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引起的争鸣已过去，昨天读1510房客文章《知识远离常识的教育悲剧》（张耀杰作，原文载《凤凰周刊》），得悉“中央电视台12频道反复播出‘心理访谈’《杨元元之死》，以不够严谨的副标题‘杨元元的吊诡人生’”，激起人们对这位自杀而死的女研究生新一轮的关注与讨论。

我认为，杨元元之死既然已不可挽回，本着以尊重死者、关爱生者为出发点，我们只须做实事不应该再说东道西了，既然经历了彼情彼景的杨元元最终选择自杀，那么在她看来自己绝对是无路可走了，但是，我们的一些好事者总认为前面不仅有路，并且还有很多的光明大道可供选择，就差痛斥杨元元的死是自绝于……的了，我没有看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这个节目，但是透过张耀杰先生批评别人“不够严谨”的文章，表面上看他把杨元元之死归罪于反普适价值的教育制度，其实他也和所批评的人一样鞭挞了杨元元的尸骨，“制度在作恶，个人须配合”，这种自相矛盾式的奇谈怪论只能使弱者更加绝望，我倒要反问尊敬的张耀杰先生，你这样做难道看不出自己也是“不够严谨”的吗？

张耀杰先生为了证明他先入为主的定论，首先阐释“现代工商契约文明”这一宏论。认为“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是建立在产权明晰、自愿交易的契约合同及商业信用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的宪政法律，本身就是一种高度量化的以人为本、人人平等、权责分明、程序正义的框架性契约。现代文明社会第一位的道德，就是独立自主、自觉自愿地遵守宪政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人人平等的权利边界及程序正义，并且为自己的正当及不正当的作为所带来的正面及负面后果分享权利并且承担责任”（我可以基本认定，张耀杰先生嘴里的“现代工商契约文明”社会，即是大家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再说了“契约”自古就有其本身无所谓文明与丑陋，不是你胡抡的一到资本主义马上就“文明”了）。接着，张先生就迫不及待地指责杨元元“没有表现出这些最为基本、最为简单的文明常识和普适价值，反而表现出了许多前文明社会所常见的身份优越及身份依附意识”。对杨元元之死，张耀杰先生把它归结为“这既是杨元元的个人悲哀，同时也是专注于学位文凭而不注重于培养独立思考的创造性人才的教育悲哀。换言之，杨元元的人生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远离常识的教育悲剧”。张耀杰先生所谓的光明大道是什么呢？他说：“假如杨元元通过经济学和国际法的正规教育尤其是常识教育，抛弃了从她的母亲那里传承下的明显‘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身份优越及身份依附意识，进而确立了胡适所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她首先要做的是在自己与母亲、与学校、与社会之间，区分切割出相对独立的权利边界及情感边界，进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认真负责、自我健全的不断进步，来循序渐进、脚踏实地地改善自己及母亲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环境。可惜的是，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充斥着远离常识的假、大、空的伪知识、伪命题、伪理论；整个社会对于学位文凭的身份崇拜加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身份崇拜，进一步助长了杨元元们远离现代工商契约社会的文明常识而单纯追求身份优越感及身份依附感的盲目冲动。公务员热的持续升温在证明着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元元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反常识教育的牺牲品和殉葬者。”

看来，张先生一会儿让杨元元学习……常识教育，一会儿又让杨元元抛弃……从母亲那里传承的明显“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身份优越及身份依附意识（为证明杨母这个门卫有身份优越意识，竟牵强附会地说杨母“从宜昌市下放”枝江深山、70年代到上海进修过都应该有“优越感”，已经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几近抛弃的人了，我不知这些身份曾经或正给她带来啥优越感）；一会儿让杨元元确立……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会儿又让她与母亲、学校、社会……“区分切割出相对独立的权利边界及情感边界”，进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认真负责、自我健全的不断进步，来循序渐进、脚踏实地地改善自己及母亲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环境。老实说我本人对张先生没有任何偏见，对他的许多文章和转载都非常佩服，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后直感觉如鲠在喉不吐就恶心，我也想尝试像张先生那样“以人为本”说人话，不妨按照张先生的思路走上一遭，看看杨元元能否像他说的那样“起死回生”。

我们知道，杨元元是湖北枝江国营404厂（央企）子弟，父亲去世后她和弟弟靠母亲望瑞玲为工厂看门每月215元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张耀杰先生作为一个学者显然“不够严谨”，一上来就认定杨元元从母亲那里传承了明显“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身份优越及身份依附意识，还拿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普鲁士农民的分析作为佐证（这种例子多了，不仅废除依附关系的普鲁士依附农曾向国王请愿让他们继续受领主们奴役，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和俄国宣布解放农奴后，美黑奴和俄农奴也曾主动表示不愿摆脱被奴役），张先生故意把两者拉在一起，这些能够说明看大门的杨母拥有“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身份优越？还是能说明看大门的杨母拥有“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身份依附意识呢？难道杨元元和杨母都不曾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环境”努力过吗？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恰恰正好相反，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统治者曾对她们有过保护的话，这些所谓的恩赐式的保护也早就成过去式了，可惜，张先生鼓吹的新的“现代工商契约文明”社会，却只能让这对羸弱的母女感到实实在在的恐惧（文明社会不仅不“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者”，她们努力地自立反而最终摆脱不了被消灭的厄运，这些从政府不遗余力遣返城市闲散人员可看得出来，现代工商契约文明社会看来不比前文明社会文明）她们每天挣扎却连最低层次的生活都朝不保夕，像张耀杰这样的学者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呀。

实话说，我们从杨元元和杨母身上所看到的，正是张耀杰所谓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向生活和学习独立积极向上的杨元元，先考上武汉大学后又考取上海海事大学，据说这个要强的女孩子从上大学就再不向家里要钱了；杨母望瑞玲所在的工厂搬迁房子被扒之后，只有跟从一双争气的儿女到大城市谋生，我不明白的是她们依附谁了给哪位领导添麻烦了？她们对张耀杰先生笔下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唯一要求，就是也考虑考虑底层的处境给“穷人”一条活路，让她们能够摆个小摊做个小生意自食其力，但是，在上海这个以“钓鱼”执法而闻名世界的“文明社会”里——最文明的上海海事大学却没有给她们一点儿通融的余地。有的网友说，杨元元就不应该带着母亲到上海去上学，你让老家房子被拆的杨母回到哪里去呢？如果让她回原来的工作单位里去闹去给领导添麻烦？这不又退化到张先生说的“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身份依附意识？张先生会说，难道“极左”专制体制对你的“奴役”你还没有受够吗？在我看来，这对顽强的母女正是按照张耀杰先生给他们指引的方向前进，她们像抵御寒冷和饥饿的豪猪一样自然靠拢，在彼此互助、互敬的家庭氛围里保持做人的尊严，这难道也是“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身份依附吗？如果是的话，去国外留学人员为什么还允许带家属依附呢？取得国外“绿卡”的为什么也被允许带家属依附呢？如果表示进入“现代文明社会”，难道就必须与母亲、学校、社会……“区分切割出相对独立的权利边界及情感边界”吗？请问张先生你与母亲、学校、社会……“相对独立的权利边界及情感边界”，你自己现在到底“区分切割”清楚没有？如果你的母亲也像杨元元之母无家可归的话，你能狠下心来把你的亲生母亲赶到大街上吗？如果连你都不能区分切割的话，你知道你这话的残忍度和杀伤力有多大吗？如果连你自己都梦寐以求地渴望能“依附”到单位里，你斥责杨元元的“依附”难道不是虚伪得毫无道理吗？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失业者谁不渴望有个好工作，难道他们都是在追求“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身份依附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他们依附的也绝不是什么“前文明社会”，而正是张先生所讴歌的“现代工商契约文明”社会，他们不是“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是当代社会青年人太有“自我规定的意志”了，所以，我觉得你认定自立自强的杨元元是“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身份依附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