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祖国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国家实体，不如说她是仅存于人们内心的一块净土（精神家园）。祖国和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很多场合下不能不说已经被我们滥用了，其实，这两者的意义和指向有时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在十几岁时就把祖国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分开了，这应该归功于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天才诗人莱蒙托夫，或者说是翻译莱蒙托夫诗歌的翻译家们——是他们让我和莱蒙托夫在那个时候即我那个年龄段里相遇，毫无疑问，莱蒙托夫的诗作像一枚重磅炸弹，击中了同样“性情忧郁、孤傲不群”的我，我对社会的观察和当时社会风气的不屑，使我竟然斗胆学着莱蒙托夫的样子写起诗来，可想而知，莱蒙托夫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诗歌，是随随便便就能让我们这些庸碌之辈超越的吗？

曾几何时，莱蒙托夫也曾认为，爱沙皇的专制帝国就是爱俄罗斯人民，能够获得沙皇专制帝国的荣誉就是他的最高荣誉，但是，思想上觉醒后的莱蒙托夫还是把两者分开了，沙皇的专制帝国并不等同于多灾多难的俄罗斯祖国，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与俄罗斯民众的啼饥嚎寒恰恰形成莫大的反差，这使心存良知的诗人如何也接受不了作为实际存在着的另一个俄罗斯，所以，俄罗斯人的疾苦在莱蒙托夫心里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分量，沙皇的专制帝国及其荣誉——“天蓝色的军服”对莱蒙托夫越来越没有诱惑力，愚蠢、专制、奴役、控制使莱蒙托夫几近窒息，所以，莱蒙托夫对沙皇专制帝国的反叛几乎是本能的，我们从他的诗作里不难看得出来，如《别了，藏污纳垢的俄罗斯》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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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藏污纳垢的俄罗斯，

奴隶的国土，老爷的王国，

天蓝色的军服啊，我们别了吧，

驯服的人们啊，你们也别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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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在高加索的山那边，

还能从你那些长官手里逃脱，

躲过他们能窥见一切的眼睛，

避开他们无所不闻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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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的死使写了《诗人之死》的莱蒙托夫一举成名，同时，又使他卷入了与沙皇制度对抗的洪流中，客观地讲这无疑于“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结果，在此后的四年里莱蒙托夫一连两次遭逮捕和流放，第二次被捕和流放虽然并非像第一次那样是因直接与当局抗争，但仍是第一次被捕和流放的未消的余波，沙皇又一次用借刀杀人的伎俩像当初对待普希金一样，把敢于从精神上犯上作乱的莱蒙托夫从肉体上消灭了。沙皇政府对莱蒙托夫的迫害实际上事与愿违，反而更加激发和磨砺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暴政争自由的斗争中……

在莱蒙托夫的内心里有两个俄罗斯，一个是沙皇专制帝国俄罗斯，另一个是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他用无所掩饰、无所畏惧的诗作进行取舍，用使恶势力胆战心惊的诗歌，拨动了善良、正义的人们的心弦并得到了他们的共鸣和反响，在紧要关头不惜用宝贵生命来写诗，交出了一篇令后人满意的答卷，因此，莱蒙托夫以诗歌升华了自己充满空白的短暂生命，以诗歌慰藉和激励了和他同样感到寂寞的人们，他的诗歌永远饱含奋争的激情充溢生命的活力，彰显着不屈不挠的俄罗斯民族性格，锤炼了朴实无华的俄罗斯民族语言，莱蒙托夫不愧是“时代最强音”的呐喊者……

谈到祖国不能不说一下时髦的“爱国主义”，在一个被政客把持着的、专制的、国富民穷的国家，就看“爱国主义”爱的是谁的国了，如果爱的是老百姓、爱的是弱势群体的祖国，那么我举双手赞成这样的爱国主义，因为这种祖国已经是精神家园心灵归宿，祖国是一种神圣的精神寄托人生信仰，爱不爱是一种个人选择，爱不爱我的“国家”当然由我做主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爱一个被政客把持着的、专制的、国富民穷的、耀武扬威穷兵黩武、崇洋媚外色厉内荏的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