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们兄弟仨从镇子里搬回老家去往，因为母亲说了：住在镇里花销太大，她那点儿工资养活我们不起，只有回老家跟奶奶一起过活。
　　奶奶独自一个人在老家住，她在大队的缝纫组给社员缝衣服，由于用的缝纫机是自家的，奶奶上工不仅可以挣到工分，还可按比例每件衣服提成几个零花钱。尽管奶奶待我们仨很好，可我觉得老家还是不如镇里，在这里看不见以前的好朋友，就连村小的教室和课桌，都显得破破烂烂的咋看咋别扭；老师们上课时大都不用普通话，除却班主任张老师读课文时撇上一半句。我还记得，中国当时出了个“马振扶事件”，同学们尽可放心地贪玩都不咋爱学习，特别是坐在后边的二狗等几位同学，总是在上课铃响了老半天后才往教室里赶。他们还故意在班上瞎搅和，比如张老师让某某用普通话朗读课文，下课后他们一准围上去喊他“羊屎蛋”，无怪乎张老师说他早晚要收拾那些害群之马。还有，老家小学里也没有红小兵组织（类似于少先队组织），我一个人戴上镇小发给我的红小兵牌子很显眼，后来就干脆去掉不戴了。后来校长在一次大会上讲，村小学也要建立红小兵组织，给好学生发一个红牌牌，就跟那个打镇里来的学生戴的一样，我知道他指的那个同学就是我。
　　班主任张老师是个刚复员的军人，他穿着军衣比雷锋叔叔还要帅气，上语文课时他常给我们找些故事书来读，在前排坐的我总是听得入迷，于是，我心中暗暗地崇拜起张老师来，我甚至连他整齐的指甲都羡慕，因为我的指甲不知为啥老破损。不幸的是我竟然闹起了肚子，晚上已经拉过好几次了，这还不算完白天继续接着拉，第一节下数学课时，没等女崔老师走出我们班教堂，我就迈开箭步往外冲，差一点撞到崔老师那微凸的肚子上，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一眼看见崔老师冲我直翻白眼……
　　我蹲在学校西北角臭气薰天的茅坑上，腹痛难忍额头直冒虚汗，好像总想往外拉但是又拉不出来，一直待到上课铃声响时，我才起身往远处的教室里跑。当我跑到教室门口时，只见全班同学还在那儿做“起立”状，张老师还没有让大家坐下，我本想跟在镇里一样打声“报告”，但又一想班上同学压根儿没有这种习惯，我打了报告没准会被叫做羊屎蛋，就胆怯地低着头往自己的座位走去。突然，仿佛像炸雷般的一声“站住”，使我钉在了原地不敢动弹，接着就是一通没头没脑的训斥：“每天都是这个样子，还让不让我上课了？不想上学回家抱孩子去……”我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孤零零地在前面站着，倾盆的污水劈头泼来没有我申辩的余地，我的眼泪立马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在地上，等到他训足训够后才命我回到座位上去。我把头伏在胳膊上不停地流眼泪，只觉得脑子里像过电一样“嗡嗡”响个不停，这节课讲的内容是啥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愤怒在我的心底里燃烧着，昔日和蔼可亲的张老师，此时为什么会对我如此凶狠呢？我真的理解不了！我以前什么时候迟到过？我怎么可能是坏学生呢？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如何让张老师心里面也难受、难受呢？我的头脑里顿时冒出一个主意，对了，何不写个字条儿骂骂他出出气呢！
　　中午回家，我讯速翻开造句簿，用跟平时不同的笔迹，就着午饭时的饭桌写下了一行小字：“张鬃，你快死去吧！”
　　奶奶看了我一眼劝我说：“你怎么吃着饭还写作业？快别写了吃你的午饭吗。”我盯着刚写的这行小字，全身的血仿佛都往头上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奶奶又对我说了一遍，我这才从执著的情绪里回过神，幸亏奶奶不识字不然就准露馅了。我匆匆忙忙扒拉了几口饭就丢下饭碗，失急慌忙地往学校里赶，心想一定要在同学们上学之前办妥这事儿。途中我忽然想起造句簿上还留有撕剩的大半截纸，便忙从书包里掏出来撕下后填进嘴里嚼成了纸屑。
　　我把字条儿贴在学校厕所旁的大树上，一个下午不见任何动静，我心想是不是字条儿太小引不起人们注意，或者是早被风给吹走了。第二节下课后，我坐立不安正要偷偷地前去察看，忽听同桌的国才同学说有人写标语骂张老师了，由于国才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同学们平时总相信他说的话，这时却对他宣布的消息将信将疑，谁吃豹子胆了敢骂张老师？国才说你们要是不信就去教室的排，趴在办公室的窗口偷偷瞧一瞧就知道了，为此张老师气得快要掉眼泪了，老师们一边劝他一边正在议论是谁干的呢！
　　由于是国才亲口宣布的“重大新闻”，瞧他那欢天喜地的神情真让人难以置信，就像过大年时捡了个炮似的。我这下子心里踏实多了，但在表面上也作惊讶之状，顺便问了问国才几个问题，才知道是我们班的坏同学二狗发现的纸条，然后就以最快的速度把纸条交给了班主任张老师，我心里说这次老师兴许会奖他个屁吃。
　　第二天，张老师一早就来到我们班上，证实了有入写“反标”的事，他说肯定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写的，但不论是哪个同学写的，只要那人主动找老师交待清楚，他都会既往不咎的。否则，若是让同学们检举揭发出来，最后交给学校去处理，到那时候就为时已晚了。张老师眼圈一红又动情地说，他其实是爱我们全班同学的，不管个别人对他有啥看法。
　　老师走后国才对我说，这个连班主任都敢骂的人真是狗胆包天，还征询似的问我说对不，我痛快地对他说可不是吗。其实，我一想起张老师那难受的样子就想乐，原来你也会有我同样的那种感受呀！课间，我像平时一样跟同学们在教教室外面追逐打闹，春天暖融融的阳光照在身上特别的舒畅。到下午时，我听说写“反标”的人揪出来了，就是二狗子他本人，在老师们的轮番审问下，“贼喊捉贼”的他最后招供了。
　　我悄然长长地出一口气，心中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过了不大一会儿，我心里忽然又难受起来，二狗虽说是坏了点，可他却为我背上了“黑锅”，这比让他吃老师一个屁还不划算。我心里面虽说难受了一阵，但要我主动站出来说出事情真相，我却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首先，二狗不配我为他做这么大的牺牲，你说他哪次上课不迟到，班上最该挨整的就要数他了，我却成了他的替罪羊，这回也要他亲自尝尝挨训的滋味；再说要我承认写了“反标”确实也没这个胆。我只承认自己写了骂人话，像那些“打倒鬃住钡亩?鞑攀欠幢辍９芩?凳撬?吹亩汲桑?灰?话盐腋?境隼淳托小? 　　事情变化可真快呀！还没等我真正高兴起来，就听国才又有最新消息透了过来：张老师和别的老师们一合计，最终认为不可能是二狗子干的。第一，他完全没有必要上演一出“贼喊捉贼”的戏来；第二，他平时写字就像知了爬的一样，最好的字也没有“反标”上的字好，考场上也没见他有过超水平发挥，这会儿更不可能有此飞跃。我一听心里非常泄气，好不容易盼来个垫背的，却让聪明的老师们给排除了。
　　我渐渐地陷入沮丧的情绪之中，有时甚至还有些内疚，张老师是一个多么令我崇拜的人啊，即使他一时恼怒责怪了我，我怎么能咒他快死呢？同学们愈加群情激愤，大有揪不出坏蛋誓不罢休之势，我好像看到四处都有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在盯我。太阳光照着嫩绿的小树叶，我也蹲在白杨树下沐浴着这难得的光线，心中却比冰封的冬天还要寒冷。
　　有一次课间，张老师友好地问我：“最近为什么萎靡不振，是不是有病了？有病可要抓紧看病啊！”我说了声没病，很勉强地冲他笑了笑，接着他就回办公室去了。国才对我说咱们的张老师总是躲在窗子后面看，经过他一提醒我才觉得的确是这么回事儿。
　　当我被人叫到张老师办公室里时，张老师正和女崔老师谈论做裤子的事，他见我来了便微笑着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今天叫你来干什么呢？”我说不知道。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字条对我说：“你看看这张纸条儿上的字，我想请你照着写一遍，平时怎样写就怎样写。”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儿根上了，心脏“咚、咚、咚”地跳个不停，我十分尴尬地对他说：“我能不能不写呢？”他不容置疑地说：“那哪成呢？叫你写你就只管写吧，别说那么多了！”说罢他就和崔老师一起探讨他应该穿多大裤腰的问题，崔老师说她的裤腰三尺一，张老师最多穿二尺七。张老师说他不相信崔老师的腰有那么粗，崔老师说怎么没有那么粗？马上都快三尺二了！张老师走上前去用手去摸老师的腰，边摸边说毛主席讲了：“要想知道崔老师的腰有多粗，就要亲手量一量。”崔老师尖叫一声“流氓”嘻嘻哈哈地跑出去了。
    同学们在窗口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张老师撵他们刚走开可不一会儿就又围了上来。我抓耳挠腮就是不肯往纸上写，心里清楚张老师他一准是在算计我呢！但是，我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局面，在张老师的催促下最后还是写了。他拿起来我写的字看了看，并翻来覆去地拿两者作了对比，玩笑似的对我说：“你看这两者像不像？”我用的不是“反标”上的那种笔法，也不是平时我惯用的笔法，我也说不准我用的到底是什么笔法，给人的感觉明显地是在遮遮掩掩，可我还是鼓足勇气对他说一点也不像。
　　张老师阴阳怪气地对我说：“我看很像嘛！怎么会不像呢！”
　　我简直气极了：“明明不像你为啥硬说像？”
　　恰在这个时候，上课的铃声响了，张老师说你先回班上听课吧。接连三天我总被张老师叫去问话，他忙的时候就让我站在办公室门口，这时我更像一只被人玩赏的猴子，随便哪个同学都可以近前看个够，这种事发生在我头上真是破天荒了！我感到这三天时间就像过了三年一样地漫长，再拖下去我肯定会出问题。看来张老师的耐性也强不了我多少，我感觉到有几次他是强忍着火气和我谈话的。
　　有一天上午，张老师上了半堂语文课，突然让同学们自己看书，然后他把我叫到教室的外边，非常严肃地对我宣布：“校领导和我都研究过了，认为纸片确实是你写的，你要不承认就会给你处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我瞬间感到像被电打了—下，他们会怎么处分我呢？学校刚在前不久处分了一个偷东西的学生。老师们将那个学生背剪双手架到了主席台前，让台下的全校师生共同声讨，他们是不是也要把我架上去呢？
　　我可从来就是一个好学生啊！我是在镇子里得过红小兵牌子的呀！我心里直想对他这样喊，但我一直硬撑着还没有方寸大乱。
　　张老师见我有些迟疑便趁热打铁地说：“我一向认为你是一个好学生，跟那些死不悔改的坏学生不一样。你若是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承认了改正了照样是个好学生，我和大家都绝对不会看不起你！现在的关键中的关键就全看你了。”
　　我一听张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就止不住“哇”地一下哭出声来。在张老师的劝说和诱导下，我点头承认了写纸条的事儿。他又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纸条儿，我说我从来就没有迟到过，那一天是因为拉肚子才迟到的，你却说我是个坏学生还叫我回家抱小孩去，张老师我真的不是坏学生呀！我泪流满面地做着忏悔，鼻涕像做粉条时勾的芡一样往下涌，那场景在同学们眼中实在是滑稽透顶。
　　结果，正如张老师所说学校没有处分我，我却受到了奶奶的恐吓和父亲归家探亲时的痛斥。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学校就成立了我向往已久的红小兵组织。能当上第一批红小兵的除去几个班委，还在五个小组长中发展了四个，同为小组长的我却榜上无名。为此张老师还专门找我谈过话，他说学校的红小兵牌子不够用，本想让我当的可确实是少了一个牌子，他叫我不要有任何其他想法，并安慰我说等下一批吧。
　　我当时对张老师给我说的话信以为真，有一次在村头的吃饭场上吃饭时，邻居问我说：“人家国才都是红小兵，你为什么没有当红小兵呢？”于是，我就按照张老师的原话讲给他们听。崔老师正好也在场，她不无嘲讽地对我说：“你奶奶不就是个裁缝吗，让她给你用红布缝个红小兵牌子不就得了？”她的话博得众人一阵阵大笑，在那种人人都愁眉苦脸为吃不饱揪心的年月，这难得的开怀大笑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是我和国才俩个人闹翻了，他竟当众讥笑我：“你是好人就不会写纸条儿骂老师了！”我立马在同他的争雄中败下阵来，尽管我当时仿佛并不亏理，可那件事却成了人们制服我的秘密武器。
　　我好不容易盼来了第二批红小兵，名单上仍然没有我的名字，我等呀等始终未见张老师对我解释一下；第三批红小兵名单下来时竟然又没有我，要知道，就连班上表现不是太好的同学，这时一个个也都成了红小兵。我这时已彻底地心灰意冷了，看来张老师他永远也不会对我解释什么了，尽管他对我还是一脸慈祥的微笑，碰见面就十分客气地对我问寒问暖，我却明显地感到后面的他对我越来越冷。
　　从此，我既疏远于可望而不可即的成人世界（老师与村民），也游离于年龄相仿的儿童圈子，我成了一个除了喜欢读书之外，不再有任何非份欲求的孤独人。
　　两年之后，我转学离开了噩梦般的老家，母亲到学校给我开证明时，学校领导（一个熟人）硬给我写上是红小兵，还说这样到新学校能给人一个好印像。
　　等到了新学校里，我不管证明信上是咋写的，硬是对新班主任说自己不是红小兵。同学们和我接触了一段时日后都感到惊奇：“你怎么会不是红小兵呢（通常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除了特别坏的个别人大都是红小兵了）？”我听后心里非常痛苦，脸上却装着没事人一样，我口头上对他们说我咋会知道呢？总之，我是再也不会对他们说“因为学校缺了一个红小兵牌子”之类的傻话了。
　　过了不久，虽说我很快就在新学校圆了想当一名红小兵的梦想，但不知为何，这幼时心灵上留下的小小疤痕，却无论怎么抹也抹不掉。
　　
　　于1999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