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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帝最著名的高加米拉会战，我们会看到大帝在方阵后排布置了一排辅助方阵：

       当马其顿左翼与中央方阵间出现缺口时（西米亚斯的步行伙伴方阵出现脱节），大流士的波斯、印度和帕提亚骑兵突破了这个缺口，一直冲进了马其顿的大营，开始劫掠并试图救出大流士的家人。此时，亚历山大事先安排的后排方阵发挥了预备队的作用：

       他们及时赶到，将这些骑兵驱散。随后这些逃跑的波斯骑兵与终于赶到的亚历山大及伙伴骑兵发生激战，亚历山大最终以六十余名伙伴骑兵死亡的代价将他们击垮，然后配合塞萨利骑兵将波斯右翼彻底击溃。
       可以说，亚历山大在战前所布置的后排预备方阵对整个战役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我们可以看到，从亚述的王家禁卫部队开始，到波斯的万人不死军，预备队在古代军队中早已出现，他们在战役中扮演救火队的角色，是将领手中的关键力量，这种预备队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启迪了未来的线式战术。

       罗马人早期和周边地区的战术并无区别，仍然是方阵体系，根据Dionysius与Plutarch的记载，是入侵的凯尔特人教会了他们新的三线阵体系（manipular legion），使罗马军团放弃了希腊方阵战术。

      这种以120人为一个支队（maniple）的体系分为三排，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青年兵（hastati）、成年兵（principes）和后备兵（triarii）。

       至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战术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看看凯撒是如何描写不列颠人的作战方式的：“敌人从来不用密集的阵形作战，只分成许多小股部队战斗，彼此间隔着大段距离，另外又派出一些分遣部队安置在一定的场所，以便各部分之间彼此掩护。作战疲乏了的，有精力充沛的生力军替换”（《高卢战记》第五卷第一六节），这种做法非常接近罗马的三线阵：

       从直观上看，罗马人作战时士兵间的间隔较为疏散，比起方阵体系更加灵活，这是古典史学家对罗马、马其顿体系的比较：

       这种多线布阵的小编队机动性比起大纵深的密集方阵更高，可以完成较复杂的战术动作，因而赋予新体系以更多的战术选择，也给了下层军官战场发挥主动性的空间，例如在面对马其顿人时，弗拉米尼乌斯并没有亲自下令，一名护民官自己组织了一次迂回。

       公元前58年，凯撒在对阵赫尔维几人时，侧翼忽然出现了波伊人与图灵吉人的援军，危急关头，凯撒下令第三线全部中队侧向行军，对抗新方向的敌人。

       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动作还能从另一场战役看出，在Vosges战役对阵苏维汇人时，凯撒的前排战线被苏维汇人的野猪头战术冲得七零八落，战线被敌人突破，全军岌岌可危，此时，在没有统帅命令的情况下，普布利乌斯·克拉苏（马可·克拉苏之子，在卡莱战役阵亡）迅速骑马冲到后方，下令后排中队迂回运动，侧翼包抄了苏维汇人，最终将他们包围击溃，敌人纷纷逃亡莱茵河。

       当然，自马略改革后，共和国军团不再摆出传统三线阵，而是按照统帅的需要临机摆出一线、二线、三线的阵型，例如《阿非利加战记》中，凯撒对阵拉频努斯时甚至摆出过一线阵型。
       罗马的这种线式体系具有非常高的灵活性，从而有更高的指挥容错率，这也可以从汉尼拔进入意大利后，从前期的亚历山大式方阵体系转向了后期的多线体系看出。等到扎马战役时，汉尼拔与大西庇阿摆出的就都是三线阵型了。而不能真正理解三线阵真正内涵的瓦罗则在坎尼战役将罗马的阵线间隔全部填满，主动放弃灵活性，加大纵深，在没有骑兵优势的条件下，最终将多线实际打成了一线的效果，导致惨败。反之，凯撒在法萨卢斯对阵庞培时，则将已经严重削弱的各编队抽调兵力，组建了第四线编队，在前排掩护下行军到侧翼，驱散了拉频努斯的骑兵，进而席卷了庞培军队的侧翼。

       近代的军事改革家吸收古典时代军事成果，首先是西班牙人的棋盘格布阵，这种对罗马三线阵的表面模仿并未吸收罗马线式体系的精华，反而更接近马其顿的方阵体系。而莫里斯亲王的改革则更加激进，走向纵深较浅的线式编队，而布阵同样采用三线。下图为Henry Hexham著作the Principles of the Art Militarie Practised in the Warres of theUnited Provinces第二部分中的荷兰军队理论布阵图，刻板署名为1638年。

       莫里斯的改革很多来自古典著作，如2世纪罗马军事作家艾利安（Aelianus Tacticus，与《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作者阿里安Arrian还有另一位罗马作家克劳狄·艾利安都不是一个人）的《希腊战术五十四章》。后退射击，即是威廉·路易受艾利安书中如何投掷标枪石头的段落启发构思出来向莫里斯提出的，而预备阵线，也是受到罗马三线阵的影响。
      其后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则在采用线式编队提高正面火力的同时，采用了两线的编队

       这是瑞典体系的基础单位T字形编队：

       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布赖滕费尔德战役，当瑞典的盟友萨克森军队忽然崩溃后，霍恩迅速下令后排预备线士兵左转横向行军，依赖极高的操练水平，在蒂利利用这次侧翼的灾难完成席卷之前形成一整条新的战线，这一华丽的战术动作标志着线式战术终于跨越千年，重新出现在人类战争史上。

       其后日耳曼综合体系产生，蒙特库科利在手稿Sulle Battaglie中对其进行了描述（蒙特库科利元帅曾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作为帝国骑兵军官参战）：
       “现在所有指挥官都习惯了布置超过一线的阵列，这种战术被德国人叫做Treyfach。帝国军在吕岑、苏尔特、诺德林根、维特施托克、弗莱堡和几乎其他任何战场都是如此做的，只有蒂利在布赖滕费尔德-莱比锡战役没有如此，此战他将全军布置成一线，下场非常悲惨。”
英国的奥雷里伯爵根据在爱尔兰作战的经验，更详细描述了这些新的原则：
      “将领绝对不能将全军一次投入战斗，因此须将军队分成两线或两个战列，如果地形、军队数量许可，可以排成三线。这些战线实际上相当于一支支新的军队，如果第一线被突破，第二线仍然完整，常常可以扭转局势，尤其是在第二线的布阵距离第一线位置恰好时。这种情况下，第一线崩溃后，第二线不会（因过近）受到干扰，同时第二线的中队也不是很远，来得及填补任何第一线出现的缺口，同时自身不会瓦解。”
       欧洲的军事改革家们总结古代典籍和同时期经验，得出了以下的要点：布阵要尽量多线，至少要布置二线，兵力足够甚至要布置三线，一方面在前排损失时可以由后排填补，另一方面可以作为预备线防止侧翼被突破。其次是第二线和第一线距离不能太近，防止前排崩溃时后排被席卷，但也不能太远，要来得及替换或支援第一线。最后，线列之间要留出预备通道，以供各排通过。
       线式编队可以组合成各种纵队、横队以及梯形编队，各级单位成多线布置。这些思想发展到后世，就是近代军队的基本布阵，一个军的各师以横向编队朝向敌军，师中各旅前后多线排列，比如二旅师就排成二线，三旅师可以排成三线。旅的各团成横队布置，留一到两个团作为预备队在后排纵队列阵。团下各营一线列阵，或纵队列阵，或混合编队列阵。营中各连以三行纵深横向排开。
       这种排列的意义是，由于军队基本单位为线形单位，因此可以方便灵活完成机动，各条战线有自己的预备队，补缺由他们完成，而后排的战线则保持完整，以保证随时有未参战战线转向侧翼敌人，或对敌侧翼进行迂回。

       线式战术对士兵训练要求很高，在古典时期罗马帝国拥有这样的高训练水平军团，近代的军事训练更加完善，而在古典晚期，帝国衰落，则更加倾向于使用密集的马其顿式战术，其中一点是，在帝国时期，军团中已经恢复使用长矛，而不再是共和国晚期的单一剑盾了，然而此时的罗马军团却无法达到大西庇阿、凯撒及图拉真时期的水平了。过去很多人强调一些新的技术发明，比如马镫的使用，富勒则提出是步兵骑兵投射火力的提升导致罗马军事的没落，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高桥马鞍与金属马镫的引入其实是大大晚于罗马军团的衰落的，甚至萨珊帝国也是在被阿拉伯人灭亡前不久才逐渐普及马镫，而罗马军团在亚得里亚堡的惨败更是与马镫没有半分关系了。当欧洲近代军事改革家们将古典的智慧复兴时，那些“复活的军团”便征服了新旧两个世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詹姆士党以冷兵器对抗英军的火枪时，当祖鲁王特奇瓦约以盾矛向不列颠殖民者进军时，他们也采用了多线编队，最终这些科技落后的军团创造了自己的奇迹。
       限于篇幅，并为了强调罗马给后世的启发，就不对以线列为基础单位的纵队、方阵、混合编队进行描述，也不对骑兵的线列战术做出讲解，更不提那些特殊的战术（如拿破仑在瓦格拉姆用远离战斗线的100门火炮堵塞战斗线上的一道缺口），只希望本文的内容能够帮助理解维吉提乌斯《兵法简述》第三卷的七种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