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下雪天，我和弟弟们围坐在火炉旁，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烤红薯，一边听奶奶讲已逝年代的故事。

遗憾的是，生产队分给奶奶的那点红薯，还没等我们三兄弟品出个味儿，便被我们抢着分吃光了，如果再逢下雪天，我们只好凭着对烤红薯的美好回忆，频频往自己肚里咽口水了。这时，就连最生动的有关土匪的故事，我们竟也听不进去了，还是一个劲儿地嚷着要红薯，奶奶招架不住，就吵我们：“谁让你们户口不在老家呢？本来是给分给我吃的红薯，我还没吃呢就被你们这些兔崽子吃光了，还一个劲儿问我要……我上哪儿给你们变出红薯来？若要就问你们爸爸、妈妈要。”嗨，爸爸、妈妈都在外面工作，显然问他们要是不可能的。

大伯的两个孩子都参军了，就剩下他这个双料光荣军属，孤零零地呆在老家里，平时连个干活的闲人都抓不着。说不幸也是万幸，他家的口粮却是按三个人头分的，那红薯当然也是一根都不曾少。大伯不仅为他的红薯吃不完发愁，还为每次从地窖里取红薯而费神——第一步，他必须先下到地窖，将红薯一个个拣到小竹篮里，第二步，他再叉开腿手扶脚踏着窖壁上对称的小洞往上爬，待他好不容易爬出来后，才能将窖底拣好的红薯系上来。他这样往返多次，才能将那个大柳条筐给装满，每次从地窖里拣罢红薯，大伯就像刚跑完马拉松似的累得要死。

就这样，常常为没红薯吃而发愁的我，与大伯之间最真诚的合作开始了，这合作堪称是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成功典范，因为大伯再也不用忙上忙下地搞垂直运动了，我也不用老是缠着奶奶问她要红薯吃了——隔不了十天半个月，大伯总会主动邀我进行这场交易——每次都得到能盖住小篮篮底的几根红薯作为酬劳，说实在，我也乐于为国家的光荣军属尽一点微薄之力。谈到这儿，我想应该说明一下，大伯和我父亲是同父异母所生，所以我一开始就很知趣，从未奢望过他会多给我一些红薯，我只是得到了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儿。记得奶奶讲过的故事里就曾提及，我大伯在旧社会时就很会做生意，因此村里给他起了个外号“二诸葛”。一次，年幼的爸爸到他的小摊上买馍吃，秤馍时秤头稍微往上翘了一点点儿，大伯还用手揪下了一块儿来，随即填进了他自己的嘴里边。唉，旧社会“万恶”的事儿不提了。

对于当时只有八、九岁年纪的我来说，为大伯拣红薯绝不是一件好差事儿，如果不是那一小篮红薯太诱人的话，我是决计不会为他下地窖拣红薯的。因为，每次去拣红薯对我无疑都是艰巨的考验，揭开地窖盖子面对黑洞洞的窖口，我首先要战胜的就是自己的胆怯心理，大伯就像个优秀的政治思想工作者一样，总是适时地对我讲一些鼓舞斗志的话。叫我至死也绝不会忘记的，是最后那次为大伯拣红薯的遭遇……

那次拣红薯一开始和平常没什么特别，大伯一边揭开窖口让里面换一换空气，一边叫我不要害怕有什么事儿就抖抖绳子。大伯说罢就用系小竹篮的麻绳，用它的一头结结实实地捆住我的腰，接着大伯让我用两只小手抓紧绳子，将我提起慢慢地通过脸盆一样粗细的窖口，不一会儿就把我放进数米深的红薯窖舱里。然后，我把身上绳子解开让大伯系小竹篮下来，我把红薯一根根拣进篮子让他提上去。按照以往的惯例，只有等我把自己的工作圆满完成后，他才放绳子的一头进来，我自个把自个捆结实后，大伯再拉我上去和他就地分成。

地窖仿佛就是另外的一个世界，里面除空气潮潮的有种说不出的霉味外，到处都是黑昏昏的还有一种像刮风似的声音。我环顾四周，只见地窖和往常一样没啥差别，空旷的地窖像井似的直上直下，只是到了最上面才突然缩为脸盆口大小。若从上往下看一般是看不到什么东西，到了窖底才能看到有两个对称的窖舱，这两个相对称的窖舱其实空间很大，大伯全家人分的红薯全都在里面堆着。

不一会儿，我就把小竹篮里拣满了红薯，我抖一抖绳子的这头儿，大伯就心领神会一晃一晃地往上拉，接着我就想像大伯在外面干的活计，他总是怕把红薯给碰伤，说碰伤的红薯不容易放吃不及就坏了，因此他总是慢腾腾一根一根往筐里拾红薯。这时，我总害怕地窖里会突然蹦出一个鬼怪来，我几乎尽我所能把对鬼怪的想像力发挥到极至。为了避免胡思乱想引起的恐慌，我只能强迫自己想像大伯慢腾腾地，一根一根地从篮子里往外拾红薯，似乎这么想妖魔鬼怪就不会跳出来了。有时候我特害怕忍不住就叫大伯，我叫大伯的次数多了他就不理我，这时才真真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害怕，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走了剩下我一人在窖底。我看到窖壁上凿有专门供上下攀登的小洞，就止不住一次次地尝试着想往上攀登，我将自己弱小的四肢使劲撑开几乎弓成了“土”字，才勉勉强强够得着专供大人们用的第一级天梯。大伯见我使足劲儿蹬上天梯总会厉声吵我，许是他怕我不小心掉下去摔坏吧，他说我年纪小没他帮忙根本就上不去——故而我也就非常自然地接受了他的教导——即我仅凭自己的努力是上不去的，必须有大伯的帮忙才能重返地面。

过去，我大伯每次至少要下地窖一次，他不嫌其烦地将窖舱里的红薯翻个遍儿，把那些长得像灰老鼠似的坏红薯挑出来，他说这些坏红薯如果不及时挑出来，那些好的红薯很快也会给染坏的。后来他见我在窖底下不安分，就把原属他份内的活儿让我担了起来，我实在不愿意干这个让人恶心的差事，因为弄不好就会抓两手稀便似的坏红薯。没有办法，我只能听任大伯的吩咐，小小年纪的我从那时就明白了，在别人手底下当差是由不得自己的。这次也不例外，大伯见我磨磨蹭蹭不积极寻找坏红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交代我，一定要把坏红薯给他统统地侦察出来。他高高地在上面洞口探出脑袋，教给我一个又一个刺探坏红薯的新方法。我也就言听计从地不断尝试他方法的效力，先用小手把表层的红薯头挨个捏捏，然后再按大伯的吩咐将手插进红薯堆里，他说如果碰到了“又湿又温又软”的东西，那绝对是一个坏红薯无疑；我大伯特别交代我若碰到这种情况，千万千万别把它硬给拽出来，因为坏红薯的坏水一流到别的红薯上，别的好红薯没几天也就很快坏掉了……

我已经听大伯交代过多少遍了，所以，我没听完他的罗嗦就独个儿寻找起来。我在嘴里面不停地默默念叨着：“又湿又温又软、又湿又温又软、又湿又温又软、又湿又温又软……”

嘿！大伯真不愧是个地地道道的大能人，难怪村上的人都叫他是“二诸葛”，我按照他亲口教给我的新方法，将小手一抖一抖很快就插入红薯堆里，东捏捏西碰碰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坏红薯；我谨遵大伯的说教腾出一只手来，小心翼翼地挑去上面的红薯，再像电影《地雷战》里的日本特务一样，慢慢地用双手将这颗危险的“地雷”起出来。这个新的工作方法给了我强烈的刺激，它竟使我一下子就热爱起了这份工作——即原本恶心的、枯燥无味的挑坏红薯的差事！每当我大声地宣布又发现了一根坏红薯时，大伯就俯身在洞口也大声地夸奖我干得出色，故而我也就更加起劲儿地玩命工作起来，说实话，在心底里我也企盼这次大伯能多奖我几根红薯。

紧接着我又得到了大伯新的指令——那就是将战果向纵深地带发展，把窖舱最里面的坏红薯也寻找出来！

窖舱深处的光线非常暗淡，我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所以我得凭自己的感觉了。不一会儿的工夫，根据先前的感觉经验，我的手又触到了一根坏红薯，我控制不住兴奋对大伯喊了起来：“大伯，我这回发现的是一根特大的坏红薯！”

高高在上的大伯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大笑着从上面指示我：“小心，别把大红薯给弄烂、流水。”

我马上应了一声“好”，就忙着起我的“地雷”去了。

我一只手从底部托起那只坏红薯，用腾出的另一只手熟练地拨开上面的红薯，等我感觉上面没有什么障碍物时，就用双手谨慎地捧起那根坏红薯转身钻出舱去，可能是受到了些许光亮的刺激，还没等我在地窖中央站稳当，我小小的双手中捧着的那根坏红薯，就像故意捉弄我似的翻了个身，就着地窖口透射下来的微光，我一下子就看清了手掌中所捧的根本不是什么坏红薯，它是一只碗口大的肚皮雪白背朝下四条腿乱动的癞蛤蟆。我本能地将双手以闪电般的速度缩了回来，四条腿乱动的癞蛤蟆被我嘭地一声丢在地上，我连哭的声音都没来得发出来，不知怎么蹬蹬蹬一下子就蹿到地窖口，当我被莫名其妙的大伯接应住以后，出了窖口的我这才大声地嚎啕起来……

事后我也奇怪，我竟然能够自己爬上来！真的，我竟然能够自己爬上来了！

我的这一壮举一直让大伯感到困惑不解，一个伸展双腿才刚刚够得着窖壁的八岁毛孩，怎么有可能独自从那么大那么深的红薯窖里爬出来呢！他逢人就讲见人就说他亲眼看到的奇迹。

不过，当大伯再笑眯眯地让我去给他拣红薯时，我总是一言不发朝他摇摇头以示拒绝；他笑着对我说以后不让我拣坏红薯了，还说坏红薯留给他让他专拣，我依然一言不发再次朝他摇摇头，我从大伯的眼睛里看出了他的失望！打这以后直到来年奶奶再分红薯之前，当雪花飘飘我和弟弟围坐炉台听奶奶讲故事时，就再也没有可挣取的红薯可吃了……

我不后悔，因为在我超越那洞黑呼呼的红薯窖时，同时也超越了红薯对幼小的我的诱惑。（于1991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