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思维革命发生之前，关于国家政权的愚谬的阶级专政理论和其它形式的集团统治理论占据着人类政治思想的统治地位，辨清阶级专政理论和其它形式的集团统治理论的愚谬实质，就成为了当代思维革命必须达成的历史任务。

      运用当代思维革命的成就——整体科学思维可以认识到：

      专政是社会整体中的某一公权主体在获取和维系政权的过程中，对需取缔的公权主体所实施的抗拒、取缔与镇压，专政的前提是两个同时存在的公权主体相互对立而必取其一，只有在两个公权主体同时存在而又能够且有必要取缔某一公权主体的条件下，专政才会发生，既然如此，那么，在两个公权主体之一已被取缔之后，专政即告结束，而不论公权主体是欲掌政权还是已掌政权的公权主体。所谓“阶级专政”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某一专政只能是某一形式的社会公权对另一形式的社会公权的专政，任一社会公权主体都只能是支配整个社会经济分工体系的权力主体，绝不可能是社会经济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分工主体。

      不论社会公权主体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愚的还是智的，都是社会整体支配自身的公权主体。社会公权主体的本质在于其实际功能和目标，而不在于组成公权主体的自然人来源于富翁还是来源于乞丐，更不在于公权主体的自我认定和任何主体的主观认定。在愚昧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本身以及其中的任何主体都不可能了解自身的本质，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大智大勇的思想家们之所以荒谬地认为社会公权是某一“阶级”的政权、或者荒谬地认为是某一统治集团的政权，是因为他们都不懂得：任一社会主体的性质都由其所从事的活动所决定，其所从事的活动也就是社会整体自身的活动。任一公权主体对社会的统治都是社会自我统治的方式。

      某人造反时，他不可能是在种地，所以，造反者根本不可能是农民，某人在学校教书时，他不可能是在医院里给病人做手术，所以，教师根本不可能是医生，同样地，当资本家或工人转而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活动时就不再是资本家或工人，而只是进行夺权活动的政治权力主体。所以，所谓“农民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些理论概念都是对革命主体和政权主体本质的误识。

      专政只能是一政权取代另政权时的暂时现象，而不可能恒定地存在于任何社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发生政权更替现象。某一公权主体防范可能的敌对势力的行为只是可能的、待实施的专政行为。专政是建立某一统治的同时又结束另一统治的活动，是统治主体和管理主体的强制性变更。既然专政现象不是时时发生的，就说明专政现象是可以退出历史而不复再有的现象。专政现象显然是生于对社会利益和社会公权的应然性社会认知的对立，专政现象也必然会随着社会认知对立的消失而消亡，或者在社会认知的对立不足以形成两大对立的权力主体时，专政现象也会消亡。

      事实上，在当代本能经验型民主宪政发达的国家中已经显现出专政现象消亡的迹象，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多党竟选的宪政形式有效地排除了专政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因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革命性进步。虽然在发达国家存在着旨在消灭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的可能性公权主体，但其成为巨大的权力力量而占据统治地位已经成为不可能，不仅如此，以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部转为了以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新近由社会主义政党掌权的国家消灭私有制的“革命”也不可能成功，如尼泊尔、委内瑞拉。这就表明消灭私有制和保障与发展私有制的两大对立的社会认知，完全有可能形成不了两大对立的权力主体，因而显现出专政成为不必要的历史趋势。

      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政治现实，也显现出专政成为不必要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荒唐而悲惨的”专政“现象，完全是生于极端空想社会主义认知与理性变通型空想社会主义认知和本能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愚谬与人们的经验常识的对立，这种对立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专政，即不是对立的两大权力主体之争，而纯粹是愚昧的人民自我残害，社会主义政权的大部垮台，并不是被任何权力主体所推翻，而完全是由于新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尚未产生而必然导致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自我溃败，所以，大大优越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地取代了空想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政权没有垮台却获得了革命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完全是因为既坚持了已知的抽象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又不自觉地接近了未知的具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确立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原理、阶级不可能存在原理和建立以科学社会主义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理。

      可以预见，在当代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变为科学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在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政权阶段，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极小，因为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并科学化、最优化地保障和发展以科学社会主义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科学化、法治型的、多党在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的主导下共同执政的科学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显然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性地继承和提升，根本不可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革命“。而不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革命，科学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以专政手段废旧权、改旧法的革命，即是专旧权和旧法的政、从而废弃、改造旧权和旧法，在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专政即告结束，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的法治性统治随之开始。

      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的统治即是科学社会主义法治，在科学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由于社会公权实现了社会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因而不存在与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同时存在的另一权力主体，科学社会主义政权也就不是对任何权力主体的专政，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使两大对立的公权主体的存在成为了不可能，所以，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的法治型统治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多党竟选的形式来防范专政，只有必要以多党共同执政的方式来管理国家，虽然在科学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微不足道的试图颠覆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然而，这种颠覆力量不能形成社会中的权力主体，只是极少数实施非法行为的主体，虽然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对这种非法行为主体仍然要予以适当地制裁，但是，这种非法行为主体不可能作为权力主体而对科学社会主义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所以，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对非法行为主体的制裁并不是专政，即不是对某一权力主体的抗拒、取缔与镇压。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和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证明：从俄国十月革命至今，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的革命远未完成，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建立的前提是：社会主义政党在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经过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性历史实践、经过空想社会主义灾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革命，创造出完整、精确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社会主义政党成为彻底性的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建立并永久地保障科学化、社会化和法治化的社会公权，建立并永久地、科学化、最优化地保障和发展以科学社会主义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以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保障的科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以，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是处于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真理体系、实现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实质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开始。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和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已证明：社会主义政权在二十世纪末的大部垮台，完全是因为终极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行为的谬误所导致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自我瓦解，而不是被任何权力主体所推翻。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残酷空前、灾难空前的政治斗争，实质上是既掌握了初级模糊的社会科学、又产生了终极形态的历史合法性愚昧认知的人类、在探索科学社会主义、追求自身自由解放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历史合法性的自我残害。展现自身的愚昧、给自己带来灾难，从而了解自身的愚昧、最终获得真理、战胜愚昧，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铁的必然性，正是由这一铁的必然性所决定，当代的社会主义政党必将认识到：私有制是社会对劳动人民个人的生产责任的委托，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科学社会主义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以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保障的科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科学社会主义政党郑重宣布了资本家群体是劳动人民的重要构成部分的社会，是包括资本家群体在内的全体劳动人民在科学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空前团结、科学协同，创造自己的科学、文明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社会。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放弃“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法律，确立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的理论和法律，这不但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只需法治而不需专政，更是因为当代社会科学已经揭示出：“阶级、阶级剥削、阶级斗争、阶级合作和阶级专政”只是人类在蒙昧的历史阶段上对社会分工、利益斗争和政治斗争现象的误识。人类社会历史上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只是不同形式的社会公权，而不可能是任何“阶级”的政权。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只是人类历史上必然产生的科学化的社会公权，科学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不但标志着争神权、争皇权、争党权和私权相犯、公权相争的政治历史的结束，而且是政党政治本身终结过程的开始，一旦社会化、科学化的社会公权臻于成熟，政党的存在将成为不必要而自然消亡。

      可见，当代的社会主义政党应尽快使自身由抽象科学、具体空想的社会主义政党转变成为彻底性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从而尽快地担当起当代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