融资机构，打通货币、资本市场；证监会要求向特定或不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集合投资计划，开展集合性受托管理业务的公司，必须立即停止募集，券商理财遭遇当头冷水，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券商收入减少近两成；随着瑞士银行和野村证券QFII资格获批，境内券商就QFII境内证券交易业务代理权的争抢达到高潮；深圳部分券商建议：深圳恢复发行新股和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允许银行资金入市、加大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资金入市比例；实行交易T+0制度，取消涨跌停板制度等；拓宽券商融资渠道，允许券商直接发行债券和上市交易，增加交易品种，对证券经营机构开放期货业务，证券期货全面经营等；提高佣金收取标准，确保最低佣金标准的实施；增加券商经纪收费项目。

六月，徐工大跌，引爆券商黑幕，受各种短期因素影响，部分券商重仓股急挫；“佣金同盟”面临瓦解，券商呼吁设佣金下限；证监会暗中默许，券商热推权证融资；富友证券祸端，证监会要求严查挪用客户债券、回购融资券商；非典疫情抑制了4月份上升势头，5月份券商综合业务价值量出现大幅下降，较4月份缩水了50%。七月，清查国债回购资金，券商脆弱资金链被动摇；证券市场上半年发行节奏放缓、融资总额下滑，业内推测券商经纪业务今年难有起色；证监会召集国内10余家大型券商主管投行业务的高层会聚北京，就实施保荐人制度再次征求意见商讨细节；央行5号令震撼证券业证监会、券商紧急磋商对策。

由是看来，这样一艘永不能停航的船，即便是修修补补都十分艰难，何况还要确保平安、维持秩序呢？对于船老大是巨大挑战，对于船则是严峻考验！我们寄希望与这次盛会，但我们不能指望一会而“蹴”，解决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券商——这艘承载着中国证券历史包袱和时代使命的巨轮，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盛会的洗礼你的肌体能健康起来、罗盘能精密起来、载重能增加起来、改造能创新起来，这样船上的有希望，岸上的便也有希望！你是海里的船，不是救命的草！阿蒙如是说。2003年8月12日 Tom财经

由“现代”想到的——跳楼还是赖活着 ?

早上五点不到就醒了，睡不着，街灯刚熄，天未大亮。阿蒙望德胜门罩着晨蔼，听三轮声楼下赶早，无聊中想起了附近公园人定湖。不想，第一次清早来这儿，还真遇着“奇人”了。在“斗牛场”园景石条上，坐着两位老者在说笑，其中一位目光炯炯的，见阿蒙过来说：小伙子，你猜我多大了？八十七！说着就站起来，一边伸腿展腰一边要搬手腕，讲实话阿蒙心里还有些发毛呢，以为碰见国术大家了，常言道北京城藏龙卧虎啊。老者没搬过阿蒙，阿蒙却与他套了近乎，问尊姓老者说“吴”。阿蒙走哪儿他走哪儿，阿蒙上台阶他上，阿蒙下台阶他下，速度不比阿蒙慢，幅度不比阿蒙小。看见四十多的妇女，他喊：大姐！笑声引来一片；碰到蹒跚老头，他瞪眼说喊我，对方喊：“大哥”，他回：“哎！”，昂首阔步，意满自得。一路上，他见一个打一个招呼，不停叨咕：财富就是身体，钱管什么。从他那傲视“群雄”的眼神里，阿蒙似乎读到了什么。公园门口，他对阿蒙说你瞧我的，只听他对看门老头喊：“大爷！”，好似有约一般，那头不假思索地答应：“哎！”周围人习以为常，阿蒙觉得真美！临别，老人突然对阿蒙说：祝你健康！转过神阿蒙忙应：祝您长寿！回去的路上，阿蒙不由自主地回味两个字：生命！

生命不会永恒，但永恒的是生命话题！这两天，韩国现代集团创办人郑周永的儿子郑梦宪跳楼身亡的消息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人们震撼的也许不是其生命意义的本身，而是关注“现代”这二字的内涵吧。资料介绍，郑梦宪是父亲最宠爱的一位，他有美国MBA学历，头脑冷静、精于谋划、父子情深，为父总统竞选官司败诉后，度过了几个月牢狱生活。帮助父亲实施在朝鲜投资项目，纵然知道生意会给现代造成损害，仍然加以执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父亲高兴。由是可见，郑梦宪是孝子无疑。韩国总统卢武铉的第一反映是：“郑梦宪总裁在金刚山旅游事业、建设开城工业园区等南北韩经济合作事业和发展南北关系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对于他的去世深表遗憾。”朝鲜中央通讯社说：对郑梦宪之死表示哀悼，并称是被韩国政客谋杀的，郑梦宪之死将会影响朝韩两国的经济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自杀是发生在朝方谈唇枪舌战美韩日并同意在北京举行六方会谈的当口，难道郑梦宪是想以死为半岛祈和？还是以死表达对时局的失望不满呢？撇开一些传闻，我们看看韩国近年的经济脉动，或许能解剖出“自杀”的真正死穴出在哪里。韩国经济就其实质，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强有力干预，以集中支援的方式来培育新的有前途的产业。在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另外，财阀与政府及财阀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内幕交易和争斗，一旦形势所逼财阀面临清算也就不足为怪了。

现代集团曾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在韩国被视为商业力量的象征。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流动资金问题及核心集团的内部斗争一直困扰着企业。如同其他大企业集团一样，现代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政经勾结、无限扩张等弊病。为培育增长点现代集团以促进南北和解为契机，开启了金刚山旅游、开城工业园区等南北合作经济，希望以点带面强占北方空白的商业先机，一方面解决现代自身无力自拔的企业问题，一方面以和平统一为旗号、振兴国内经济为目标，企望牵制政府政策面方方面面的支持。但由于半岛内外形势、家族矛盾、企业困局，其中没有哪一样能短期解决，并很可能在近期揭开老疤捅出更大窟窿和黑幕，因此郑梦宪便以“红魔”般气势了断自己55岁生命，追随刚去世不到两年半的父亲去了，且要将骨灰撒到当年他和父亲牵牛驻足看锦绣河山的地方，至于现代慨念股价大跌什么的他就问不上了。“北方牌”是一把双刃剑，这或许是郑家父子志同道合的必由结果吧，这是否也预示半岛局势将来会更加凶多吉少呢？“愚蠢的人做出愚蠢的行动”，也便不算愚蠢了，别人不好讲，阿蒙如是说。

中国有句俗话：好死不如癞活着。国内前阵子也十分热闹。大鳄仰融出走美国跑了，但依然不甘心通过律师遥控打官司；周正毅、钱永伟翻船被抓；杨斌特首没当成却成了劳改犯，财产股票被收被抄，就是没有大富豪跳楼自杀的爆炸消息，听听杨斌之流的自辩便明白其中的道理。“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是祖国的孩子，不管孩子有没有犯错误，如果母亲要惩罚孩子，做孩子的能责怪母亲吗？”可见，“癞活”理念在入了荷兰籍的杨斌身上也依然丝毫未动摇过。《三字经》开篇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记得老师曾打比方说：看到小孩快要掉到井里了，每个人都会动恻隐之心，说明人心本是向善的。但是由于后天影响，人们的行为习惯、性情品质又是千差万别、相去甚远的。在此，我们看到“恻隐”里面不就是对生命的怜惜和执爱吗？“天人合一”是昭示人要与天地和谐相处的生命哲学，人们禀承祖先的教诲爱惜父母给予的哪怕是毛发这样的小东西，“人命关天”则是生命价值的另类解说。然而由于“习相远”，生命之外的仅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行了，但能做到的又有几人，象杨斌、仰融之流他们由快活到“癞活”过程中又哪里去想到或关心别人呢？满心眼写的就是：吾命关天！吾事关天！

不同文化造就不同的人，也催生别样的制度。韩国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一个半岛上，国土仅中国的九十六分之一，文字是“韩字”，“韩字”在韩国语里是“大的文字”、“世界第一的文字”。太极旗为韩国国旗， 四角的四卦表现了阴阳互相转化、发展，四卦以太极为中心融为一体。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成功地推行以增长为主的经济政策，实现了被称作“汉江奇迹"”的经济模式，然而近年来这种模式已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韩国经济奇迹背后已积累了愈加沉重的包袱，反观国内经济难道不也有一点“韩模”的影子吗？要是放在韩国，我们的公路、铁路、水利、航空、银行、四大工程等等，不知要催生多少个“现代”、“大宇”，但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是国家所有、企业化经营，走的是中国特色，正如有人说的："如果你去问一个美国人：花旗银行会破产吗？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会的；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工商银行会破产吗？人家会以为你有神经病。即便如此，谁不知道这些产业、行业、企业里现在不是危机重重，只不过是“国”给担待了，否则为什么没人跳楼？

为拉动内需不足我们的银行倾力为房地产输血，虽然早超警戒线，虽然下文严格限定，但不久前上面传话说：要依然支持！为保持既定增长目标成为世界火车头，国内在诸多行业着力培养企业航母，有的游出去了，有的还在家门口，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年报季报里又怎能看得清摸得着？至今，还没听讲哪个PT、ST董事长总经理向民众致歉谢罪的，董秘讲的只是这样或那样理由、一个又一个原因。逼急了，兴许会告诉你：再怎么着还不至于跳楼吧！是啊，若哪天哪个董事长总经理为谢罪而跳楼，哪天中国企业就“革命了”、“有命了”。阿蒙笑，如是说。2003年8月 搜狐财经

刘姝威为何再亮相？

刘姝威，这位六百字粉碎蓝田神话的女性，自年初获得CCTV2002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后，上周六在央视新闻频道《中国报道》中再度亮相。报道内容虽是对往事的回味，但从“伊人”那无惧无悔和智慧灵气中，阿蒙不禁想：上次亮相是“蓝田”使然，这次出现却是市场召唤！

天凉了，叶落了，蚊子一碰就死了。自证监会换了“当家人”，时令已过了春夏。虽大地到处硕果飘香，但中国股市却好一派愁云风光。就在呼吁停发新股的吵吵嚷嚷中，新股却依然不争气，连连爆出业绩大面积滑坡。南航上市后的第七个交易日就发布预亏公告，有人说：南航又打了发审会一记耳光。就算打了，何用？“动了谁的奶酪”？

几乎已成为规律。这两年，新股上市后几乎没有不跌的，跌也罢，一跌就往“死”里跌，一跌就很难哪怕是“蹲”起来。有人统计，相当部分投资者手中的新股距上市价已下跌了近30%，其下跌原因主要是公司业绩的大幅滑坡，与上市公告书中所预测的大相径庭。那么，上市前是不是就可能存在问题呢?

对于“南航”的上市，有人为它辩解说是与中报赛跑，由于非典影响其上半年亏损是明摆的事，若等到中报公布后发行就尴尬甚至搁浅了。但从同行比较看，东方航空(相关,行情)亏损14.2亿元，计每股亏损0.29元；上海航空(相关,行情)亏损1.97亿元，计每股亏损0.274元；南方航空(相关,行情)亏损11.64亿元，计每股亏损0.35元。海南航空(相关,行情)上半年一亏就是1.34元/股，非典真有这么大影响吗？“南航”上市募集资金27亿元，今年1-6月竟报亏11.65亿元，相当于募集资金的43％，它正常年景的净利润也不过5亿多元，这巨大的“窟窿”要两年多“不吃不喝”才能补上，谨慎而郑重的预测和许诺与现实如此悬殊，看来非得由刘姝威女士关注了。

大家都知道，在向证监会推荐申请发行股票的公司之前,券商已对项目进行了反复审核,材料上报以后经发审委讨论，最后核准公司发行新股。有人撰文说：新股质量难以保证真正的根源在制度本身，凸现当前发行体制存在弊端。任何体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弊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是否严格按照制度和程序办了、做了吗？券商以赢利为目的姑且不论，但发审委是干什么吃的！这些由国内顶尖的律师、注册会计师、行业研究人员、部委官员、教授、知名人士等专家组成的审核委员会，难道连一个文弱的刘姝威都不如？

当年，刘姝威所依据的材料全部是公开资料。经过分析，她却被吓呆了：“我没去过蓝田，就能看出这么多明白摆着的毛病。怎么早没人吱声呢？”。刘姝威自称那600字的文章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这意味着蓝田神话之所以长期不被人揭露，是因为良知和勇气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成为一种稀有资源。可以说，发审委的各位委员对欲上市公司资料的掌握肯定比诸如刘姝威们要多得多，对数据和事物的分析、判断也不会比刘姝威们逊色，但为什么那么多“冒牌货”，稍加包装打扮都通过关卡得以通过上市了呢？

2001年版《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发审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共识后进行投票表决。小组无法取得共识的，组长可决定或应委员要求采用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同意票数达到出席会议发审委委员人数的2/3即为通过；同意票数未能达到出席会议委员人数的2/3，即为不通过。由是看，审核成了“选举”，就是有1/3的“良知”“吱声”，又能怎样，还不是通过吗？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良知和勇气在今天已是稀有资源”！

尽管，有要求发审委委员在审核公司申请时应特别关注１５大类问题，其中有最近三年内是否连续盈利；预期利润率是否达到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但“南航”要超负荷“起飞”，发审委老爷们还不是乖乖地放行了！看来，发审委只会拿图章当职责，到底对谁负责了，到底替谁在干活，恐怕他们自己比谁个都清楚！只是不愿或不敢讲而已。据悉，近年证券市场的融资比例已大幅度下降，股海有风也很难起大浪，潮水退远了，浅处的石头终究要露出来的，不信就试目瞧去！刘姝威不是又亮相了吗？打“耳光”不起用，但愿动点真格的！2003年9月9日搜狐财经

大裂变迟早要发生？

两条新闻颇引瞩目。一条是南京拆迁户自焚身亡，一条是超级大盘股华夏银行正式挂牌交易，透视的都是当今中国经济突出的焦点问题，也是大家平常唠叨的话题。前几天与同事沈君聊天，他说在人大上课老师讲老外特别佩服中国领导人驾御能力，中国经济就象骑自行车只有保持速度才能稳。当时想有道理，现在想又未必。

媒体说：与此前两个月对121号文件的满腔怒火及口诛笔伐截然不同，北京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对18号文几乎要鞠躬致敬了，并得意地“所以说，国务院就是要比央行高明”。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包全说：“这个文件写得很到位，感觉是开发商参与起草了一样。”“如果我们创造了新的融资渠道，就不怕它什么121文件”。权威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国有11个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速超过50％，35个大中城市有10个房地产投资增速超过70％，有些城市连续两年房价每年上涨20％，有的甚至上涨30％。今非昔比，高层领导并不认为目前全国房地产过热，而是局部有些问题，这些问题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来解决，就如同股市里的问题一样“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相关,行情)”，看来二者是相通的。

然而，素以直言的许小年在题为《高速增长难以持续》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主要论据之一是，今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1％，为10年来所未见。资料也表明，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万亿元，同比增长31％，增速高于去年同期近10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速最快。与此同时，截至2003年6月底，建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为12.91％，工行为22％，中行为19.16％。农行今年上半年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清理力度，但其不良资产率还是最高的。尽管这样、虽然如此，“18”还是VS了“121”，把房地产从冬天拖回了春天，难怪任志强们又打躬又赞叹的。

话说过来，“121”也不是吃素的。这不，华夏银行说上市就上市了，尽管有人呼喊：56亿巨盘换手，谁来承受华夏之重？不能受又怎样，要上还是上了。中国证券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国有商业银行倾向整体上市，已有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向国务院和监管部门提交股改及整体上市方案。这三家银行均打算成立由国家控股的集团总公司，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股份公司上市。权威人士指出，目前银行上市还存在三大障碍：不良贷款率过高、资本金不足和公司治理结构低下。上面下了决心，谁能拦得住？

俗话讲：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蚂虾啃泥巴。银行看似财大气粗，但“房地产”才是事实上的老大。“房地产”不光吃“拆迁户”，还吃“小鱼”银行，银行靠天没的吃了，就想溜进羡慕已久的“股海”分羹，尽管上市公司捞到的也分享过，但总没直接去撒网带劲、过瘾啊。照此推理，最终吃泥的还是“蚂虾”小民们。但股市出现“开户负增长“、“死帐户”，已昭示了竭泽而渔的祸患。至于气喘吁吁的银行，竟企望通过上市“吸氧”就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阿蒙以为不可能！将危机丛生的金融业附着在病魔缠身的股市，不谛给双方都带来更大的变数和麻烦。

人常说：药到病除。现在房地产投资过热、经济结构失衡、金融问题多多，我们不从问题的自身寻找解药，却回避它，将药下到了“患处”以外，不仅殃及自身，更会患及百姓，在外人隐含叵恻的赞叹中依然坚持“骑自行车”。长期以往，胎漏气、把失灵，咋办？社会、经济不发生大裂变才怪呢！一如吴敬琏所云：“危险其实不在近期，而在长期”。但，危害的结果会更大、危害的强度会更烈！2003年9月12日搜狐财经　

为啥炮打“司令部”

近日，证监会尚主席表示：当前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妥善地解决好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使市场更具吸引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首要的是通过深化发行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上市公司保荐人制度，把公司发行上市后的持续表现与相关中介机构执业质量的考核紧密联系起来。与此对应，有人列举上市公司让投资者伤透心的三宗罪：一是上市后业绩即大幅下滑，二是募资投向不守承诺，三是上市后股东即套现。看起来，感觉都是上市公司的错、制度的错。怪上市公司，谁能找它承担责任？怪制度，等于对墙说呀！到底怪谁，尚主席心里最有数。

有句古话讲：子不教，父之过。正在央视播放的连续剧《军歌嘹亮》里，有这样一幕：警备区司令员高大山持枪冒雨站在哨位上，为自己的儿子高权擅离部队而自责。在父亲感召下，高权经过锤炼终于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并对来看他的同父异母哥哥发出了源自心灵的人性呼唤，最后因忠于职守牺牲在国境线上。在儿子遗像前，性格刚烈的高司令为儿子敬酒，连唤三声好儿子，令观众泪如泉涌，为烈士高权而遗憾，为楷模司令而感染。话说过来，假若高司令对儿子听之任之、不率先垂范，结果会怎样，亿万观众的泪会“轻弹”吗？

事情不一样，但道理是同样的。先前，只要股市下跌，“缺乏理性”的大帽子就会百拿百稳地扣在广大投资者头上，割了肉、吃了亏，还不放过叨一口。后来，再批也不象话了，就揭庄家黑幕。黑幕揭的差不多了，股市还跌跌不休，于是便找券商问理由，问来问去只问出牢骚和要求，以致无奈搬出了上市公司和有关制度。但叫人百思不解的是，作为肩负中国证券事业监督和发展双重职责与使命的证监会，在股市与宏观经济如此背离且长年持续的奇怪情况下，从未就自身政策和作为反省过、检讨过。可以说，世界上任何有责任的政府都是不会容忍如此不负责任的事情出现和持续发生的，总得向民众有所解释和交代。即便上市公司头顶“三宗罪”，那也得先问为“父之过”啊！原因有三：

其一，新股业绩“一年不如一年”。今年以来，新上市的沪市41家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远远低于沪市平均水平，去年也好不到哪儿，还不如以往的“一年优”。问题在哪儿？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是有责任，但证监会的上市部、发审委是干什么的，难道责任心、良心全没了！“新股业绩”连当年都拿不准，证监会还能开张吗？

其二，不少上市公司上市后就改变投向，置原先承诺于不顾，要么改变投向拿去存银行，要么搞国债投资。对此，监管当局为何睁一眼闭一眼，对违规者重罚了吗，对违规资金冻结了吗？而这些，可都在“三大报”预先公布了。如此看，证监会不说同意也是百分之百的默许，大家不禁要问：那一条条清楚不过的制度、规章顶屁用！难道证监会只会在制度、规章上周而复始地“推陈出新”玩文字游戏吗？

其三，一些公司上市后大股东即套现，表现为控股股东的间接套现和高价转让套现。这种投机行为不光打击投资者信心，而且影响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对社会、对公众、对承诺是可耻的背叛，在实质上就是彻头彻尾的诈骗。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圈钱，监管当局为什么无动于衷？监管“机器”为什么哑然失灵？监管、治理或许只是口头禅吧！？

正人先正己。证监会是该到了扪心自问的时候了。上市也好，监管也好，没哪一样做好了！核准制实施才两年，问题就出了一大堆，难道“保荐制”就会显灵了？证监会自己解决不好了，一推了之，推给券商就能OK了？看来，为父之道证监会还是没吃透！难道要“高司令”来给站岗，让证监会也瞧一瞧？2003年9月16日搜狐财经

漫说中国“拆迁之患”

记得，小时候看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只要放到党代表吴长青在烈火中慷慨就义的时候，全场观众都屏住呼吸、泪漫眼眶；而当作恶多端的南霸天被“啪的”一枪打死的时候，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就会排山倒海。自那时起，“火”所成就的壮烈便给阿蒙留下了不灭的印迹。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每天都要看电视，看新闻。自杀，作为一种极端的社会行为总是新闻的焦点，比如前不久自杀的韩国郑周永、英国凯利就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作为自杀的一种方式“自焚”，带给人们的心灵冲击往往是最震撼的！不到一个星期，媒体披露的自焚事件国内就发生了两起，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两宗自焚都是源于蜂拥全国的拆迁风潮，其中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引起世界瞩目。

事实上，中国农民是最落后的也是最先进的，是最贫弱的也是最伟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在现代城市经济圈形成之前，中国的经济革命首先从安徽的小岗村拉开了序幕，分产到户承包责任制夯实了中国经济一系列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其二，在城里人忙于分流下岗、期房贷款的时候，农村已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城镇建设”犹雨后春笋。因此，不论经济创新还是基本建设，中国农村都走在城市的前面，所以，说农民先进、伟大有道理，至于农民的落后、贫弱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有句贬人的称呼就叫作：农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历史就是由农民推动的。远的不说，中国共产党走的不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改革、城建不就发端于农村、农民吗？结果和现状如何姑且不论，但改革和城建“进城”后，造就了一大批失业下岗和拆迁滥建确是不争的事实。前不久，阿蒙就接到了一份来自家乡的投诉信，前言部分是这样的：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虽是公民但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虽不能也无法登门叩首亲口诉说，但绵延数千年的文字阻隔不了我们的相通，敬爱的领导、亲爱的首长请听听小民们的哭泣吧！我们知道你们很忙，我们知道你们常听，但与其是小民的泣哭倒不如说是数千年文化和城市在那儿泣哭啊！（多感人！）

**市建市不久，是个有着数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穷市，过得最快活的就是政府里当官的头头脑脑，我们知道，我们不抱怨，这是我们中国落后地区的普遍现象也是真实写照。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爱我们的家，爱我们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朴实恳切）

我们**是个农业型大市，工业主要是传统工业，在大麻、羽绒、农机、酒等农字号经济上还有点可圈的，但由于历史、区位、交通、资源等方方面面原因，**欠发达，政府行为、领导作风尤其如此！由于地方财政形势恶劣，政府对待企业不是杀鸡取卵就是百盘千榨，现在这一切手段都使尽了，再压就是骨头了，没本事正正堂堂地发展经济，返回头打起了城市改造的幌子，目的就一个抽血、喝血！喝城市的、喝老百姓的，历史的、古人的他们也要喝！（实事求是）

**市自两年前实施城改以来，修了几条大道，建了几座高楼，市容是有些改变，这些老百姓固然欢迎，但现在的“城改”却变了味。**市政府大肆采取“圈地运动”，开发商看中哪块就开发哪块，老街古巷被“剃”得阴阳不堪，一会东一会南，拆得老百姓提心掉胆，拆得我们认不识**了，**从眼前彻底消失了！作为一个失业占30%的落后小城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吗，这就是发展经济造福人民吗，这就是实践三个代表吗？？？什么都不是！仅仅是某些人为了自己升迁积累资本和政绩罢了，仅仅是为了应付出不敷入的财政支出而已。为此，老百姓被逼迁出又回头高价买房，这里头又有多少失业的、下岗的、小孩上学缺钱的。（值得同情）

尽管如此，政府为开发商护航，开发商雇打手保驾，不搬不揍你就算好的了，等你不在时便将你瓦掀掉、门窗拆掉，贪官奸商相互勾结对我们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掠夺！就是“联军”也比不上他们呵！至于拆迁面积、补偿等等，你不搬走就不与你理论，采用流氓加欺诈手段先把你撵走，然后统统交开发商，国务院、省政府文件由开发商解释，你论理，就会有政府派出的护航公安与开发商雇佣的打手给你上课！用“闹事”把你撵走，不识相马上倒霉！（叫人气愤）

亲爱的领导、首长们，难道你们就看着南霸天、黄世仁在我们**古城重演吗？难道我们这个承载了数千年文明的古城子孙们就这样懦弱寒碜、任人宰割吗？我们会说“不”！您们也会说“不”！我们向您们呼吁，我们请您们品说，拜托了、鞠躬了、叩首了！！（应该支持）读罢，阿蒙义愤填膺。看来，拆迁已成忧患，是个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问题！2003年9月19日搜狐财经 

七千人大会闪金光

近来，随着华夏银行上市，媒体关于新股扩容、国有股减持的话题又热烈起来，提出的问题愈来愈尖锐，火药味也愈加浓了。然而，能在各类媒体露脸发表见解的要么是行业或学科的精英，要么是股评人士或政府官员，相对六千多万的股民百姓来讲声音还是小了些，看法和思路也不免局限。面对市场走势、新股发行、国有股减持这进退两难的难受样儿，阿蒙连端碗吃饭时都走神，匹夫有责地与大家一起思量着同样问题。虽企图站在“巨人”的肩上，但绞尽脑汁也点缀不了理想“图案”。凭着科班政治学本能，阿蒙于失望中突发奇思，想到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尽管最近有券商峰会、大小调研会，但比起“七千人大会”不过是“七八条枪”。

说来也巧。“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共和国的“国龄”与我们股市的“股龄”正好相当。由于“大跃进”使我国经济付出了惨重代价，从1960年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但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贯彻。1962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中央局、省地县各级党委以及重要厂矿企业、部队负责人7118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干部会，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四级干部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盛会。

起草报告时，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刘少奇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会议期间，毛泽东幽默风趣地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不少参会人回忆道：在毛主席带动下，不少同志在大会上也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待缺点的求实态度、民主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三年不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不然，现如今中国怎能当东道国，主持“朝核”六方会谈？瞧，中方团长王毅副部长这两天的神气样儿！

主席有诗曰：俱往亦，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弹指间，四十个春秋已逝如斯夫，今朝的我们又怎算得上风流？在“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的日子里，共和国领袖面对天灾人祸，勇于承担失误、直面困难、大度豁达、求实民主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今朝学习和借鉴吗？其一，世界上有哪国领袖能有如此大手笔，亲自组织召开七千多人参加的党的中央会议，更何况是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为此“吉尼斯”不知是否疏漏了？其二，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不要吞吐，重病用猛药。听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没无私、无畏襟怀，哪国政治家敢说出憨厚如老农一般的“语重心长”？其三，开国领袖们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的古训，在无尚荣光、崇高地位面前，他们为失误宁愿学曹操“割发代首”，而不去相互推委或寻找理由，义无返顾地选择了：由自我批评到改正错误再到克服困难的“三步曲”。由是，我们今朝也就不难理解那年头的“人定胜天”、“地球也要抖三抖”了。

反观两星期前，在戒备森严、富丽堂皇的京西宾馆，尚主席带着两百多券商头头开神兮兮的闭门会，相似的唯有“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但档次却是一个天一个地。然而，谈成绩，就怕谈的不够；谈缺点，总是模糊吞吐；谈责任，永远是历史因素；谈发展，老是规范中“你中有我”。难怪，会还未开完股市就唉声叹气地向下扎猛。话说回来，券商峰会只是一个行业、一个利益集团的闭门会，祈望它有能给整个证券市场包括六千万股民带来好大的“福音”，也许只是一相情愿的童话罢，一如阿蒙曾说过的“是海里的船，还是救命的草”。尽管这样，阿蒙还是要问：“拯救股民，还是拯救股市？”，倡议召开一次类似“七千人大会”民主创新、突围解困的股坛盛会，如何？但今非昔比，风流人物往亦！

在中国古语里，没有比“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悲壮的了。从古至今，由于种种原因，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整体的不公正、不清醒、不健康形势。明知正确的主张、正义的事业处于劣势，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够，依然怀着必败的估计挺身而出，成就“而为之”。秉承“知其不可”的重托与期望，阿蒙与六千万股民朋友齐声呼：以史为鉴“七八条枪”七千人大会闪金光！相信，这让地球抖三抖的声音，尚主席一定听见了。2003年8月28日  搜狐财经 

大水、鞋子和斧头--往后日子怎么过?

每年都要发大水，因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每年都要抗洪，因为尧舜禹是我们的祖先。这几天，在人们刚刚为淮河、洞庭脱离水患而轻松的时候，虽然王家坝山崩地摇的爆破还未走远，但在我们的国门外却响起了砰砰砰的敲门声。来的依然是他们，八国联军的后代子孙。当年的“老佛爷”和军机大臣们任凭做什么样的梦，恐怕也不会梦到夹洋枪洋炮的洋大人，会在百年后自己找上门来偏要拿大斗与“朝廷”换小斗的银子。历史就这么巧合，急先锋还是那个一衣带水的、让大清丧失水师的邻居。年初，日本财相率先在七国财长会议上抛出自家曾吞过苦果的类似与“广场协议” 的文件，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也发出同样的声音，随后却被飞机大炮隐盖了。伊战前，就有人预测美国战后肯定要找咱们的麻烦，说老实话除了台海、朝鲜、西北亚，还真的，没太在意这“银子”汇率。

非典后、大水前，媒体曾不折不饶地向世界宣告：我们的经济指标依然平稳增长、我们的出口依然保持强劲、我们的外汇储备又创新高、我们的外来投资再创佳绩。在这一连串闪光数字的背后，却有一个叫人焦心的“软肋”，那便是外汇、外资和市场，难怪美国不顾朝核危机、不买我翰旋人情，偕鱼和熊掌兼得的姿势率兄弟们向中国叫阵。如果不去考虑人家这样或那样的企图，升值人民币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自94年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盯住美元的浮动政策，人民币一直保持“自我固化”的汇率，可是在世界经济大家庭里大家终归要拥有共同的游戏规则呀；既然中国经济能保持持续增长，那人民币就该升值，按兵不动又能按到哪一天？国内总需不足已有数年，“农”字问题、失业问题矛盾重重，一味仰仗外部拉动，不光人家不愿意，还丢西瓜捡芝麻，买外汇换国债变成了人家投资者。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高挺和低估人民币对谁都没长久好处，因此当前要做的，便是改造汇率的政策和制度，千万不要学相声里的“夜猫子”，扔鞋忘扔另一只鞋，让楼下的惦记睡不着。

那么，鞋到底怎么扔呢？没声音不行，声音大了也不行，扔鞋也变成了大学问。声音大了，鞋就成了斧子，因为夜深人静啊。没声音，却比声音大更难受，因为下不能寐呀。对股市来讲，至今汇率问题始终不声不响没动静，就好象在“减持”以外，又在头上悬了一把大斧头，外面稍有点风吹草动，股市就要打摆子，何况我们的市场向来就流行捕风捉影。另外，如果哪一天世界经济真的出了大问题，或者局势发生了大变故，缺乏应变机制又被围攻的汇率制度，会不会在动荡中给我们的股市带来更大的沉重之荷，把臭鞋子变成钝斧头呢？

当然，惟恐天下不乱的大有人在。美国政客在《商业周刊》鼓动说，只要看看股票掮客、基金经理人、大企业主管和外汇交易员每天把钱设法弄进中国，等待人民币升值然后大捞一票的情况，就可知道每个人都在打赌人民币的汇率将会调整。瞧，多么诱人煽情的单相思！国内有分析家断言，以出口产品为主的企业会受不利影响，列举出纺织、电子、通讯等行业由于汇率上升出口恶化导致股价下跌。还有的更善于联想，认为在QFII颁布、施行并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时，境外投资机构开始众口一词“唱多人民币”。

公正地说，“唱多”并没有什么稀奇，它是我们与国际接轨在初级阶段所发生的正常现象，依靠现有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以及与其相应的汇率制度，我们在国内社会和经济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高增长高速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国际社会支持了我们，他们现在有困难了，作为WTO的一分子他们有理由有条件向我们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我们又大惊小怪什么呢？深入地看，“唱多”又确实颇具背景。西方世界唱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汇率，真正“唱多”的是我们外向拉动的经济战略及世界的未来。它考验的不光是政府的智慧，更是我们民族的智慧，相信凭借我们大河文化所赋予的五千年灿烂文明传统，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我们主动出击标本兼治，以“唱多”为契机彻底改造我们的经济结构，增强我们竞争和角逐的实力，让“唱多”能年复一年那才好呢！人民币坚挺，还怕股市不涨吗？往后的日子会更好！2003年8月6日 Tom财经

白眼狼、羊和圈地的故事

星期天，几个朋友在一块聚会。酒喝在兴头上，有人提议除父母亲人外大家各讲一个难忘的人。在略带趣味的扯谈中，临到吴君气氛一下便凝固了。他呼了口气，开口就说：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亦善。我不！哪怕我现在眨眼间就死了，想起那个“白眼狼”我还是恶心！从头到脚、从血液到骨髓，我恶心的是他缺乏最起码的人性和良心！

原来，吴君先前在一家公司跑业务，上司任人为亲，对眼球就竭力提携。吴君，活干得再好、再多，上司却三年不给他涨一分钱，工资、待遇只是一般同事的一半，甚至还少！望着平时开朗随意的吴君，阿蒙想：哀莫大于心死！而吴君心都“死”了，还在恶心，可见“白眼狼”给人的伤害是多么刻骨铭心，做人可千万要讲良心啊！

提到“狼”不免让人想到羊。英国著名作家莫尔在一本叫《乌托邦》的书中写道：“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它所描述的是英国从１５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１８世纪末的圈地运动。这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首先是从剥夺农民的公共用地开始的。当这些土地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出家园，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变成养羊的牧场。１８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

“圈地”，国外有中国也有，过去有现在更有！不说别的，这阵子有几个“出事”的大富豪哪个能与圈地脱了干系？杨斌案终审裁定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罚款230万，周正毅被正式逮捕马上就要法办。杨斌六宗罪中就有：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在农业用地上非法进行非农业建设，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44.45公顷。丝毫不逊色与杨斌，周正毅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敛财“技巧” ，像章鱼一样将“财手”伸向四面八方，他号称有土地储备963万平方米，大多在浦东芦潮港人工半岛和松江地区。 “当时我们拿松江地块，每亩20万元左右，现在已经40万元了。”。从他们圈地的手段和数目看，令人瞠目结舌，其结果和归宿却出奇地一个样。话说又过来，圈地占地的又何止杨斌、周正毅三两个呢？

不得否认一个现实。目前，圈地已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风，开发区搞不下去，就去玩城市改造，美其名“改造危城或老城区”。拿安徽N市来说，这个被称作“M故里”的古城，被开发商大肆“圈地”，开发商看中哪块就开发哪块，老街古巷被“剃”得阴阳不堪，老百姓被拆得提心掉胆，只有感叹：认不识N了，N州消失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纠纷和社会问题。那么，这股从大城市、中心城市向四周蔓延的圈地风因何而起、其中的经济动机在哪儿呢？对此我们的确要深思！

著名学者严新曾撰文说：低廉地租是中国近二十年来房地产开发业高度发展、利润巨大的主要原因。开发商通过官员审批取得土地使用权，然后将土地价值作虚拟评估，根据评估价再将其抵押给国家银行套兑资金。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即西方用作抵押的地产，是私有地产，而中国则是国有地产。因此，谁能取圈到土地，谁就能发大财，这是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土地基础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是土地区位所造成的级差地租，叠加而成为房地产投资可以获取到高额利润的源泉。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商品房供应宏观已呈严重过剩，而国内房地产业开发投资仍然兴旺不已的经济学原因。

开发商为利所驱疯狂圈地，但地方政府为何要如此配合、热心相助呢？蒙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地方财政普遍拮据，圈地后搞所谓“引资”开发，能给财政增加额外收入；二是，有效内需不足，地方经济企望搞开发带动；三是，树形象工程，积累政绩。其结果，是老百姓叫苦连天，不得不再掏钱买房子，为“消费”做贡献；同时，又滋生了不知多少腐败的蛀虫。

近日，富豪许荣茂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以底价拿下被誉为南京“地王”的宝善地块，许荣茂超低价圈地已引起质疑。报道说：让人意外的是张家圩小区也被纳入了转让范围。据悉，该小区商品房2000年后才全部销售完，有不少是在今年4月刚刚搬入的新用户。一位居民说“如果拆迁换新房，以现有的拆迁补贴标准，每平米至少要亏损2050元”。 虽然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政府无权为了一宗商品房开发未征得居民同意，就将张家圩挂牌。可谁有法子呢？“拉动内需、经济需要发动机”，谁能挡得住？看来，“白眼狼”不止一个！

2003年9月6日Tom财经

三月春水流向哪 长江股份谁之过

长江股份(相关,行情)上市前，有同事知道是阿蒙家乡的，就问阿蒙是否了解大股东手拖厂，阿蒙笑未作答。事实上，阿蒙还是略知一二的。该厂领军人的儿子是阿蒙高中同学，听说现在既搞运输又办厂发得狠，已十几年没见过面了，听说的倒不少。那时，他家住的是很旧的平房，给阿蒙印象最深的是他家昏暗的墙上挂满了相片，都是他父亲开会的纪念品，排场非常大。他父亲在当地很有名气，把一个科技含量小粗放型企业能办得红火，在工业欠发达的皖西算是鹤立鸡群了。有一年，市里任命了一名政府官员去替换他父亲，未想到赴任的车队被工人里三层外三层堵在大门口，结果市政府被迫收回了成命，他父亲依然掌舵手拖厂，此事在当地传为佳话。而今，听说手拖厂改制后变成了长江股份，阿蒙为家乡有了第一家上市公司而欣慰，但心里还是有点儿滋味讲不出，毕竟阿蒙在那儿有过“公务”阅历，对当地情况还是知点根底的。

一年来，只知长江股份刚上市涨了点后来就一直跌，这也是新股们常走的老路，阿蒙也就没太在意。近几日，有关新股发行、市场扩容的议论颇多，加上阿蒙听家乡人说手拖厂卖给私人了，富余职工也要买断工龄了，阿蒙不由得对家乡的“第一股”关注起来。

　　首先，和阿蒙估计得差不多。上市前不少人就对长江股份实力疑虑重重。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公司经营业绩平平，上市前即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二是公司自成立以来自我积累较少，大股东实力较弱；三是科技含量少，只能在微利状态下惨淡经营，成长性较低。其次，到底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我那同学的父亲，终究让市里官员取代。董事长简历很单纯，大概就这样：严宏，历任六安行署轻工业局和六安市轻工总会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局长、总会会长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十八名董事会及高管人员中，大学三人，大专四人，高中五人，未知七人。第三，离上市发行仅半年零两天，长江股份就发布公告买国债买宾馆，资金来源美其名自筹。董事长严宏发行时曾信誓旦旦称：配合国家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投资开发科技含量高、经济实用性新产品。最后，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思维，当地政府今年六月拍板，控股股东手拖厂与浙江精工钢结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55.545%国家股股权转让给浙江精工钢结构建设集团，对外讲生产经营在当地既无先天又无后天优势的“钢结构”。由此，公派董事长完成使命，当地领导过了一把上市瘾、攒下一笔政绩，但皖西六百六十万人民却空喜欢了一场，阿蒙也算其一吧。就连那些因羡慕手拖，嫁给手拖小伙的新娘们，恐怕也后悔先前的草率了。婚姻跟着股市转，哪叫你没前后眼！仅仅一年！沧海桑田！阿蒙叹，如是说。

　　感叹之余，阿蒙不禁要问。一问审批当局。如此业绩、如此成长性低、如此人才匮乏、如此一望就知的如此公司，稍加几个乡镇企业凑数，就能通过诸位关卡，不说业务如何，单讲政治觉悟，请问哪里去了？与其说，中国股市的种种黑幕、种种不规范是上市公司造成的，不如说它胚胎于审批大员之手，相信历史会澄清作出公断的。二问地方政府。严宏先生能力如何，阿蒙不想评说，但凭其简历介绍看，让其驾御企业，还是上市的企业，阿蒙心存疑问，对地方政府发展做大企业的初衷也大打折扣，尤其是让企业整体收购历史包袱沉重的皖西宾馆，更多的感觉是政府把坏资产通过证券市场变现，不是替企业着想搞活本业，而是竭泽而渔顺便又混水摸鱼！三问中介机构。阿蒙对诸位的包装公关技巧，以及在资本市场一年里的长袖善舞，于不声不响中造就了数个神奇深表佩服，但之后受伤的又何止别人而与自己不相关呢？谁又能逃出如来的手心？没大智慧、没仁义信，就永远在“围城”里打转。给再多再好政策，也是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呀，扪心自问想一想！

　　历史就会开玩笑，往往得到的时候就是失去的开始。六安手拖离淠河百米之遥，位于河道的拐弯处。淠河是淠史杭灌区的主干道，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最大灌区，汇集了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梅山、龙河口五大水库群，沿线以异彩纷呈的风景享誉中外。阿蒙少年时，时常徜徉在淠河之滨。那时，手拖厂还默默无闻，附近的淠化、纸厂都比它名声响，未曾想待到周围的厂一个个倒下时，手拖却愈做愈强，成了皖西工业的一面旗帜，直至有幸加入到上市公司的行列。但更未曾想到的是，仅一年时间手拖就连同“壳”一起被卖了，虽然商标还在，但没名没份了，皖西人的“图腾”与自豪没了。遥想那清清的大山里淌来的水，阿蒙真不知它路过那个弯弯儿时，该向东还是西边了，这水可是雪融时春天里蓄下的啊。2003年8月21日搜狐财经

张卫星莫要扳死理 全流通难为“人啊人”

张卫星君，名如其人。近日大作《股市新股发行即违背公理又违背法律》，令媒体狂炒过瘾、小股民拍手欢迎、欲上市增发的坐卧不宁。管窥全篇，卫星君明讲的是“新股发行”，其实质依然是国有股难题。道理也好、原理也好、理论也好，用句土话说：讲得顶呱呱的！但从另一角度，阿蒙也想呱唧呱唧。首先，卫星君未翻历史，开口就武断封嘴：“有些人立论的基础存在严重的常识性问题，连股份制基本的“公理”都否认了！都推翻了！那还论个什么？”。叫人想辩，哪怕是倾诉的机会都不给。

其次，卫星君太理想主义，设定第二个条件：“如果您认为“同股同权同利同价”是股份制经济中是不可违背的基本公理，那关于中国股市的许多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对许多争论的分歧才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公理是美好的，但终究替代不了现实；分歧达成共识，但不一定能付诸实施。最后，卫星君类比“国际模型”，搬出《公司法》、《证券法》，问管理层如何解释。事实上，这也是当局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法”是写在纸上的，关键在于人做，做也不是“一刀”就能切下所有“痼疾”。

已故作家戴厚英在她的名作《人啊人》后记中说：二十年前，我站在讲台上，大声地宣读根据领导意图写成的讲稿，批判我的老师所宣传的人道主义。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想在小说中倾吐的，正是我以前要努力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所以，我看到的是命运。充满血泪的、叫人心碎的命运啊！我明白了，不论是人、是鬼，还是神，都被历史的巨手紧紧地抓住，要他们接受实践的检验。都得交出自己的帐本，捧出自己的灵魂。我微如芥末。但在历史面前，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帐本要我自己去结算。灵魂要我自己去审判。双手要我自己去清洗。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

在上网聊天成司空见惯的今天，十多年前我们能想象得出吗？同样，那时的政治经济我们又回忆得起吗？许多人都认为，如果当初就实行股份全流通的话，可能资本市场就不会诞生了。当时上市公司百分之百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股份制改造开始的。面对如此重要变革，不可能什么都一次到位，由此带来了证券市场股权割裂问题。当年，资本、证券还很陌生倍受争议，不然邓公为何要提倡“猫论”“摸石头”呢。时至今日，国有企业不是还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国有”对“国营”的否定之否定不是还在深入吗？脱贫依然未结束，下岗依然在继续。

就如，“被历史的巨手紧紧地抓住”。当初“股权割裂”，今日减持国有股；当初优越显现，今日成制度缺陷。就跟交出帐本、捧出灵魂一样，违背基本公理“同股同权同利同价”，现在帐本就要自己去结算！然而，又必须一步一步走，问题是要有把“历史”扛在肩上的勇气和坦荡！全流通该搞，但国企改革并不能一步到位，这么大的体制改革涉及到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人，人是没有办法一下全流通的，一下子都交给谁？人啊人，意味着50年的体制改革只能是渐进的；人啊人注定是“国有股”的始作俑者和未来的掘墓人。

至于新股该不该停发，也不是说停就能停。首先它触及到拟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中介机构、交易所等，利益的惯性使然，不是一下就能刹住的；其次，股市的前提是维持社会稳定，目的是为了筹资。筹集不了资金，股市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即便监管当局默认，“上层建筑”也不会轻易答应；最后，就是停发新股或改变原来办法发行新股，也只是解决问题的末支，而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说不定还会引发证券市场新矛盾新难题，给本已复杂的局面增添更大的变数，就象时下人们议论停止减持一样，事物往往是辨证的，如故人云：“具有讽刺意味”。 2003年8月29日搜狐财经

为什么说全流通是个大陷阱？

中国股市不光一股独大，近三年来也“一枝独衰”，特别是券商峰会后，股市依然没起色，管理层依然没动静，老问题解决不了，新麻烦又连绵不断，市场的失望气息愈加浓烈。于是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问题座谈会”、“专家谏言会”接踵而至。会前，张卫星呼吁停止新股发行，指出新股发行既违背公理又违背法律。会上，刘纪鹏的《非流通股问题必须解决》、王连洲的《不应再以老办法发行新股》尤引人注目，但说来讲去也只是反思多次重复的老问题。

历史也是这样。每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失望、无奈的时候，都会掀起反思自身、再认识自我的风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亚洲生机勃发的新兴经济，随国门洞开、“欧风美雨”涌入，国人禁锢四十余的灵魂震颤了、骚动了、不安了，于是人们读的是反思文学，看的是反思电影，听的是反思讲座，喇叭裤、长头发则从叛逆中折射出超越。

子曰：逝者如斯夫。历史似水，汇入大海便不会回头了。我们讨论过千遍万遍的“国有股”，事实上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的造化和产物，尽管现在依然在“孵化”着。也许叫这几年经济增长冲昏了头脑，也许让声色电光蒙蔽了视野，也许被“海归”理论阻碍了思考，在提到“国有股”时总要愤怒加声讨。哲人说，存在就是必然。中国股市特有的“国有股”现象，就其本质不能说是股市的弊端。世界虽然越来越小，但国际上并没要求各国股市都一个模式。从大局讲，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小局说，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因此，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双轨再向市场体制的过渡阶段，存在国有股和一股独大是历史必然，“在历史的方框里上帝也挣脱不了啊！”。的确，在当时的体制下、理论里，谁也没大声提醒反对过国有股，即便反对又有何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谈减”色变的始作俑者是我们自己。由于公司治理不规范以及市场自身的缺陷，人们对一股独大越来越反感，减持的呼声越来越高，三次减持都半途而废，尤其是第三次减持办法出台，给中国股市的打击是无以用言语能表述的，它使广大投资者对股市的功能和价值产生了莫大怀疑，股市的信誉乃至政府的信誉大打折扣，就是随后出台了“暂停令”，也没能挽回市场的信心，因为“斧子”还悬在门头啊。看来，国有股是个马蜂窝，不捅也罢，一捅麻烦真不小，可不捅又如何解决“一股独大”及公司治理，使市场向着健康良性发展呢？。同样，存在就是必然。减持之所以呼之即出，就是因为市场要求、发展需要，但问题是减持到底该怎么减，减后怎么流？

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我们要认识到“国有股”客观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要一味地对它求全责备，辨证地看待问题才能辨证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要开启大智慧，打破定势思维，实事求是，灵活应用，敢于创新。

其次，历史的问题不能拿现在的尺度去衡量，应该“还位”与历史。国有股不参与流通是历史造就的，它的定位就是不流通，与生俱来就是不流通，国有股就等于不流通，此便是中国股市的特色！试想，一个学了十几手艺的铁匠，你现在叫他开飞机成吗？因此，国有股讲起来是股票，但它是一个中国特色化的特殊股票，决不能用教科书上的定义来阐述它、理解它。应将它看成利益和风险的价值符号，决不能搬用所谓的“同股同权同利同价”的股份制基本公理，即便是公理也要服务实践、为实践接受。记得，当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不就是因为采用共产国际的阵地战“公理”而败北走上长征之途的吗？

再次，让大股东减持国有股解决一股独大问题，难道就一条“全流通”的路可走吗，干吗不另辟溪径？难道还要把“减持”化作一次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大掠夺、大圈钱吗？其结果，就不是股灾、股崩等任何经济术语和理论能解释的了。因此，走所谓的“公理之路”，即“同股同权同利同价”，把减持引向流通这条路就是死路、绝路、陷阱！万万使不得！

最后，怎么减，还位历史！第一，大股东作为国有股的管理者，应负起保值增值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能看作是自己的“净资产”，国有股是全民的！第二，从减持是为了解决历史造成的“独大”和公司治理及维护市场健康发展出发，应立法限制大股东持股份额，多余部分国有股应将它当作利益同享、风险同担、无发言权的“哑巴股”。“哑巴股”的管理可先由大股东代行，大股东更换后可交国资管理公司，届时根据形势妥善处置，建立“哑巴股”基金什么都未尝不可。第三，大股东实施股份转让时，其中的国有股立即变成“哑巴股”，最终的结局是“哑巴股”从证券市场上逐渐消失，演变成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当然，其中的技术细节还有待探讨和斟酌。

就象一位女作家所云：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国有股是国民的就得交给国民；全流通式的减持就如同“潘多拉”决不能打开，“魔鬼的还给魔鬼”；国有股问题是历史留下的，就要用历史的胸怀、历史的道义、历史的肩膀去担当。如此，对国有资产有交代，对证券市场有稳定，对广大股民有利好，届时还愁指数上不去吗？令人困惑的是，大力呼吁全流通的就是广被公众称颂的“为民请愿”的人呢。2003年9月1日Tom财经

从文化迷失里窥探股市的缺憾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在咱中国却被活生生的十三年实践给否定了。尽管有人试图打圆场，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辩。中国股市，与其说是经济的晴雨表，还不如看作是文化的晴雨表最恰当不过。俗话说：南橘北枳。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在绵延不断、兼收并蓄的同时，更是对外来的东西进行举世无双的“同化”，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最生动形象的影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欧风美雨、声光电色，我们曾为自己的落伍而对民族的劣根性进行过自五四以来最为深刻的文化反思，凭借“同化”后的“中国特色”，我们成就了经济的高增长，乃至现在的“一枝独秀”、“世界工厂”和利率问题。然而“物极必反”的轮回我们并未能摆脱，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股市却陷入了长达三年的下跌和疲软，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无奈境况下，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扣响渊源文化的大门看来是时候了！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命题。在儒学中，作为天人共通契合点的，是“德”。儒家认为，天之根本德性，含在人之心性之中；天道与人道，虽表现形式各异，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贯的。天道运行，化生万物，人得天地之正气，所以能与之相通。作为宇宙根本的德，也就成了人伦道德的根源，反之，人伦道德也是宇宙天道的体现。通过这样一种认识方式培养起来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其逻辑性虽有缺陷，但往往能舍弃掉繁琐的表象的认知过程，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且入木三分，对事物的认识，直截根源。就股市而言，在中国人的传统里历来是有偏见的，因此在国人的认知里缺乏“得天地之正气”的“德”，难以实现“天人合一”的思维“感悟”，加上赌场术语衍生、滥用，往往对“股市”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入木三分的大都是贬义的表象认知。似乎从中国股市诞生之日起，中国文化就为它埋下了最根本的命题。

 “德”，在殷商卜辞之中从未出现，是周人的独创，“德”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事，它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文化形象的塑造，都具有奠基和骨架的作用。到宋代时，孟子“内圣”之学性善之说，独重一时，于是对德的界定出现明显的倾向，体现天道自然的，才被称为德，德也就成了美德的代称。宋儒训“德”为“得”，意即指德是天道自然为君子得之于心，所以德往往跟“性”连用，称为“德性”，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是“君子”人格的显现。反观上市公司，如翩翩“君子”的固然有之，但却少之又少，在“先小人后君子”“好人尽吃亏”的环境里，谁又能长久保持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境界”呢？

道，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一个哲学范畴。从先秦诸子学说中可以感到，他们虽然歧见叠出，各有所重，但他们都坚持“道”一元论的思想。孔子认为“吾道一以贯之”，庄子也说：“道通为一”，《易传》称“一阴一阳之谓道”，韩非说“道无双，故曰一”，老子更有“道生一”的名言，先秦诸子对道的体认如此惊人的一致。古人所谓的道，似乎愿赋予了终极真理或规律总和的含义。后世对道理解的进一步深入，发生在宋代。宋代出现的“道学家”以得道者自居，无论何时何地，都有资格出来对任何事物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就证券市场而言，由于股权分裂、机制不健全、法规不完善等原因，要说股市里面有什么“道”，确实难以言喻，从“晴雨表”便可折射出“道”的为难。即便如此，股市的“道学家”却长盛不衰，揣着“刁离古怪”和“道听途说”纷纷上阵，抱着所谓的灵丹妙药以“得道者自居”。由是，上演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闹剧，浪费的资源更是举世无双的。

中庸是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之一。所谓“中”，就是适应，顺应；所谓“庸”，即经久不渝、恒久不变之意。二者合用，意谓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不走极端之意。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文化融合，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期里完成，且不断由浅表向深层发展，就在于“中庸”起了巨大的作用——能彼此沟通的，先融合起来，对那些暂时不能融合的，也不马上排斥火拼，而是大度地先“挂起来”，以谋求将来的彼此变通，从而最终融合。中庸的思想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不偏颇、不怨尤，入情尽理、内外兼顾。可以说，没中庸就没现在的证券市场；但也因中庸造就了如此的证券市场。当初，中国设立证券市场条件不够、先天不足，但采取“中庸”把问题“挂起来”了；在发展中规范，采取“中庸”又将一系列矛盾“融合”了，可最终还是“纸包不住火”，乃至股市失去吸引力、走向边缘化。

在儒家的经典里，礼被解释成为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必然体现。在孔子那里，主要是指周朝的文物制度。在他看来，春秋天下大乱，就是因为周代的礼教被破坏了，诸侯大夫们都是越礼而动，于是他一再强调要用周礼治理社会，要“正名”，要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规定在他应该处身的社会地位上，从而达到理治的目的。后来，礼的系统空前严密起来，进而成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礼法教条。若从积极的方面看待“礼”，中国证券市场就是“越礼”太多，从管理层、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投资者都需要重新定位，达到“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才行，即常说的：没规矩不成方圆。

如果说“礼”是对行为的规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必要手段的话，那么，“仁”就是这些行动本身，是行动的具体实现。仁，从人从二，讲的就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万余字的《论语》中，孔子讲到“仁”的地方，有一百多处。可见他对仁的重视了。孔子释仁为“爱人”，这里的“爱”，是友爱、亲近之意，是带有极强主观感情色彩的感情投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友之间，长幼之间，相识的不相识的人之间，彼此尊重，彼此友善，“让世界充满爱”。然而，也正是由于以“仁”作依据，证券市场很难摆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应有的原则和本色，难得尚福林主席也跟小股民们一齐呼唤：魂兮归来，恢复信心。

一般而言，儒学重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讲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两种思想彼此糅杂形成了外儒内法的统治术。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既可为统治者包庇纵容留下后路，又为法律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都可以轻松地“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从证券市场的实践看，尽管当初有暂行办法、现在有证券法，但不论是发行还是监管给人的感觉总是体恤有余、仁慈有加，以至不得已请来了史美伦。即便史美伦也不得不感叹：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香港同事对执行方面比较严肃，内地的同事在考虑政策、研究政策的时候比较宏观。点击Google中“股民”二字，蹦出来的是一片沉重：民控诉血泪斑斑、被挪用资金何时取回？权威规则掠夺股民财富？……尽管新《证券法》正在修改就要上市，但谁能保证短时间内能肃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余渣，不对违法者轻松地“宥”之呢？

忠诚和信义是常用之词，但其原有的儒学内含却相当丰富。儒家思想里又规定了“忠”“诚”和“信”，作为贯彻其思想的保证。“信”为“五常”之一，是最后的保证（排于“五常”最后），也是最后的一道关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忠”则可以说是“信”的前提条件。只有内存忠心，那么，才会在言谈举止中不存欺诈之心，才会在临事接物时以信誉为尚。与“忠”“信”所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生发出的不同，“诚”更多主观色彩，是“忠”的根本，是主体发自内心的向“信”靠近的力量。在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属性）也越来越密切的时候，人们之间（自然属性）的陌生度不断增加，如何才能彼此了解呢？除了彼此真诚相待，以信誉至上这唯一的游戏规则之外，再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然而可悲的是，在以“诚”“信”作为最基本游戏规则的证券市场里，它们偏偏是最稀有资源，一件件丑闻、一桩桩黑幕，将诚信撕扯得支离破碎，有人感慨：架诚信之桥比筑万里长城还难！

自强不息，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所在，是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磨难终于存在下来并不断强盛的动力。《易经》中的“乾”卦“象传”里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话，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源。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天地变化的全面的“易”的观念，所以“君子”要自强不息，不断地完善自己，永不停息地向更高更新的境界攀升！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才能在自己的身上体现出“天”之“至德”。中国股市的缺憾，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缺憾，反映在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便是文化上的迷失，是对十多年前文化反思的继续，只不过中国股市无意中把这场再反思提前了一点罢，与其说坏事不如说好事。诗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年，阿蒙在黑板上一遍遍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时候，绝未想到中国的现在是好一派风光，因此有理由坚信在念叨“天行健”的时候，中国股市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柳暗花明”，而且我们念叨的声音愈大光明就愈近，因为“天人合一”。 2003年10月8日Tom财经

由“曹刿论战”看“业内谏言”

有位台湾人黎建南，最近写了篇文章叫《你还不懂日本人》。文中有这样一段：原本都是中国人的东西，却被日本人用了，我半惭愧半骄傲地说：“中国文化都被日本学去了。”主人竟这样回答我：“一家的宝物过了3代应该属于国家，一国的文化过了3个世纪就应该属于全世界。你赞成吗？”无论赞成与否,在国门开放、眼界洞开的繁华与浮躁里，谁又得闲去翻阅《史记》，窥探上下五千年呢？

话说春秋时期，鲁国人曹刿听到齐国要进攻鲁国的消息后去见鲁庄公。曹刿见了庄公开口便问：不知你凭什么与齐国作战？庄公答：我宽厚待人，衣食生活用品从不一人享受，总要分一些给别人。曹刿说：你不过是给人家小恩小惠，况且多数人没得到，老百姓不会同你一起与齐国决一死战。庄公接着说：我祭祀天地时，祭品总是有多少说多少从不敢夸大，天地神明会因我的诚实助我打败齐国。曹刿不以为然：单凭这点信用，还谈不上很有信用，老天爷不会给你降福，老百姓也不会信服你。庄公沉默一会又说：鲁国每年发生千百起诉讼案件，我虽不能事事了如指掌，但尽了最大努力判决公正、慎重处理了。曹刿听到这才连连点头说：诉讼无论大小，都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你能这样就是为百姓办了好事，可以与齐决一胜负了。结果，鲁庄公听从曹刿计策，在长勺于“三鼓”后破了齐军。

一段时间以来，一场现代版的“曹刿论战”在中国证券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主题是证券市场的存在价值，探讨如何“恢复证券市场有效性”。参加人员是来自学界、监管部门、券商、投资人，而独没有像曹刿类的“小民”：有些分析可能存在偏颇，有些谏言可能失之轻率，有些对策可能难以落实；但观点都不是隔靴搔痒，论断都不是夸夸其谈，都满含着“匹夫有责”精神。

犹如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的垃圾也会被看作风景，“谏言会”所反映的只不过是雪景。吴晓求教授提出的“六个混沌”，两个都言及融资理论与目的混沌，虽点到圈钱不混沌，但讲如何保护投资者却混沌。纪鹏主任一味怂恿证监会要掌握全流通主动权，力荐补偿式全流通，而且拍胸口说不会有太大负面效应。试问：小股民腰已弯，有几个不套牢？

 “公平”二字，讲容易，做却难！古人想到了，我们却没引以关注；古人办到了，我们却难为。“曹刿论战”告诉我们的无非是四个字：民心民气。“业内谏言”所言的，虽然立论高远、气势恢弘，但市场之舟终究要靠“民”之水承载；“市场有效性”终究要靠“民”参与才能恢复；即便“市场存在价值”在融资，也得民愿意方可“圈”到钱，可见不言“民事”就不能“与齐决一胜负”！“业内谏言”已成历史，但历史也可以作为反面教材。（2003-09-26）国际金融报

史美伦去亦难留亦难

一条新闻：“史美伦是由国务院正式任命的副部级官员，她是否续任至明年，是由国务院安排的，证监会是无从知道的。”针对各家媒体关于史美伦将续任至2004年的报道，证监会官员如是说。半个月前券商峰会时，人们都把目光聚焦在尚福林、政策和指数上，将铁娘子忘得干干净净，现在想想那三条铁律怎么着也应由史美伦而不该由助理李小雪宣讲！铁娘子之所以“铁”，就因专抓监管呵。在瞩目的券商峰会上，主席、副主席等悉数亮相，而独不见美伦，从峰会目的和内容看，如何解释都有显而易见的意会。

有人说：尚主席是“飞来的”，所以史美伦没来得及打理背包便留下了。今年一月初，媒体传中国证监会人事安排渐明朗，史美伦将不再续约。有日本留学经历的原副主席高西庆被免职后，证监会有关部门不得不出面辟谣，称史美伦是由国务院正式任命的副部级官员，没有年限的规定，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合同”问题，所谓的“合同到期”纯属猜测。在朱总理为何“钦点”史美伦、都怨史美伦、休怪史美伦的议论中，美伦自在沪亮相“全球公司治理改革”论坛后，一直销声了整半年。

7月12日，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播出史美伦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是她来内地后第一次接受电视专访，这对一向低调并被称作“神秘”的史美伦确实不同一般。史美伦有几段话很值得玩味：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重大决策都是集体做出的。内地的同事在考虑政策、研究政策的时候比较宏观；香港同事对执行方面比较严肃，微观层面做得非常好。最后，记者问美伦希望大家记住她什么？美伦说：还是我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吧！也许，这便是美伦女士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贡献和告别预演。“内地同事比较宏观”一说，似乎是她对被指责“水土不服、有悖国情”的无奈解说和含蓄讽刺吧。看来，“外来的和尚”也不是好念经。

中国的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惊人得“心心相印”。就在梁定邦被朱镕基请回内地任证监会顾问的当年，中国足坛掀起一股强劲的外籍教练风，14支甲A队中有9名为外籍教练。在屡败屡战的中国足球发展史上，最早称得上中国足球洋教头的是匈牙利教练尤索夫。当时，以年维泗为首的中国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那一批成长起来的球员日后都成了中国足球的中坚力量，他们对尤索夫始终怀有美好的回忆。不难看出，中国足球在蹒跚学步阶段，曾从外籍教练那里学到了许多新东西。

对于大多数中国球迷来说，把中国足球与外籍教练连在一起的人物是施拉普纳。施拉普纳的一大功绩是将中国足球从沉重的阴影中迅速带到阳光地带，并煽起国人对中国足球更大的期待与热情，但后来的糟糕战绩证明他只是一个“二流教练”。第二位主教练英国人霍顿，曾一度以清晰的战术让国脚捡回一些自信，但他死板的教学使国家队变得异常沉闷。至于米卢，“快乐足球”则是他留给中国足球的最大启迪。虽凭借“运气”把国家队带进了决赛圈，但基本上未对国家队进行改造，以致比赛一败涂地。

走了米卢，来了阿里-汉，中国足球又将演义怎样的悲喜忧欢，阿里-汉和球迷们或许心里都没底。同样的，“铁娘子”哪时走了，中国股市是熊转牛，还是一直熊下去，大家伙儿心里也照样没底。但有句俗话说的好：求人家不如求自己！“铁娘子”若走了，到时或许又来位“金刚爷”，去是肯定的，留是暂时的，中国股市的路还得自己去走。一年前，梁定邦曾就史美伦的定位说，史美伦主要处理中国证券业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正如医生为病人作出即时治疗。从这两年结果看，史美伦参与的为中国证券市场熬的一系列药只能算“泻药”，与她所言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初衷相去甚远。此时，走亦难，不走亦难。一走了之，不好交代；不走挨着，压力巨大。于是有，面对镜头诉说心迹，为好走丢下伏笔；于是有，券商会不参加，回避牢骚留下温柔；于是有，中央领导亲自邀请留任和将接任金管局总裁传言。

总之，人不留人天自留。铁娘子去留到底谁说了算，事实上谁都不好说，就象现在的股市让人揪心一样。但有一点可以假设，当股市是一片红海洋的时候，铁娘子肯定要拜拜了。尽管如此、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向米卢们、美伦们道声谢谢了！十年、二十年，回首看，这是一条我们不得不走的、回避不了的必由之路，也是一条布满荆棘、充满矛盾的通往彼岸的路！但愿到那时，我们也象对待尤索夫那样对史美伦怀有美好的回忆。美伦女士若将近三年历程写下来，相信六千万小股民都是读者，到那时捐出的钱又回来了，但愿哪天中国股市也能够如此！2003年9月3日搜狐财经 

黄奇帆——你准备好了吗

尚福林上任前，猜测的聚光灯丝毫没有光顾他。上任后，他被外界称作“飞来的”。眼下，尚福林还在任上，但身为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其一举一动却盖过了尚福林。哪怕是一句“无可奉告”，也引得媒体沸沸扬扬。那么，黄奇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一个西部直辖小市的副市长如此有能耐？

上海模式——受亲睐？ 与尚福林风格不同，黄奇帆显得积极乐观。他曾对股市低迷表态，“想象一下，中国股市还有十倍的发展余地，中国股市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成报》称，“根据此轮金融人事改革的特点——当事人事先并不知情，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此事也许并非空穴来风。”表面上看，黄的职务似乎很难让人联想到证监会主席一职，但实际上他履历不凡。黄奇帆在担任市体改办副主任期间，一手操作了1998年上海本地股重组工作，创造性地推出了所谓“净壳”的概念，并被全国称为“上海模式”，为重振上海本地股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炮打响——“净壳”上市的始作俑者是上海。1999年年底，上海市出台了〈〈促进上海市上市公司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其中规定：“对控股股东向受让方实施‘净壳’出让的优先予以政策倾斜。”于是“净壳”重组备受市场追捧，上海原来的嘉丰股份、交运股份、电器股份都曾进行过这样的重组。此后上海以外的城市开始借鉴这样的做法。业内人士评价：“净壳”重组既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又能让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发挥最好的效益。“净壳”重组的不利之处在于：我们现在允许这种亏损的企业长期挂在这里，那么整个市场就有点好坏不分，对企业来说激励的作用就不够。“净壳”重组把所有的包袱都推得干干净净，所以“净壳”重组一开始就注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有部分人对“净壳”重组表示这样的担忧：他们认为上市公司“净壳”价值的实现将演绎上市公司永不破产、永不摘牌的神话。其实“净壳”重组在降低了买家风险的同时，也让卖家感受到了“城下之盟”的苦涩。“净壳”重组能否成为ST、PT公司重组的良方，取决于它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利益。有人猜测：如果ST、PT公司都能全身而退的话，不仅上市公司的质量会突飞猛进，而且没准会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退出机制。

到重庆后，黄奇帆又搞了个——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是从挽救重庆城投与ＳＴ合成开始的。奇帆的做法是——作为股东，政府只要帮企业做到有信用，就可以融资，就可以解决融资难问题。从2002年开始，重庆市相继重组了城市建设、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水务、地产、电力投资、水利投资、外贸集团、商贸集团、煤炭等十大国有建设性投资企业集团。其中，前八大集团的资产总额现在已经高约1000亿元，融资总额超过457亿元，投资总额390多亿元。这些投融资集团，实际上就是担当了政府融资平台的角色。在债务重组方面，重庆市也不是凭空进行资本运作，而是运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银行贷款、政府资源支持等多种手段。目的就是要按照合理合法的规则，与银行债权方协商减轻债务压力，达成多赢目的，“这样政府、银行、市场都会支持。”靠“生产经营＋资本运作”两条腿走路，所以黄奇帆被称作“资本市长”。

黄奇帆能否刮起“黄色旋风”，必须求解至少就五个迫切问题：如何淡化宏观调控对市场的制约、如何破解融资需求无限性与证券市场融资功能无限萎缩的矛盾、股市死结全流通，能否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券商与基金危机如何破解、与其它关联部门如何协调对接。就目前市场的现状而言，比之尚福林上台时好不到哪儿去，且各方矛盾更加激化，深层矛盾仅冰山一角。

黄奇帆，你准备好了吗？话又说过来。帆是黄的、绿的或其他什么颜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期盼“奇迹”能够发生。黄奇帆之所以招眼球，是因为中国人的信奉使然——时事造英雄。既如此，说明大家的信心犹在，尽管存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种种尴尬。2005-02-18  雅虎财经

为什么给中国的经济学家盖棺定论很难

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定论。人固有一死，死后免不了议论。对于属草根的百姓而言，仅在茶余饭后就烟消云散了，但对于达官显贵或名人名士便不可同日而语。日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董辅礽先生在美国去世了。有人评价他：“在稀缺的时间与生命中，经济学家已经克尽全力，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被认为是少数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是中国当代名副其实的“一代经济学大师”。但另类声音则认为，董辅礽先生是典型的官方经济学家，缺少对现有经济体系的批判，倾向于维护曾经发挥过作用的制度，其思想有维护既得利益者嫌疑。可见，经济学家并不止单纯得象个职业，想一了百了、一走了之的，即便盖棺了也很难定论。

先人已乘黄鹤去。在此，阿蒙倒想对活着的经济学家呱唧呱唧。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博士在深圳基金论坛上的一番话，叫人感慨之余联想翩翩。也许是巧合。阿蒙掐了一下，整整九个月以前，也是在深圳，是否在同一个宾馆就没去考证了，被媒体称为“大空头”的，原中金公司研究部总经理许小年，向其重要经纪客户公布最新研究成果。对于“现在很多股票已经跌到了上证指数1000点位置，是否还会继续下跌？”疑问，许小年一改往日论调，就机构投资者担心笑言：“这些蓝筹股过去的顶部是旧理念形成的，与现在的价值投资理念无关，一旦认识了价值，创了新高还可以买”。由此，在所谓价值投资感召下，股市骚动了好一阵子，但猴年刚过就息鼓了，随“上证50”土崩，理念大旗被扯得粉碎。此刻，许小年则遁入中欧学院，过起了“世外桃源”。

针对“笑言”，阿蒙说过《不要全听许小年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自许小年对媒体说，股市出现了好苗头，蓝筹股还有上涨空间，话音刚落股指还真的往上窜了不少。于是，大小“股嘴”也都跟着符和起来，小年先生在一遍赞同声中变得亲切可爱起来。许多媒体在小年名字前特意冠以“千点论倡导者”六个字，好似小年就是“推倒”的代名词，那么“推倒”都说要上涨岂有不涨之理呢？许小年先生若有如此“魔力”，那真是为管理层分忧、为小股民解愁了，区区几言可谓价值万金非千金也！结尾处预言：说出的话，如同泼出的水。许小年博士似乎忘了“出头鸟”的滋味，悠着性子发挥……到时，许博士可不要又兜着走啊！虽然阿蒙曾说过“不要再为难许小年博士了”，这回就看运气了。如今，许小年一走了之，但中国股市的运气至今都没有反转过来。在此，许博士恐怕再难以张口，象当初那样话“理念”了。

话说回去。虽讲墙倒众人推，但巴曙松博士的“一番话”却意味深长。在深圳，针对投资者质疑：基金是否过于重视短期投资？基金的风格为何如此雷同？基金经理是否抛弃了价值投资的理念？巴所长反问道：“一块钱的市场成本取得的法人股和成本股，可以毫不顾及二级市场的涨跌，非流通股东和流动股东的矛盾就会尖锐化，上市公司担保理财，变相圈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鼓励做坚定的价值投资，这不是基金对持有人不负责任吗？”如此说，基金亏血本还是投资者罪过了？对于基金经理，巴所长则体恤有加。他指出，国内基金市场只有短短几年时间，而基金经理平均担任时间是18个月，中国市场的复杂性，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基金经理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和压力。试问：广大投资者的“风险”您想到了吗？哪一个“压力”更大呢？尤其是他说“对基金进行短期投资的批评是不应该的”，更叫人觉得不可思议，虽然他的观点获得了多数基金经理的同意。在此，不管巴博士出于什么理由，或阐述什么观点所需，仅凭对广大投资者的态度和责任，即便不盖棺也可定论了。但巴博士大概还称不上是位真正的经济学家，所以就此打住！2004年08月03日人民网

黄奇帆——招眼球的背后

时下，离“飞来的”的尚福林就任证监会主席，已经整两个年头。阿蒙曾说：从历届主席经历的行情看，没哪个比尚福林面对的更艰难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没哪个比尚福林更具优势。话虽这么讲，但中国股市并没让尚主席将优势发挥出来，倒使人想起了都熟悉的一首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去年九月九日，上海综指终于跌破千三，许多股市预言家们所谓的“底线”瞬间消失，市场也好、投资者也好，在麻木中再一次因刺痛而愤怒。事隔一个礼拜，媒体传出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将接任证监会主席消息。其依据是——黄奇帆扎根在上海，曾任过现任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秘书，又与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熟悉。议论说，如果证监会主席真换上黄奇帆，将是首位非银行或金融系统出身的证监会主席。消息总归消息：在任命正式宣布前，都存在变数。

正因为存在“变数”，黄奇帆可谓一夜成名。尽管黄奇帆早有名气，但哪有现在招惹眼球呢？两个月后，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会上，重庆市金融办公室副主任王军对媒体称黄奇帆出任证监会主席纯属谣传。之所以会成谣传，可能是与他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在金融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大力度的改革，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关。王军特别评价：黄奇帆是个非常有魄力的人，近年来他给重庆市经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谣虽辟了，但辟谣的是金融办公室副主任，不是政府办副主任。黄奇帆的现任职务是重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到底谁出面辟谣更恰当，前者还是后者，大家一目了然！那么，金融办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呢？原来，黄奇帆一到重庆，就积极关注金融市场，成立了资产重组办公室，初衷是为重庆上市公司资本重组、购并提供支持和服务。2004年5月，资产重组办公室更名为重庆市金融办公室，主导重庆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农村信用联社的改制。外界的一致说法是，黄奇帆是重庆金融维新的发起人，在重庆市民众中口碑颇佳；黄奇帆来到重庆之后，对重庆金融的提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是看，正是这个“决定性作用”，所以重庆的金融离不了黄奇帆，重庆对金融为何如此看重呢？

问题就在这里——重庆作为特大城市，一直是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在中西部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建国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庆向四川省提供了超过1/2的GDP。进入20世纪90年代，成都的金融业开始崭露头角，10年间重庆的战略地位渐渐被成都取代，成都欲打造的西部金融中心渐成气候。1997年3月，经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重庆成为直辖市。重庆成了直辖市后，成都则喊出中国第四城口号，并“要当仁不让地建设成西部金融中心”。面对现实，成都条件更占优势——央行下设的5个大区支行，其中一个设在成都。在重庆，央行虽设了个营管部，但对西南金融机构没有管理权。重庆欲打造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还得看成都脸色，除成都外还有来自西安的挑战。经济总量不匹配和金融支持匮乏，成了重庆实现梦想的瓶颈。不仅于此，在蓝图面前重庆市还处于——“直辖七年，要员三更”的窘境。

时事造英雄——黄奇帆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由上海“空降”来到重庆的，如同“戴行长”赴任天津市长一般。这或许也是，金融办公室副主任急着出来“辟谣”的原由。少了黄奇帆，这“金融办”还能成金融办吗？因为，这是重庆的独家！更是黄奇帆的手笔。黄奇帆，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1983年12月由上海焦化厂副厂长之职踏入政界，在上海市经委、浦东开发办、市委研究室、体改委等部门任职，1994年-1995年借调中央办公厅工作。1998年-2001年任上海市经委主任、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1999年获中欧工商学院管理硕士学位。1994年至离开上海，一直担任上海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之职。2001年10月以来，任重庆市副市长。

那么，黄奇帆到底有什么能耐呢？评价比较到位的，是一个叫廖成林的重庆大学教授。他说：黄奇帆副市长大手笔的宏观策划，实际上是看到了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作为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工作，作为竞争力调整的基础工作，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对国有企业的合并重组进行指导，并不能局部地说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黄奇帆是相当有经验的，特别是其对重庆市经济现状把握比较到位，摸索出了一套适合重庆市经济发展特征的改革方式。

据悉，直辖市刚成立时，一个名为“来渝博士生服务团”空降重庆，39名来自共青团中央、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博士成了重庆的“官”。两年刚过，“来渝博士生服务团”差不多走了一半。重庆的标志——型如扬帆大船的朝天门码头，目睹了这一切。眼下，有希望让重庆“扬帆”的黄奇帆，真如传闻说的要走，重庆肯定难以接受，欲打造金融中心的“金融办”当然首先不答应！若真是谣传，政府办早就辟了。也许——重庆市政府有口难言罢？！

新年伊始，股指新低叠创，证券市场形势严峻。1月13日，媒体又抛出猜测：黄奇帆可能出任证监会主席，证券业协会会长庄心一可能出任证监会副主席。1月20日，上证指数跌破1200点整数关，再一次创1999年5.19行情以来新低。当日，对外界盛传出任证监会主席一事，黄奇帆称：“对此我无可奉告。”“我现在是敏感人物，不方便谈论股市。”为何是敏感人物，黄奇帆没作解释。1月24日，媒体登出一文《重庆“资本市长”黄奇帆的神奇功夫》，详细报道了黄奇帆在重庆化解金融隐患的所作所为。

虽说中国股市不能寄希望于“换人”，但换人的本身是一个标志、一个开端、一个象征……总之，换是硬道理，不换不可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黄奇帆——是属于重庆市，还是属于中国证券市场，可说这是考验决策层——大智慧的关键时刻。因为，选择什么样人，也就等于选择什么样政策！信不信由你！2005-02-18 雅虎财经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正面临方向性抉择

博鳌亚洲论坛落幕第二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的政策措施。紧接着，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钢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5%及以上提高到40%及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均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成为当务之急。下一步，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大家不禁要问。

如同奔跑的列车，经济也极具惯性，不是说停就停的，调整也只能在运转中进行，关键取决于方向。然而在把握方向前，首先必须弄清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传统上讲，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制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中国经济被分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中国人被分成了“市民”和“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时间上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农村经济时代，改革从农村开始，重点在乡村；进入九十年代，改革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拉开序幕。从空间上看，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难道中国经济就一直要如此泾渭或“二元”下去吗？

事实上，在城市群与农村二元经济之间是县域城市经济，它起着承上启下作用。我国有2200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县域GDP占全国的63.4％，县域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一起几乎各占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郡县治，天下安。”从秦朝统一设县以来，历代兴替，唯县的建制至今不变，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从发达省份及今后趋势看，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83.8%的土地创造28%的GDP，62.8%的人口创造6.5%的财政收入，这便是广东区域经济的落差。

不久前，在一次城市发展峰会上，专家预言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将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三大城市群集聚财富份额将达到全国的65％，对全国GDP贡献率由目前的10％、18％和5％提高到20％、30％和15％。真要如此，区域落差就只能用“天壤”来修饰了！我们的经济学家动辄拿纽约、东京、伦敦GDP占24％、26％、22％作参照和追赶目标，怎就忘了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八亿农民呢！当人才、资金向城市群集聚时候，经济能不失衡过热吗？

然而，失衡也好、过热也好，这些仅是偏重城市群的现象和后果，其背后又隐含什么呢？从县域城市经济看，表现最突出的：一是资金匮乏，缺乏后劲；二是对资源和环境进行透支；三是模仿城市群模式，重复低水平无序建设。从百强县分布看，大都在“城市群”周边实属卫星城，县域城市经济在“抓大放小”和市场竞争面前处在萎缩和萧条当中。从农村经济看，始终受“三农”困绕，收入、教育、医疗、生态、水利、农资等问题和矛盾重重。尽管，今年国家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向农口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超过500亿，但面对广大的农村、农民也还是杯水车薪，与国家对城市群经济的投入相去甚远。比如，从现在起到2008年，预计北京市筹办奥运总投资将达到1．5万亿。高速列车、高速公路虽然节省了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但中国的乡村却在“边缘化”里愈走愈孤单了。

由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城市群是不是被资金压得太累了，以至在创造了一个个“第一”和“之最”后，连喘气都困难了？不然为何要“遏制”呢。从经济结构看，我国已形成城市群、县域城市和农村三元结构的经济模式，“过热”源于“城市群”。目前经济何去何从、怎样实现软着陆？就看能否将“过热”用宏观举措，调控、释放到县域城市和农村中去，既保持增长又兼顾协调，既考虑眼前又着眼将来，或许这便是中国经济的方向性抉择吧！2004-04-29  人民网

上证50指数庄周梦蝶还是濠梁之辩？

岁首，“上证50”、“漂亮50”渐成时髦，如同孩儿新年穿新衣一般，股市也不能免俗。如市场期待的那样，上证50第一个交易日便实现了开门红，扯起“漂亮50”大旗，将新年股市装扮得喜气洋洋，大盘蓝筹、价值理念在开局飘红和嘹亮号角中翩翩起舞，如今沪指已跃上千六。由此，市场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股市的蓝筹狂潮更加想入非非，“漂亮50”那几近疯狂的飙升，怎不令人砰然心动呢？

然而，“上证50”并不能等同“漂亮50”，就象庄周梦蝶一个样儿。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飘飘然，十分轻松惬意，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庄周。一会儿醒来，对自己还是庄周十分惊奇疑惑。认真想一想，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人在醒时的所见所感是真实的，梦境是幻觉，是不真实的。庄子却以为不然。虽然，醒是一种境界，梦是另一种境界，二者是不相同的；庄周是庄周，蝴蝶是蝴蝶，二者也是不相同的。但庄周看来，他们都只是一种现象，是道运动中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而已。

那么，随“上证50”即将粉墨登场，有人推测随上证50指数样本股的选定，将从上证180指数成份股中选取规模和成交金额排名靠前的50只股票作为样本，这无疑会强化这些个股在市场中作用。以至，因其成份股数量适中、成交活跃、流动性好、规模较大，猜想“上证50”更适合作为金融衍生工具基础的投资指数，以及作为指数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标的物。在此，推测和猜想难道不有“梦蝶”之嫌吗？将“上证50”当作“蝴蝶”或“漂亮50”，就能让酣睡的“蓝筹”们飘飘然了？变作“蝴蝶”轻松惬意了？细想想，这仅是大家在“上证50”出胎之际“醒与梦的一种境界”，或是对“上证50”现象在“道”的认知上“一个阶段”吧！

“庄周梦蝶”是先秦散文名著《庄子》中的一篇，而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依然迷恋在“梦蝶”之中，在沐浴古人智慧的同时更可见人类认知历程的艰难！庄周梦蝶的魅力在于物我一体，因此“蝶是庄、庄是蝶”也不是全无道理，不然自此以后庄周梦蝶为何一直是文人墨客借物言志的题材和代称呢？就“上证50”来说，在蓝筹股行情如火如荼的时候推出，必将进一步强化蓝筹股在市场中的地位。与“漂亮50”相比，计划推出的上证50不仅在数量上与“漂亮50”惊人吻合，而且在样本股选择上也具备漂亮50的稳定成长性特征。“漂亮50”长达数10年的牛市被人津津乐道，因此人们联想上证50就是“漂亮50”也未必不可。另外，综观蓝筹股表现和宏观经济高度一致，因此上证50对宏观经济趋势的反映将会更加准确，让投资者能够拨开云雾，在潮起潮落的指数走势中把握股市的脉搏。

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人们又怎能感受到“上证50”会再演“漂亮50”的疯狂激情呢？话说两千年前，庄子和朋友惠施在濠水的一座桥梁上散步。庄子看着水里的苍条鱼说：“苍条鱼在水里悠然自得，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不是鱼，无疑也没法儿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庄子说：“请回到我们开头的话题。你问‘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这句话，这就表明你已经肯定了我知道鱼的快乐了。当然，谁是谁非，谁输谁赢，见仁见智。

由是看，“上证50”就似那水中的“苍条鱼”，“悠然自得”固然可以强化市场对“核心资产”的认同，但到底快不快乐或从而就能够提升蓝筹股股价，成就“漂亮50”或掀起疯狂的飙升，恐怕只能权当作“濠梁之辩”里的“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罢！ 2004-01-15 (人民网)

丁磊坐在泡泡上

时下，有个游戏叫“泡泡堂”，只能玩不能吹。别小瞧了，就是它与它的同类们，成就了当今中国第一大富豪———丁磊。

俗话讲：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八年前，当丁磊离开工作仅两年的浙江省宁波电信局，同事们谁也料想不到竟从他们那儿的门楼里走出了当今中国第一大富豪。上月纽约时间13日下午3点59分网易(NTES)股价雄踞70美元历史最高位，此刻一个来自英伦三岛的毛头小子胡润宣布新一代中国首富诞生，此时的首富还正在梦乡里呢！至于梦到了什么，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对于首富桂冠，丁磊曾惴惴说过：“将来有一天网易股价掉下来，又说我从第几富掉到第几富。这不无聊吗？”可见，丁磊对桂冠的成色和意义早已心知肚明了。

　　怪不得丁磊发“无聊“之感慨。在下榜者中，农凯集团周正毅因“问题贷款”倒台；中国特种纤维的陈顺利因市值蒸发，财富缩水16亿左右……应了古话：得天下难，守天下更难。

人们乞求保佑的时候开头常戏语。天旱时说：天灵灵,地灵灵，东海龙王快显灵；下雪时说：天灵灵，地灵灵，鹅毛大雪快点停。龙王显不显灵、大雪停不停，当然不是靠祷告决定的。《财富》国际版资深编辑回答《新闻周刊》提问时说：中国上榜的年轻富豪都是第一代创业者，靠很少的钱和很好的创意白手起家。难怪丁磊也说：“网易从我一个人创办起，没有向银行或朋友借过一分钱。”

从1997年创办网易至今仅仅是6个年头，丁磊手中已经拥有了8亿多美元，这些都是从纳斯达克市场带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说：“金融市场在年轻富豪的产生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完善，更年轻的富豪也会产生”。可见，资本市场能点石成金，让财富越滚越大。

之所以能越滚越大，是因为在中国网络游戏与短信成为互联网扭转危机的关键，网易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在国内门户网站中率先抓住了网络游戏这一新兴的业务。网易游戏宣传词有这样几段：同样的一个秋天，同样的一个季节，泡泡堂里却迷漫着不一样的惊喜———泡泡堂新鲜道具又将隆重出炉！二十一世纪的爱情，玩的是脸红心跳？网络游戏的泡泡堂，玩的是酸甜苦辣！还记得爱情双响泡吗？赶快来加入这一系列活动，或许下一个嘉宾就是你。同样，这个秋天迷漫给丁磊的“泡泡堂新鲜道具”是首富桂冠，泡泡堂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丁磊知晓，稍不留神“泡泡堂”就会响起“爱情双响泡”，或许下一个“嘉宾”不敢讲就一定是丁磊而是你了。

自丁磊坐上头把交椅，媒体关注至今可谓一天也没松懈过。与其说盯着他，不如说盯着他的财富；与其说盯着财富，不如说盯着纳斯达克。有人撰文“阳光富豪”难逃身价大跌？预言说，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在“独具慧眼”的外国投资者热炒中，必然导致股价“严重高估”；专家称“高股价需要强大利润的支持”。虽然各大门户网站纷纷新增服务项目，但这些项目的赢利前景尚未可知。

果然，丁磊才当了一天首富，其股价却在纳斯达克大跌4美元，身家立即缩水5.9亿多元人民币。美国时间10月21日，中国三大门户网站网易、新浪、搜狐股价在纳斯达克市场突然大跌，跌幅都在10％左右，三只股票持续上升的势头被中止。11月5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丁磊持有53％股权的网易公司宣称，第三季度无线短信服务的营业收入下跌，这一消息引起投资者恐慌，股价应声而落，跌幅超过30％。MFC调研(MFCInsight)公司表示，这三家门户网站虽然共同主导了市场，但相互间的竞争意味着它们从市场中没得到多少好处。由此预测这三家公司的股价将进一步下跌。

由是看，丁磊的头把交椅将岌岌可危。尽管业内人士称，被称为网络市场“神速股票”的网易，股价从2002年到现在已上涨达到了3000％，股价的“飙升”主要得意于美国的投资者，同时也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中国股票”为美国催生了数十位“巴菲特”，但当丁磊的头把交椅随纳斯达克上下摇晃的时候，也令那些做着巴菲特梦的美国佬睡不好觉。与此同时，国人们也不会等闲，在关注“头把交椅”的时候，也在观察纳斯达克。丁磊———纳斯达克，纳斯达克———丁磊，看来要从今年念叨到明年。与其说纳斯达克把丁磊像“泡泡糖”一样吹起来，不如说丁磊引来了纳斯达克旋风，说不准哪天纳斯达克会走进中国，谁叫它有吸引力呢？由纳斯达克吹起来的这个“泡泡”，的确意味深长。瞧，丁磊坐在泡泡上！2004年01月08日中国证券报

四大行上市——老子还帐儿子逃生？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是，以四大行的现有规模，一旦上市必成股市旗舰，其影响远非目前A股市场任何公司可比；二是，人们对四大行上市可能、动机、影响心存疑虑。直至最近，国务院决定组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领导小组，指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确定黄菊任领导小组组长、华建敏任副组长、周小川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四大行股改和上市的可能性才得以最终确认。

上月底，银监会提出，要深化金融企业改革，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不想话音刚落，央行副行长李若谷今天在“二○○三国际金融论坛”上表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从解决不良资产、解决内部控制机制入手，不要先忙着上市。不良资产和内部控制解决了，上市的问题就会很容易解决，而如果现在就一步跳到去上市，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未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见，在四大行上市问题上管理层多少还是有些分歧的，投资者疑惑那就更难免了。

从年初至现在，有关四大行上市的争论一直就未歇过。就银行自身来讲，摆在上市之路上困难显而易见，譬如清收不良贷款、提高赢利水平、实行公司化改造，至于清理家底、坏账处理、信息披露等更是绕不过的坎儿；就股市而言，人们担忧银行出于同样的融资“饥渴”，设法加快改制，“放水冲沙”增加贷款规模、做大“分母”，调低不良贷款比率，达到来股市“输血”的目的。议论归议论，为使四大行早日上市，政府在组织上予以保证，酝酿多年的股改方案目前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确是事实。

就股改方案的难点来说，便是不良贷款的处置。据悉，近年四大行开展瘦身运动，精简县级支行1800个、人员约25万，但处理不良资产却进展缓慢，除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待处理的不良资产，目前留在四大行内部不良贷款约2万亿，今年前三季度比年初仅减少888.8亿元，比例虽下降但绝对值未减少。众所周知，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产权明晰、职责分明、政企分开。不说其它，就“产权”来讲，四大行就很难理得清，坏资产如何处置、割离，便是一本难念的经。国企改革十余年，至今也还是在一些框框里打转，“基本要求”并未彻底实现。就四大行情况来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一段路要走，若企图超越必将走国企回头“补课”的老路，届时代价和损失将难以估测。

有句老话叫：父债子还。但现代人富有创新，在企业改制中发明了“老子还帐，儿子逃生”。就形式说，是坏资产剥离给“老子”，儿子轻装上阵；就本质说，是“赖帐”；就效果说，是权宜之计、苟且之策。老子、儿子终究是一家或为同个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帐在那儿，光顾“逃生”，天下哪有这般便宜事呢？市场准则、价值规律岂有不“震怒”之理，这也是许多国企业改革徘徊不前的原由之一。从四大行改制的现状和趋势看，不得不叫人生疑。除“放水冲沙”搞“技术处理”外，还存在整体上市和分拆上市之争。不论整体或分拆，巨大的坏资产如何剥离都是无法回避的难题，若急欲求成，不走“儿子逃生”的老路才怪！包装得再漂亮，其本质还是那回事儿。

那么，巨大的不良贷款到底由谁来买单？政府埋单？会带来道德和经济风险，但问题不解决上市怎可能？不过，在“丰富想象”面前，一切都迎刃而解-----老子还帐！这便是儿子逃生的唯一捷径。因为WTO承诺，金融市场要对外开放，四大行“逃生”的安乐窝便是被称作低迷的股市。究其原由，几家股份制银行上市之后，获得了无成本的资金，均得到迅速扩张，四大行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怪不得有人说，在四大行眼里：“纵有千事万事，上市为第一大事”。设想，四大行上市如愿，“儿子”进去了，“老子”丢门外如何是好？届时，“老子”难道不找上门向“儿子”讨赡养钱？儿子又岂敢不遵“孝道”，接“老爷子”去家里过过的？血融于水啊！况且，老子儿子事实上就没有分家呢！即便分也分不成！因为老子非老子，儿子非儿子，他们就同个人儿。

如是看，“四大行”急急忙忙搞改制、慌慌张张拼上市，其结果很可能是：老子还不了帐，儿子也逃不了生。实践、经验和教训一再告诫我们，企业只有炼好内功、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健康发展。至今，“四大行”的企业属性都未能很好解决，“炼好内功”从何谈起？若踏入证券市场，只会一脚在股市汪洋，一脚在政府怀抱，岂不贻笑大方？

犹如在空灵的山谷呼唤，声音袅袅不散一样，“如果现在就一步跳到去上市，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未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李若谷先生的话，在阿蒙耳畔，一次再一次响起，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大。2003年12月01日 新浪财经

为什么说闪闪星斗就要缀满股市的天空

日前，一位很久未谋面的笔杆子老友，突然来电话约我出去坐坐。说坐坐，也就是喝酒。见面、寒暄，老友一口气把茶碗喝个底朝天，清清嗓子说：这年头啥怪事都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回我算是领教透了。原来，有同行拜访老友单位，当人介绍老友并报出笔名时，来人兴奋异常、崇敬油然，但站在一旁的某官人插话道：在外面他行，在这儿他不行。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的确，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已司空见惯，但如此生吞活剥式“何患无辞”，真是“通行证”再版。难怪北岛君发问：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文化和经济是相通的。近日，龙永图说：“西方已经意识到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力量。他们不得不关注我们。”媒体透露，龙永图6月3日在意大利参加了一个特殊会议，这是个“西方精英的秘密俱乐部”，此前从来不邀请东方人参加，龙永图是50年来第一个被邀请参加的中国人。会上，龙永图就中国经济做了长时间发言并引起轰动。基辛格认为，龙永图是本次年会的“superstar”(超级明星)。“为什么呢？”龙永图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因为西方已经意识到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力量。他们不得不关注我们。”“风水轮流转，该转到中国了，这是不可抗拒的。”确实，中国经济举世瞩目，连老外也不敢“妄自”。尽管如此，这只是“外眼”看中国，中国经济的文化烙印，老外恐怕很难理会，如同读北岛的诗一样——朦胧：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国内股市的长期低迷，与“中国概念”在海外表现，似乎在重温：“在外面行，在这儿不行”的老调。本为同根生的上市公司，为何在外能流光溢彩、在内就暗然神伤呢？《晏子春秋》中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南橘北栀”，股市亦然。瞧瞧数字，叫人心寒。1992—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150%以上，上证综指却在12年前的1429点之下，投资者不仅未享受到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反而陷入了亏损旋涡。今年初，“国九条”给股市温暖仅两个月，“九条”底便被无情击穿，大批投资者重度套牢。从4月7日股市暴跌到6月14日止，两市流通市值从16253亿剧减到12978亿，共蒸发3275亿，平均每天损失61.8亿。有人说，股市连跌10周，表明目前中国股市的失控属于系统性风险，这种失控可以用“令人揪心”来形容-----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中国股市固然不能倒，但“水土”能不能“异也”？能不能“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至今，中国证券市场虽出台了一系列叫好的政策、法规，但对阻碍、扭曲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性禁区、忌讳并未触及，在所以制、利益、公平等方面依然停滞在“计划时代”，离“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经济规律“等相距甚远。所以有人感叹：这已不是市场本身力量所能扭转的，非由政府力量花大力气才能化解危机。否则，中国股市将陷入长时间的低迷状态。的确，年轻的中国股市在几个“因果轮回”后，终于再折腾不起，颓然驶进了寸步难行的”泥湾”，比我那老友遭遇的还要“离奇”。

在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我们的政府，期望它善用民族大智慧，打破“在外面行，在这儿不行”的诋语。因为：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2004年06月21日  人民网

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张维迎“喊冤”有渊源

近日，北大教授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开场白上说：“我今天要冒一个风险，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反对，也许我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但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和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地满意。”这话，听起来挺好玩的。大白天的，张教授要讲的东西还没出口，就知道“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岂不应了中国一句老话：白天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张教授有没有做亏心事，阿蒙不敢妄说，但张教授没到半夜就怕“敲门”，甚至被骂得狗血淋头，倒是阿蒙未曾料到的，所以觉得好玩。至于有没有“30％的人赞成和支持”，张教授你就拭目以待吧。

张教授之所以甘愿“狗血淋头”，是因为他要为企业家“喊冤”。他说：他不是为单个企业家辩护，最重要的是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由是看，张维迎是要为“中国企业家队伍”喊冤，因为“整体上判断”有问题。到底该怎样判断，张教授没说，事实上也说不出口，因为“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时下人们仰慕的对象，张教授也不例外，兼职三公司独董难道不说明问题？既如此，又为何要妄自菲薄呢？就是喊冤也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俗话说：欲盖弥彰。张教授“不是为单个企业家辩护”的声明，似乎难圆其说。

其说难圆不讲，张教授更是“心理”专家。他说：企业发展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现在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推理“卖的人一定吃亏了”。其实，交易是双赢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肯定交易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理论常常被人忘记。事实上，张教授在话里用了很多“心计”，让人如坠烟云，一不小心就被他引入“推理”轨道。在此，“企业发展过程“并不能完全等同“创造财富过程”，也不可能保证“瓜分财富”不会发生；“交易”与“双赢”也根本不可能画等号，否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多余了，“WTO”里就是世外桃源了，可惜“双赢”只能算是张教授的一相情愿罢。说“交易是双赢的过程”，与说“结婚就是幸福的过程”一样，但结过婚也有离婚的，离婚了就谈不上幸福。但依张教授“理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肯定结婚(交易)不会发生”，但事实是“结婚”曾经发生。可见，张维迎的“理论”不光难圆其说，而且强词夺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维迎所谓“理论”根本就不是什么新东西。从中国二十余年的改革历程看，处处都烙着“农村和农民”。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紧随其后的才是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农村的小城镇建设如火如荼后，才是中小城市拆迁圈地直至经济过热。即便是张维迎鼓吹的“国退民进”、“一卖就灵”、“交易是双赢的过程”等等理论，事实上是上世纪末乡镇企业改制中所普遍搞的“不求所以但求所在”的翻版。

当年，阿蒙曾亲身参与了这场规模庞大但却悄然无声的改制，感觉“不求所以但求所在”并不是企业发展的灵丹妙药，虽说美其名盘活了资产，但暗箱操作和方式不规范，造成了巨大的集体资产或流失或被鲸吞，大面积乡镇一级政府至今还在承担巨额债务，与这场暴风骤雨般改制难脱干系，富甲了“一方人”确是事实。眼下，若依照张维迎“理论”，国企改制也学着乡镇企业那样“不求所以但求所在”，囫囵吞枣地搞改制、搞MBO，买单的不是你张维迎而是国家，最终的承担者或者倒霉蛋不是你张维迎而是老百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吆喝，基本的人权精神，你张维迎应该比咱们见识的多啊。

好在张维迎对包括他自己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忠告：“学者要有良知、责任心，发表观点时一定要严谨、谨慎。一个人的名气越大，说话就要越谨慎，学者也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但愿张教授能做到“有良知、责任心”，特别是不要“信口开河”，不然“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2004年09月06日新浪财经

透视王小石 道德之墙为何不攻自破

中国证监会在机构设置上有二十个部室，网页介绍上排列第一的为办公厅，第二的就是发行监管部。依证监会专业职能看，发行监管部实为龙头老大，其职责规定：草拟境内企业在境内发行证券的规则、实施细则；审核境内企业直接或间接在境内发行证券的申请，包括首次发行、配股、增发、可转换债券的申报材料并监管其发行活动；审核企业债券的上市申请。可见，发行监管部把关企业能否上市，是证券市场的头道守护神，也是证券市场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让不合格企业蒙混过关闯入证券市场，能指望圈钱者发善心、投资者不遭殃、股市健康不低迷吗？至于，随后的监管也好、稽查也好、谴责也好……统统晚了！证券市场靠的是什么？诚信。在电子信息化今天，人们花钱买股票，事实上连股票到底是啥模样谁也没见过。所以说，与其买股票不如买诚信。那么，这个诚信是谁给的？中国证监会和其职能部门发行监管部赋予的！换句话说，投资者名义上买的是企业股票，实际上认的是政府信誉。

暂且不议：是一粒老鼠屎带坏一锅，还是冰山才露尖尖角。近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处长王小石被检察机批准逮捕，与证监会来讲算“老鼠屎”无疑。王小石所在部门是发审委工作处，按部门工作流程看其前面有综合处、审核一处、二处、规范处、监管处，到了王小石这个地方是流程的末端，也是上市信息的总汇合点，之后就进入股票发行的实质决定环节。眼下，检察机关逮捕的理由是王小石向拟发行上市公司出卖证监会发审委资料接受贿赂。说起来，王小石或许命该如此。据讲，王小石与朋友在深圳合伙开了一家公司，主要“业务”之一便是财经公关，向谋求在国内上市的企业“出售”证监会发审委委员名单。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王小石一边当处长、一边在党校学习可望提拔的时候，王小石搭档不知为何事被其家人举报。王小石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此才东窗事发。否则，王小石官会做多大、业务会拓展多广、贻害会有多深……就只有天老爷知道了！

俗话讲：条条道路通罗马。以王小石职位看，一个副处长在中央部委里只能算“办事员”级别，王小石办公司仰仗的最大资本就是“信息”，其公关业务实质就是泄密，而泄密的背后打个不恰当比喻就是“拉皮条”。《证券法》规定，发审委是股票发行上市的最终审核人。参加具体某一股票发行申请审核会议的，通常为九至十名发审委委员，由他们组成一个专门的审核小组。根据规定，发审委委员“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不得接受发行申请单位、与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或者有关人员的馈赠，不得私下与上述单位或者人员进行接触”；“发审委除当然委员，其他委员的身份应当保密”。王小石所在的发审委工作处，负责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的组织工作，因此王小石对发审委委员以及有关发行审核会议安排可谓了如指掌。近水楼台先得月。由此，王小石将本职岗位据为资源，私下贩卖嫌不过瘾，竟然冠冕堂皇进行公司化操作。如今，说王小石胆大包天也好、目中无人也罢，问题是王小石为什么有市场，特别是这个市场参与的隐秘一方都是谁呢？心知肚明都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王小石，不过是个“小石”而已，真正的“客人”恐怕还没出场吧！把拔出萝卜带出泥。何时亮相，大家尽管拭目以待。

阿蒙曾憧憬：不管是不是巧合，核准制、保荐制均是两任证监会主席上任当月提出的，虽是现象，但其中蕴藏着什么呢？发行承销是证券市场基础工程的基础工程，而实践证明证券市场的陋习、病因、死穴均发端于此。由是看，两主席一上任就直奔主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保荐制推出之际，发行监管部负责人曾说：“我国要将保荐制引入主板市场，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家。这必将对我国证券市场带来深远影响。”那么，“深远影响”会结出什么样果子呢？负责人“比方”说：过去发行新股时只有证券监管部门在做“审批关口控制”和实质性判断，这好比监管者费心劳力修建一座高高的“城墙”，但面对市场千万个博弈者技巧高超的“攻关”，再高的墙也很容易被越过。保荐制就有可能将这一“关口”或“城墙”拆掉，而使这种“关口”或“城墙”无所不在，变成一座座“道德之墙”。如此一来，监管者不必代表市场的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不必代替市场的上市公司进行治理的协调、不必代替市场的投资者进行投资选择的操劳，从而使监管模式发生重大改变。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保荐制被当作“深远影响”终于来了，然而“重大改变”了什么呢？作为中小企业板第一只新股的新和成(资讯 行情论坛)，两姐妹花保荐代表人搞“走马观花”保荐秀，让人觉得“新瓶子装旧酒”，既浮躁又花哨。随后，从江苏琼花(资讯 行情论坛)上市丑闻开始，共有三家保荐代表人出轨接受调查、谈话和处罚。就在阿蒙问保荐制丑陋还是保荐人丑陋时，王小石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不知小石可记得“比方”里说的：这好比监管者费心劳力修建一座高高的“城墙”，但面对市场千万个博弈者技巧高超的“攻关”，再高的墙也很容易被越过。保荐制就有可能将这一“关口”或“城墙”拆掉，而使这种“关口”或“城墙”无所不在，变成一座座“道德之墙”。于此，令人玩味的是，监管者“攻关”技巧甚过市场千万个博弈者，再高的墙监管者也能够越得过去；叫人唏嘘的是，越过“之墙”却进了牢房；使人意犹未尽的是，“王小石”后头的“王中石”、“王大石”到底是谁个呢？

对此，阿蒙只有闭目摇头念叨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除此，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呢……2004年11月17日 新浪财经

那帽下 也许每晚都有蟋蟀在鸣叫

杨花柳絮本是北京的一景。然而，初春时节在沙尘暴轮番肆虐下，飘飘杨花、翻飞柳絮竟失去了踪影。沙尘暴年年来，可今年为什么如此异样呢？北京啊，春天里你又要演绎怎样的风情？

眼看着，五月就快到了。

五月，又常被称作红五月。红是种颜色，在此多半形容人的情绪。情绪之所以火红、之所以旺盛，是因为真正的春天到了，大地处处是绿，满眼都是春色。从时令看五月，立春在两个月前，清明大约在一个月前，大地虽然复苏，但却咋寒咋暖，只有五月才是冷热两宜，景色最丰腴、美目的。秉承“天人感应”，作为万物灵长、宇宙精华的荟荟众生，你我又怎不为之而触景生情呢？

大凡，每个男女都要恋爱，要恋爱就免不了有初恋。结果不论如何，人人都比较难忘或留念。其实，在初恋的前面还有个启蒙“柏拉图”，似乎可称作初恋之情愫，而这或许是人类真正最纯的初恋吧。记得，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第二年清明我们家族几十口人去山里给奶奶上坟。依然记得，开往农村的班车一路上要停许多站，在一个粮站门口停靠又启动时，一群孩子嬉戏追逐，其中一个女孩样子十分活泼可爱，当时我一下子在心里就恋上她了。她到底是谁、什么样子我一直回忆不起，有时又想是不是做梦做的。从此以后，我的初恋就从这朦胧的轮廓里开启了。

一晃就是二十余年，股市“5.19”也过去整整六周年了。在摇曳的烛火里，我想“5.19”不就象我那“朦胧的轮廓”——初恋吗？

初恋固然叫人流连，但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恋爱之后便要结婚，结婚就意味生儿育女、油盐柴米酱醋茶……由恋爱之雅转入家庭之俗。在我们那个地方都有一个习俗：就是女子出嫁时，娘家的陪嫁中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少——过去叫马桶、现在称痰盂，似乎隐喻生儿育女顺顺利利吧。

清人《夷氛闻记》中，有一则笑话叫“马桶大战”。话说，林则徐被撤去钦差大臣别居候旨，道光帝另派自己的侄子奕山为靖逆将军，调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师奔赴广州。奕山养尊处优不知兵，一切唯杨芳是听。杨芳发奇论道：我军在陆上，稳居实地；英舰在海上，风波摇荡；然而英舰的火炮却能打中陆上炮台，我炮台反不能打中英舰，肯定是英军炮舰上有善使邪术之人。古云：污秽可以制邪术。于是传令地方保甲，大肆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以作压胜之具。一日，英舰指挥官从望远镜中看到木筏上马桶，以为是清军装备了新式武器，当即下令所有各舰的火炮对准木筏上马桶开火。一时间，英舰火炮齐发，将马桶打得箍裂板飞、东西漂散。英舰径直驶近岸边，炮台早空无一兵，遂轻易地占据了炮台。只苦了广州城里的妇女，没了应急时须用的要紧家什，着实不“方便”许多。

尽管是个笑话，但在大家对股市“5.19”的祈盼里，无论是陪嫁的马桶还是制邪的马桶，难道没有给我们带来些须启示和遐想吗？

遐想，有时叫人惬意，有时又令人惆怅，日本电影《人证》插曲“草帽歌”则把遐想中的惆怅发挥到了极至。歌曲以主人翁八杉恭子的黑人儿子焦尼的口吻唱出，深沉、哀婉的歌声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眷念和失去母亲的悲哀。其实，不要说听一遍，就是把歌词看一遍或念一遍，都会叫人心颤——

妈妈，我的那顶草帽不知怎么样了？ 就是那年夏天在从碓冰去雾积的路上，掉进峡谷的那顶麦秸草帽哟！妈妈，那是我喜爱的帽子哟！可是，突然刮来一阵风，那时，叫我多么懊恼。妈妈，那时从对面走来个卖药的青年，他脚缠藏青的绑腿手戴保护套，千方百计想帮我拾回那帽子，但终于没有拾到手。 因为那是很深的峡谷， 而且长满了人高的草。妈妈，那顶帽子真的怎么样了？当时盛开在路旁的小百合花，也许早已全都枯凋？秋天，在那灰雾笼罩的山底，那帽下，也许每晚都有蟋蟀在鸣叫。妈妈，现在一定是——在那峡谷里，象今晚一样，静静地落满了秋雪，要把那曾经油光闪亮的意大利草帽，和我写在那上面的“Y.S”字母一起埋掉，悄悄地、凄凄地埋掉！

说埋掉，又怎能埋得掉？踏着哀婉的旋律，让我们一起为股市“5.19”唱一段股市“草帽歌”吧！咳，“5.19”——不就是那顶掉进峡谷、翩翩翻飞的意大利草帽吗？——妈妈，那是我喜爱的帽子哟！可是，突然刮来一阵风， 那时，叫我多么懊恼……那帽下，也许每晚都有蟋蟀在鸣叫。哦——5.19；哦——草帽！2005年05月27日 新浪财经

为什么说平准资金不是大老虎

作为宠物，猫不光供人玩赏，还能捉鼠驱害、性情温顺，因而一直以来深受民间喜爱。对待猫科动物--老虎，人们的感情则十分复杂。说到老虎，大家都非常熟悉，可怕、可敬、可爱很难定夺。谈虎色变、虎虎生威、如虎添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就是人们对这种情愫的宣泄。大人们喜欢讲老虎的故事，小孩子喜欢听　，“老虎来了”　则成了哄小孩入眠的惯用“伎俩”。　

老虎被称作猫科动物，是因为老虎跟猫十分相像。话又说过来，难道老虎是老猫变的？虎是不是由猫变的，进化论也好、遗传学也好，至今还没有准确说法。尽管如此，现实中老猫变老虎的故事还是时有发生，“老虎来了”　也不仅是哄小孩的“伎俩”。　

今年三月，《财经》发了篇编者文章叫“中国股市告别救世主”。编者说：早在春节前后，市场即有传闻，号称“两会”后政府将有重大“救市”政策出台。更有传言道，旨在救市、总额以千亿计的“平准基金”正在筹划之中。“平准基金”，则不仅与市场精神相悖，也几乎不可能达到补偿市场的成效；很难想象决策者会置国际经验于不顾，悍然出此下策。在同期《财经》里还配了一篇对平准基金的评价--《一掷千亿的“救命稻草”》，记者在述评中说：国家出资建立“平准基金”成了当前最富于想像力的“救市奇招”，而其中的荒谬是可见的。文章指出，除了香港，世界上仅有日本和台湾设立了类似的基金，但结果都极不理想。从国际经验来看，此类基金的设立几乎注定要事与愿违，并再度沦为难以挽回影响的政策败笔。最后得出：中国股市演绎已久的“救世主传奇”必将走向终结，因为政策输血的效力正在衰减，即使能唤起指数的短暂复苏，也不可能持久。　

说来道去，皆因国际经验不理想，所以平准基金不是“救命稻草”，很可能沦为“政策败笔”。但什么才算不荒谬、什么才是救命草？编者也好、记者也罢，哪怕暗示也没有，如此告别救世主--岂不是把咱投资者往“绝路”上引吗？哀莫大于心死。股市如同“心市”，所谓“市场精神”，在此时候、此刻难道不显得苍白吗？须知，投资者要的是--实实在在救市、救命的“草”啊！　

五月，执《财经》牛耳的胡舒立撰稿呼吁《市场理性拒绝人为平准》。胡女士担忧平准基金“是一笔数额极为巨大的国民财富，无论出自财政之手还是出自央行再贷款，都无异于用纳税人的钱去救股市。这其实是一个关乎公众利益、风险极高的重大政治决定。如此做法，在中国过去没有出现过，世界上也很罕见，仅极个别国家、地区做过尝试，且备受争议，鲜有成功。无论从法律程序上、道理上，还是实际功效上，”平准基金“之想都是难以操作和不应考虑的。”她最后说道：市场理性拒绝人为“平准”，中国股市没有救世主。惟有在市场参与者有此共识之后，我们才有望看到中国股市的真正振兴。　

在此，给人最大的感触是胡最担心一个字--“钱”。不“用纳税人的钱去救股市”，用什么钱去救呢？或者，只要不“用纳税人的钱去救股市”，胡就认可了呢？对于平准基金入市，胡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关乎公众利益、风险极高的重大政治决定。”那么，救股市于水火难道不关乎公众利益、不关乎金融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吗？熟重熟轻，干吗将“纳税人的钱”与股市对立起来呢？当然，胡的一个担心也有其道理：倘“平准基金”救市说流行，真的吸引了投资者大举入市，则市场在新一轮喧嚣后重入沉寂，必使中小投资人遭受重创。担心归担心，但不能因噎废食！胡最忧患的更在于——如此做法，在中国过去没有出现过，世界上也很罕见……殊不知，中国目前的社会形态属于举世无双，经济如此、股市也如此，那么“做法”又谈何“罕见”呢？今日之中国，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几乎形影相随，国际经验只能参考、不能照抄！何况有些东西，本就是咱自家的“祖传”。　

 “平准”出自汉代，是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不断变通运用。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试办均输，在大司农下设置均输官和平准官，“开委府(商品仓库)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由于该方法确实可行，后代常仿效，如王莽行“五均六莞”；唐刘冕管理东南财赋，用税款购货供应关中；宋王安石行均输法和市易法。在西方著名的《国富论》中，也有“平准论”之说。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话说回来。“平准基金”的精髓在于“平准”二字，若用“体用”说来表述，“平准”是“体”，“基金”是用，谈“平准基金”不能把眼睛仅盯着“基金”这个“用”，而要关注“平准”这个最关键、最核心的“体”。否则，岂不是舍本逐末，又能是什么呢？　

更何况“平准”本来就是只家猫，为啥偏偏要把它变成大老虎呢？吓别人，还是吓自己？一句话：政府救市责无旁贷，“平准基金”需要科学平准观！2005年06月30日新浪财经

为什么说吴敬琏说的是诤言

俗话说：祸从口出。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这或许是吴敬琏的困惑。前几日，媒体热议顾咸之辩经济学家失语。现在倒好，吴敬琏一开口就被捉到了话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敬琏先生先前的‘赌场论’代表了中小投资者心声。现在，一个被冠以股民利益的代言人，怎么能在股改的关键时刻掉转“枪口”呢？所以，吴敬琏被质问“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也情有可原。

话虽这么说，但听话要听音，不能听风就是雨，更不能捕风捉影。那么，这股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呢？事情源于吴敬琏近日在南京讲学期间的一次记者采访，被质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千点托市不应该。吴敬琏说，中国股市逼近千点真的是没什么意义的事情。解铃还须系铃人，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股市定位的问题，制度安排有问题，一定要把制度改过来，定位明确了，股市是干什么的；如果制度问题不解决，定位不明确，就是想到股市一千点了，人为往上抬，是不行的！于此，吴敬琏所云并没什么不妥。千点只是一个象征，破也破了，托有托了，纠缠来纠缠去也还是老样子。人造牛市不长久，而且受害最深的还是投资者，历史、经验一再给了我们明示，敬琏先生侧重强调“把制度改过来”，解决股市根本问题又有什么嚼头和文章好做呢？

二是所谓权利不对等说。吴敬琏坦率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现在这个是权利不对等的。现在方案通不通过权力完全在流通股手里，这是证监会交给他们的权力。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东了。流通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当然他们可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是不是公正的。在此，吴敬琏谈及的“不对等”和“不公正”，所真正表达的是“不知道怎么补偿”，原因在于应该受补偿的流通股东“主体缺位”或“主体断层”，由于流通股东的“历史断代”使的标准补偿难定，所以便出现不对等、不公正之说。当然，对于“流通股东处于优势地位”，笔者也以吴敬琏所云欠妥。正象记者说的——在推出股改方案时，要求100%非流通股东同意这个方案才能推出方案。

三是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吴敬琏说，权利要平等、对等。为什么流通股东的权力要大于非流通股东呢？这话听起来并无什么对错。惹人争议的是吴敬琏下面的一段话，即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可是代表非流通股东提出意见、投票的，还是经理人，那可不是这位老板或经理的钱呀，可是对全体老百姓来讲，这可是我们自己的钱呀。吴敬琏之所以如此说在于他这样的体认——最早上市的国有企业的非流通股溢价很高，对于当时买了流通股的人确实有很大的损害，那为什么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谈判中间，权力却在一方呢？我认为现在股权分置改革真的没办法去算得清什么方式进行补偿是完全合理的。在此，我们看见，应该受补偿的主体与历史断代困扰了这位饱经风霜的大经济学家。以至他担心：现在不是大家让一点的情况，现在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在2002年时，我说大家都让一点，只要大家向前看，共同来解决股权分置改革。吴老所云，意味深长。在此，吴敬琏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根本就不能将所谓“代表谁的利益”当作一个大帽子扣在他的头上。相反，在经济学家失语的年代里，我们更应该对他肃然起敬才是。

平日，在富丽堂平日，在富丽堂皇的讲坛上经济学家一大堆，现在都雪藏到哪儿去了？大家为什么不冷静地想一想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怎么连起码的信誓旦旦都忘到九宵云外去了啊？

以笔者理解，真正的经济学家是敢于在大是大非面前说话的人，在得失荣辱面前勇于挑担子的人，而吴敬琏先生正是这样的人！经济学家是人不是神，我们不能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去逐字苛求，更不该满城风雨大做文章，分阶级、划成分、打棍子、扣帽子，揪住一点小辫子就不放不饶，斗倒、批臭再踏上一脚才称心尽兴。可是，云开雾散后，想想并没什么积极的意义。

今年，吴敬琏先生已经是七十四岁高龄了。对于这样一位敢于直言、勇于直言的经济学家，我们应为他的诤言鼓与呼！并把我们的精力放到真正所需要的地方去。2005年07月29日新浪财经

唱缩经济背后隐藏猫腻 林毅夫在为谁说话

什么叫经济学家？以阿蒙的理解，现在大多的经济学家就是不甘寂寞的头戴博士帽、肩扛教授衔的所谓学者，要是有几年“海归”经验，那就更了不的。然而，与科学家(自然)相比较，一个是干出来的，一个却是被喊出来的。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布道出来的玄奥经典，并不比巷尾小贩、地头老农悟出来的高明多少。一个再浅显不过的例证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轫于皖北小岗村几十户农民粗糙的手印。吆喝，信不信由你。

可以去问问：在我们的经济学家里，有几个没在牛棚里呆过，有几个没上山下乡改造过，又有几个没学过工学过农呢？

话说回来。金子终究是金子，经济学家终究是经济学家。日前，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因病逝世，享年101岁。如同薛老的长寿，作为经济学家薛老得到了长足的评价——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了诸多著名经济观点，与孙冶方并称经济学界“双子星座”。在此，不说是人，即便是星也有落的时候。熙熙攘攘中，一些成不了星座的经济学家们却喜欢放卫星，总怕不说话别人就把他忘记了，这或许便是星座与卫星的大不同罢。

好象赶集似的。没几个月前，中国经济过热论沸沸扬扬搞了好一阵子刚刚过去；而今，通货紧缩却四蹄扬尘迅猛而来。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然而，在中国经济目前正忙于落实宏观调控抑制过热的当口，“回头箭”冷不防飞来了，而且是蹊蹊跷跷飞来的。

仿佛有约，又不约而同。报载，日前在北大中国经济中心“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上，林毅夫、宋国青、王建、袁钢明4位专家学者对未来中国经济一致唱起了“通货紧缩”之歌。就实质而言，这个歌，是北大中国经济中心唱出来的。领头人林毅夫认为，当局将房地产、汽车、建材等过热部门的投资增长控制住，当这些过热部门的投资变成供给或生产能力时，少数几个前两年价格上涨的部门止涨回跌，原来价格下跌的部门继续下跌，再度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形必然不可避免。之所以不可避免，林毅夫以为是制造业产能过剩所致。在此，林博士对“产能”的理解太机械化了，“产能”难道不随行就市，难道是永动机，在行业间、区域间难道就不会调节？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这点小道理林博士能不知道？

另外，林博士呼吁必须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但怎么消除林博士没讲，难道把机器扔到大海去？林博士开出的药方是“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为这样就可以“释放农村已有的实际消费能力，解决产能过剩，增加就业和缩小城乡差距。”在此，林博士的建议倒不错，好象也不止是一次提起了，但提高农民收入、释放农村消费能力并不是一日之功。仔细揣摩一下，解决产能过剩——增加就业——缩小城乡差距，这三者串起来竟都是矛盾的呵！绕了个大弯子，听起来那个悬，才叫学问啊！？

同样是经济学家。社科院张卓元则指出不会出现通缩，其理由在于：首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今年4、5、6月份连续3个月呈加速状态，分别是25.7%、26.4%、27.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增长25.4%，大幅度地超出了15%到20%的正常水平。其次，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现在还在高速增长，上半年达到16.4%。再次，出口增速强劲，上半年出口增速达到32.7%。张卓元尤其强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高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幅度达到13.2%，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也达到12%。如果加上服务价格，整个CPI下半年要走向负增长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基本上不可能。

与其相反。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则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明年都会比今年差。他特别指出，今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将达到53%，如果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掉不下来，GDP的增速也掉不下来。言下之意，固定资产投资必须上去？与王建的含蓄不同，社科院经济所袁钢明则认为，目前房地产过热明显降温，这不仅影响投资，还将进一步把经济增速拉下来。至于宋国青则更加干脆、一针见血，他呼吁：目前房地产投资有下降的可能，负面影响非同一般。短期内经济下降的原因将出在房地产身上。希望今年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转向刺激投资需求，主要是放松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控制，并增加供地。

说来道去，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房地产必须热下去！否则经济就会通货紧缩，其理论来源于“自行车论”，或者也可称作“脚踏车恐惧症”。意思是说如果自行车车速太慢，车子就会倒下。对此，有人则提出这样想法，即如果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转变增长方式，自行车也会变成三轮车、汽车，再无倒下的可能。综观世界，多数国家经济增速远慢于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却不见得低于中国。感慨如潮曰：何必苛求中国经济以刘翔的速度进行长跑呢！

回过头，看看唱“通货紧缩”之歌的，他们向大家首先灌输的不就如广告所吟：“鹤舞白沙,我心飞翔”吗？否则，就吓唬你“车毁人亡”。真是，喊热的有他们，呼冷的还是他们，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呢？其他的不说，一件事倒叫人挺感意外。

一个月前，林毅夫被增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成为继湖北省副省长、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教授之后第二位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经济学家。评价认为，林毅夫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提出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他所领导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被认为是政府重要经济智囊机构之一。至于全国工商联，又称中国民间商会，被称作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第一届主席为陈叔通，第六届主席为荣毅仁，第九届为现任主席黄孟复。目前，主席之后设第一副主席一人，副主席二十人，林毅夫此次当选便是顶去年出意外的李海仓缺。在副主席中，亿万富豪比比皆是，林毅夫来后到底能发挥什么样作用呢？大家好奇，不禁要问！

闲话打住。学者与官员有什么不一样呢？

针对所谓通缩，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近日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从2003年至2004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达到了9%以上,形成了资源的高度紧张,资源的可持续性将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从投资增幅趋缓、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大及企业效益的下滑等现象都表明,这样的增长方式是难以长期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所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面临正常的回调,这其实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我们并不能据此推论中国经济会变冷或会趋于通缩。吴晓灵还表示，作为一个13亿的人口大国,我们不能指望以外需为主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相反我们还要必须深度开拓国内市场,以内需为主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有一点需要指出，所谓“通缩”的提出正值人民币汇率调整的非常时期。由此，你不得不佩服“通缩论者”设计之精妙。回想一九五六年，主席曾在《帝国主义是纸老虎》里说道：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如此看来，即便“通缩”来了，我们也不怕。因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所以，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2005年08月03日新浪财经

推销新农村建设运动 愿景美好动机单纯吗

愿景美好，动机单纯吗？日前，有人根据林毅夫先生在北大演讲，四处宣扬推销所谓新农村建设运动，笔者以为推销者并未完全理解毅夫先生真实想法，只是断章取义、把弄辞藻，让媒体过了下咀嚼瘾罢。

按照推销者流行说法，所谓“新农村建设运动”是指，改进现有与农村生活有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上水、下水、电、道路等。毅夫先生认为，目前中国最应启动内需的地方就是农村，政府可以把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农村建设市场。听起来，这的确是件好情，九亿农民都要为之欢呼。记得，三年前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用13个字概括出一个新名词叫“三农”——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这个词汇在数度辗转徘徊之后终为官方接受，并成为红头文件的专用名词。今天，毅夫先生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何时能成为红头文件里的专用名词，我们拭目以待。

话虽这么说，但“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出笼是有背景、有条件、有目的的。就这次北大演讲达成的“北大共识”看，毅夫先生认为在今年初，零售物价16个产业部门中有10个产业是下降的，而且是在上游产品价格持续上升情况下，这些产品价格持续下跌。惟一解释就是生产能力过剩。投资虽然慢下来，但是两年来投资过热已经形成了过多的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看起来通货紧缩估计很难避免。说起来真好玩，在咱中国，经济所谓的冷和热全凭经济学家们一句话，颠过来倒过去都可以说得天衣无缝，圆滑得叫人目瞪口呆。

过热未退，通缩要来，如同大夏天落冰雹，叫人哭笑得不的了。既然通货紧缩来了，那就要拿出治理的法子。释放存量需求，便是毅夫先生开出的药引子。他解释指出，90年代时，存在着4种存量需求。两个在投资，两个在消费。投资方面，一是对外资的投资限制，二是对民营经济的投资限制；消费方面，一是城市的存量消费，二是农村的存量消费。现在要解决通缩，主要还是启动存量需求，对外资和民企的投资限制已经基本放开，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已经过热，所以就只剩下农村了。在此，大家不禁要问：过热时没想到农村，过冷了却打起农村的主意，毅夫先生的“新农村运动”难道就是这样开启的？

那么，“新农村建设运动”到底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按毅夫先生的理解就是要创造需求，消化我国过剩的产能，帮助经济度过通缩期。在他看来，农村原本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但由于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限制了农民对电器等现代制造业产品的消费，以至于农民有了钱就只能盖房。此外，他还认为应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帮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转移出来的农民从农产品的供给者变成市场的需求者，留下的农民也会有更多的土地资源，真正做到农民增产增收。在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新农村运动就是让农民去购买电器吗？买了电器舍得或用的起吗？衣食住行是基础，农民不盖房子住哪儿？房子可是农民的基础设施呵！另外，劳动力转移也属“新农村建设运动”范畴吗？毅夫先生是农村经济专家，为什么说说就跑题了呢？

广阔田地大有作为，一位伟人曾对农村抒发过这样的感慨。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经济的基础在农村，农村经济是一片汪洋大海，而毅夫先生将“通货紧缩”潜进“汪洋大海”里，固然叫大家伙分不清东西。既然如此，毅夫先生的“通货紧缩”便顺利实现软着陆，不光成功抛出“通缩”，而且还赢得了口碑，可谓一箭双雕。圣哉，毅夫先生！圣哉，经济学家！

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去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一个关于农民增加收入的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55年以来第一次。普遍共识认为，中央已经意识到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时期，农民增收难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问题。而破解“三农”困境，就要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入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韩俊部长承认：就客观结果而言，没有农民的巨大牺牲，中国经济发展就难有目前的局面。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做出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

苍天在上，农民乃衣食父母。令他们不盖房子买家电为通缩埋单，这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又有多少区别，我们又于心何忍啊？说起来真叫人叹息。好事没有农民，为什么经济出了点问题就推到农村去、撂到农民身上呢？事实上，毅夫先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知其不可为何为之呢？惯性思维使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先源于农村，后彷徨踯躅于城市；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先蓬勃于农村小城镇建设，后摇摆颠簸于大规模城市改造，以至遭遇过热和粗放后遗症。到农村“寻根”去，是不是毅夫先生幻想的一个经济柏拉图呢？还是那句话：农村——广阔田地大有作为。幻想也好，柏拉图也罢，对于毅夫先生我们还是满怀期待——期待能看到毅夫先生更纯正的农村经济学，而不是所谓的“运动”。 2005年08月04日新浪财经

银行改制凸现死角 驾御失控拷问制度初衷

最近，与朋友聊天。一投资者界人士坦言，股份制银行股东对银行管理层驾御有些失控，股东权利存在“真空”。由于刚接触，笔者不好深问。平常情况下，经理层唯股东马首是从。问题出来了，就一定有其理由。没有案例，也没有具体报道，看来“真空”问题至今一直“隐姓”，既如此就更有探索之必要。

股份制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第二梯队，目前我国有十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是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等，其中浦发、民生、深发展、华夏和招商业已上市。当初发展股份制银行，是为了丰富银行业的层次，希望通过体制规范、机制灵活的股份制公司来激活整个银行业，目前看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股份制银行几乎都有。为何未能实现原先的初衷呢？可见，股份制并不是银行发展的万灵药。

从理论讲，商业银行的股份化，就是银行在产权关系上表现为——明晰化、具体化和多元化，把市场机制下的抽象的产权关系转化为具体的市场活动，经营活动向股东大会负责，而不是向政府负责。这样不仅能够有效解决政府干预及计划经济的惯性影响，而且还能够落实经营自主权，充分保障股东的权益。但在实际当中，由于股份制银行形成与发展的特殊体制条件和制度环境，在具体运行中镶嵌着诸多的计划因素，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相比较，在治理结构上依然存在相当大差距，这恐怕也是有关人士感慨之所在吧。

从背景上解读，股份制商业银行创建的初衷就是为适应和促进金融改革而进行的，政府试图通过“增量改革”引入商业银行惯例并在内四大臃肿的国有银行垄断的银行体系中引入竞争机制，以增强银行休系的效率和活力。如此，就使得市场准入的市场性程度并不高，而且多数股份制银行的组建都有自己的特殊背景。在此情况下，股份制银行的产权组织形式便很难规范，官商气息也一直挥之难去。

从形式上看，股份制银行虽然产权清晰、多元化，但是国有控股仍然十分严重，有的只是国有企业全资公司的附属，这必然须导致银行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等。在此，股份制银行在某种程度上因袭了“国有产权的虚置性”，间接导致银行治理结构效率的弱化。诚如吴敬琏所云：“虽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比国有商业银行好些，但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仍然由政府或国有企业筹建和控股，因此带有许多旧体制的特点。这些银行的上市和重组应当以实现产权结构合理化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为重点，而不能重蹈某些国企不改体制、只是上市圈钱的覆辙”。

从人事着眼。在产权虚置或模糊虚置的情况下，股份制银行的代理人或经理的选择，不是市场化的激励与约束市场机制来运作，而是行政化的干部考核方式来衡量。由于银行对经理人员的选择标准的非市场化，银行对这些人员的考核与监督就不会以盈利和经营业绩为导向，而是会选择人的好恶为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不可能去追求委托人的利益，其银行的运作肯定是非市场化、低效率的。例如，股份制银行行长的任命并非由股东大会选举而成，而是由相关政府部分任命的。在此，使得股份制银行仅具股份制"外壳"，而无股份制应具备的实质内容，以致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形同虚设、治理结构严重失衡这样一个本不该发生的结局。由此，股东对经理人员又怎能行使权力并进行有效监督呢？股东对银行管理层的驾御又怎能不失控呢？

话说回来，另个问题更加紧迫。

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改革发展时期。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已经取得进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改革也在积极准备之中。如何明确股份制改革的任务和实现手段，下一步如何深化改革，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从改制的轨迹看，已进行了两个阶段：一是，2002年，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方向是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二是，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简称两家试点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国际储备注资。根据改革方案，两家试点银行此次改革遵循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总体上分以下三个步骤，即财务重组、公司治理改革、资本市场上市，而公司治理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

在公司治理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经营和运行具有明显的“超经济”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是“所有者缺位”，政府常常以行政性目标直接干预银行的正常经营，银行也常常将满足政府的政策偏好作为其经营目标，银行真正所有权的行使实际处于虚置；二是“内部人控制”，银行管理者拥有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利润最大化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严重缺失。尤其是在国家几乎承担无限责任的情况下，银行无倒闭之虞，经营过程中风险意识淡化也就在所难免。近年，国有商业银行也借鉴国际经验进行了方位改革，但由于没有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没有真正从责、权、利明晰的角度去约束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改革的效果也难免不尽如人意。因此，公司治理不解决，就无法在银行内部建立起完善的经营机制，政银关系、银企关系和银行内部关系也就不可能真正理顺。

根据英国《银行家》的排名，全球1000家大银行基本上都是股份制银行，排名前50位的银行中，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外，其余全部都是股份制银行和上市公司，股权多元化为基础的股份公司已成为现代商业银行主要的组织形式。今年6月，中国建设银行和美洲银行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美洲银行将分阶段投资建设银行，最终持有股权可达百分之十九点九。这一交易是迄今为止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最大单笔投资，建设银行也因此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第一家与国外战略投资者达成协议的银行。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对记者说，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建设银行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根据双方协议，美洲银行将在建设银行董事会中拥有一个席位，同时还将派遣大约五十名人员提供业务咨询，主要领域包括：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信息技术、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可以设想，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的深入以及股东的多元化，股东与现行银行行政体制、管理体制、经营机制、人事制度的搏弈将日趋激烈。然而，银行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企业，其经营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它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出现问题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因此实施严格的监管也十分必要。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

由此，一个问题被提上日程，这就是——怎样甄别未来现代股份制银行的管理者，如何培养打造银行家队伍。管理者或银行家必须是个走钢丝的高手，一端站着“国家”，一端站着股东。可惜的是，这个“走钢丝的高手”至今还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尤其是突出地反映在银行改制中的所谓治理层面上——至今还见不着它的踪影。

现实里，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城外的人想进去，而城里的人却在琢磨当初为什么要进来的、进来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2005年08月16日新浪财经

李荣融迷糊了头脑 南桔北枳贻笑大方

说起来真好玩。也只有大半年工夫，淡马锡——这个原先听起来既陌生又奇怪的名字，现在却成了中国金融界热眼话题的关键词。

一年来，淡马锡先后入股民生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并企图染指中国某保险公司。据悉，这些交易使淡马锡控股在中国银行业投资额超过其在过去两年在中国之外35个国家的收购支出。之所以如此，如淡马锡执行官何晶所言——投资中国的银行业似乎有些冒险，但只有高风险才能带来高回报。天下嚷嚷皆为利来。虽说不能免俗，但问题是淡马锡为何能后来者居上呢？在此，背景固然重要，可淡马锡也贻误了许多时机，或者在去年就早该为大家熟知了。

去年七月，周小川因故取消了访问新加坡计划，此举不能说不对淡马锡中国业务有所影响。事隔一年。今年七月，黄菊副总理会见淡马锡总裁何晶时表示，正在改革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希望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在增加资本金来源的同时，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经验和专门知识，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欢迎包括淡马锡在内的金融公司与中方合作，参与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报载，不久前，周小川曾对某媒体表示“比起淡马锡来，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说归说做归做，淡马锡目前已硕果累累。

之所以如此，更在于有一段因缘。

据悉，1999年朱熔基总理访问新加坡听了淡马锡控股介绍后，就表示“很感兴趣”，而当时陪同访问的现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站在身边。国资委的前身叫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于1988年，日常工作为清产核资、研究国资管理政策、探讨国资改革的思路和方案等。1998年机构改革后，国有资产管理局归并财政部。2003年4月6日，即朱熔基卸任仅一个月后，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特设机构挂牌成立。国资委能够挂牌，是否是受淡马锡启示，不得而知，也不是我们非要探究的。话说，李荣融去年六月在新加坡时表示，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国有资产的管理经验。“我们这次是带着国有全资企业该怎么建立好董事会这个问题来的。通过考察学习，我们得到了圆满的答案”。

众所周知，中国国资委手下监管近两百家大型央企。用李荣融的话说，从国资委诞生那天起，有关国有资产的责任问题，可以说在国家这个层面上已经解决了，但具体到每个企业，这个问题还没有落实。大部分企业还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即经营管理层制度，他们对国有资产负不了责任。所以必须寻找一个新的途径，为国有资产的责任“找到一个载体”。“找来找去，我们现在发现，把这样一个载体放在董事会比较合适。即在企业这个层面上，也要实现经营者和所有者分离。只有这样，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才有保障，才能建立一个既合作、又监管的相互制约关系，更有效地把国有资产运作好。新加坡在这方面就得到了成功的实践。”尤其是，“据我们了解，新加坡在这方面还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在评价新加坡中资企业时，李荣融得出如下启示——“这些公司在新加坡这块市场上进步很快，主要原因是这里的法制和法规比较健全，监管也比较严格。它们有一个好的董事会，同时，董事会也选择了一个好的经营者。所以它们的运作是规范的、透明的。”令人唏嘘的是，李荣融话音刚落不多久，中国航油就因违规折翅了。

可见，董事会也好，淡马锡也罢，并不全是万能的。其实，淡马锡日子近年来并不太好过！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去年，淡马锡破天荒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在过去的30年里，淡马锡平均每年为股东提供了超过16%的总投资回报率，若以投资的市场价值计算，过去的30年里，淡马锡每年回报的本利总和将超过18%。然而，在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淡马锡的股东平均投资回报率只有3%，而同期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达到13%。可见，淡马锡在系统内已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就在这危机当口，何晶走马上任了。由此，淡马锡呈现出两大特色：其一是，高声调、高姿态；其二是，全力拓展海外市场。此前两年，淡马锡在中国之外共参股35家企业，其中包括收购印尼金融银行53%的股份和印尼国际银行28%的股份等。据悉，按何晶设想，在新加坡和日本之外的占世界人口45%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未来将拥有淡马锡三分之一的海外投资。《新闻周刊》评论说，“新加坡把整个国家当成亚太地区的‘对冲基金’，越来越把自身命运与亚洲其他地区相结合”。在此，新加坡更晓得投资亚洲便是投资未来，如李显龙所说“淡马锡投资中国企业是为了分享中国经济的增长。”

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分享“大餐”光有资金并不行，因为中国钱袋子里并不缺钱，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技术、管理、理念或模式等等非钱的“元素”。中国人的心理，淡马锡当然比洋人更能吃得透。在此情况下，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派上了用场。

据说，淡马锡成立之初，新加坡选派政府官员参与运作，体现的是政府参与和控制。而在国营垄断机构崛起后，政府即让其“独立运作，摆脱部门控制，像公司一样以讲求效率、盈利和竞争力的方式经营”。在公司治理上，董事会被委托全权处理淡马锡所有业务与事项，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4名为政府官员，另外6名为民营企业界人士。淡马锡旗下共有22家公司，三分之一是上市公司，三分之二是其全资公司。提到淡马锡，李荣融评价说——这样看来，把所有者和经营者从国有全资企业中分离开来是可以实现的，这在新加坡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可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太大了，淡马锡和中国国资委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中国国资会有自己的规范。”

话虽这么说，淡马锡在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近期在金融市场的表现叫人侧目，仿效或借鉴淡马锡也成了金融领域的热门话题。日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考察两家煤炭企业时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好搞坏，跟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所有制里都有好的企业，也都有差的企业，关键看是否按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在此，暂且不议李荣融“所有制”说的对与错，但其“没有直接关系”之说，恐怕就源自“淡马锡”吧？

事实上，淡马锡只是一个招牌，但愿企业界尤其是金融界的“李荣融”们，千万不要让所谓的模式迷糊了头脑。淡马锡需要“水土”，也会水土不服，而其脱胎的特殊政治、经济、地理等环境更需要我们去作理性分析和判断。如果南桔北栀，届时岂不贻笑大方吗？2005年10月13日新浪财经

汇率唱多别有企图 房价泡会否要卷土重来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三季度70个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有所上涨，但涨幅继续回落。根据调查结果，房屋销售价格比去年同季上涨6.1%，涨幅比二季度回落1.9个百分点。其中，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比去年同季上涨6.8%，涨幅比二季度回落2.1个百分点。二手住房销售价格比去年同季上涨6.7%，涨幅比二季度回落2.8个百分点非住房销售价格比去年同季上涨4.3%，涨幅比二季度回落1.9个百分点。除了房屋销售价格涨幅回落以外，房屋租赁、土地交易的价格涨幅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虽是回落，但涨势并没有减。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是大趋势”为题的报道蹊跷出笼了。

究其源头，可以说决不是空穴来风。之所以如此，因为所谓升值别有用心。

报道说，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新闻处的声明被广泛发布，但仍未能阻挡人民币兑美元快速上扬的趋势。27日人民币汇率交易收盘价公告显示，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8.0862元，创下人民币汇改以来的新低。看来，人行声明的作用并不明显。

那么，唱多人民币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一般说法在于——人民币升值会使得外资预期国内房地产形势走好，刺激热钱流入房地产业，使房地产业需求增加，对目前国内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产生抵消作用。与其同时，地产商也可以利用即便是“虚拟”的热钱概念，借势抗跌助涨保持房价涨幅上扬。

有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政府一直强调——这是中国的内政，如果国际压力减弱，人民币汇率改革便会“出其不意”、伺机而动。而部分专业人士则坚持人民币当升不升有百害而无一利。其一认为：人民币不升值的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就是说，人民币维持目前的汇率不动既损害了财富，同时还抑制了非农就业。其二认为：在人民币升值一年后，升值的影响可能将减小一半以上，两年后，升值的影响近于消失。在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下，中国商品的生产、销售和货币层面都已经形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货币政策缺少独立性。因此，目前已经到了调整汇率体制和汇率政策的时候了。

今年7月，中国放弃了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而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将人民币升值2.1%。从此以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一直很小。国家总理温家宝称，中美经济和贸易往来总体形势良好，目前的一些纠纷是能够解决的。温家宝说，中国并非有意寻求贸易顺差。最近，美国财长斯诺试图利用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将讨论重点转移到开放中国金融市场、鼓励中国国内支出的议题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汇率问题。斯诺认为，前者是缩小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的途径之一。中国承诺“加强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市场力量的作用”，中美双方都认为“汇率的过度、无序波动对经济发展不利。”据悉，对于斯诺之行，美国方面也因此突然对中国表现出了亲善，就连一直批评中国的国会议员、SEC主席考克斯也认为这次会谈的气氛“非常好”。

也就是说，汇率升值的闸门正在徐徐拉开。而美国的所图并不仅仅在汇率，汇率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以邻为鉴。日本所签的“广场协议”，令日元汇率在10年间里升值近3倍。随后，资产泡沫在日本形成。1987年到1990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年均上涨14.41%、商业用地价格年均上涨15.6%。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东京地价等于整个美国的地价总和。有人估算，以东京三越百货公司门前一块土地的价格能够买下整个美国好莱坞土地。资产泡沫影响了实体经济循环，为日本1990年的股市大跌、企业倒闭掘下了墓坑。与日本不同的是，我国股市几乎临近崩溃，房价比五年前上涨了将近一倍，在如此情况下，若再受热钱冲击，正在向下的房价泡沫又将越吹越大，金融风险和危机将来的更大更快！

有人指出：广场协议后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在此，热钱找到了用武之地———即使投资的资产日元价格没有升值，也可以通过汇率变动获得5%以上的收益。当时，日本采用的低利率同样也刺激了房价和股市，国际资本投资日本股市和房市可以获得双重收益——资产价格的升值和日元的升值。在双重收益刺激下，国际资本在广场协议后更多地进入了日本股市和房市。随国际资本流入，在日本又产生了三个短期效果——一是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加剧了日元升值的压力；二是国际资本投机于股市和房市加快了股价和房价上涨；三是国际资本流入使得日本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

于此，我们回过头想想：斯诺之行——为什么提中国应开放金融市场及资本市场，而将汇率问题靠后呢？最大理由在于——欲擒故纵！也就是说，汇率、股市、房市及金融，美国要一锅端，一步到位，搞经济战略大包围！？

据悉，日本签定广场协议后，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虽然日本当时的人均GNP超过美国，但普通国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却遥不可及。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才真正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脱离实际价值，股价、地价和房价短期内下跌了50%，大量坏账使日本经济至今也难以复兴。令人贻笑大方的是，中国股市早已是泡沫破碎，难道还要玩第二次？房价已是泡沫膨胀，难道还要再吹大些？不可思议的也许会发生，也许注定要发生。2005年10月28日新浪财经

阳光下挣钱月光下挥金 骗子终将露出马脚

有本书叫“骗子的历史”。其中说，秦典籍关于一些经典性骗例的记载，足以证明骗术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骗，就是做假，围绕着作假达到谋取利益的目的。骗之所以能够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思维中占据一定的空间，是因为它同人类的智慧常常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性，体现为真与假矛盾的辩证性与统一性。“骗”话题很多，现实里的“骗”更是无所不有。

常言道：大骗子骗财骗色，小骗子骗吃骗喝。如今，时代不同了，骗子的手法不光有了创新，骗财骗色更成为小菜一碟。

报载，日本前世界首富被判刑，以骗子形象结束辉煌生涯。堤义明曾以100多亿美元身价在1987年和1988年连续两度在《福布斯》世界富人排行榜上被列为全球首富。当时，堤义明领导的西武集团总资产达到了1650多亿美元，是松下集团的10倍。日前，现年71岁的堤义明由于违反证券交易法、发布虚假财务信息、伪造财务报表和非法进行内幕股票交易，将接受500万日元罚款以及入狱2年半缓刑执行的处罚。由首富沦落为骗子，反差不可谓不大。由是看，富豪与骗子也就一步之遥。

说起顾雏军，大家都知道。

1988年，顾雏军凭借“格林柯尔制冷剂”发明，在英国成立首家分销公司。1989年，顾雏军携“顾氏热力循环系统”出现在首都两份大报上，迎接他的却是诸多质疑：如果“顾氏理论”能够成立，则意味着热力学理论将被改写，“那是要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制冷学会秘书长如是说。质疑声中，顾雏军去了美国。顾雏军身边人形容他，“老顾有着超强说服力”。1995年左右，一家中国金融机构被顾雏军说服，投了1000万元资金，与其在天津成立了制冷剂生产厂，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顾雏军持有76%股权。这家生产厂，就成为后来天津格林柯尔的雏形。

不久前，证监会两万字调查报告彻底揭开了所谓“诺贝尔奖”、超强说服力以及格林柯尔等，尤其是顾雏军的真面目。10月26日，证监会对顾雏军及科龙电器的调查结果为顾雏军骗术画上了句号——顾雏军等人及格林柯尔系有关公司涉嫌侵占、挪用科龙电器财产累计发生额为34.85亿元，涉嫌八类犯罪行为。事实上，调查报告是份迟到报告。自去年郎咸平向顾雏军发难以来，对顾雏军的揭露就没断过，许多马脚并不是没暴露过，但问题为什么要拖拉到一年以后呢？除问题复杂、查处需要时间外，顾雏军手段之高也不得不叫人佩服。

去年，在“郎顾之争”初期，顾雏军要告郎咸平，郎咸平孤独喊支持，顾雏军施展贼喊捉贼“骗术”，与其蒙骗观众不如说给自个壮胆。踏进鸡年没几天，一内部会议传出国资委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对“郎顾之争”的表态——“我们认为，郎咸平反映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有些方面甚至比他说的要严重，但是他的结论还是过于偏激了。”话虽这么说，但官方基本上肯定了郎咸平。紧接着，1月11日，香港联交所挂出公告：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对格林柯尔科技(08056.HK)及有关董事予以公开谴责，谴责原因与这家公司与天津格林柯尔工厂2001年的关联交易有关。对此，顾雏军则轻描淡写——虽遭谴责但实在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事到如今，顾雏军还在嘴硬，嘴硬也是一种“骗术”。对于钱的来路，顾雏军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甚至说“收购的钱都是我自己的钱，连政府都不担心，你们媒体也没必要过分关心了吧。”在此，谁又能说“搪塞”不是在骗呢？

骗子之所以会骗、能骗，在于玩弄“真假”辩证关系，但骗子终究是骗子，骗子最终都要露出马脚，都要撕破嘴脸。虽说，人们等待的只是时间，而时间又让人们失去了多少啊！弹指间，顾雏军、张海、唐万新等等，这些由企业家到资本家再到骗子的举不胜举，烟消云散了，带给社会的伤疤却并没有愈合。由此，对待骗子之流，为什么就不能做到防微杜渐呢？

一件事说起来挺奇怪。近日，某报声称：即将于11月3日公布的2005中国福布斯400富豪榜上，没有严介和名字。此前，严介和以“黑马”身份一举冲上胡润富豪榜亚军。福布斯方面称，严介和落榜原因在于其企业产权结构和负债情况不明晰。据悉，严介和本人说法是，不希望卷入胡润和福布斯矛盾，上了胡榜就不上福榜。话说，上不上也由不得严介和本人说了算。可见，要是上不了福榜的话，那就说明严介和上胡榜是在“胡闹”。有说法指出，严介和资产根本就没有达到福布斯400富豪榜门槛。

在此，严介和属于争议富豪已经无疑。

争议归争议，倒也无妨，问题是严介和坐上“胡榜”便开始“胡说”，取而代之成了“出头鸟”，四处张狂无意中露出了些许“马脚”。

其一，不知收敛。继吉林省国资委宣告终止与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作重组“百亿国资”后，胡润“百富榜”榜眼严介和“零成本”收购打包国企，同时获得巨额基础设施建设单的意图又遇挫折：本月22日，景德镇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000404)宣布，其控股股东华意电器总公司与太平洋建设的重组破裂。事已至此，应说介和兄该收敛了，但严老板偏偏说“不”。

其二，严介和自侃：我是个做企业的人，这些国有企业都是烂摊子。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交给我来做，我来盘活壮大！和政府的基建项目合作，是太平洋现在和未来的主业。这块市场很大，我们可以美美地独享。惟一和我们竞争的，是中央直属企业，而他们在内耗成本、腐败成本方面根本没法和我们竞争商学院的教育都是失败的，中国90%的管理学教授都不懂管理。做一名权威的讲师才是我的正道。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教书育人，干企业20年，我算是走到了一条超常的路上了。

其三，和弄+买弄。报道指出，在标榜自己正直的同时，严介和也不讳言自己和不少政府官员关系密切，“我和很多领导私人感情很好。我家就和不少领导同在一个大院里面，邻居。”“我现在天天和政府打交道。现在的政府已经越来越勤政、廉政了，在苏南、苏北，你要是想塞红包，你都塞不进去，不信你去试试。”“我和很多领导私人感情很好，我们太平洋既聪明又能干还听话，领导能不喜欢吗？就算是贪官，他需要给他递票子的人，可也需要能给他干活、撑面子的人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和政府打交道，你必须吃透它，知道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我们已经从当年的扑朔迷离，慢慢找到了感觉。话说回来，感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严介和并没有具体说出来。

其四，厚爱变偏爱。日前，严介和约见媒体说：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融入社会，才能被社会认同，而我所说的社会，其实是指“政府要求”，简言之也可说是融入“政府”。严介和说，企业家不同于商人和老板，商人和老板只知道赚钱，而企业家须有社会责任感，在中国，这种社会责任感，就是为政府“分忧”，一旦你真正为政府分忧，实际上也能赢得政府的“厚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严介和所谓“为政府分忧”，在角色上是不是错位了？有意的、过意的，还是实心实意的，只有严介和心里最明白。一叶障目，只会贻笑大方。

其五，月光下挥金如土。之所以要大量收购国企，按严介和说法是“是为了不让别人讥笑我是包工头、暴发户、‘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人’。我的名声都是国企给的，收购国企才让自己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像我这种最优秀的人也是最悲哀的，因为智商、才华、能力、体魄都非常人能及，就得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委屈，承担常人不能承担的责任。”“在阳光下挣钱，在月光下挥金如土。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视金钱如粪土。”那么，在阳光下，严介和现在住的仍是一个170多平米的按揭房。严介和说：这不是作秀！？

作秀与否，依然要时间来考验，但严介和字里行间也不是没有最坏的打算——如果有一天企业实在发展不下去了，我就去做资本家。绝对不会像唐万里和顾雏军那样，为了做企业而落得个锒铛入狱的境地。

自古以来，枪打出头鸟。严介和能够免俗吗？我们拭目以待。别忘了，顾雏军要告郎咸平，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秀”嘛！2005年10月31日  新浪财经

反思云南烟农被逼 听起来无聊想起来悲哀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联合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在“中国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启动仪式”上宣布——中国今后将不再新建烟厂，并禁止使用自动售烟机。《公约》对我国生效3年后，所有卷烟制品的包装上，要印上不低于30%面积的健康警语，5年后杜绝所有烟草广告，包括各种形式的促销和赞助，对烟草生产继续实行严格计划控制，对种植烟叶仍将课以农林特产税，不允许新设立中外合资烟草生产企业，打击烟草非法贸易等。

几乎同时，传来云南组建中国第二大烟草集团消息。

据悉，今年7月初，昆明卷烟厂与曲靖卷烟厂正式签订合并改制协议。10月初，曲烟和昆烟两厂领导就集团授牌仪式议程及相关事宜进行座谈讨论，并初步确定了授牌时间。时下，重组前期工作已基本就绪，新集团名称初步确定为“红云集团”。成立后，红云集团将一跃成为继红塔之后中国第二大烟草集团。

云南之所以“与时共进”，在于烟草对云南意味深重。

统计显示，1980年烟草税收占云南财政收入32%，2003年烟草税收则占到云南财政收入70%左右(实现税利381亿元)。2004年，云南“两烟”实现税利412亿元，其中烟草工业实现税利361.48亿元，所创税收占省财政42%。据统计，我国有22个省(区、市)的614个县级单位种植烟草，种烟农业人口达2219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4%，拥有约3.2亿烟草消费者的庞大市场。在我国，烟草行业上交税金占全国财政收入近十分之一，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全国税收收入合计为25718亿元，其中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2100亿元，由烟草业提供的税收占全国总税收近1/10，比例可谓举世罕见！

对云南来讲，更是指望烟草过日子，没了烟草将难以想象。话也可以这样延伸————假若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少去了十分之一，对一个国家意味什么呢？但一个国家如果把财政收入架在“烟枪”上，指望烟草帮一把，是悲哀还是得不偿失呢？

尽管，此烟非彼烟。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确是由“禁烟”开启的。

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到中国来贩运货物，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于逆差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又能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专卖权，到一八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巨大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0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在中国，起初吸食鸦片的还只是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等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食鸦片烟。鸦片含有大量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始终处于不生不死状态，大多因衰竭致死。鸦片输入，嘉庆年间已达到每年四千多箱，而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却达到了四万多箱，扩大了竟十倍。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既如此，鸦片严重威胁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也成为清政府的大敌。于是乎，有虎门销烟；于是乎，由禁烟而启的“鸦片战争”爆发；于是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说起“禁烟”，清朝的两位皇帝嘉庆和道光一直赞成并支持。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通过正常海关渠道鸦片已被禁止，这样鸦片的输入就是走私。有意思的是围绕“禁烟”，在清廷内部形成了两种主张：即所谓的“驰禁”和“严禁”。一八三六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驰禁”主张：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第二项，禁官不禁民。第三项，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对此，道光帝不仅否定了许乃济驰禁主张，而且被道光帝革职惩处。可见，在“禁烟”问题上清朝统治者不为一时利益所动，态度之坚决、鲜明令世人叫好。

日月如梭，今非昔比，现在的禁毒替代了过去的“禁烟”。

据考古学家研究，早在公元前1800至2000年时就有人类吸烟的记载。1492年哥伦布的两个船员杰雷兹和托瑞斯发现古巴土人点燃干烟并吸其冒出的烟，杰雷兹试着吸了起来，他成为欧州第一吸烟者。1518年，西班牙探险家发现阿兹台克人和玛雅人用空芦苇吸烟草，西班牙人也学着吸起来，第一支卷烟就这样产生了。1612年，约翰·罗尔弗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种植了第一亩用于商业的烟草。1843年，法国烟草经营商开始生产西班牙式烟卷，并以法文正式命名为“cigarette”，英文香烟一词由此而来。1881年，一种日生产120000支烟卷的卷烟机获发明专利，在这之前烟卷都是用手工制作的。1924年，美国《读者文摘》第一次发表文章，提醒人们注意吸烟有害健康。1966年，美国香烟包装上开始印有新标志：当心！吸烟有害健康。香烟业在给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这批人又给医疗、制药、消防等行业带来了更多谋职机遇。史籍记载，烟草传入中国约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普遍认为最早从国外传入烟草的是明朝万历初年的福建水手。随之，烟草种植在内地逐渐铺开，烟农的队伍随烟民的膨胀而壮大。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每年的八、九、十3个月份，对于全国烟农来说，应当是一个喜悦的收获季节。可采访时却发现，烟农们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每人辛苦劳作一年的平均收入仅有800元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农民2936元的平均收入水平，从而正挣扎在贫困线上。调查发现，种烟不如种粮食，烟农为什么不改种粮食呢？主要原因是一些地区政府采取了强制种烟手段。地方政府之所以抓种烟热情高，是因为在收购环节，有20%的烟叶农特税直接转归地方财政所有。与烟草行业的巨额利润相比较，烟农成了徘徊在烟草行业利益之外的“特殊”群体。

虽然，此烟非彼烟，但其中的呼吁还是令人哭笑不得——如果在今年全国的平均收购价格基础上提高2.5倍，即每公斤22.8元，那么一个烟农每亩地每年将有3141.6元净收入，也只略高于全国农民2936元的平均收入水平。但是，这对于一个烟农来说，生活水平将会有质的飞跃，必然会大大提高烟农种烟的积极性，还可以使烟草产业的潜在危机得以消解，产业发展基础更加牢固。而国家和烟草企业为此只会减少15%的税收或利润。说起来愿望挺不错，但想法却天真。殊不知，15%是个什么概念？利益的博弈和较量就那样迎刃而解了？

不仅如此，报道结尾还引用了“有人曾经”的这样一段话——烤烟房的炉火如果映红了烟农的笑脸，那么也就点燃了中国烟草业的希望。听起来怪无聊，想起来太悲哀！不禁叫人————哦呀！2005年11月02日新浪财经

张保庆和张洪钧 历史将为你们树碑立传

最近，有两个人颇惹眼球。一个是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一个是原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局长张洪钧。撇开事情的本身，阿蒙断言两人很可能被写进中国教育史册的一个章节。

8月29日，在教育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张保庆副部长就海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青海、新疆、宁夏、甘肃等八省区助学贷款不落实、走过场提出了严厉批评。据悉，张保庆曾在很多场合不止一次说过，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短期内绝对不能再往上提了。他甚至说，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面对央视，张保庆坦言：现在这个学费是贵了高了。我们现在这个收费标准和我们现在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相比确实是高了。过去刚开始收费的时候，大家都很谨慎，都觉得不能收太高。现在收收上瘾了，现在有些学校、有些学校领导、学校经办人员在不择手段地巧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这样的地方多不多？不少。

两个月刚过。10月28日，新华社北京电：国务院任命李卫红(女)为教育部副部长，免去张保庆的教育部副部长职务。随之，舆论大哗，纷纷猜测张保庆是否因讲“真话”而“免职”。好象心有灵犀。之前，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因调查并制止教育乱收费遭到阻挠，价格检查权被上收，公用经费被停拨，不堪忍受巨大压力而辞职。此事经媒体报道，正炒得沸沸扬扬，张保庆职务被免火上浇油，部长、局长遥相呼应，既不孤单也不寂寞，也给议论话题增添了不少作料。

张保庆被免，原因多多暂且不表。

张洪钧辞职，原因则十分清晰——“外部工作环境恶劣”，“两件怪事”更坚定了决心。一是，市领导上收了物价局的价格检查权，要求“今后物价局开展任何检查，都必须先报市政府批准”。最后，“连有人举报某电话亭多收一块钱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必须事先书面报告市领导才能去检查”。二是省物价局补助市物价局30万元经费被财政部门长期扣留。半年里打了6次报告，最后只得到一个巴掌大的纸条：“由于市直财力紧张，此项经费暂缓解决”，以致物价局财务账户仅剩下0.21元。对于物价局工作，官方竟得出“物价局打乱了全盘收费计划”这一荒谬结论。

似乎，风牛马不相及——一个部长、一个局长，一个被免职、一个要辞职，一个教育部、一个物价局。常言道：物以类聚，殊途同归。这两个人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对教育乱收费视之如仇，前者更是对教育收费标准过高一再说“不”。张保庆说：“有的省委领导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品学兼优的概念……搞一个大项目，几十亿都出去了，遇到困难学生，这个、那个理由就出来了。现在有8个省没有动作。我们一天到晚喊，他就不动，是不是他省里这么困难呢？我看不是这个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张保庆虽没说，但大家心里都有数。“我对银行行长说，以前没有助学贷款呆坏账的时候，其他的呆坏账几千亿元，你怎么不说呢？我就说这些人好像是对国家很负责的样子，如果真要这么负责的话，我国的金融机构会好极了，哪到今天啊……”

话说过来，中国教育的今天也好不到哪儿去。究其原由，除教育法没得到落实外，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更是难辞其咎。

一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科技文化教育经济等欠发达国家，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科技，科技离不开教育，教育是科技的基石，教育于国家来说就是战略，而战略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能够突飞猛进，一大原因在于自恢复高考直至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在教育上进行了大量投入，因经济问题而上不了大学的好象闻所未闻。近十余年来，受所谓“市场化”洗礼，教育被变成最赚钱的投资产业之一，中国教育已经走火入魔！

追根溯源。199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这是中国寻求用市场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开始。事实上，将教育界定为第三产业一直存在争议，就目前中国的实际而言，借助市场力量进行教育资源配置，暂不议中国教育基本之落后，其市场条件根本就不够规范或成熟，产业化在教育领域被彻底泛滥化且变异了，产业化如同癌细胞将中国教育变成了一架赚钱机器或弄钱魔方，类同医疗等社会性、福利性、责任性极强等所谓事业部门一样，向民众张开了血盆大嘴，清雅高尚的背后写着另两个字：狰狞。

有学者指出，中国教育要不要市场，这不用争论，在批评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上，把矛头对准市场是不公平的，“关键是政府负有更多的责任”。“虽然官方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产业化’所表现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讲归讲、说归说，问题是在对外开放、向外学习的过程中，就怕引进的这那“理论”无所不用其极。诸如，搞市场经济就非得要把市场整到各个角落，结果是南橘北栀、遗患无穷！

好在有人站出来了！一个是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一个是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不管动机或议论如何，历史会为他们树碑立传的！2005年11月03日  新浪财经

向富人开枪纯属煽情 吴敬琏是无中生有

最近，吴敬琏在某年会上说：“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因为是著名经济学家，所以吴先生的话有分量、有市场，以至有人狼吞虎咽不作思考就信了。话说回来，所谓反对改革，改的是什么、革的又是什么，吴敬琏并没有说明白，因此“反对改革”便成了吴敬琏手里的大帽子，谁反对就给谁戴上，青红皂白不问，真是岂有此理！

再者，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因所谓改革而滋生，他们反对改革的理由在哪里？即便反对，他们反对的又是怎样的改革？依照吴敬琏所云，贫困群体也可能反对改革，为什么反对，他们因何成为“贫困群体”的，以及贫困群体反对的是什么样改革，吴敬琏的回答是：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不仅如此，他以为贫困群体的大众还会与利益集团结成反市场体制上联盟。在此，在吴敬琏的眼里，贫困群体不光愚昧无知，而且甚至会认贼作父。以中国人口计算，1/2以上的13亿多国人岂不是良莠不齐、好坏不分吗？改革会给他们带来些什么难道他们感觉、体验不出来吗？更何况，贫困群体就是弱势群体，即便反对又能拿什么去反对啊？如果改革能改变命运，如果改革能带来好处，这些个贫困群体举手欢迎还来不及呢！反对的可能性从何而来？他们绝对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犹如一阵风，伟人的话在耳畔响起。

俗话说：穷则思变。可是，偏偏有些人就不那样认为。

在吴敬琏看来，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通过盗窃公共财产，通过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但吴敬琏把话锋一转指出：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矛头不是指向贪官，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这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

在此，吴敬琏将所谓的“两个来源”人为割裂了。依照吴敬琏的“理论”，机会不平等是“因”，结果不平等是“果”。至于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是吴敬琏自己将贪官污吏与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张冠李戴了。社会精英、国家栋梁岂能与贪官污吏们相提并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吴先生的自信是不是有些过分？另外，是谁将矛头不指向贪官，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的，吴敬琏也没说。是贫困群体？没人会相信。因为，贫困群体虽然庞大，但没有发声的工具。话反过来，倒要请教吴先生到底在将矛头指向哪个，真叫人读不明白。

从结果看，吴敬琏的牢骚源于——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由此，所谓的“开枪”一目了然，即限制高薪和征高额税。众所周知，在目前体制下，国企经理大都是行政任命，光拿钱不负责的比比皆是，况且也很难负得了责，贪污腐败的更是罄竹难书，限制国企经理最高薪酬有什么不妥，这只能是目前体制和机制下的一种选择，难道这也算是“向富人开枪”吗？至于向富人征高额税，又有什么不应该呢？贫富分化中国马上就要创世界之最了，富人们为什么就不能对社会尽些责呢？

话说在中国，不论是气粗的富豪还是一般的富人，真正依法纳税、足额纳税、没偷漏一点儿税的能有几个？那些靠偷税漏税起家发家的，难道还在少数吗？富豪也好、富人也好，所做善事和施舍与国外同类相比较能不汗颜羞愧吗？在法律框架下，刚遇着所谓的“征高额税”就喊“救命”，抱怨“向富人开枪”，不是煽情就是无中生有，否则会是什么呢？2005年12月15日新浪财经

请不要用夏天模式分析中国股市

俗话说：外来和尚好念经。最近，有人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篇文章叫《徘徊8年 中国A股市场可能触底》。其实，有关中国股市触底的寓言，大家听到的还少吗？常言道：水滴石穿，铁杵磨成针。

所以，在“触底”题目里加了用了几个字——徘徊8年。也就是说，抗战八年都结束了，A股难道还不触底吗？不触没道理啊！可见，作者很会把捩国人的心态。再者，“触底”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如同外来和尚念经中国人容易信，好奇+好客是因素之一，更主要的在于外来和尚念经没瓜葛和杂念，这便是我们在下面要好好呱唧的。

《触底》开门见山，出口就指出：在8年来低点附近徘徊多时之后，中国A股市场可能终于触底了──或者说，至少机构投资者是这么看的。为了引证，该文将美国财经杂志《巴伦周刊》抛了出来，因为早先它发表了“中国A股市场终于有望见底”一文。该文指出，“在8年来底点附近徘徊多时之后，中国A股市场可能终于触底了——或者说，至少机构投资者是这么看的。”比照《华尔街日报》，《触底》的“开门炮”也是如此“响”的，一个触底、一个见底，说好听的————算英雄所见略同吧。

《见底》一文称，A股股价一般都高于H股的股价，但随着这一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这个溢价正在不断收缩，有些股票的A股溢价已经消失。文中引用上海一分析师话说“我们确信A股市场已经几乎到达底部”该文介绍，这位分析师参与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基金的管理。这只基金不持有A股。但他也掌管其他持有A股的投资组合。目前该公司管理的中国股票资产已经达到15亿美元，是A股市场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另外，该文还引述一些机构投资者的观点，认为A股市场“近期就会出现一轮飙升”。至于飙升的原因，在于上海房地产价格18个月来上涨了50%-80%，“很多资金已撤离房地产市场，等待新的投资渠道”等等。在此，所谓的分析师来自A股市场最大的投资者，而且这个投资者管理的中国股票资产已达到15亿美元，因此见底也好、飙升也好，背后目的可谓路人皆知。

见底与触底是一码子事，《华尔街日报》为啥重复《巴伦周刊》老调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

《触底》指出：A股股价一般都高于H股的股价，这是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A股由此成为国内散户投资者为数不多的投资渠道之一。这个溢价正在不断收缩，有些股票的A股溢价已经消失。实际上，安徽海螺水泥和青岛啤酒的H股股价已超过A股。因此，

 “我们确信A股市场已经几乎到达底部，”上海Heartland Advisors的Tony Wu说。他参与在纽约上市的China Fund的管理。这只基金不持有A股，但他也掌管其他持有A股的投资组合。目前Heartland管理的中国股票资产已经达到15亿美元，是A股市场最大的投资者之一。看来《见底》里的“分析师”便是《触底》里的Tony Wu。《华尔街日报》不是《巴伦周刊》，但为什么要当“跟屁虫”呢？这当然与Heartland管理的中国股票有关。正因如此，Heartland Advisors的Wu鼓吹：“近期就会出现一轮飙升”。唱多为啥、为啥唱多？大家不禁要问。

《触底》一文还指出，上海BOC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Managers首席投资长TinaSo表示，一旦国有股上市交易，A股估值就会持续大幅下滑，除非公司业绩迅速改善。不过，她也说，“我们觉得A股市场已经离谷底很近，也许已不到10%。”BOC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Managers是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英文写法，它是一家由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美林投资管理合资组建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司注册地为中国上海市，注册资本为一亿元人民币，其中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占67%的股权，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占16.5%的股权，美林投资管理占16.5%的股权。公司介绍说，将充分发挥中外股东的国际经验和资源优势，引入美林投资管理在全球资产管理市场的成功经验、技术和智慧，与中国本土经验相结合，积极参与中国投资基金行业的发展，与广大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美好未来。

看来，《见底》里的机构投资者，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起码是其中之一。来回比较看，《触底》嫌《见底》仅在《巴刊》上显眼不过瘾，于是便去《华尔街日报》登陆了，来自华尔街的声音不是更强些吗？那可是真正的外来大和尚啊！想一想，

谁能说不是呢！所谓众机构闻风而动，是蠢蠢欲动还是按兵不动——很难说。因为，和尚是外和尚还是家和尚，洋人是纯种的还是假辫子，我们已经分辨出来了！

话说回来，有一个人偏偏就不信“华尔街”邪。近日，面对“最近三个月盛大股票下跌50%，华尔街股票分析师对盛大不看好的分析”，陈天桥说：“这些分析师在美国分析中国的股票，俨然是专家，但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他们没有意识到互联网的夏天已经来到，还在用冬天的模式来分析。”

哈！哈！阿蒙就是不明白————咱中国的分析师干吗要“跑”到“华尔街”上，用夏天的模式来分析冰冷刺骨的中国股市呢？2005年12月22日新浪财经

张五常真叫人生气 我就是仇富的那个人

不知为什么，这个叫张五常的最近反复无常指指点点。说别的也倒罢了，眼下又胡诌说“中国穷人的生活不是报道说得那么差”，真叫人生气！

前不久，吴敬琏为区区税收和工资问题，放言不要向富人开枪，阿蒙为此很发了一番感慨。至于林毅夫，也叫人很失望。他扬言“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殊不知，相对来说，社会财富在一定时期和阶段是个“衡量”，富人在财富池里舀了太多的财富，穷人当然越发穷啊，怎讲“在于穷人太穷”呢？呜呼，哀哉！简直胡说八道！

生气归生气，还是言归正传。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念叨《三字经》里这段话，阿蒙就会浮想联翩，忆起一些过往的人和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生活的洗礼。

有位律师朋友与阿蒙无话不谈。最近几年，凭籍勤奋再加独特的个人资源，这位老兄事业蒸蒸日上，对阿蒙来说他算是小富了。一次酒后，他感慨道：就我来说，也不能真正去创造什么财富，却能够吃好的喝好的，再看看那些每顿饭只能啃馒头的农民工，这世界太不公平，说贡献我又有什么呢？我的这位朋友，原本就来自农村，对农民兄弟向来就有“阶级”感情。尽管如此，阿蒙还是为他这番话而感动，尤其感动于他的“性本善”。

然而，后来的两件事又令阿蒙对他的“人之初”产生了怀疑。

在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期间，我和朋友就动武对否发生了争议。他坚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是为民主而战，我则坚决反对。最后，为我们争论画句号的是朋友正在读小学的女儿。事情起因于小女孩学校就美伊战争搞了次提问。由于受到熏陶，她的答案自然令老师诧异，老师当场就指出一定是家长的看法。事情反馈到家，孩子妈妈把朋友臭骂了一番，并致电我通报了此事。其实，我的这位朋友比我年长许多，当过兵、入过党、上过大学，还曾是高级公务员，懂的道理应该不比我少，之所以有那样观点，我彼时也非常明白——别人挣的是人民币，他挣的是美圆。也许，他的说法不是他的本意，但持那样观点可显出与众不同啊。

还有一件小事。

朋友学车已有好几年了，买车却是年内的事。也许因为是新手，坐他车始终有轮子粘在地上的感觉。感觉归感觉也倒罢了，揪心的是朋友喜欢不停地唠叨。每遇堵车或行人当道，朋友总要讲国外交通多好，开车的也好、行人也好，都好懂规则、好守规矩，声色俱厉把国人数落个没完没了，一个劲地抱怨素质低啊素质低的。唉！也就刚刚发了，也就刚买车不到一年，干吗脾气就那样大、那样得理不饶人呢！在外，朋友给人印象向来平易近人，怎么一坐上车就变了呢？其实，在大都市真正流行买车，也就近五年光景。道路上，行人违反规则另当别论，而一些抢行的驾者恨不能从行人身上碾过的更不在少数。当然，朋友的憨厚是主流，只不过在“性相近”里露出了“习相远”苗头。话说的虽是朋友，但包括阿蒙在内，生活中有几人没或多或少轻狂过呢？

阿蒙想富与穷是相对的，富人与穷人也是相对的，但人由穷变富后思想也好、观点也好，与以往相比甚至会大相径庭、甚至会言不由衷。时下流行“仇富”，为什么偏不讲“仇穷”呢？

其实，仇穷的例子很多。多年前，在家乡与一位很尊敬的单位领导吃饭时，席间有人闲聊说某人开车将行人撞伤了，这位领导接过来“恳切”地说：干脆再来一下撞死算了！省的以后纠缠。听罢，当时就感到很别扭，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发自内心的疑问始终是两个字：人性。从此，这位领导在阿蒙心目中的“尊敬”被“德性”取代了，但后面加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无独有偶。某日，在亲戚家遇着从家乡来的表姐，闲谈中说起北京的交通，这样也就不免要谈及安全，也许是家乡情结使然，阿蒙将上面的“再来一下”重复了一遍。不曾想，表姐对“撞死算了”竟表示理解，而且还举例说了“不撞死”的种种麻烦和后遗症。由于平时很少见面，争辩很了又怕伤了和气，所以只好摇头傻笑。

感叹之余，阿蒙想那位领导和表姐都算不上什么富人，可为什么就那样“仇穷”呢？想必，是远离本善使然吧。“仇穷”既然不是富人的专利，那么“仇富”就非得是穷人的专利吗？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蛋。“仇富”之所以出笼，是因为几只苍蝇叮了有缝蛋。

回首两年前。2003年1月22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里被枪杀；2003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斩杀；2003年8月17日，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2004年7月21日，随着四川乐山峨边县的一声巨响，该县资产上亿的第一富豪、县政协副主席、明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在自己办公室里被一个农民用炸药炸死。经查，涉案凶手为峨边县宜坪乡农民张明春，两人同归于尽的起因仅仅由于一起6000元的经济纠纷……富豪接二连三“非正常死亡”，为“仇富”增添了充足作料。话说过来，苍蝇毕竟是苍蝇，干吗要说成“仇富”这个大老虎呢？世界各地，富豪被杀的比比皆是，难道讲全世界都流行“仇富”吗？可见，“仇富”是人造美女——假的！刑事个案被编造成“大众心态”，不是信口雌黄又能是什么呢？煽动还是助长，别有用心还是另有图谋？真是岂有此理！

在此，也应验了“皇上不急太监急”。喜欢吆喝“仇富”的恰恰并不为富人，富人抱怨“仇富”的似乎还没有听见，至于是否在后面使暗劲还不得而知。那么，为什么富人并不去公开叫嚣“仇富”呢？这里有其社会和历史背景。

解放以来，在中国由万元户到百万元、千万元乃至亿万富豪的历史也就近二十年的事情，而三五年成就富豪的可以举不胜举，象丁磊、陈天桥、张朝阳这些靠网络科技和商业天才起家的，都成了年轻人偶像，对另类富人或富豪则要“刮目相看”。

网上留言说：2005年胡润百富榜上富翁煤老板占了25%，许多是踩着矿工的尸体上榜的，穷人没有理由不恨他们；许多农村孩子连学都上不起，学费却在20年里上涨百倍，而农民的收入只不过上涨了十倍，黑心学校叫穷人如何不仇富；城里工资20年里涨了10—20倍，药价的涨幅却有100到200倍，猎取暴利的药商叫穷人如何不仇富；工薪阶层想买房子，但投机取巧的商人把房子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哄抬房价，叫穷人如何不仇富；贪官一个害人一方，这样的蛀虫难道不该仇视！中国现在贫富悬殊正在加大，有钱的更加有钱，穷的则更穷！中国的和谐社会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和谐？

《默认暧昧亿万富豪涌现是法制的耻辱》是一篇强国论坛的贴子，其中有这样一段给大家念念——我们的社会允许一部分人合法地先富，但决不是允许非法造就一帮寡头，一帮个个拥有一部暧昧掘金史的寡头。对这些亿万富豪们“不追溯原罪”的默认，是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耻辱——因为它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努力是一种反动！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反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巨大的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默认暧昧亿万富豪的涌现，是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耻辱！

可以想见，两位写帖的网友不见得就是什么穷人，也谈不上是怎样的富人，但为什么都有“仇富”情结呢？难道天生就有吗？答案还得往历史里寻觅。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就可能出乱子。”他老人家还指出：“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最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二00五》十六日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及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报告指出，中国的弱势人群，尤其是无地农民、民工、下岗职工和农村人群，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正是这种正在不断增加的不公的受害者。在城乡差距方面，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标为零点八一，而农村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标为零点六七，仅是前者的百分之八十三。不公平在东西部之间和不同省份之间同样显著体现。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零点四，甚至可以达到零点四五。

既然差距如此巨大，那么我们有没有走邪路呢？如果走了邪路，又假如存在所谓的“仇富”，那问题就不单单是仇富二字能表达完全的了，比“仇富”更可怕的将是其背后隐藏或隐含的东西，至于什么大家就慢慢体味——也许你想过，只是你没说，反正我就是“仇富”的那个人？2005年12月20日新浪财经

家鬼作乱VS贱卖纷争 中国银行向何处去

一个数字，说起来叫人难以接受。近日，银监会对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通报指出检查发现问题涉及金额5885亿元，处罚违规机构103家，处理违规人员799人。从总体面上看，被处罚违规机构平均涉及问题金额57.13亿元，每个违规人员涉及问题金额7.36亿元。当然，这种算法是不准确也不科学的，但谁又能说问题之严重能轻于此呢？

为了这次检查，银监会累计派出检查人员多达16652人次，检查四家银行总行及营业部、各省分行和部分二级分行等14039个营业性机构，开展“贷款分类偏离度、土地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专项检查。在检查中，银监会发现主要存在——分支机构贷款分类质量低劣、项目贷款管理薄弱、个人消费贷款违规严重、部分分支机构屡查屡犯、大案要案连绵不绝等突出问题。话说过来，单靠银监会去面对如汪洋一般的“违规”，恐怕是“杯水车薪”罢！银行的自律哪里去了，大家不禁要问。

也是在最近。据闻，在社科院举行的金融环境和金融安全会议上传出这样一个讯息：目前国家金融安全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号称“第二国防”的金融安全面临种种威胁。人大在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六)草案时，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加大刑事打击金融证券犯罪力度，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茂林指出，对金融证券业犯罪行为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势在必行。他表示，从一些案例看，有些人多次以各种方式骗取银行的贷款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上亿元，有的甚至高达10多亿元，而且还有内外勾结的情况。个别银行工作人员在贷款过程中吃回扣，这些人胆大包天，由吃回扣慢慢地上升到和其他人勾结起来犯罪。还有的利用工作之便和监管不力的漏洞，通过各种方式把银行的存款套走。可见，金融犯罪已经在想法律挑战了，问题之严重“国防”二字已说明了一切。

在刚结束的审计工作会议上，审计署为2006年工作圈定了四大重点——加强预算执行审计、加强对专项资金进行审计和审计调查、加强对商业银行基层分支机构的审计、继续推进经济责任审计。会议强调，针对一些银行分支机构内部管理不善、内控制度存在漏洞、发生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等情况，明年审计机关拟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的部分基层分支机构进行审计。据悉，今年1到11月，全国共审计9.1万个单位，重点开展了对中石油、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11户中央管理的重要骨干企业的审计，查出违法违规金额2900多亿元。审计长李金华指出，今年审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有：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现象普遍存在，银行基层分支机构内外勾结作案现象突出。

之所以突出，是因为不论是银监会还是审计署，都发现或看到了银行问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内外勾结”，也就是说银行的违规违法是家鬼作祟的结果。与其同时，有人形容国内银行“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一边是家鬼作乱，一边是贱卖纷争，中国银行将向何处去呢？

对此，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表示：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现有的银行既不是金山也不是废墟。如果不真正从机制上脱胎换骨，那么国内许多银行所具有的价值不仅不能够为正值，反之可能为负值。中行董事长肖钢认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央行周小川行长从侧面提醒说：现在情况好转，也不要太沾沾自喜。那么，沾沾自喜所指是什么呢？周行长是这样阐述的——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国际上所有知名的报刊杂志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定时炸弹，在今后的几年中炸弹可能爆炸产生金融危机，当时即便中国的大银行邀请外国投资者，估计也没人敢来。然而，沾沾自喜也好，所谓贱卖也罢，这些能真正把好的先进的体制、机制引进来吗？以夷治夷，还是洋为中用？难道中国的银行现在也要搞“洋务运动”吗？

俗话说：孤掌难鸣。对此第一个说“不”的，也许就是周小川行长。

在前不久举办的中国金融论坛上，作为金融生态首倡者，周小川说道：我们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不同地区之间金融行业的健康程度存在很大差别。与有些国土面积不大，小型开放性经济、内部流动性好的国家不同，各种数据都表明了我国地区间的这种明显差异，但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还说，我个人觉得，我国这种金融生态的地区间差异确实很大，甚至于一些数字所表现出来的悬殊程度让人不太容易理解。事实上，周行长之所以越来越困惑，或正因为越来越困惑，所以就只得“沾沾自喜”了结罢。

三年前，在《阿蒙于周小川的哲学对话》里有这样一段：近日，学习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讲话，总觉得他“三段论”中几句话既意味深长，又言犹未尽。他说，一国金融体制的建立和运行方式，除了由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决定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的影响，他强调要建立协调与配合相结合的金融文化、以诚信作保证的信用文化。周行长首先要建立的是协调与配合相结合的金融文化，在传统文化领域有两重意思表达。其一，它弘扬的是传统儒家方法论思想，即常说的中庸之道也，体现在外的便是“不过也不能不及”；其二，它承载的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洋溢着厚德载物的博大和坦荡。

周行长另一个要建立的是以诚信作保证的信用文化。“诚”和“信”是传统儒家“仁体礼用”的个体表现，即诚为体信为用，合二为一是诚实信用。过目央行金融运行报告：1～6月各项贷款累计增加1.8万亿元，同比多增加9511亿元。而1.8万亿元相当于2002年全年新增贷款的数字。人行调查统计司人士说：“这在中国货币市场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增长速度绝对称得上是超常增长。”。再瞅瞅一些文章标题：《银行猛贷款稀释不良资产货币政策难敌假账游戏》、《半年1.8万亿涨速超常 国有银行虚增贷款掩坏账!》。看来周行长是菩萨心肠，面对严峻形势依然坚持以诚信作保证的信用文化，不过这好象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吧。

遗憾的是，在周行长上任当初就祈望构建的“文化之墙”并没能抵挡住“糖衣炮弹”，家鬼反而越闹越凶了。那么，假账游戏、虚增贷款掩坏账等等问题何时能够休呢？如果仅依靠银监会、审计署或审查或惩罚，岂不象大禹的父亲鲧那样——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水灾闹得更凶，反而招致杀身之祸吗？话说：狼子野心。转让股权引进管理，即便所谓理念、机制在咱土地上生了根、发了芽，但谁知道人家最终目的打算做什么呀？

历史与经验都告诉我们，权宜之计注定要走轮回覆辙，也注定要付出更大更沉的惨痛。存在就是必然，历史已经定格，谁又能怎么的呢？2005年12月28日  新浪财经

改革不是儿戏 经济学家不能当冷血动物

在刚过去的一年里，一个现象颇值得关注。这便是在中国部长圈里，国资委主任李融荣受媒体亲睐的程度很难有人能望其项背。国资委成立于2003年3 月24日，至今还不到三年，李融荣如此受到关注，一方面说明国资委在国民经济中角色相当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李融荣发言相当敏感，它触到了中国经济和大众的神经。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能叫人"神经"呢？

在弄清这些之前，让我们首先认识一下国资委。

解读国资委，最好从其"标志"说起。国资委标志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是将汉语中的"国"字抽象概括成红色几何方形"□"，旨在寓意"国有资产"；红色几何方形内又分割出虚实等边三角形各一个，其中虚三角形构成"人"字，寓意"出资人"；"人"左右上方两块红色倒三角形寓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肩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红色实三角形以其三角形特有的稳定性寓意"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并发挥着支撑和主导作用"。下半部分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英文名称的缩写SASAC。由于英文单词Administration(管理)的首字母是A，所以SASAC中的两个大写字母A与上半部分的虚三角形与实三角形组成的"A"构成"AAA"，其寓意之一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寓意之二指中央企业要讲诚信，要有"AAA"的信誉。

在此，大家也许要问：作为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中央所属企业国有资产的国资委，怎能把"标志"字母化呢？所谓虚三角形，也很难让人联想到什么"人"啊！

闲话少说。国资委或是李融荣，触及媒体神经的敏感话题到底是什么呢？

去年7月，李荣融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透露，中国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到85%以上，中国将力争到2008年全部解决历史遗留的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退出市场问题。李荣融称，近两年多来，中国大型国企股份制改革步伐加快，一半以上国有重点企业进行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达到八成五以上，一批历史遗留的困难企业通过政策性破产退出了市场。目前全国2903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也已有1464家改制为多元股东控股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为50.4%。至于中小国有企业，恐怕大多"不知所云"了。

8月底，李荣融对新华社表示，"国资委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围绕加快培育和发展80家到100家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加快中央企业的重组和调整，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向中央企业主业集中。"李荣融还表示，做好企业重组还涉及到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国资委将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四年规划，加强与有关地方、部门的沟通，在中央企业关闭破产和下岗职工安置、企业办社会职能移交、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做好中央企业的重组脱困工作。至于怎样帮助和支持，李荣融并没有讲明白。

进入12月。李荣融对外界指出，到2008年要全部解决历史遗留的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退出市场的问题。22日，李荣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2006年，国资委将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国有大型企业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逐步实现整体上市。他表示，要支持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收购资产等方式把优良主营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我们希望它一开始参与的竞争就是国际竞争，放到海外的市场去竞争。"

在此，改制也好、重组也好、退出也好、上市也好，李荣融就企论企，而对待作为企业主体的广大国企职工，仅用"加强沟通"便轻描淡写而过了。令人十万分遗憾的是，在被誉为国民经济的基石的所谓国有经济面临生死存亡和改革发展当口，我们并没有听见劳动保障部门任何声响！

最近，一篇题为《2005，足以令人欣慰的一年》的文章指出，美国经济今年将强劲增长4%左右，与早就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的中国一道，美国仍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美国目前已接近全面就业。美国家庭的平均资产今年首次超过10万美元，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超过54,000美元。评论说，这是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一项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是自由市场体制带来的成果，这种制度强调机会均等，并对辛苦劳动和创造性工作给予回报。此前，去年12月20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审慎表示，根据在2004年开展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中国2004年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多2.3万亿元，增加16.8%。话说回来，我国的劳动就业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又有多严重呢？不得而知，又众人皆晓。

两年前，著名学者何新便指出：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要搞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于是各地开始大搞所谓"法人治理"，"让管理者变成业主"，从而发起了使国有产权大规模私有化的运动。通过这种改革，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国民经济中的若干部门，日益演变为被权贵资本家所主导的私有化经济。问题是，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繁荣的私有化经济取代原有不景气的国有经济，能够大规模地吸纳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可惜现在问题并非如此。只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抢光、偷光！国企体系解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失业，众多被"买断工龄"的下岗人员沦为失业者。而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新的出路，而只是绝望。

过去，"改革者"们指责公有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汉温床，说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的隐蔽失业。现在倒好了，是桶崩水泄，连水井都给填掉了。再也不是"隐蔽失业"，而是公开失业。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还有不计其数的新生人口正在进入这个人群。许多人没有了饭碗，一家人没有机会，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事实是，中国将会长久地承受由于近年国企大面积破产解体之后所带来的严重失业之痛。与过去所谓"国企低效率"相比，这种长痛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几千万失业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属，连带影响的是几亿人。而那些鼓动这种"改革"政策的经济学家，真是对历史既无知又胆大！所以，疯狂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正在毁灭！他们公然鼓吹为了"现代化"和所谓"效率"，不惜"牺牲几代人"！他们是冷血动物，而且惊人地肆无忌惮！

话说的虽言重，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笔者以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系统工程，也是历史工程，改制、重组、退出、上市等等，应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是国资委或李荣融"一家之言"就可以摆平的，更不能囫囵吞枣、报些数字或抛一批企业、上市几家公司就搪塞交差了。否则，就是虎头蛇尾、遗患无涯！也有悖于国资委成立的初衷和肩负职责。尤其要说的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提及改革的时候更要更多谈些责任和人道，不要动辄就"现代企业制度"或"法人治理"的，将改革和发展的目的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句话----国企改革不能儿戏，也不是儿戏。2006年01月04日 新浪财经

隔山不打鸟 可张五常为何非要骂郎咸平

常言道：隔山不打鸟。不久前，张五常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不少朋友说这几年炎黄子孙开始崇洋媚外，海龟派当道，希望我为文分析、评论一下。何谓“崇洋媚外”不容易下个定义。我是个不崇不媚的人，喜欢凭独立之见来去纵横，但对西方的文化与科学的很多方面衷心佩服。爱欣赏，有本领信手拈来占为己有，但不认为自己是个崇洋媚外的人。

读起来叫人挺欣慰，因为张五常是个不崇不媚的炎黄子孙。文章快收尾时，张五常突然指出：最近央行看来有浮动汇率的意向。格林斯潘认为应该这样，佛利民可能同意。好些年前自己也曾那样建议，但当六年前我开始理解中国独有的货币制度，反复推敲，知道行得通，也适合中国制度的整体，就改变了主意。在此，有人也许会问：佛利民是谁呢？假如佛利民不同意，格林斯潘难道就不认为应该这样了？

说起来话长，佛利民与张五常交情非同寻常。据悉，米尔顿-佛利民以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和货币主义经济闻名于世，并于一九七六年获得诺贝尔净尽学奖。他于1980年及1988年两度访问中国，实地考察了当时正在推行的经济改革及所引发问题。之后，佛利民写了一本书叫《佛利民在中国》，其中所载第五章--借重市场功能推动社会发展、背影，据说就是张五常所为。

此时，张五常为什么要搬出佛利民呢？

原来是因为郎咸平几篇不成熟文章，张五常发脾气了——细读内文，“郎教授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架构近于一无所知。难道哗众取宠真的那么值钱吗？从来懒得批评自己不认识的人。但郎咸平为了争取注意，公开地小看了中国的文化，污辱了中国人的尊严，禁不住要说几句。”

话说过来，“禁不住要说几句”是不是“为了争取注意”呢？郎咸平某些说法是欠妥当，但张五常上纲上线又有何意图呢？既然要骂郎咸平就开门见山地骂就是，抬出自个的“祖师爷”干吗呀！既然从来懒得批评自己不认识的人，这回怎么就要“井水犯河水”呢？另外，是不是你张五常觉得该骂，也非得要佛利民同意呢？

首先，还是来重温一下骂人的和挨骂的两人身世。

张五常为香港大学教授，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做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郎咸平1956年出生于台湾，父亲是个军人。1986年，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两年半时间内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从简历看，两人学术背景相似，张五常比郎咸平年长21岁，作为师长当之无愧。就算郎咸平哗众取宠，作为晚辈又不认识，谈不上什么教育教导的，五常先生动那么大肝火又是何苦呢！何况两人都是香港的教授，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

其实，之所以隔山打鸟，并非如张五常说的因为郎咸平小看和污辱使然。

在《何新谈张五常》一文里，有这样一段描述颇值得一读：五常君在他近年出版的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而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

翻阅历史。1983年，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这一套书志在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百科全书”为楷模，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张五常在这套书中出版了一本《卖柑者言》。这是在中国鼓吹将经济改革引导向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革命”方向的第一本书。近年，张五常在其论文集中提出了“一个铁的规律”，颁布了两条“圣诫”。这“铁律”是“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他还认为：“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

反驳者指出，张五常忘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也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所谓证伪方法，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否定”。另者，张五常还认为“没有政府管制或调控就不会存在腐败。”结论：彻底取消政府等于彻底消除腐败。

何新在《谈张五常》里还指出 ：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五常君。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美国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吗？

由此，除“哗众取宠”外，郎咸平是不是在以上方面触犯或冒犯了谁呢？

据悉，三年前身为美国公民的张五常涉嫌在美国逃税5500万港元和售卖假古董，美国司法部以13项逃税及虚报资料罪名起诉张五常，定于在美国西雅图联邦法院开庭审讯。为此，张五常夫妇发表声明指出他们不能回美应讯，理由是“假古董事件”明显是个“阴谋”，他们无法在美国获得公平审讯。不过，香港和美国已经有引渡协议，如果美国当局发出引渡令，张五常可视为被美国通缉。

扑朔迷离，又蹊跷曲折。现在，不知该案怎样了，五常君是否常回香港的家看看呢？涉嫌“阴谋”说起来倒令人浮想联翩--——那便是“假古董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阴谋？2006年01月05日  新浪财经

半夜西北风 火车为什么变得越来越狰狞

从经验看，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青春。这期间，如果要出远门，搭乘的交通工具往往就是火车。如果把火车和站台搬上回忆的银幕，闭上眼睛许多的难忘便会涌上心头，即便没了印象，情愫却依旧缠绵。

在古陶诗作《火车呼啸着飞驰而去》里有这样一段：火车大声吼叫着进入秋天/挟裹着巨大的能量/这只钢铁之兽/惊起了白杨上的鸟儿/树叶纷纷飘散/它究竟要带走什么……徐志摩在《火车擒住轨》里说：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过池塘、群蛙在黑水里打鼓，过噤口的村庄，不见一粒火；过冰清的小站，上下没有客，月台袒露着肚子，象是罪恶。这时车的呻吟惊醒了天上三两个星，躲在云缝里张望……

火车虽是一种交通载体，但火车带给人的却远远超出了功能范畴，它时常在情感和命运之间为人们穿针引线。

之所以浮想联翩，是因为朋友一番话。

星期天，与朋友在茶馆聊天。茶还没上来，朋友就迫不及待打开了话匣：你算算，离过年也就二十来天了，每年回老家过年真难啊！难就难在买不到火车票。家里五口人都回去，容易吗？听讲直达特快提前20天预售，前天，也就是星期五晚上，九点就去了北京站，售票员说零点至8点出售26日直达特快。看看时间还早，就去王府井、天安门溜达，冷了就去肯德基喝点饮料，一直熬到快12点赶紧折回火车站。十几个窗口都排着队，队不算长，大概三四十人样子，每个排队的人都非常欣喜。十二点到了，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都没有动弹，焦急的去窗口一问，原来所有的售票电脑都死机，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电脑恢复正常了，但26日发往杭州、合肥、南京等所谓热线却都没票。于是，大家都骂，骂第一时间来，买首发站车票竟买不到！骂车站太黑！骂累了，大家只有叹息。骂售票员，没用，票不受她们控制，谁呢？大家都在想。找谁理论呢？找鬼啊！买软卧包厢可以，但票价比飞机还贵。最后，朋友叹道：与其这样，还来受这个罪啊！深更半夜西北风，火车真越来越狰狞了。

在此，大家都有同感。平常还好，一到逢年过节，火车就变的象只猛兽了，让人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不安。呜呼！与人一生中最美好时光相关联的火车，这会怎叫人发出狰狞的感叹呢？

火车如此，人又岂不这样？

纯朴敦厚、勤劳善良是中国农民的贴身写照，但《一个民族需要传统》却打破了这个传统。《传统》一文指出：云南有个地方叫文山，文山很穷，有很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但是文山有一个村子却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致富门路——拐卖婴儿。曾经一度，全村百分之七十几的成年人都加入了这个新行业，人称拐卖村。年初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久久不能释怀。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做犯罪违法的事情，会让全家人抬不起头来。一家人做无本钱的生意，会让全村人瞧不起，连他们家的孩子都找不到人玩。而整个村子从事不名誉的职业，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要知道，盗亦有道，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拐卖婴儿属于最损阴德的恶行之一，怎么可能成为整个村子的生存和生财之道呢？这个村子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价值感、成就感从何而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选择这样一种生存方式？难道仅仅是因为穷吗？

话说过来，我那朋友深夜第一时间、第一站点去买车票，却买不到，难道是火车站没票或卖完了吗？从时间上来说，朋友要买的票的确紧俏，但如此时刻、如此地点不能说一张票都不卖、买不到啊。否则，火车站搞提前20天预售干吗？可见，所谓预售名堂多多，甚至让一些人也可以“做无本钱的生意”，是个别人还是整体的不得而知。

文章还指出：一个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一家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家人有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村子，很多村子都偷东西，“光明正大地”偷东西，那一定是社会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官员的腐败会对一个国家造成直接的危害，知识分子失去操守会使一个民族看不清道路、找不到方向、丧失活力和动力。但是，如果草根阶层整体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肯定，失去了自尊，失去了内在的道德感，将是一个民族的灭顶之灾，此顾炎武之“亡天下”之谓也。

常言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纵横比较，一纸簿簿的车票又算的了什么呢！

过去，火车上的条件虽然简陋些，即便刮风飘雪的日子，但回忆起来还觉得温暖，喷着黑烟的火车依然叫人留恋。那些日子，难道就是传统的日子？回忆，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狰狞。2006年01月10日新浪财经

张五常老人家说话比一二十岁的还愤青

前段日子，有人写了篇文章，问任志强到底是愤青还是斗士。任志强不买账，说自己不觉得自己是愤青。该文指出，任志强几乎每个月都有“意见”喷发出来，总是将自己置于硝烟味十足的“观点战”中。针对出台的政策、针对市场的热点、针对地产的规则……从地荒论到为富人建房论，从土地供应到福利住房，从房产税收到物业权，任志强都直言不讳，丝毫不留情面。而为富人建房的理论，更是招来网上骂声一片，被众多网友围追堵截，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真可谓是一语得罪天下。

说实话，撇开观点和想法，读后倒觉得任志强添了几分可爱。面对围追堵截，任志强一直坚守自己的观点，若不是利益使然，应该说任志强这种精神令人乱目。尤其要说的是，在骂声里任志强并没对众人“以牙还牙”，而是将自己的执着一次又一次地抛向高潮，以至有人发问：到底是愤青还是斗士？愤青一说，将任志强凸显得单纯。

如是看，愤青并不是某一类群体的专利，愤青搞不好就弄到自己头上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受张五常先生“国内愤青骂我的多”启发。

事实上，五常先生应该也算是一个标准的愤青。不提他一贯风格，仅从他《向我提出问题的少》里第一句话，我们就能够读出来了。他一张口就劈头盖脸地说：互联网无疑是人类的一个奇怪发明。什么叫奇怪发明，一般思维的都说是伟大发明，或了不起发明，但五常先生偏偏要用“奇怪”来表达，由此突出了个性的“无常”。老人家七十多岁了，但说起话比一二十岁的还“愤青”。

话说过来，愤青又有什么不好呢？李敖，大家都晓得，也都领略过，你说他愤青不愤青。多数人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愤青愤得可爱。据说，最近他提出要竞选台北市市长，如果当选了，可说他就是一个愤青市长，而投他票的选民自然也逃不了愤青之嫌疑。不经意中，也许你我就掉进了“粪青”。既如此，大家就应该把握得体，以免弄赃了衣裳。

话说回来，五常先生为什么要说是奇怪发明呢？先生解释道：自己不用计算机——没有兴趣，也懒得学。网上的言论是同学们提供的。同学说，区区在下的文章的点击率往往列前茅，可喜，但又说，往往给网上青年骂个半死，可悲！无所谓，但要是我没有横眉冷对万夫指之能，说不定早就一命呜呼。不用计算机，一于懒理，是生存之道。有时不懂先进科技是上帝的祝福。其实，计算机也好、电脑也好，已经是现代中国最普通且普及的生活和办公工具了，作为辈分和名望颇高的先生说不用它，的确令众人奇怪，同时也叫人更加深刻地领略了先生的“愤青”功夫。于此，“往往给网上青年骂个半死”，也加重了先生对计算机的“愤青”罢。至于，“有时不懂先进科技是上帝的祝福”一说，更可见先生有时候对上帝也有“愤青”之情绪呀。

还是那句话：愤青有什么不好？五常先生愤青，说明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身体健康，虽素不相识，但还是为先生的愤青而高兴。从某种意义上，愤青能让老人更加充满活力，所以先生于“不懂”的瞑瞑中获得了上帝的祝福。

当然，愤青不是骂人，骂人也不叫愤青。

五常先生借同学嘴说：今天在国内要成名，法门是骂，骂、骂、骂——骂名人，骂国家。同学还说，香港网上客的意识与国内的很不一样：没有愤青，英语水平较高，论事较为客观。几天前晚上，五常先生突然顿悟：香港网上的青年喜欢提问，但国内的却近于完全不问。而且，五常先生还一言惊醒梦中人，令两同学赞赏其洞察力。不仅于此，五常先生还无可置疑：与香港的青年相比，国内的青年——尤其是愤青——是不喜欢提出问题的。他们给我的感受，不是高傲，也不是无心向学，而是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之，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他们通常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对错分明，不考虑灰色地带，推理逻辑一塌糊涂。

同是炎黄孙，同是中国人，五常先生说这番话岂 不是明摆在挑唆两地青年搞对立吗？

不久前，先生在自己的文章里还说：我是个不崇不媚的人，喜欢凭独立之见来去纵横，但对西方的文化与科学的很多方面衷心佩服。爱欣赏，有本领信手拈来占为己有，但不认为自己是个崇洋媚外的人。为此，笔者也提笔称赞：读起来叫人挺欣慰，因为张五常是个不崇不媚的炎黄子孙。可是说起“愤青”，怎么就变了呢？是言不由衷还是愤青过头呢？

一段话叫人又搞笑。

先生说：想了好一阵，我的解释是愤青不问起于文革与思想教育。文革三十年前玩完了，但其后遗症可以隔代相传。那些霸气十足，有“清算”味道的文革意识，今天国内的青年有之。查阅资料，愤青的解说跟先生说的查不多，只是要补充一点：“愤怒青年”这个称呼早在1970年代的香港就已经出现，当时特指一班对社会现状不满，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别于美国“性解放”时代的“嬉皮士”。可见，先生打文革“算盘”还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先生倒是霸气十足且有“清算”的味道。

最后一句，笔者倒十分欣赏——告诉国内的青年一个秘密吧。你要在经济分析的内容上难倒我这个老人家，成功机会是零。但如果你提出一个天真的浅问题，有机会盲拳打死老师傅。当年我就是这样求学，这样杀出重围的。

永不言败,愤青溢于言表,但要随时提防——盲拳打死老师傅吆！先生七十余岁了，竟有如此旺盛之斗志，谁又能说张五常先生不可爱呢？2006年01月12日新浪财经

怕挨骂根子在学问虚 经济学家不能落伍

截止昨天21点54分，《骂人是有罪的》给左小蕾引来“流言”1102条，面对“飞语”左小蕾也许不会无动于衷吧？说起来真划不来。本来是来拉架劝架的，不想左小蕾竟沾了一身腥，想想真不上算。

话说过来，左小蕾真是来劝架的吗？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这里有两点值得说说。说说不是骂人，所以也就不怕被抠上“有罪”的大帽子。

常言道：言多必失。左小蕾在美读过博，比起“土鳖”们就更加快人快语。她在《骂人……》第一段落最后一句说：有一朋友悲呼“我的祖宗八代都被骂了！”。可见，左小蕾是打抱不平来了。其实，这并不是问题所在。

讲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也好象算得上是一个经验——相亲或相对象时候，往往第一眼就能够定下终身，演变为成语就被写成四个字叫做一见钟情。见第一面重要，说第一句话也不能忽略。

左小蕾第一句说的是什么呢？

她说：最近，网上“时尚”骂人，不论是前辈高手还是后辈新人、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不论是官员还是草民，不论是知名人士还是普通百姓，只要说了那些人不顺耳的话，写了那些人不顺眼的文章，就会遭遇各种谩骂，无一幸免。好了，在此打住。试问，谁在骂草民和普通百姓，被骂的草民是谁？相信左小蕾不好自圆其说。在堂堂公民社会，称普通百姓为“草民”，左小蕾真是岂有其理！是别人在骂，还是自己在骂，傻子都听得出来。

左小蕾接着讲：网上骂人者往往就针对某人士在一次论坛上的某一句话，或者是某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可能根本没有认真读一读原文，也不去想一想别人是否真有道理，就断章取义，截头去尾，胡批乱骂一通，“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话说过来，张口闭口草民草民的，你不“随心所欲”，别人就不可以随心所欲了？

即便如此，左小蕾说的也不是一点没道理。

她说：“骂人”是一种人身侮辱行为，是侵犯他人名誉。任何人在大街上，在单位里，在街坊邻里等等所有的公开场合随便骂人，一定轻则遭到谴责……她问：试想网上如出现反标，一定很快追查。为什么对网上侮辱人者就网开一面呢？即使是“网吧”，也不是没有办法监控的。一旦追查到相关的网址，骂人者应该被追究，承担法律责任，严肃法纪。她也承认，网民实际上大部分是一些有“文化”的人。而侮辱人的人肯定是这一群体中的少数人。看来，左小蕾也并不认为事情就严重到“耸人听闻”。但言外之意，左小蕾又好象不属于“这一群体”，不是文化人左小蕾又属于什么人呢？

快结尾时，左小蕾抱怨：网上一些人……与“文革思维”如出一辙。结尾时，左小蕾来个“回归”。之所以说“回归”，是因为她开口就说：网上“时尚”骂人。作为首尾呼应，她呼吁————代表现代文明、现代信息载体的网络不能“变态”成“骂人”、“发泄”、甚至“煽动”某些不正当情绪的藏垢纳污之处……在此，品尝过欧风美雨的左小蕾，为什么对网络如此失意、如此失落，乃至拿“文革思维”套“网络思维”呢？

不知是“如出一辙”，还是巧合。前几日，张五常先生也发过类似的牢骚。

张先生开口说：互联网无疑是人类的一个奇怪发明。老先生自嘲：自己不用计算机——没有兴趣，也懒得学。不用计算机，一于懒理，是生存之道。有时不懂先进科技是上帝的祝福。老先生比左小蕾更直率，也更自信。他告诉国内青年：你要在经济分析的内容上难倒我这个老人家，成功机会是零。今天，对于张先生这样一位老人，且是位赫赫的学者，我们一要尊敬、二不能计较，但对于左小蕾却不能不提醒几句。

与其说左小蕾打抱不平，或呼吁还民风、还人格、还之魂什么的，不如说她对当代经济潮流有些“缺钙”，所谓经济“雪茄”也都是些某领域或局部的研究者，“缺钙”也不算希奇，别人不见怪、自己也不要见怪啊。

之所以这么说，回顾一下历史就明白了。

说起来有五年多了。2000年10月17日这天，位于北京国贸的实华开网络咖啡屋迎来了一位尊贵客人，他就是正在携夫人周游世界的《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托夫勒对媒体说：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3年，那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朋友们一起讨论信息技术发展、变革的问题。2年前，国家计委秘书长告诉我中国大约有1000万人在从事第三次浪潮的工作。当时我还认为他在夸张，但现在我了解到的是，中国的网民有1800万，而网络咖啡屋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条件，利用互联网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中国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革，它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变，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从第一次浪潮直接跨越到第三次，美国是从农业化，工业化发展到信息化，而中国有一次机会可以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中国在未来5到10年内发生的变化，不仅会影响中国，还会影响整个世界，将改变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现在，看看中国经济，再瞧瞧富豪榜上，以及纳斯达克上的中国网络英雄们，由不得你不赞叹托夫勒的眼光和胆略。

面对在场的中国网络界人士，托夫勒告戒道：从经济角度来说，我原来没有想到互联网在经济上能有这么大的使用价值。IT行业可以减少很多交易的费用，所以它对经济有很重要的影响，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工具，不论人们是否利用它，历史会证明一切的。在大变革的转折期，不要期望风平浪静的转变，只能是巨浪滔天。工业革命就是如此，当时有很多人失败，也有人成功，但是工业革命并没有失败而是成功了。在中国，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信心。有些人要变革，有些人不要变，这之间产生了矛盾。新旧思想的斗争，有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的冲突。我们应该有信心，不仅要变化，还要在变化中有创新。有些冲突是积极的进步的，有些是暴力，不和谐，我们的责任就是支持那些好的，制止那些不好的。

一切尽在老托意料之中。

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飘洋过海喝过洋牛奶、啃过洋面包的经济“雪茄”们，平时的确要多吸收一些诸如托夫勒先生的眼光和胆略来武装自己的学识，不要以为学几句洋话、嘣几句洋词就能把“文明古国”的文化发扬光大了。否则如同雪茄，老不“吸”就熄了。即便到过西天，又没取到真经，不光食洋不化，而且“思维文革”，那么就尽量少说，更不要诈唬吧！贻笑大方，惹怒找骂，逞能何必呢？

一句话，我们国内这些据说比世界上所谓能称作经济学家总数还多的经济学家们，要想在世界上立住脚为国争光，就应该沉入基层多做些调查和研究，多做些于国于民有益处、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才能够赢得由衷的尊敬和由衷的称赞。到那时，谁骂就真的有罪了。

可谓无银三百两。从“经济学家不是让人骂的”背影里，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心虚”二字，其它暂且不论，至少学问是虚的呀。尤其是，一见着几只螳螂、蚂蚱，就大惊小怪、痛不欲生，殊不知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的。第三次浪潮还在汹涌，第四次浪潮就快朴面而来，经济学家或从事经济理论的学者专家们，都应该去把握时代的脉搏、肩负起历史的重责！否则，就会落伍甚至被淘汰。2006年01月17日  新浪财经

耿素玲代表的建议是不是在开历史倒车

说起来不怕笑话，这几天为车票的事情正犯愁。

前几天，合肥老表打电话来要帮我买票。感激之余，又觉得很无奈。老表供职于政府机关，与旅行社有些接触，知道北京至合肥的火车票难买，就托人找北京这边的旅行社。碰巧，女儿同学妈妈是售票点的售票员。斟酌再三，还是选择找同学妈妈帮忙稳妥些。尽管同学妈妈答应帮忙，但还是告戒说自己也要想办法，不然到时真走不了。之后，提前20天、10的直快、临时车卧铺都没买着，现在只有等提前四天的预售票，靠冒险碰运气了。想想有点后悔，旅行社帮忙不谢绝就好了。嗨！在北京的外地人真难，过大年都难心呢。

其实，也不必难心，在老家在外地的北京人与居住在北京的外地人都是一样，只有与外地不联系或外地没亲人的北京人没这个体验。真是谁不养孩子，就不知道肚子疼！

话说，不知道肚子疼的大有人在，但不一定就没养过。

近闻，在本月上旬举行的朝阳区人代会上，朝阳区人大代表耿素玲提交了一份《关于向在北京居住两年以下的外地人员征收商品房税的建议》。她建议的主旨是：外地人员在北京购买商品房应该缴纳北京地方税。其实，每年这会那会总有一些所谓代表建议要伤及大众情感，究其原因，只能用两字表达——轻狂+无知。

翻阅中外历史。一个国家人口和睦大流动时期，往往说明一个民族正处于鼎盛阶段。耿素玲代表的建议，岂不是在开历史倒车吗？

她称，北京的公共设施是北京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非北京人购买北京房产，使用围绕房产的一系列公共设施，应该尽纳税人的义务。农民工在北京工作尚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而外地购房人购买北京房产不交纳北京地方税。在此，耿素玲将“北京人”三个字当成大棒子，竟然还拿农民工说事。北京人与非北京人到底有怎样的区别，她并没有完全说清楚，或话到嘴边了没敢说，或说出来怕羞。先人说：人之初性本善。耿素玲心知肚明——人性难违，尽管说了“难违”的话。

关于北京，首都之窗里是这样介绍的——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世界闻名的历史古城、文化名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这里荟萃了中国灿烂的文化艺术，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北京最早见于文献的名称叫做蓟。公元前十一世纪时，蓟国是统治中国北方的西周王朝的一个分封国。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中期，位于蓟国西南面的另一个封国燕，吞没了蓟，并迁都于蓟城。从这时起，直到公元前226年燕国被强大的秦国所灭，蓟城一直是燕的都城。据考古学家考证，当年的蓟城就在现北京城区的西南部。

公元938年，蓟城成为辽的陪都。辽是崛起于中国东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人建立的。因为蓟位于它所辖的疆域的南部，所以改称南京，又叫燕京。一个多世纪以后，另一个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将辽灭亡，并于1153年迁都燕京，改名中都。1214年，金朝因受到新兴的蒙古族军队的进攻，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第二年蒙古铁骑入占中都。1267年，蒙古族首领忽必烈下令在中都城的东北郊筑建新城。四年后这位首领即在兴建中的都城内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元朝。1276年新城全部建成，这便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之为"世界莫能与比"的元大都。从此，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汴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并延续到明、清两代。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的首都，古城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北京有史以来的记载里，不知耿素玲祖先是不是就一直生活在过去叫做蓟、现在叫做北京的这个地方？如果不是，不知道耿素玲家谱是怎样记载的？明朝、清朝还是民国，耿素玲最好给大伙呱唧呱唧。金朝还是辽代，甚至西周王朝，谁也不敢保证说不。不然，耿素玲为什么张口闭嘴唠叨“非北京人”呢！

耿素玲是北京人无疑，因为她优越感特强，泾渭也特别分明。

话说，现在的北京不是原来的北京，更不是古时的北京。北京，西周时叫蓟，辽时称南京又叫燕京，元朝时叫元大都……到了民国叫北平。于此，耿素玲的“历史沿革”到底落脚哪里呢？哈哈。想必，耿素玲自个也弄不清罢！既然弄不清，干吗要犯轻狂啊？话说回来，耿素玲怎不提外国人缴纳建议呢？若按耿素玲建议，不说平民外地人，连进出频繁的京官们也要遭罪了。耿素玲不是犯混，又能是什么呢？

说个笑话。

虽是笑话，但也是个沉重的话题。两年前，当非典肆虐的时候，凡进出过北京的人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严格的盘查和监督，隔留一个星期是常有的事，而北京人在外地更是人人回避。北京人怎会是这样，由不得你不去不想。即便这样，各地支援北京的物资源源不断，大批医护人员源源开进，正是在外地人无私可敬的帮助下，北京才走出非典的阴影。北京人外地人都是中国人，区别的只不过你耿素玲比有些人先来几天而已。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首都则是全中国人的，并不是你耿素玲拿板凳先占着“地皮子”就是你的了，依照现行法律“地皮子”即便让你买了也还不属于你的；即便你长生不死，也还有天灾人祸或地崩山裂呢。

叫嚣非北京人应该缴纳，说重了有“种族”歧视之嫌疑，说轻了就是信口在开河。我们呼吁：人大代表亟待提高素质，没素质怎能当好人大代表？2006年01月20日新浪财经

一张车票为什么让我们想到许多许多

一则消息，说的叫人揪心：19日11时许至20日凌晨，3万余名出京旅客滞留西站；与此同时，数万名急于回家的旅客又源源不断地从首都各个方向涌向站内。10余万名旅客一时将西站塞了个水泄不通。面对严峻形势，有关部门紧急应对，展开了一场春运遭遇战。

与春运对应。火车票拼命加价不说，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旅客还要遭遇票贩子的盘剥。票贩子，既有小的也有大的，既有前台的也有台后的，百姓真苦不堪言。

新闻解读一：车票刚刚开卖就“卖光”算不得什么神话，还有没开卖就卖光了的呢。而这样的车票只要你肯于加价，总是能买到的，活跃在各个角落中的票贩子总能幽灵一般出现在你的眼前。至于有些铁路部门和票贩子之间究竟有什么猫腻，大家慢慢体会去吧。为什么才刚放票，这么多同方向的列车一瞬间就都出现车票售完？我们无处得到答案。

新闻解读二：铁路春运涨价凭什么不按相应法规的要求开听证会？铁道部曾这样解释：自2002年铁路票价听证会之后，2003年、2004年的票价上浮均沿用了2002年的听证结果。2002年由国家发改委举行的那次听证会不仅仅是针对某一年的春运来进行听证，而是对包括春运、暑运以及“五一”、“十一”节假日期间建立一种票价浮动机制，不能表示每年春运都要专门举行价格听证会。

新闻解读三：时近年关，火车站又要进入人山人海的忙碌状态了。一想到为了那难求的一票，不得不在刺骨的寒风中排队等上数小时，而结果却不一定能够买到票，就心有余悸。拨打了北京站的订票热线近50次，竟然没有一次能够打通，不是线路忙，就是网络故障。电话不行，就上网搜索，而北京站网站显示的则是：“建设中”。这就难怪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乘客顶着寒风排队排了半天，好不容易排到窗口了，竟被告知没票了。

一票难求，连花钱都难。难，可谓难上了境界。

回家过年，天经地义。但许多人既要承受加价之痛，又要吞下盘剥之苦，还要洗礼遭遇战，我们的有关部门难道就一点没有责任、没有缓解之苦的义务吗？

据报道，此前国家税务总局介绍，去年中国税收收入达到30866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首次突破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0%，增收5148亿元。与税收呼应，中国的贫富差距却几乎创下世界之冠。研究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9，在全世界处于第二平均的位置。到了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7，是全世界第二不平均的国家，全世界最不平均的国家是拉丁美洲，基尼系数为0.50。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由全世界第二平均的国家变成全世界第二不平均的国家，这个变化速度在全世界处于第一。

税收一味猛增，贫富愈加分化，车票年年涨价……为什么我们离“平价”时代就渐行渐远了呢？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环顾周遭，一些福利国家一直为世人所羡慕。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英国。1942年，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贝弗里奇提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建议，史称 “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以消灭贫困、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社会病害为目标，制定了一个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计划。其主要特点是：把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国家责任确定下来；把救济贫困的概念由原来的救济贫民变为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1945年英国举行二战后第一次大选，工党提出要将“贝弗里奇报告”从理想变为现实，因而深得人心，最终以绝对多数在大选中胜出。工党执政后，即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立法，最终使英国形成了包括失业、伤残、疾病、养老、死亡、家庭津贴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已成为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之所以被提出，在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长期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奉行“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原则，尽管也实行了《济贫法》的一系列措施，但仍无法解决社会贫困问题，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悬殊，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福利国家背景深刻，但它毕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缓和了社会矛盾。由于需要强大的财力做后盾，世界上除英、德、法、丹麦、瑞典、挪威之外，真正实施福利国家措施的并不普及。当然，福利国家也不是尽善尽美，也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在经济重压下，福利国家实施的一些福利政策也都偃旗息鼓了。尽管如此，也不能防碍我们去领略和借鉴。

一叶知秋，以小见大。从一张车票，一张能在空中飞扬的纸片里，也许让我们想到许多许多……2006年01月23日新浪财经

张五常用自己的论据打倒了自己的论点

不得不佩服，张五常毕竟是杆“老枪”。“反对补贴农业，因为这会害了中国农民”，这话也只有张五常敢讲。

话说过来，老枪也有走火的时候，不是打自己，就是打别人，或者悠忽出一个“哑弹”，把别人和自己都吓一大跳。张五常所云，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补贴农业有一万个理由，反对补贴只有一个，或者明目张胆的只有一个。

为给自己论点找论据，张五常先生颇费了一番心思。

先生说：少小时曾经在广西的农村捱饥抵饿，对农民的苦况知得清楚，而农作的程序早就耳闻目染。长大后，三十岁，动笔写《佃农理论》，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农业资料知得详尽，其后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两年多前再搞摄影，去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山水话神州》的摄影集，对农民全面颂赞，可能是唯一的以中国农民为主题的艺术摄影书了。在此，我们完全理解先生的情感，也能体味先生阅历的点滴，但情绪不能替代理智，主观不能掩盖客观。过去的《佃农理论》已很难适用于现在的农村和农民，“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农业”与现在的农业更不可同日而语。

先生还说：我们可以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去。前者不智，后者可取。人多地少，耕地更少，农民的人均耕地不及两中国亩，生活不会有奇迹出现。我反对补贴农业，因为这会鼓励农民留，长远一点看是害了他们，也害了国家。

其实，从字面上理解，先生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农民留与不留并不是一个农业税就能决定了的。如同先生说的那样——这些年农业税原本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而年多前起好些地区开始不抽。有些地区按农民户口抽人头税，下降了。这样看，从农民的收入衡量，最近废除农业税对农民的帮助不大。既然不大，那么怎么会得出“害了他们，也害了国家”的结果呢？

所以，张五常先生所说的“反对补贴农业”事实上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先生用自己的论据打倒了自己的论点。不是伪命题又能是什么呢？

从概念解读。农业税是国家依法向从事农业生产并取得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所以习惯上又称为“公粮”。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统一了全国的农业税收制度。《农业税条例》是农业税的基本法律。各地实际执行时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确定所属地区税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25%。

从历史沿革看。《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秋七月，初税亩。”春秋时期的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成为征收农业税的最早记载。从那时至今，中国农民缴纳“皇粮国税”延续了2600年。在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全国共从农民手上征收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从2000年开始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原来由农民负担的费也被纳入税里，农业税比例有所增加。2004年，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

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至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如今，立法机构通过表决，将存在2600年的农业税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了。

分析认为，废除农业税条例，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从深层次来说，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立法机关真正意识到法律的终极价值所在；废止农业税条例，充分体现了公民的意愿，保护了农民的利益。2001年，清华教授秦晖发表以一篇题为《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的论文。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此论文上作出批示，由此定律世人皆知。仔细思考，与其期待世人皆知，不如期望警钟长鸣吧！

话说，所谓定律不过是一个经济现象。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中他对唐至明的历次田赋税制作了比较和分析，发现历代王朝都会鉴于农民的不堪重负，改费为税，进行改革。此类改革都会在一定时期内开创“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的局面。但是时间一长，政府淡忘了变“杂费”为“正税”的改革，又会巧立名目，将各种摊派之“杂费”推出，而不顾“正税”中已包含“杂费”的事实，结果旧“税”不去，新“费”又来，农民赋税加重；以后又再度出现将“杂费”转入“正税”的改革。如此循环往复，每改一次，农的赋税愈来愈重。

当今，为走出定律怪圈，有人提出：一是让农村变成工商型的社会，二是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体制改革。前者使政府的开支不再依赖农业收入，后者则可以从根本上堵住政府自身膨胀的路。对此，中国农民早就作出了回答。远的不说，看看数以亿计的民工返乡潮，置身于从传统中走出的现代农民和民工大军当中，你就会感到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都正在转型。假如有空，再去小集镇走一走、瞧一瞧，农村也好、农民也好早就是今非昔比，尤其是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般变化。

一句话：我们不能用传统农民的思维去看待农村、农业和农民了！否则，将会把别人和自己都吓一大跳。2006年01月24日新浪财经

吴敬琏担心是多余 改革到底是为谁服务

狗年伊始，对中国改革的反思又掀波澜。

有人考证，我国汉字中带“犬”旁的字达几百个。自古以来，狗常遭世人贬斥：狗苟蝇营、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延残喘、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眼看人低、狼心狗肺……然而，狗很忠诚。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清代李勉有诗云：谁家庭院自成春，窗有霉苔案有尘。偏是关心邻舍犬，隔墙犹吠折花人。狗年谈狗，自然把矛盾的情绪宣泄给我们的思维，对中国改革的反思在不经意中添了一份理由。

日前，吴敬琏评价说，一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十几年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他们指称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吴敬琏说，这些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在此，笔者对吴敬琏以上观点不敢苟同。

诚如吴敬琏所说——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面临着崭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在这里，既然“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吴敬琏干吗要搬出“老近卫军”，又“自残”为自己或别人反扣“机会主义”和“自由化”大帽子呢？须知，中国改革都20多年了，所谓“老近卫军”早都“入土为安”了，僵尸腐肉还有人企图招魂啊？鬼都不信！

因此，吴敬琏所谓“这些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之担心，是完全多余的！

事实上，我们在对改革的筹划和实施，以及对改革的评价和反思中，我们一直坚持不放的是“纯经济”标准，没有去触及或关心改革的“社会性”后果和结果，以至辩来辩去并没找出公众满意的答案。

一月初，在《改革不是儿戏 经济学家不能当冷血动物》里，笔者曾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系统工程，也是历史工程，改制、重组、退出、上市等等，应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是国资委“一家之言”就可以摆平的，更不能囫囵吞枣、报些数字或抛一批企业、上市几家公司就搪塞交差了。否则，就是虎头蛇尾、遗患无涯！也有悖于国资委成立的初衷和肩负职责。尤其要说的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提及改革的时候更要更多谈些责任和人道，不要动辄就“现代企业制度”或“法人治理”的，将改革和发展的目的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句话——国企改革不能儿戏，也不是儿戏。

改革不是儿戏，更不是经济学家一家之言就能决定了的。经济学家也不要过分地抬举自己，以免自找苦头自己为自己背上历史的十字架，还要饱受诅咒。

宏观视野看。改革既是社会工程，也是历史工程；既是经济工程，也是政府工程。因此，在探讨改革、分析改革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学家就必须胸怀远大、目光高瞻，尤其是不能把思维“掉到钱眼里”了。

二十余年来，改革天天讲、年年谈，但改革的“属性”是什么呢？似乎并没引起怎样足够的重视，几乎被改革成果和成就等等“美丽”掩盖了。腾然回首昔日星辰——改革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听起来似乎简单幼稚，但这却是一个大是大非、事关改革成败的核心命题。

六十四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作总结时曾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同样，我国的改革已经走到目前地步，改革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我们的改革是为群众，并考虑怎样服务群众了吗？

接着，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说：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O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同样，反思一下我们所开展的改革，改革是为什么人的？这个早该解决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还有没有——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呢？

在解决了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后，毛泽东又指出：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在此，我们一谈改革，动辄就是改制多少家企业，或抛掉多少人包袱，标榜所谓一次到位的彻底改革——好比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而是从空中去提高的。至于从什么基础上提高的，又能够提高到哪儿去，纷争的社会万象和错综的社会矛盾已经给出了鲜活的答案。一句话：改革到底是为谁服务的，该好好问问并作出反思了！2006年02月15日新浪财经

任志强是这个世上最为胆大泼辣的深喉

深喉最简单定义就是——事件背后所发出的那个更深层次的声音。深喉为人们熟知，源于一部叫“深喉”的限制级影片。感官上，深喉给人的印象：哽在嗓中，欲吐不能，欲咽不果，不是痛，却是痒，而又抓挠不到，实在是难过。

去年，水门事件里的“深喉”终于给大家解了一时之痒。被猜测推断三十多年的神秘线人——原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费尔特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报道说，三分之一个世纪前的背景、事件、过程，又一次激起了人们的兴奋，这一新闻成为刺激人们神经的又一话题。

为此，有人大发感慨——时至今日，人们对深喉的动机还是猜测不同，褒贬不一。当然，既可以披上出于个人良心道德的社会正义感的美丽外衣，又可归结为出于一己私利亦或因得不到权力重用而不满尼克松的报复。人们做事，有时是因为某种已知的原因而行动，而很多时候，是在行动之后为自己安上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其实我们凡人在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又有几个会非常清晰明了自己行为的真正动机呢？往往，摆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说给大家听的，既作为掩饰又被用来说服自己；而实际真正的原由，那个水面下的冰山，恐怕只有不为人知的潜意识去自我控制了。

在此，阿蒙呱唧的便是——不为人知的潜意识去自我控制的深喉。其实，这种深喉也可被分成两类，一类是通俗意义上的深喉，一类则是另类意义的深喉。这个另类就是如任志强般的，把社会背后深层的东西随时“暴露”的深喉，他所传达的是深喉们还没来得及传达的声音。志强先生不仅是另类深喉，而且是可爱的深喉，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志强先生“深吼”得坦荡、明白，让大家一点儿没什么悬念和幻想。

事实就是事实，尽管你我不一定愿意接受，志强先生“深吼”出来的东西却是铁铮铮的事实。

所谓任志强语录集，有这样几条：

1、“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

2、“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具有暴利。”

3、“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4、“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

5、“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以前不会出现泡沫！”。

其中，会不会出现泡沫很难预料，其它“狂言”你又怎能说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呢？叫人嘴嚼的仅在于，话让任志强说了，别人没说也未必敢说，而这就是任志强可爱之处！因为，任志强打破了“行规”，同时也得罪了行内许多的人，假如“行外”的人们再去鞭挞任志强，志强兄岂不两头受气吗？！

所以，任志强说的再有不是，他毕竟是深喉，而且是一个可爱的另类深喉——在这个世上，有哪个深喉能有任志强如此胆大、泼辣呢？

一句话，任志强打破了深喉潜规则。志强先生当过兵，也吃过苦，所以他不为人知的潜意识始终在自我控制着自己。任志强啊，任志强啊，终于看透你了？！

2006年02月23日 新浪财经

任志强潘石屹上演二人转 最大赢家是谁

姜还是老的辣。作为对潘石屹一封公开来信的回应，任志强直言：小潘的无知——回信！如同老任一贯风格和性格，听起来似乎结结实实给了小潘一耳巴子。

在《张五常老人家说话比一二十岁的还愤青》里，笔者曾这样评价过任志强——前段日子，有人写了篇文章，问任志强到底是愤青还是斗士。任志强不买账，说自己不觉得自己是愤青。任志强几乎每个月都有“意见”喷发出来，总是将自己置于硝烟味十足的“观点战”中。而为富人建房的理论，更是招来网上骂声一片，被众多网友围追堵截，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真可谓是一语得罪天下。说实话，撇开观点和想法，读后倒觉得任志强添了几分可爱。面对围追堵截，任志强一直坚守自己的观点，若不是利益使然，应该说任志强这种精神令人乱目。尤其要说的是，在骂声里任志强并没对众人“以牙还牙”，而是将自己的执着一次又一次地抛向高潮，以至有人发问：到底是愤青还是斗士？愤青一说，将任志强凸显得单纯。

事实上，任志强并不单纯，但却直率，这是不争的事实。

话说回来，这回任志强为什么要“以牙还牙”呢？因为，还牙的对象不一样，这人是任志强的同行，而且也是一个更会“煽情”的媒体高手潘石屹。凭独特形象和语言，潘石屹出口便成新闻，露面便可以代言广告，对于这样一个人，任志强“还牙”必有其道理！即便破了不还牙的戒，也是情由可原的。

那么，潘石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以下一段文字似乎是潘石屹自己的“自画像”——娱乐化地产商人 潘石屹，人称老潘，甘肃天水人，身不高，体不壮，头发不浓密，但身手头脑均敏捷矫健。年龄未及不惑，吃过文革的苦，享过改革的福，故能上能下，可屈可伸。一个已经基本娱乐化、善玩概念、精于反策划的地产商人，潘石屹——永远不做大多数。

的确，潘石屹实践了“永远不做大多数”，属极小数之列的潘石屹业绩斐然：1987年在深圳和海南开启了房地产开发生涯。1992年，与人合作共同创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开发出一系列房地产项目。1995年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开发了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分别为：SOHO现代城(10幢30层高的大厦，共包括2200套公寓和商铺)；博鳌蓝色海岸(115栋河畔豪华别墅)；建外SOHO(北京心脏地带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之一，为北京引领创建了一个时尚现代化的商业社区)；长城脚下的公社(由12位亚洲建筑师设计完成的一个当代私人住宅建筑艺术收藏馆，并荣获威尼斯双年展大奖)等等。

在此，也验证了任志强回信所云：请问小潘为什么不在建外SOHO中盖一些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的类似于经济适用房价格的普通住房，让为这个社区服务的秘书、保姆、清洁工住在同一个区域中而免去交通来往之苦呢？你会说规划要统一、管理费要统一、建筑产品与风格要统一等等理由，但结果是高房价已使建外SOHO成为了富人区。

其实，两人的唇枪舌战早有年头了，只不过没这回硝烟浓烈罢了。

有媒体报道说，2004年2月14日，很少同时出席同一个论坛的潘石屹和任志强两个地产大腕破天荒地一起出现在中国企业家年会上。针对潘石屹在自己的发迹之地海南提出的“今年北京房价定涨”的惊言，任志强一如既往地表示反对。双方辩论字字如刀，使充满悬念的2004年北京地产界更添疑云。一直在旁不露声色的任志强发言时用“小潘”来称呼自己这位多年的竞争对手。他的话暗藏玄机：“小潘说涨价，主要是他的楼涨价，其实，一个简单的道理是，GDP在增长、人们的收入在增长，如果房价不涨，就等于是跌价了。比如北京的房价增长10%，而人民的收入增长是13%，房价的增长没有超过人民收入的增长，那也就是跌。”说到激动处，53岁的任志强甚至用更为尖锐的话来刺激坐在身边的41岁的潘石屹：“其实小潘嘴上说最好公开，他自己干的事却没有一件是公开的。”二者的矛盾可见一斑。

去年春节刚过，有关潘石屹扬言“房价将涨20%”的报道沸沸扬扬，潘忙站出来喊冤，为此郑重其事地草拟了一份声明。据他说，该观点是在一个探讨2005年宏观经济的论坛上，任志强的发言内容。任发言后，由潘做点评，结果任的观点不幸被嫁接在潘的名下。接着，任志强也发布了澄清声明。说在那次会上，他是根据报告中“正在持续的房地产投资对基本建设投资中房屋建设投资的替代作用的结论”，预测今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长仍不会低于20%，而不是什么对房价的预测。

为了澄清，潘石屹总共发了两个声明。

声明一：我没有说今年房价要涨。2004年初，我写了一篇题目为《2004年北京房地产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文章，其中提到房价可能上涨，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攻击和谩骂。此后我都不再谈论预测房价。最近所有有关我谈房价的报道都是道听途说和不属实的……任总说房价一定会涨，要涨20%。但有些媒体可能没搞清楚，报道写成我说房价要涨，这是不实的…… 事实上，说今年最低上涨20%和2020年前不会有泡沫都是任志强———任总的观点，与我无关……2005年3月1日。

针对潘石屹第一个声明，任志强回应道：房价涨20%是杜撰。小潘再背黑锅，又一次成为房价上涨的罪恶之源，急得小潘不得不发帖子喊冤，一再声明自己不再谈房价，并企图将脏水倒在我的头上。于是我不得不向小潘学习，来个声明了……我预测今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长仍不会低于20%。注意是投资增长而非房价增长。并认为到2020年中国都不会出现房地产泡沫……小潘向我“攻击”的原因只在于百度网中公布我的相关网页数字远远超过了小潘，使小潘比较郁闷，在创造一个胜出的挑战机会。我并不关心小潘在说些什么……2005年3月7日。

声明二：在红军长征路上想到的。任总发表声明了。声明中的小潘就是我潘石屹，生于1963年11月14日，过了40岁，奔50岁去了。但任总在声明中称小潘。我想，一是证明我是房地产行业的晚辈，二是一起合作了十几年，叫习惯了……潘石屹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2005年3月8日。

在《小潘的无知》结尾处，任志强说：把贫富差别的矛盾引入到消费领域中讨论，本就是媒体与网点宣传中的一种故意……我不会挂羊头卖狗肉，但华远曾经竣工的住房中低于4000元/平米的大约占50%，低于2500元/平米房价的大约占10%，但也绝不敢自以为是穷人区。而潘总的房子则更不能是穷人区了。也许这就是我们认识上的差别。

认识上虽说有差别，但任志强改小潘唤潘总，这便证明两人有共同的利益和语言，至于在这场“故意”里谁是最大的赢家，大伙儿就去好好地想想吧。2006年02月27日  新浪财经

经济学家与打工仔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

沉默一段日子，左小蕾又开始活跃。

日前，她在《财经时报》撰文说：恢复融资和再融资的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管理层要明确政策和时间表，不必被“新股发行价值中枢下移”误导；市场要形成预期，不要再“挟指数以阻止新股发行”。字里行间，左小蕾不光把矛头直指管理层，而且对新股发行可谓望眼欲穿。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左小蕾身不由己。

左小蕾现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获美国伊里诺依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11月，左小蕾与丈夫——海归学者汤敏，就扩招及教育“市场化”上书国务院。据说，上书的背景是这样的——那年，回了一趟国的汤敏“看到有亲戚的孩子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败下阵来，全家沮丧不已。出于搞经济的‘敏感’，汤敏从这点立即想到了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启动内需。”他们在信中建议，在3至4年内使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新增学生实行全额自费，同时国家建立助学贷款系统，给部分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他们在信中强调了其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这两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很能打动人心。结果，1999年有关部门拟定一个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多，后来觉得幅度还不够大，几个月后增至47%。由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扩大内需背景下，以一个急转弯走上了大众化道路。

时至今日，尽管存在扩招扩错了之惑，但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流依然值得肯定。在此，左小蕾可谓功不可没。此一时，彼一时。左小蕾就职银河证券已有年头，所谓首席经济学家不过是一个头衔，学者身份早就为“活动家”或“代言人”取代。

话说，银河证券近来很烦。

一是，银河证券的窟窿到底有多大？从最早的30亿，到不少于50亿元，再到100亿，坊间的传闻不断升级加码，至今也没有公开、准确的数字。业内普遍认为，作为国有独资券商，银河可谓嫡系的嫡系，管理层在政策上向来对其较为倾斜，但证监会从2004年10月以来分7批公布的拥有“创新试点资格”的券商已有十余家，其中却并没有银河证券的身影；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的权证创新银河证券也无缘问津；就连银行间市场也没有银河证券的影子……分析还认为，以银河证券在市场中的地位，如果不是问题太大，这些资格都应该非它莫属，银河证券被拒之门外，可见监管部门对银河证券的状况也早已是心知肚明。

二是，新银河证券董事长难产存惑。今年1月初，新银河证券获准筹建，消息称原中国证监会稽查二局局长李鸣将出任新银河证券的董事长，原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部副主任肖时庆将出任新银河证券的总裁，老银河证券的董事长朱利只担任银河金融控股董事长一职。但在1月19日银河证券董事会上，董事长居然没有被选举出来。究其原由，在于利益较量。人们担心，新银河证券收购来的资产很难不被夹带一些不良资产。这种“夹带私货”的行为很容易在事后引发巨额的资金问题，从而破坏整体新银河证券的组建。

中央汇金高管表示，“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因此董事会给与新领导班子充分的授权，让他们进行完全的市场化收购。如果他们没有完成好这个任务，我们可以追究新领导班子的责任。”

三是，银河证券急需找米下锅。据了解，老银河证券100多亿元的亏损与其他证券公司类似，主要是挪用客户保证金、融资融券以及2000年组建时几家信托投资公司带来的包袱。问题在于，最初组建时亏损尚未如此巨大，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亏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扩大。中央汇金高层认为，“这几年证券市场行情不好，确实很难赚钱，

但也不是没有公司赢利，中金、中信就一直做得不错。”知情者透露，银河证券投行部门目前积存的业务额预计可达上千亿元，大的项目比如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石油、神华集团的“海归”，以及中国银行的IPO，都将由银河担任主承销。想想看，这些项目如果启动，必将为银河带来滚滚财源，因为汇金的钱不是瞎投的！

由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A股市场新股发行依旧不松闸，银河证券将更加举步维坚，也更难以将放在锅里的米烧成熟饭，甚至夜长梦多、煮熟的鸭子也会从锅里飞走。

因此，左小蕾呼吁不要阻止新股发行决不是心血来潮。在文章最后，左小蕾一连用了几个排比呼吁并引导管理层——应该宣布恢复融资和再融资的时间表。恢复融资和再融资的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管理层要明确政策和时间表，不必被“新股发行价值中枢下移”误导；市场要形成预期，不要再“挟指数以阻止新股发行”。

端谁饭碗帮谁说话。在此，作为首席经济学家的左小蕾与荟荟众生的打工仔又有什么本质之区别呢？2006年03月06日新浪财经

潘石屹弄巧戏媒体 无心插柳引出真话题

近来，由潘石屹一手挑起的有关 “穷人区”“富人区”争议，热炒一阵连媒体恐怕也累了。尽管如此，还是在落幕之际泛起了些许沉渣。

有人撰文总结说：两位地产巨商在二月里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论战，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浪费。公众的宝贵时间完全被浪费在这种无意义的调情上，而对土地资源的分配不公这一核心问题根本未做任何触及。既然两位对论战那么有兴趣，不如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了：请两位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的公司总能拿到城市中最好的土地资源？

这，确实是一个绝好的话题。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大家关心，二是小潘喜欢说话，三是小潘注定不会向大家说实话。

别的不说，“其实小潘嘴上说最好公开，他自己干的事却没有一件是公开的。”在此，任志强最有说服力。

前几日，因“买车”言论而沸沸扬扬的任建明曾撰文指出，土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首先它具有显著的供给稀缺性，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就是，它的供给弹性几乎或完全为零，供给曲线是一条竖直的直线(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直观的理解就是，这种资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基本不可替代的。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土地征用需求不断增加，土地的价格或租金随之不断提升。这就使得土地资源的资产数额越来越大。再次，土地资源天然地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所有权或产权被国家高度垄断。因此，土地也就潜在地成为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发生的重点领域。

事实上，高层早就认识到该问题之严重。

2004年10月底，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决定》被称为迄今为止中国实行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对此，专家却认为，“违法犯罪成本太低，而收益太高，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弊端也为他们提供了违规的空间。”据专家介绍，当前土地市场建设总体上看逐步规范，法规政策逐步完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例如，当前土地供应实行无偿划拨和有偿使用双轨制造成市场不完整。有的划拨用地到手后，用地单位立即改变用途，支付成本大大减少。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有的开发商以建设经济适用房名义拿到无偿划拨的土地，卖房的时候却摇身一变成了商品房，百姓没有受益，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入个别开发商腰包。同时，土地划拨过程也造成当地主要领导权力过大，容易滋生拉拢腐蚀干部的灰色交易。

一般来说，管土地的官也可能富得最厉害。譬如，成克杰一句话就能赚3000万；慕绥新从1997年到沈阳市任市长至2000年，沈阳财政收入一年损失数十亿元。沈阳黑老大刘涌请马向东吃饭，临走时，顺手给马向东秘书一包钱，总计两万美金，事后，马向东作为回报，将价值3.5亿元的沈阳市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的用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划给了刘涌。单是取得中街这块商业用地，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加资产3.5亿元。原广东省副省长于飞，利用职权为其女儿在香港注册的皮包公司批地3500亩，一转手便轻而易举获得2800万元等等。

去年年初，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发感慨——目前在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和房屋拆迁中间，包括城市规划建设中间，有大量腐败问题，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中央政府、中央纪委对这个问题都十分重视，我们要加大查处和打击力度。

日前，温家宝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商业贿赂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中央决定，今年要在全国集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这次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要着力解决公益性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问题；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

研究指出，土地资源能够酿成大腐败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经营性、建设性土地需求激增导致土地价格攀升，使土地资产数额巨大，非大额资本不能进入；二是土地资源垄断在国家手中，只有国家权力、特别是核心权力才能干预、插手土地资源的配置。各级政府及其土地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也就是统称的权力“一把手”，是土地的潜在腐败者。人们把土地行政部门的领导称作“土地爷”，其实，真“土地爷”和所有能支配“土地爷”的官员，都是土地的潜在腐败者。

话说过去——与腐败者及潜在腐败者合伙同谋、一丘之貉的不就是某些房地产商吗？至于沆瀣一气的房地产商占多大的比例，没统计也很难统计，所以不好说。

话说回来——既然小潘喜欢说、喜欢辩，那就不妨与大家呱唧呱唧是怎样搞到好地皮的吧！因为，这样很有意义：一来，可以满足小潘的“话欲”；二来，可以满足大家的好奇；三来，也可体现小潘对“穷人区”关爱，更加表明与任志强本质区别，划清同“富人区”思维的界线。2006年03月07日新浪财经

土地是新农村运动最具特色的中国话题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新农村”计划，旨在结合农作物补贴、减税和内陆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等手段，以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媒体分析说，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是花钱让土地停产，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目标是保持尽可能多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以确保有足够的粮食。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能够借鉴的经验并不多，必须走中国的特色或路子。

保守估计，中国有8亿农民，从人口数量及教育水平来说，所谓“应该让农民进城，因为这是在农村实现规模经济的唯一途径”，其前提条件根本就不存在。目前，国内城市发展也存在着很多弊端，诸如收入差距大、就业压力大、金融业不完善等，大部分城市在依靠规模化生产(打造世界工厂和原材料低价输出)，已经出现生产过剩和资源浪费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建造卫星城市圈，农村转城市)，大批农村人进城很可能导致物极必反，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困境。

然而，一个矛盾的问题出来了。让数亿人留在农村务农，无法解决收入不均，这已是共识。农村的可耕地太少，无法养活这么多人，而补贴传统农作物产量效率极低。无论是农民进城寻找薪酬更高的工作，还是工作岗位下乡去找他们，农民的未来大多都不在农业上。因此，“新农村”政策是促进这一转变还是试图阻止它，如何拿捏得平衡的确不易。其中，最难解决的则是土地问题。因为，农民之所以是农民，是因为农民依附于土地，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土地，是农民的民根子；土地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之关键！

历史上，我国的土地改革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次，第一次土地改革是私有化，将地主私有制变为农民私有制。第二次改革是土地合作化，是把农民的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第三次改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次改革是两权分离，即所有权集体所有，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我国基本上是这种框架，一直沿用到现在。

对于近年引发诸多冲突的农村土地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锡文指出，新农村建设不会改变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会改变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不会改变。其次，在完善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机制基础上，要逐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在征地制度没有彻底改革的目前，为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主要的政策措施有三个：

第一是提高对农民失地的补偿标准；第二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的安置和培训；第三是把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制。

对此，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却有另一番解读：“农村稳，则社稷稳，农村固，则江山固”，中国的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大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改革的积极想法是给予农民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含有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出售权和抵押权等一系列权利，从根本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得农民可以自由出租、转让和买卖土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可能是把农民推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针对土地有关政策的改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日前表示，正在制定相关方案改革国家征用农民土地的规则，以保护农村居民利益不受开发商损害。这项改革将在对转为商用的农业用地进行补偿支付方面，引入“市场机制”。据悉，在现行规则下，征用补偿金根据土地的农业价值来计算，这让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在把土地转为商用时，能获得巨额利润。杜鹰还表示，“肯定存在低价征占农民土地、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中国现在的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必须改革。”有专家主张，农民应该获得土地所有权，并获准与开发商直接交易，但官员回避了这种改革。之所以回避，在于担心耕地失去的速度太快或无序，对国家粮食安全将会构成挑战和威胁。

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其实最主要是源自对“新农村”的不同认知。有人评价“新农村”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但该政策是“错误的”。“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不是对农民进行补贴，而是一定要设法减少农民数量，”“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搬到城里去。”如果照着这个思路，土地作为一个最敏感问题，政府迄今还不敢轻易触及，若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就会带来各种风险——城市居民现在可以买卖住房，但农村土地仍属集体所有，农民还不能拿它们作交易，如果作交易农民就失去依靠，巨大的负担和包袱政府和社会都难以支撑。

中央党校周天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农村土地的价值还不到城市土地的10%，而且还是保守估计。也研究人员表示，农村土地可能只值城市土地的2%。由此，这种差异成了腐败官员无法抗拒的金钱诱惑，他们占用农村土地，重新分类并卖出去，用于住房开发或建设工厂。其实，高层对此心知肚明，只是担心如果允许农民抛售他们的小块土地，将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因为土地是农民事实上的“生物圈”。如上所云：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届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也会发生“变异”，其结果会是什么，此时谁也难给出明了答案。

那么，在现有农业土地制度之下，即使大量的农民进了城，现代化的大农业就能顺理成章地出现吗？观点认为，如果不突破目前的农业土地承包制，那么，留乡种地的农民便不能合法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而进城打工的民工最终也会返乡，西方式的现代化大农场永远无法出现。所以，为了真正从所有权上保证合法的土地流转，而且在一旦农地受到征用时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必须实行农业土地的私有化。可是，人们的担心又出来了——万一农村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怎么办？没有证据证明，土地兼并一定会导致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相反，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食利阶层是一个最为腐朽的阶层。”也就是说，农业土地私有化的另一个结局又十分悲观！

因此，在农村土地问题上，怎样进行更为变通的所有权安排，将是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话题。2006年03月13日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