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臧克家在他那首著名的诗里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有的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却仍然活着。这首曾影响几代人的诗歌，为我们传递了某种人生理念，即人活得之所以像个人样，在作家看来主要是活精神的，若套用他这种格式或理念反观今日文坛，不难看出有的作家虽然活着，可他的作品早已经死了，有的作家虽然早就死了，可他的作品却仍然活着——活得滋你让人百看不厌……

近日，《中华读书报》“看法”栏目有篇文章，题目是“身为文人——轻蔑文人”，说的是现在还正常地活着的老作家李国文，他在他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书里，把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古代文人，把他们一个个都给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至今没读过正常活着的老作家李国文的任何书，因为我把作家分为四类：第一是连出版的机会都不给的，第二是作品比名气大的，第三是名气比作品大的，第四是作品和名气都不大的，按照我个人总结的这种标准，看来正常活着的老李，应归第三类——名气比作品大！尽管他这部《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现在虽说已经有了点名气，但还是勾不起我强烈的阅读欲望，我是宁愿读第一、二类也不愿读第三、四类书，所以，若作者蒋峰的引文没出错的话（想来中华读书报的编辑应该校对过），我也不妨转引几句让大家见识、见识，如果是转引错了或者是被误解了，反正老作家李国文还很正常地活着，总比你冲人家非正常死亡早已作古的人骂强，连给人家一个纠正你错误的机会都不给……

在《司马迁之死》一文中，对敢说真话的司马迁老李用幸灾乐祸的口吻说：“司马迁被‘宫’后，肯定下体溃败，阴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这还不够，老李继续卖弄道：“司马迁读书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

读了上面两段别人引用的文字，我心说这李国文未免太会作践人了，是什么深仇大恨让老李去跟一个古人，而且是和历史早有定论的古人过不去呢，我是个俗人所以第一直觉就是突发俗想，司马迁死前是否非礼过老李家先人？若不是（事实是司马迁为一姓李的开脱而惹祸上身），那我就一点也解释不通了，依老李那年纪说是作秀吧着实秀不起来，看人家王朔作秀瞄准的都是大活人，什么金庸金大侠啦、张艺谋啦，这小子唯批鲁迅马失前蹄惹了众怒，说他和一个逝人过不去弄得灰溜溜的，有此先例想那老李应该汲取教训，要“臭”要“朽”就找一个呲牙咧嘴的，去“踢一只死狗”算啥能耐，即使学王朔找个老实人秀一下，说不定广大读者也会买你的帐；可是你却不敢把矛头对准今人，更不敢对世俗政治权力说半个不字，你冲人家司马迁发什么脾气呢？人家司马迁咋说也有一部《史记》垫枕头，你李大作家有什么给你垫枕头呢？再说了，人家司马迁鸡巴被劁碍你啥事了？你的鸡巴倒是没有被劁，可你比人家鸡巴被劁的强到哪？有道是：“世间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至少在我们后人看来，人家太史公有胆量付出被劁的后果，你不是觉得“太不划算了”吗，可司马迁和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划算，当然，太史公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让我替他老人家反驳小李几句吧：我司马迁的鸡巴是一支铁矛，真真戳穿了阴柔专制者的嘴脸，知道我的存在让他很难受就行，小李你不愧是孔孟的徒子徒孙，护着专制统治者像护秃子一样，小李你的小鸡鸡是干啥用的呢——就知道用这玩意儿打炮可不行呀！看你点头哈腰的总护得那么严实，真乖，难怪你劝别人也和你一样学乖呢！都一大把年纪了能否硬起来还是两可，看你实际上跟阳痿差不多吧？就这还小心翼翼生怕让人家给劁了，我看你分明是羡慕我的名声，但又没胆子去冒或者担当这个险，哈哈，像你这种人俺见识得多了，不看俺是谁懂得不多还咋写《史记》？

行文至此，我不禁又要套用诗人的格式了：有人虽长着鸡巴可作用早已不能发挥了，有的人虽然鸡巴早被割了，可他的鸡巴却比谁都雄壮——你只有仰视才能看清它的全貌！确实如此，精神上的被阉是最可怕的，因为形而下的被阉一看便知，有些人比如李国文，形而上地被阉了却不自知，即便知道也还要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掩饰。过去我一直私下认为，中国向来不乏评价历史的英雄，现在看来此话不假——作家李国文堪称这样的英雄！他是通过作贱司马迁变成的英雄，但是说穿了这不算什么本事，在中国人中，随便拉出来那么一个，都要比老李的这种观点活泛得多。中国所缺乏的，正是像司马迁那种书写历史的英雄，可如今却是狗熊逞能的时代，任何狗熊都能够把英雄推翻在地。实际情况如何呢？在我看来，形而下被阉的司马迁，他不仅没有丝毫的耻辱，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他人格的伟大，像李国文这种形而上被阉的阉人，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人格的卑琐。

若李国文此文是骂没有骨气的文人，或有一点反讽中国专制者残暴的意思，那么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也就认了，可他找错对象了，因为司马迁不是没有骨气，事实恰恰是他太有骨气了，你怎么能够对一个有骨气的文人恨其不幸、怒其不争呢？你恨他、怒他不像没有骨气的一样混世……。反正，我从李文的引文中看不到任何价值，更别说是和封建专制作不妥协的斗争了，听他的口气分明就是公然地为虎作伥，像这样的伥鬼在中国传统文人中比比皆是，分得了一点点的骨头或者肉汤填肚子，就感激涕零恨不能把自己亲孩儿，做成佳肴煲成汤孝敬到专制统治面前，这种把残忍和毫无人性当盛宴来把玩的鸟人，这种把文人视为草芥拍皇权马屁的作派，结果是一直拍得皇朝昏昏然大喘粗气为止，无原则地奉上、媚上导致了中华民族的衰落。秉公直书历史的太史公被上头拒绝并不重要，因为千百年来他并没有被下面的人拒绝，就凭你李国文一个人能把司马迁骂倒那才怪呢！其实，李国文并不是空对古人发一番牢骚，虽然是写古代的文章实际那是给今人看的，要知道你这种乖戾的表现不是轻蔑文人，而是拒绝实事求是和社会的进步——从骨子里透射出人文的缺失和人性的寒冷。

在《李卓吾之死》一文中，李国文感慨说：“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依我看“好名”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老李一不缺吃二不少穿三不好名你写书干什么呢？人生的意义不就是能在生活这个大舞台上表演一遭吗？但表演的层次大不一样有的优秀有的拙劣，现在我看你李国文的表演就够糟糕透顶。历史只记住那些推动了社会进步的人……

在《金圣叹之死》一文中，老李不屑一顾地说：“这些文人，在握有权杖的统治者眼里，算东西，又不算东西。用得着的时候，是东西；用不着的时候，也就不是东西。”此言差矣！并不是所有握有权杖的统治者都这样看，这样看人的总是那些最无能的专制者，因为他们都是依赖性强的投机分子，这种过分依赖别人的投机分子到处都有，河北省政府秘书长李真不就感叹吗：过去那些认为是朋友的人，现在一个个都不见了惟恐避之不及。实际上这句话就是：当初用得着你的时候，因你手里有权所以你就是个东西；现在你没权了用不着你了，所以你也就不是什么东西了。能够造就这么多不是东西的东西，特重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的儒家文化功不可没，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我们中国，永远都不要担心找不到市场，反而那些能够重视原则、注重法律，追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精神，有着独立人格能够担当起社会重任的人，在封建专制者和李国文先生眼里，很可能永远都将不会是什么“东西”。

在《李斯、陆机之死》一文中，老李对陆机拥有的名气、才分、金钱、权势这“四大绝对优势”表示了艳羡之后说：“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让人扫兴得很。”我读了以上文字，突然觉得老李太脱离人民了，老百姓对那些贪婪者是咋说的呢？“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西方老百姓也总结说：“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从针眼穿过还难”；有才无名的人肯定是被埋没了，有名无才的人是华而不实不会长久的，有钱有势但却无才无名这很正常，就象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也很正常一样，这有什么可奇怪可求全责备的呢？如果说文中老李是在夸陆机，让吾辈读起来不如说是有自夸之嫌：我就是那个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李国文呀，国文、国文，我的《春天里的秋天》一书，那可是代表一个国家文字的水平呀！可能老李自认为他在名气、才分、金钱、权势这“四大绝对优势”中都占全了，遗憾的是“豆鼠子”们宁愿买“美女”、“美男”的帐，都不愿意买“黄鼠狼”他爹的帐——李国文是谁呀？不知道！难怪老李发出“一代不如一代”的呜呼唉哉声了。

蒋峰先生倒是非常客气地认为，老李文章的目的在于证明：那些为气节连命都不要的“酸儒”，一个个都是地地道道的傻帽儿！因为老李在《司马迁之死》的末尾总结说：“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我倒是认为，活有各种各样的活法儿，即“活着”是有水平、是有姿态的，李国文的生存姿态是什么呢？他骂来骂去其实就是要向大家说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其哲学基础就是中国人的历史理性和现实理性，与这条警句相仿的还有很多，如“识实务者为俊杰”，“人在屋檐下怎可不低头”，“胳膊扭不过大腿”，“别拿鸡蛋往人家石头上碰”，其实，外国也有不过没有咱们精辟，比如“人家打你左脸就给他右脸”，这是在中世纪人们的信条，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早已是信息时代了，谁比谁傻？再这样骗人鬼才相信呢……

再这样说下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大家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或平面上理论，如果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理论，老李谆谆教导应满足第一层次需要，至多撑死了是第二层次的需要，可那些愚不可及的“酸儒”却热衷第五层。我更加相信了，老李是被专制统治吓破胆子的伥鬼，他的眼光连一座小山都超越不了，就这样的市侩逻辑还能够教导谁呢？所以，让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读他这样的书肯定遗害无穷。因为，在老李看来真理有什么可坚持的，既然作为坚持真理的人，你们这些傻帽儿连生命都没了能享受个啥？谁记得你哪年生哪年死，即使记得又有啥用真是傻得不开窍。

若真的如此我实在不可以想象，历史上如果没有这些傻帽儿们的抗争，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不说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统治，单就日本人1937年的侵华事件说来，如果没有中国广大民众浴血奋战的话，都像这种保命哲学所倡导的那样，中国人包括李老作家现在岂不都正在说日语穿和服吗……

我们学习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正是有了中国人的不屈不挠，日本人滚出了我们中国领土；正是有了中国文人宁折不弯的典范作用，中国多起了支撑民族大厦之将倾的脊梁支柱。请问李国文先生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仅仅就是为了追求一个虚名吗？徒有虚名的人难道会长久吗？相信李国文的文章不仅伤害了我一个，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苟同他的说法的。我这不是搞所谓的大批判，现在民主了谁都可以说话了，我可以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更何况老李的观点当权者一定爱听，可当权者一定爱听不一定老百姓都爱听，即使说大多数老百姓都爱听，都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放之中国而皆准，可毕竟还有个放之世界的问题，现在都知道西方比中国强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那是由“非正常死亡的文人”推动的结果，相比之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样的文人还不够多，多的是苍蝇一样歌功颂德的文人在拍马屁，他们和以家天下为己任的专制者组成了共谋，那就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为代价，换来一己之私的满足和腐朽统治的苟延残喘，让人学乖（不仅仅是文人）所付出的代价，是公道不存在良心让狗吃，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尊严扫地啊，想老李在文革中一定不会受冲击的……

我的这些话，老李及其代言人肯定不愿听，现在民主了谁都可以说话了，你们虽然可以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你要誓死捍卫我说话的权利，咱们彼此、彼此！

“四人帮”的时候没有人敢讲真话，所以很多人都说他们大搞法西斯专制，重获自由的巴金老人反思后写了随笔，专门辑成了名为《真话集》的集子，从他得到人们一致赞扬可看到社会的进步，但有的人太抬举巴金老人了，抬举得让我们读者都感到不好意思了，是不是害怕他把真话一直讲下去呢？恕我直言，一个人到了八、九十岁才学会讲真话，不仅不应该表扬而且真应该批评了，好在现在有很多小孩子都慢慢开始敢于讲真话了，比如山东的王开岭、福建的谢有顺还有四川的余杰，介于巴老带了个好头故不批评也罢，但也不能无限度地拔高呀！痛定思痛，巴老首倡的文革博物馆毕竟没建起来，如果要建起来的话不知有多少大人物，要被敢于讲真话的人耻笑：“你怎么什么也没穿呀？”

会不会出现新的司马迁或张志新呢？无论是××被劁或者是喉管被割，这都是十分残忍的反人道、反人类行径，不可想象如此残忍得令人发指的事件，如果发生在西方社会将出现什么后果呢？在共和政体下，权力者对一个人的凌辱，那就是对全体成员的凌辱，反抗暴政是每个人的义务；在民主社会里，不法之徒对一个人的犯罪，那就是对全社会的冒犯，没有比失去公道更让人揪心的事了。相比之下，我们只是低级地复制着人口，因为谁都不愿当露头椽子，谁都不愿做出头鸟被枪打。社会的知识者尚且如此，更别说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了。这是急不得的，西方社会两百年前就完成了痛苦的蜕变，以致于后来让马克思响亮地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这决非是一个偶然。这和我们习惯把人看成是草芥或猪狗，甚至是连猪狗都不如的蚂蚁大不相同，若西人也像我们对自己的同类那样冷漠的话，他们不妨也早就打油了，因为像李大作家的打油谁不会：“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可他们那里为啥没有人和李大作家一样呢？难道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划算什么不划算吗？

真是咄咄怪事！二十一世纪都过了恁么多年了，不想还有人贩卖这破玩意儿，甚至连大多老百姓的觉悟都达不到。“好死不如赖活”其实就是奴隶哲学，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听任摆布吧，“明白了吗？”、“学乖了吗？”要知道“好赖活着”、“赖好活着”就是福呀，不能不说这种“酱缸文化”影响至深，如果再由“酱缸”里浸泡多年的长尾巴老蛆，在那里周五正王地现身说法演示一番，不容否定还真是那么个理儿呢！河北省那个把省委书记程维高给告倒的人，之前不是被当作政治犯判了几年劳动教养吗，想来李大作家根本就看不起这种人物，但对于这些以自己的生命维护了社会公正和人民利益的人——真对不起我连他的名字都没能够记住——可他图的又是什么呢？我不想以小人之心度君主子之腹，我觉得应该给像他这样维护社会利益的人树碑立传。

于2003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