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讲话鄙人一贯比较闭塞，所以真不知道究竟是从啥时候起，文坛莫名其妙崛起了一支支“X军”，我左思右想还是搞不明白，过去文人都不屑于同兵匪为伍，痛感“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故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现在稍有一点名气的作家，在报头刊尾谈到“X军”时，都生怕队伍上把自己给拉掉，难道时下的大作、小作都想通了？与其常常被兵匪们欺压讹诈，或整年见不到一丁点的油腥味儿，不如咱哥们、姐们儿也拉帮结派，千万莫谈什么崇高与伟大，咱们自个儿先流氓一把再说……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剩下的恐怕只有“下作”两字而已。

也许我言重了，因为拉帮结派的文人和兵匪还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兵匪欺压的是老百姓，而这些文霸们欺压的则是更柔弱的文人。像当年王朔那样写了文章后口水大溅，我就是王婆王大妈你们不夸我自个儿夸，脸皮这么厚想这孩儿八成是被逼的……如果一个人在公开出版物上自卖自夸，那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判他是自慰；如果一群人因地域关系公开在出版物上互为吹捧，那么说，他们这种恬不知耻的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呢？是受共同利益驱使心胸偏狭的“最惠会员待遇”，还是互相献媚的圈里人的“乱伦”呢？

我暂且不论他们这是什么行为，如果仅仅是从表面上瞧那一定是够热闹的，报刊上一个接一个的作品讨论会，还是那几张被日子摧残得扭曲的老脸，偶有一张新面孔必定是谦虚得不能再谦虚，就差正冠掸衣对圈内的老者跪地请安了——谢谢各位老前辈容我混进圈子，你们尽管大口大口地吃肉、啃骨头，至于吃相如何小的看见就装没看见，俺胃口小得很只管埋头喝碗稀汤即可裹腹。瞧吧，热闹的作品讨论会那边刚刚散伙，这边一出门就把会上被讨论的、签有作者墨宝的书丢向废品站，像我这种普通读者常被蒙在鼓里，原来他们在会上当着面胡吹滥侃，背后也知道这东西一钱不值呀！我是如何发现这个秘密的呢？笔者由于爱到旧书摊上淘旧书，有时候就捎带着淘一些这样的书，后来所淘胡吹滥侃之类的书渐多，也就对这些人的嘴脸略知一二；遗憾的是，我对那些被他们吹上天的书翻个遍，却从没发现过夹有红包什么的，由此可见，这些人该装糊涂时就装糊涂，该认真时手缝中一滴水也不会漏过，不管他们糊涂或是认真都叫人心凉——这些人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近来，一本叫做《五作家批判书》的书，据说吸引住了不少文人的眼球。为凑热闹我也赶快买来一睹为快，不睹不知道一睹就睹得人热血澎湃，看来我国评论家中也有懂行的——也有良心没有让狗叼走的，真可谓行家一出手就直捣心窝子：“中国所谓的批评家向来是赞扬家，他们既是看客，也是过客，有的忙于编写文学赞扬史，有的忙于给喜好风花雪月的女博士讲课，有的则像妓女接客一般，红包一来，两三天就造出一位大作家。中国文坛如此腐败，完全是他们与作家共同‘犯罪’的结果。”这种掷地有声撕破伪作家、伪评论家阴暗嘴脸的言论，虽说有一点激愤但仍属刮骨疗伤之举，被批评的伪作家、伪批评家若向往进步的话，完全可以把这些话当作金玉良言，即便真是出自敌意也应心怀感激，要知道这些话足以让人奋进不敢停息。中国文坛的“腐败”乃至“犯罪”（形形色色作品的出版内幕与五花八门的评奖内幕），此说法与存在的事实比起来，不仅不过分反而是太过于客气了，我相信它比起近来发生在西安的宝马假彩票案更加丑恶……

本埠晚报刚编发了一个文学“豫军”专版，设计了女一号守门员何向阳及若干队员，我惊魂未定还正在诧异着呢——是否有感于国足总也出不了线，可国足队员们的钱却不见少拿，与其让这些无能的能人争先，还不如咱作家、批评家们——真正的能人抢先玩一把，把眼球经济时代被吸引走的眼球夺回来（咱们早应该这样干了，文学怎么不能高于足球，文学还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呢）。令人遗憾的是，喧哗一时的文学足球赛没看到，晚报上一转眼就变成了“四人吧”（好在不是四人帮），为此还专门辟了两个版面，大旗一扯又是格外醒目：“四人吧，‘话’疗文学批评”！

吧男之一是文艺评论家余开伟，据说因不满作协体制已退出湖南作协，他的观点主要表述如下：“真正坚持理念和社会责任感的批评家越来越少，越来越孤立，他们处在一个孤岛上，在这个孤岛上他们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写作精神。”

吧男二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他的主要观点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已经没有了，变成了抬轿子、吹喇叭，尖锐一点说就是微笑服务、跪式服务。丧失了真正意义上批评家基于自己的良知、艺术眼光，以及完全基于一种文学本身立场的批评。”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源于批评者个人的真诚的信念、文化良知和发自内心的对历史对文化对民族对人类的使命感责任感。批评家应该是一个人格独立的人，应该不在乎外界对他的评价和压力，这种个性还要基于个人对文学的理解，独立的文学立场，独立的文学趣味，还有个人对文学的独特的敏感，某些方面独特的体察……”

吧男三是著名文艺评论家、福建社科院副院长兼文学所所长（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导）南帆，他的观点是：“批评家与作家应该保持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批评家不能把赞扬当成社会福利到处乱赠。作品研讨会如果定位为研讨，那肯定是一件好事。可是，现在相当多的研讨会都是炒作、造势、拉关系，积累某种资本，功利之心昭然若揭。”

之四却是“吧女”了，即著名文艺评论家、“鲁迅文学奖”、“冯牧青年批评家奖”获得者何向阳，任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研究员，除此这次又多了个头衔——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向副主席出口就是不凡，她说她十年前就对今天的局面有所洞见，接着罗罗嗦嗦了大半天，其实就是想说明归纳和演绎哪个法子更适合文学批评的问题，作为学院派著名女守门员的何副主席，如果按这种套路给大学生讲课，一头雾水的大学生不跑光，也早把何主席轰下台了！最后，何副主席把当今的文学批评归为“文学杂谈”时代的“文学杂文”，领导作报告一般都要做总结，何副主席这回真正像个领导了：“我的总结就是‘文学评论应该盖楼了’。‘盖楼’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而‘扔砖头’是一个破坏性的行为，相互扔完砖头还是一地废墟，文学评论的大厦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我发现，三位“吧男”都是“一边倒”，惟有“吧女”何向阳独立潮头，令人敬佩乎还是令人恶心乎？我的意思不是说《五作家批判书》的作者批评不得，问题是你拿什么去抵挡人家的批评。人家说：“中国所谓的批评家向来是赞扬家，他们既是看客，也是过客，有的忙于编写文学赞扬史，有的忙于给喜好风花雪月的女博士讲课，有的则像妓女接客一般，红包一来，两三天就造出一位大作家。”忙着赶场子、作品研讨会上频频露脸的何副主席，敢说没接过人家的红包吗？怪只能怪这些野路子批评家们，他们自己不会“作朽”没拿到红包，就“迁怒”于俺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尤其是“像妓女接客一般……”这句，真是太不给咱姐们儿面子了，这叫俺女批评家今后脸面往哪儿放？何副主席虽然心里是这样想的，但又不敢明白无误地说出来，所以就只有故作深刻状，先拿归纳和演绎糊弄人们一番，再用“杂谈”、“杂文”之砖乱扔一气儿，我不点名我隔着墙扔——他们谁也不知道我砸的是谁，既维护了自己那一点十分可怜的自尊，又不惹恼那些亡命徒招徕灭顶之灾，不能不承认何副主席此乃绝顶聪明之举！

行文至此，也许人们禁不住要问：只知何副主席何向阳频频露面，她在文艺理论上有什么高见？要不都说现代传媒这玩意儿就是好，就像过去的鼻烟壶大烟枪似地，越把玩就越让人上瘾。所以就有了《大河报》的整版专题介绍，一般读者即使看了报纸也看不太懂，即看不懂何副主席的能耐和分量，倒是有次我和一杂志编辑的对话，颇能够代表圈内一部分人的看法，那位女编辑谈起何时仰头一望说：“人家是学院派！”过后我回味她这句话时恶心了半天，啊呸，什么“学院派”不“学院派”，不就是吃饱了饭整天没事儿干，争论“针尖上到底能站几个天使”的经院哲学的翻版吗？实际上，我私下早就给何本人写过几封信，对她那种与现实脱节的经院哲学倾向，不只一次地提出过善意的批评：净下心来多多潜入文学的深层领域，挖掘挖掘没有浮出水面的地下文学创作。其次提醒何本人应注重身体的锻炼，因为从报纸登出的照片上看，作为公众人物的何都快吃成双下巴了，不知何本人阅信后是什么心态，可我觉得自己纯粹是“苦口良言”，出发点在于力“诤”郑州的地方保护，常言说人心隔肚皮，不知道人家看后是怎样想的……

眼下看来，何副主席职位上虽进步了不小，但思想上因没认识所以还是进步不大，不然就没有这次的隔墙“扔砖头”之举了，你不是声称当下是“杂谈时代”嘛，有本事你也指名道姓地来篇杂文，既然打骨子里看不起“杂谈”和“杂文”，那你还急匆匆去领什么“鲁迅文学奖”呢，像萨特那样拒绝一次不更好吗？瞧你这种人，不仅领了“鲁迅文学奖”还处处炫耀自己得了该奖，究竟是你自己恶心了自己一把呢，还是恶心了人家鲁迅先生一把？说透了还是何的文棍、学霸思想在作怪，既然在你看来“杂谈”和“杂文”都没资格进行文学评论，那你说说究竟谁最有资格呢？在文中何没有给我们明说，她的言外之意当然是这还用问吗？最有资格操持文学批评大棒的，当然是我们学院派的哥们、姐们了……

何副主席的一惯作风，就是爱撇洋理论学洋人说话——敢情连她自己也不知所云，因为这样就容易唬住那些爱“杂谈”的土包子，这种令人作呕的手法就是学院派的秘伎。在此我也奉劝那些总爱摆学院派架势的人，不要执迷不悟拿狗屎当金箔往自己脸上贴，学院派说透了不就是经院派的别称吗，过去一提起经院哲学首先想到的是贬义词，现在一提起“学院派”人们都得仰起头看，看来现在的臭狗屎竟也变成玉兰油了！我注意到了，2003年9月号的《上海文学》发表了何的一篇论文，即便没有这篇论文何也早是学院派了，所以我接下就引用别人一段话，让大家看看别的人是如何看待学院派的：“今年（2003）以来《上海文学》杂志被一群学院学者接管。从前，学院学者只能在书斋里和课堂上意淫文学，现在终于得以登堂入室，把文学杂志变成了弟子门徒和哥们儿的卡拉OK包房。在自己的包房里寻欢作乐，固然可以是免费的，但终究是无聊的。到头来无非是几张熟悉的脸面面相觑，哈欠连天。”（2003年12月3日《中华读书报》张闳）

中世纪经院哲学充当的是封建神权的婢女，我们的学院派或者说经院派充当谁的婢女呢？这我暂且不提单说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逃避现实，就像弗•培根早在《学术的促进》里指出的：“这批学者们具有尖锐而强壮的才智，大量的空闲时间，阅读过种类不多的书籍，但是他们的才智都因囚禁在几个作家的牢笼里，正如他们的身体都囚禁在修道院和经院的牢笼里一样，不大知道自然和时代的历史，掌握很少的材料，单凭无休止的绞脑浆就纺织出由他们的著作保存下来的那些苦费经营的学术蛛网。人的心思才智如果在物质上工作，这就是观察上帝所造的事物，它的工作就会适应材料，受材料的制约。但是如果它只在它本身上工作，就象蜘蛛结网那样，那么，腹中就有吐不完的经纶，织成的学术蛛网，也很精致可赏，但是毫不实在，毫无用处。”（谁说没用，在中国最好的用途是拿它沽名钓誉评职称）瞧一瞧他们是多么可怕啊，若按照培根的说法儿简直成“蜘蛛精”了。想想吧，肚子里总是有吐不完的丝线，手头上总有纺不完的经纶织不完的网，但这些网大多不是什么学术而是关系网（顺便指出，《大河报》整版鼓吹何副主席的专题介绍，就是何的恩师鲁枢元操刀所为，至于是否亲自操刀就不得而知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点过头了，不然学生也不敢公然瞒天过海——进行表扬和自我表扬或吹嘘和自我吹嘘呀。我这种猜想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近来报纸上狂吹的一本书，大家知道的是一天签售七百多本，不知道的是作者白送大学生的那几百本，是否也应该包括在这七百本之内呢？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在我们这个不得不对人刮目相看的时代，我们吃的、用的、买的、看的……，有几个是能让人完全放心的呢（也应包括媒体），令人遗憾的是，不正确的导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比如刚刚说的，某媒体不就认为一天能签售多少本就算好作品，多么肤浅的见解啊！因此，我认为某些批评文章不是说没有一点意义，若硬说有的话那也是行尸对走肉的诠释。

在我们这个竞相追逐金钱和物质的时代，谈论思想和信念无疑是种奢望。我注意到同样是搞文学批评的，有的人却因为不善于“作朽”，他们努力着试曾发出微弱的正义之声。可是，就连这种微弱的正义之声，我们骄傲的何副主席也看不顺眼，竟然摆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文学批评……”瞧，多么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呀！但对于当下有人“急于打破文学批评和大众之间的障碍”，何却把它一概地斥之为“扔砖头”。因为何说“相互扔完砖头还是一地废墟，文学评论的大厦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在解决了大是大非问题，在‘拆房子’完成以后，如果仅是留一地砖头，满目疮痍也不利于文学和评论这两个轮子的和谐行走，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的‘盖楼’……”

过去我认为，热衷于建楼堂馆所是地方官僚的爱好，想不到何一坐到文联副主席的位上，刚刚有了车子就马上提出要“盖楼”了。依我看她所说的这个楼就别盖了，现在我们河南省文联的办公大楼，比起大英帝国的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来不知要气派多少倍，你若是再盖“豪华”一些，不说白白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人们还不得把头仰得更高一点，才能一睹你双层下巴的尊容？

重思想价值内涵是文学评论的最新苗头，曾任《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的蔡翔（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在一篇短论中指出：“文学不可能纯属个人，而应该向公共世界开放，弱势阶层的生存境遇不应该成为文学的‘禁言之物’，相反，‘历史中一切沉沉有分量的美，从来离不开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从来离不开无法在耀眼位置上哗众的多数’。”这条道路其实也是不少地下作家，有良心的文学批评家正在发展的方向。与这种建设性的文学追求相比，五作家的渺小与可卑昭然若揭，难怪李建军等在《五作家批判书》里毫不留情，这是因为他们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李建军在该书的第206页如是说：“伟大的文学从来都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现象，它把科学精神、民主理念、人道原则当作自己的灵魂；它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痛苦，发现时代生活中的问题，并将这些痛苦和问题，转化为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形象，通过这些形象来影响大众，推动生活向更加文明的境界前进。”十分可惜的是，目前这种声音还太微弱、太微弱了。

与这些有着真知灼见的文学批评家相比，某些作家、评论家是否患上了“失痛症”呢？也许你们不会像大学生赵海洋一样，没事儿用硫酸泼狗熊去作孽，可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去作诗”式的帮闲，这种旁观左右而言它的做派难道不是作孽的补充？我注意到了，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生活远比虚构的文学精彩，其实，我认为即使再精彩的生活，也没有精彩的文学虚构“真实”——文学之所以沦落完全是逃避的结果，没有人格的伪作家、伪文学批评家，就是你们这些人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所以人们宁愿去读报看杂志，也不愿意搭理所谓的“纯文学”，错不在读者还是在于导向或文学自身，没看到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当代奴隶”、“包身工”，有几个真正反映他们的疾苦了呢？内心实际上怯懦却死也不承认，还自我标榜所谓清高及“阳春白雪”……

文学批评家是文学领域的法官，谈及司法人们常引用一句话说：法官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说法官也得接受监督接受批评……。文学批评家作为文学领域的法官，如果不接受读者监督和批评的话，那就会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子，若任由他们哥们、姐们儿拉帮结派乱伦下去，长远看，肯定要比今天所看到的样子更加糟糕！所以我认为：文学批评家更应该接受批评！

若一两个作家吃饱了没事儿可干，自己或让别人牵着自己拉出来遛遛，这样的作秀如果作为姿态耍一耍，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要命的是自己花钱请别人一鼓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能喝二两就海吹自己喝一斤，这样的作家我们读者能放心吗，再任由他们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若是作家连自己都不会做人，像张宇那样自己都认为自己能得不得了，不是不会做人而是太会做人了。对于另一个颇善于经营人场的河南作家，大作没出就把全国著名的评论家点卯，“一句话评论”赫然印在书的封面上，诸如仅此一本书中国文学就可算是丰收年了，把读者胃口吊了又吊根本不怕人们反胃，其实作者在该书里卖弄的是什么货色呢？无非是炫耀如何溜须拍马的伎俩，难怪一晚报编辑看了该书竟激动地说，真应该让作者本人去当市长，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太熟悉“伎俩”了，读这样的书难道不是十分危险的吗？我们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挨打，皆因酱缸文化浸泡出来的长尾巴蛆太多的缘故！

作家们爱“作朽”就让他们“朽”吧，文学批评家你怎么也耐不住寂寞呢，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只有恶意炒作，这种人不能不说有操纵舆论之嫌！好在我们国家操舆论不算是犯法，如果把“舆论”仅仅等同于媒体的话，伪评论家正巴不得被“舆论”操作呢，反过来说，“舆论”也正巴不得被“名人”们操呢！两者是一拍即合的相互利用关系，作为一般读者的我无可奈何他们，也许我连李建军、苍狼们的“杂谈”所仅有的一点优雅也没有，“狗日的舆论”和“狗日的名人”，你们尽管互相操、操、操……操作吧，因为互相操、操、操……操作正是商业时代的特征！

于2004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