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仍然顽固地认为，在我们目前的社会大环境里，成长对于一个儿童来讲的确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

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我，曾经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就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还吃糠咽菜，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时候，我们这些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已经翻身得解放，做了国家的主人你说咋不幸福呢！”我愿做革命的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拧；我愿做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回想当年，那是多么高尚无私的革命情怀呀！随着年龄慢慢地增长，我才明白这世界上原来有太多的欺诈。就在中国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我却错误地报考了大学的政治教育系，等到我觉悟想回头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我只有硬着头皮撑下去，做一个旧体制最后的“殉道者”了。

我对新社会的情感最初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的，后来随着自己阅读的一些“革命”书籍，就先入为主地相信了上面讲的那些东西。正应验了别人说过的那句话：“信得越真就痛苦得越深。”所谓的理想破灭后的痛苦我一直品尝了二十年，看来这一生我还要继续无限期地品尝下去，因为新的理想之光迟迟不能出现，社会的物质上的进步是伴随着精神的沦丧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少数人甚或是一部分人的物质幸福，是建立在多数人的精神痛苦基础上的，这也就是我的痛苦的真正来源真正原因。我至今仍然相信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你回首往事时……”我至今还仍然相信别林斯基的那句名言：“对于一个完备而又健康的人来说，祖国的命运总是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所以我无法不让自己痛苦，我也无法不使自己不患疾病，因为我的躯体已经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候我常在自己心里暗想：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如果说革命胜利大打了折扣的话那么究竟是谁出卖了革命？我不想使自己被人奴役，我也不想去役使别的人。这好像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我在这对矛盾的夹缝里苦苦地生存，看来我注定是别人饭桌上的一顿美餐，因为我的良知还不曾泯灭，在现实面前屡次碰壁的我，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连自己的肉体，也一起交给社会这座庞大的“绞肉机”。

文学之梦是我放弃对政治理想追求后的选择，我认为文学应该是拯救性的，所以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因而也是玩忽不得的。所谓的“玩文学”和他们鄙夷的玩政治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很显然，无论通过任何形式的“玩”都不能达成自救，更别说让他救别人了，如果中国文学真能够产生纨绔子弟式的“巨匠”，那肯定不是巨人而是十分可笑的侏儒，犹如那些被吹捧起来的政治侏儒一样可笑。

我和文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东北有家刊物在全国范围征短诗，说是请著名的文学家当评委，不求任何利益重在发现挖掘文学新秀，因此我就信以为真匆匆寄去了习作和五元的参赛费，现在看来这五块钱的确不算多，可在那时却占我一个月工资的八分之一。我就这样苦苦地等呀等，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一点音讯，不给我发表作品就算了，原本就没指望他发我奖金，但在征文启示中承诺的纪念品总该寄给我吧，于是我就又发去一封信问明情况，可能是他们把我这喇子事给忘了，果然不出几天就寄给我一个圆铁片，上面写着大大的“诗人”两个字，我们单位的同事们看后都叫我“诗人”，他们问起我到底发表了多少作品，一时间搞得我好不尴尬。我原想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不料在以后的两年时光里，我时不时就会收到从东北寄来的劝学信，不外是叫我参加这个学习班，说我很有文学功底将来的中国文学就靠像我这样的人了，再不就是参加那个培训班提高“写技”，说是他们的班里出了多少文学家，我如果不参加就会遗恨终生。本想有这么多人关心我的成长，我应该感到幸福感到满足才对，可一想到他们全都是瞄着我口袋里的钱，心里就有意无意地和他们怄气，如果他们多少关心关心我这个人而不是钱的话，我真的会对他们感激涕零拔钱再多也不足惜。

我和文坛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是和一个名编辑加名作家的通信。这位名作家在他的书中自豪地声称，现代社会已经使得除了编辑之外的所有人等，很难再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实力济身于经典行列，言外之意是只有他们这些编辑先生女士，才有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往里面涌。他在书中说我们读者可以给他去信谈心，我也就不识时务地去了封信谈了谈自己的感受，当然着意把他自视甚高的作品捧了捧，还捎带着附了一些我自己尘封已久的诗稿。承蒙这位编辑朋友的抬举，他马上给我回了一封信来，热情洋溢地向我发约稿函，并有节制很中性地评价了我的诗作，可能是害怕我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吧。接下来，令我难堪的事情出现了，他在来信中说他的另一部新著已经出版，问我是否买了没买的话可以直接寄钱给他，还特别注明他那儿存书不多欲购从速。多年来一直受病魔摆弄的我按月把收入都送进了医院，说白了连自己都养活不起，怎么有可能买那么贵的书呢！但我的创作激情的确让他给撩起来了，不几天就写了好几篇文章，一点也不敢耽误地寄了去，随即也把自己的窘迫情况在信中写了写，本想靠写字挣几个糊口钱，不知为啥我的去信及稿件如石沉大海——即便是稿件质量有问题也该说一声呀，你可以动用杂志社经费推销你的书，怎么不可以对一个热心作者、一个把你看作朋友的人以诚相待呢？对我来说，中国文坛的确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大海，像“胃口”极好的百慕大三角洲一样令人生畏！文人的无行和无行的文人也许都叫我给撞上了。

我和文坛的第三次“亲密”接触是在去年夏天，我把稿子送到一个大型刊物编辑部里后，左等右等就是听不到一丝回声，看来现在的编辑大都不再采用自然来稿了。无奈，我的这些中篇抄一遍就让我受不了，怎能够耐住头皮再抄第二遍、第三遍呢！干脆再去一趟把它要回来拉倒。就这样，我有幸得到了一位编辑先生的接见，事先他打电话约我去他家里谈。看来他是匆匆看了两眼我的稿子，提出了一些并不能十分让我心服的意见，比如他说我在《庄重的初恋》里描写了“商品粮”怎么怎么，现在随着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商品粮算什么呢？言外之意是说它早过时了一钱不值了。若是拿这种观点看问题的话，我想很多文学作品都没有写的必要了，因为大多文学作品莫不是描写过去，有的还是描写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事情呢！我只求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某一历史阶段的风俗，通过一定的风俗事件、故事情节表达永恒的人性主题，我想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实际上就是小说家、文学家的职责。接下来，这位编辑先生对我讲了实情，他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写一些或者改一些稿子，因为他正在为私下承接的一套丛书忙得不可开交。他说当然不是叫我白干，但我若同意干就丑话说前头，他所给的报酬是很了了的。我听了他这一番很艺术的讲话，便委婉地谢绝了他的一番好意。敢情目前咱们中国的能人，不是身在政府就是深藏文坛！

我知道自己不会有出头之日的，所以就没有对现在的文坛抱过多的奢望，有时候偶尔想起来也会给他们寄些稿子，但从没有巴望着他们会给我发表，因为我和他们的私交如何自己心底里清楚，特别是我闻听某些七十年代生美女作家出笼的情况后，心里面就愈加感到痛苦和绝望。我自己所能够做的，就是每当我老家里的人去世的时候，往死者的棺材里放上一些稿子当作垫底，说我这是随葬品也好殉稿也好，只要不被说成是变天账就行，好在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什么是变天账隔漠多了。爱因斯坦写下了著名的《致五千年后子孙的信》，被当作一种应享有的荣誉深深地埋在了地下，且不说地球在危险的人类主宰下，是否能够继续再存在五千年，我自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我乐意并已经写了《致五百年后子孙的信》，我相信对中国未来的考古学意义来说，这绝不是多此一举，通过文学及各种各样的言说，我想有权对别人的命运作出决定的人，在他无所顾忌肆意妄为的时候，也真应该有所顾忌有所收敛才对！

接下来我想说一说我笔名的由来，文友们对“冰山”一词的理解，多联想到美国作家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即所谓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

如果说我是在闻听了上面这段话后起了这个笔名，那么我于学习于创作就显得的确有失谦敬。实际的情况是，在一九八一年的暑期里，我发现我家附近岗杜北街的日用化工厂生产一种冰山牌牙膏，这太好了，冰山正好符合我名字的本意，我何不将自己的笔名叫做冰山呢？于是，我就给自己起了这个冷冷的笔名，知道有这么回事的同学埋怨我道，你本来就已经够冷的了，怎么还给自己起这个怪怪的笔名呢！非常感谢学友孟延军给我的毕业留言：“冰山无言的缄默，恰恰是一种深沉的孕育，一旦冲破零度的等温线，是要奔腾咆哮的！”二十年来我一直就这样缄默和孕育着，但我至今也没有奔腾咆哮，恰切地说我的热血一直奔腾在我的血管里，而没有形而下地撒在这片我热爱的土地上，致使我至今倍感苟生的残喘与耻辱。

回想大学毕业之前，我就开始写一些自认为是诗歌的东西，还写一些又短又小的文章，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在二十岁生日之前发表一篇作品，结果可想而知我的文章没有发表但笔名却叫响了，现在看来真是太可笑了；参加工作后踏入社会的情况莫不如此，我冰山的大名被我的牌友、棋友们给叫得当当响，大有不知本名而知道我的冰山之称谓。细想我的文章之所以难以发表，原因不是我太狂妄了，反倒是因为我显得太谦虚的缘故，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自卑和谦虚，使得我不仅丧失掉在文坛崛起的雄心，也一天天丧失掉了在生活中立足的勇气。正如一只被放进鸡群里的雏鹰，呆的时间长了就会暂时忘记自己搏击长天的使命，某些先天得到的东西也会逐渐退化一些，但我深信它无论如何不会蜕变成小鸡。所以说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始终没有放弃在思想上的探索和文学上的练笔，我的信念是不鸣则已一鸣就要惊人。我认为上天把言说的权利不仅交与了当权者，也交与了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这就是有些人所谓的文本的生成，只要我们孜孜以求不断努力，我相信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总会有雾开云散的时刻在等待缪斯的使者。在现实生活中我已经够绝望的了，所以说这就是我的希望之光：我心中文本的生成和已经生成的文本。想当年司马迁如果没有这种对文本力量的信仰的话，他的生命的负重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实施加给他的屈辱难道还不足以扼杀他吗？从目前我的渺小和精神上的赤贫来看，我确实不能和司马迁相比，但从个人原创性作品对未来世界贡献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心胸宏远的创造者都是平等的。我是一个现实生活的绝望者，同时，我又是一个未来世界的预言者，因而也许是一个最具希望的人！我要不断地把这种希望之光光大，把我的喜悦带给其他的处在绝望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